■图像时代的法律⑯

图为AI创作的一幅绘画《埃德蒙·贝拉米肖像》及其创作机构Obvious联合创始人皮埃尔·福特雷。

吴志攀作品。

□ 吴志攀

代表AI图像生成开发商表达不同观点的大有人在。例如，据媒体报道“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高级法律讲师凯莉·帕帕拉多表示，也许可以把临时复制作为算法系统流程的一部分，提供一定程度的侵权豁免。在她看来，这些被复制的作品，训练了算法，创造了新的艺术作品，属于对作品的‘非消耗性使用’”。

2022年年底，Midjourney首席执行官大卫·霍尔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该公司的AI制图服务就像是“某种程度上的搜索引擎”，同时AI做的事情和真人并没有区别。霍尔兹认为：“人类能否通过学习别人的画作，然后创作类似的画？很显然这是允许的，否则整个职业艺术产业都将毁于一旦。某种程度上AI的学习模式和人类一样，如果最后产出的图像不一致，其实就没有问题。”

这位首席执行官混淆了一个概念，他将“人类学习别人的画作，然后创作类似的画”与“AI学习别人的画作，创作AI的画”两者看作是一样的。因为“人类的临摹学画”与“AI的临摹学习”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类中的美术初学者通过临摹著名画家的画作来学习绘画，这是一种美院传统训练方法，但是学生不可以用“临摹”别人的画来当作自己创作。

为何AI“临摹”作品没有版权

在美术界“临”与“创”是有严格区别的。例如，在美术展览中，临摹作品需要注明是“临”的，而创作的作品不需要标注“原创”字样。在网络文字信息传播中，情况刚好相反。由于转发别人的文章太多，也懒得加注原作出处和原作者名字，就像是转发者自己写的文章一样随手就“转”了。在这种转发之下，“文责自负”形同“消亡”。后来，原作者在发文时，就会特别注名“原创”字样。可以说，美术界的“临摹”与“创作”，就相当于网上文章“转发”与“原创”一样的差别。

如果某人将临摹别人的作品不注明“临”的字样拿来参展，以“侵权”论处是最轻的，重的就会以“欺骗”论处。在AI利用搜索引擎在网上“学习”别人的画作和摄影作品之后“创作”AI作品时，该作品所有局部都来源于网上别人已经发表的画作和照片，但AI又不注明引用出处和原作者名字，让人看起来就好像是AI独立“创作”的一样。这就类似于真人画家临摹了几张不同别人的画作，将其“混搭”在一张画上，不注明“向某某（原作画家）致敬”的字样就以“原创”发表一样。如果这样的作品出现在美术界，其背后的侵权和欺骗已是共识。但是在AI作画这个新领域，人们还没有就此达成共识。

当然，AI画作注明出处也许有技术上的难点。因为AI是从成千上万幅别人作品中搜索出需要的“局部”，再重新“合成”一件作品。如果将这些局部的原作和作者都列出来，占幅恐怕比画作还要大。但是，不注明出处和原作者名字，这件AI作品所有局部都来自别人的，没有AI自己原创的，就无法获得版权。所以，AI以这样的方式来“作画”，当然可以继续“画”，但不能拥有版权，除非AI得到成千上万的原画作者集体授权。美国对AI人工智能图像生成图像作品不予版权保护的道理也正在于此。

计算机编程圈内出现新景象

AI图像生成技术有继续探索和发展的必要性。这就需要我们寻找避免法律诉讼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已经有若干解决方案可以供我们考虑。

先来看一个实例。2018年10月25日，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艺术作品以43.2万美元（约合30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功拍卖。这幅肖像作品是第一个在大型拍卖会上成功交易的人工智能艺术品。该作品在佳士得拍卖行伦敦展厅进行展示时，预估价为7000美元至1万美元，而最终成交价远高预估价好几倍。这幅作品的名字叫《埃德蒙·贝拉米肖像》，是由巴黎的艺术家皮埃尔·福特雷和他的团队用AI程序创作而成的。在这幅画作下方的空白处，留有创作者的签名：「min max Ex[log(D(x))]+Ez[log(1-D(G(z)))]」。这个签名就是AI制作这幅肖像画的实际算法。

据报道，该创作团队使用“一个名为GAN的算法，它包含生成器与鉴别器两个部分，生成器根据该集合制作新图像，然后鉴别器尝试找出人造图像与生成器创建的图像之间的差异。据此，团队将15000幅肖像进行算法分析。AI通过学习这些画像的作画规则，创作出新的图像。

图像创作过程并不是一个网络单独工作，而是让两个网络彼此竞争。它模拟了艺术伪造者和艺术侦探之间的互动。二者基于同样的数据训练而习得审美，一个生成新的图像，即模仿展示给它的东西，另一个则评判它们是生成出来的还是真实的。直到‘侦探’无法分辨什么是生成的、什么是真实的，整个过程便结束了。”

佳士得拍卖结束后，人们发现这个AI其实是另一位艺术家罗比·巴拉特的作品。他对其进行了编程，用视觉艺术百科网站来训练它，并且利用它生成了大量非常相似的肖像。然后，巴拉特将代码发表在网上，附加上开源许可证。这样其他人也可以免费地使用他的AI。

