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1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号召，人民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奋发进取，勇毅前行，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万钢、何厚铧、卢展工、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9时，闭幕会开始。汪洋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应出席委员2157人，实到1969人，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政治决议。

汪洋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广泛汇聚正能量，开出满满精气神，是一次高举旗帜、民主团结、求真务实、简约高效的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开幕会和闭幕会，深入界别小组听取意见，与委员共商国是。全体委员认真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等文件，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深入协商议政。委员们一致表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认识新时代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切实增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要把迎接中共二十大、学习宣传贯彻二十大精神作为今年重大政治任务，在思想引领上求实效、在协商建言上出成果、在服务大局上有作为，为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贡献政协力量。

汪洋强调，今年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履职的最后一年。在本届政协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我们提出要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政治组织赋予我们的责任，强调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履职尽责、必须求真务实提高协商能力水平。四年来，我们认真践行这些工作原则和理念，增强了政治能力、为民情怀和协商本领。在新征程上，践行这些原则和理念必须一以贯之、做得更好。要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担负起把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要坚持履职为民，深入实际察民情，献计出力解民忧，春风化雨聚民心，倾听人民呼声，反映人民诉求，集中人民智慧，紧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议政建言，把委员作业写在中华大地上、写到界别群众的认可里。要进一步提高协商质量、健全协商制度、培育协商文化，注意总结新鲜经验和做法，不断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真正做到遇到问题多协商、双向互动会协商、坦诚相见真协商、充分交流深协商。

汪洋强调，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高举理想信念之旗，高扬团结奋斗之帆，笃行不怠勤履职，再接再厉续华章，交上一份五年期的合格答卷，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有：丁薛祥、王晨、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权、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闭幕会。外国驻华使节等应邀参加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各地加大科技投入，开展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安徽省铜陵市跳出资源型城市发展周期，实现中小城市“突围”，取得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绩效考评全国第二的成绩，在安徽省铜陵市委书记丁纯代表看来，铜陵依靠的就是科技创新。

围绕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目标，铜陵确立了创新驱动、创业强基、创优提质、创富惠民“四创”路径，把创新驱动作为城市发展核心战略和紧迫任务。近年来，铜陵持续加大财政科技专项资金投入，实施“高企倍增计划”，组建科技服务团，滚动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多方式引育高层次人才团队，政府搭台构建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科技创新生态，一系列“组合拳”让城市创新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铜陵城市创新能力快速提升，获批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成为首批“科创中国”试点城市，2家企业入选2021“科创中国”新锐企业榜，8个团队成为安徽省2021年度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扶持对象……

丁纯代表表示，下一步，铜陵将推动实施创新主体强化、产业转型发展、创新平台升级、创新人才集聚、开放合作创新、创新环境优化六大工程，努力打造长三角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示范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载人航天、火星探测、资源勘探、能源工程等领域实现新突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提出，加快氢能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氢能多元利用，开展可再生能源电解制氢等重大降碳工程示范，并鼓励氢能等替代能源在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应用。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八研究所副所长郭建增代表认为，各地具体落实规划要求时，主要集中在扶持氢能应用领域的技术研发和示范方面，对氢气制取环节的关注度不高，长期来看，远不能满足清洁能源和高质量发展需要。

为此，郭建增代表建议，应加强规划，提升绿氢制备产业战略地位，加大政策法规扶持，鼓励利用绿氢制备实现可再生能源消纳和电网调节，出台相关政策降低绿氢制取用电成本；建立企业绿氢应用绿色信用等级评定机制，加大评定结果在财政、信贷、试点示范等方面的应用。此外，还需要开展绿氢制备科技专项支持，加大对国家级绿氢制备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的扶持力度，构建产学研用合作体系，加速高校、研究机构最新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应用，群策群力推进我国绿氢制备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

“巩固拓展山地农业区的脱贫攻坚成果必须依靠科技。”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校长宋宝安代表指出，贵州集高原山地、传统农业为一体，在这种基础条件下，发展山地高效农业，加强以绿色农药创制为核心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好国家实验室和全国重点实验室作用，推进科研院所改革，改进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管理方式。宋宝安代表表示，在贵州建设绿色农药与山地农业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对于确保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以及生态安全，促进我国现代山地农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贵州大学目前拥有植物保护一流建设学科和农药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校实验室先后承担科研项目600余项，已具备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条件。

宋宝安代表建议，在新一轮国家重点实验室遴选中，应优先考虑绿色农药与山地农业生物工程方向。现有的贵州大学绿色农药与农业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和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可整合筹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主攻绿色新农药创制与山地农业生物工程这一研究领域，为西部大开发与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更有力的创新保障；同时，通过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为贵州吸引人才，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

“天高云淡菜花黄、河水清，花喜鹊展开了翅膀；八方的游客我家里浪、好花儿听，这就是我