《埃德蒙·贝拉米肖像》这幅作品是用算法和15000幅从14世纪到20世纪的肖像画数据制作而成。由于这些肖像油画没有版权问题，博物馆和美术馆允许这个团队进行试验。在绘制的过程中，算法可以将新作品与已有的人工作品数据进行集中比较，直至无法分辨两者的区别。

有艺术界人士这样评论《埃德蒙·贝拉米肖像》：“贝拉米是虚构的18世纪家族，埃德蒙从未在历史上出现过。”

这次拍卖事件引发了艺术圈对于“艺术本质”问题的争论，人工智能的这一行为究竟算不算艺术创造？还是一种计算机对艺术圈的“搞怪”呢？皮埃尔·福特雷表示：“一旦AI程序理解了肖像画的绘画规则，其使用一种新算法就能自动生成一系列新画作。”

在过去几年间，该AI程序现已创作了11幅画作，其中一幅被著名收藏家尼古拉斯·劳格罗·拉塞尔以9000英镑购入，还在巴黎艺术画廊Art42展出过。

由于AI画作拍卖成功，在计算机编程圈内出现了一番新景象：许多喜爱艺术的编程人员，开始在AI图像生成算法上探索。一些AI还通过了艺术创作的“图灵测试”。

“图灵测试”源于计算机科学和密码学的先驱艾伦·麦席森·图灵写于1950年的一篇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艾伦·麦席森·图灵“将测试者与被测试者（一个人和一台机器）隔开，通过一些装置（如键盘）向被测试者随意提问。进行多次测试后，如果机器让平均每个参与者作出超过30%的误判，那么这台机器就通过了测试，并被认为具有人类智能”。

“是什么让我们人类与众不同”

德国艺术家马里奥·克里格曼是在艺术中使用AI的前辈之一。他认为：“最终，你会囿于自己所见、所听或者所读，在这个范围内，你不太会‘失灵’。机器能够让你实现这种突破。因为相比人类大脑，机器更容易失灵或者偏离轨道。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有趣的事情发生。”

这就是AI进行艺术创作试验的意义所在：发现“人类意想不到的有趣事情”。克里格曼举例说：“好比如你生火，火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形状。但归根结底火并没有‘创造力’——是你幻想出形状，然后看到了图案。AI也是一团火。”

很显然，克里格曼对“创作力”的解释是比较狭隘的，因为他将“创造力”只限于人类。其实，除人类之外的许多动物也具有某种“创造力”，或被认为是某种动物的“本能”。

与其提出“机器是否可能拥有创造力”的问题，欧洲艺术家提醒我们，“也许我们应该问的是‘相信机器具有创造力对于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AI领域的重要人物之一道格拉斯·郝夫斯台特曾说：“有时候，AI的每一步新进展似乎并没有让人们在真正的智能是什么上达成一致，而只是揭示了真正的智能不是什么。”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创造力。克里格曼说：“机器所实现的东西越来越多，对于创造力的标准就越来越高，我们对人类创造力的理解也越来越深。最终，AI与我们的竞争总是迫使我们做得更好。这让人看清是什么让我们人类与众不同。”

英国女艺术家安娜·瑞德尔创造了独特的数据组来训练她的模型。比如，她拍摄成千上万张郁金香的照片，然后训练AI生成郁金香根据比特币价格浮动而“开花”的视频。加拿大籍华裔艺术家钟愫君让AI基于自己的画作来做训练，让AI将学到的绘画风格转化到她身旁的机械臂上。结果，一种“画笔的二重唱”诞生了，艺术家和她的机器之间“自发地互动起来”。

目前，英国、爱尔兰、新加坡等国法院认为“将计算机生成作品提供必要程序的人视为作者”。而在中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对于作者的界定仍是自然人。

从搜索引擎到模拟人脑电波

目前，AI图像开发虽然有市场前景，但是法律风险也是很大的。因为现在AI图像作画的路径还是基于搜索引擎技术路线。这当然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技术，而且还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技术途径。但是，由于美国版权局已经否认了AI图像生成作品的版权，所以这条技术路线的投资基金管理者对其商业前景不得不重新考虑。

AI图像生成技术有继续探索和发展的必要性。这就需要我们寻找避免法律诉讼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已经有若干解决方案可以供我们考虑。

在诸多解决方案中，有一种没有法律风险的AI图像技术发展路线，但是极为复杂且难以操作。在技术上计算机已经可以模拟人脑电波信号，用这种技术与人机芯片结合，有望让失聪者“听见”声音、让盲人“看见”世界、让断臂者用智能机械手拿取物品、让高位截瘫患者站立和行走。

同样，计算机也能将画家在创作过程形成的脑电波采集下来，输入计算机转换为机器可以操作的数据信息，再通过与计算机连接的辅助设备，AI就可以在屏幕上像画家那样“作画”。如果计算机采集画家创作过程的脑电波达到一定规模，形成可供计算机使用的数据集，计算机就可以生成与画家创作相似又不同的“画作”，以达到齐白石老先生所说的“太像为俗，不像为欺世，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一种全新的AI图画。

也许到那时，人类应该考虑AI的版权，就好像现在计算机编程的版权需要保护那样。又或者，相应AI开发方公开编程技术内码，供所有人无偿使用。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春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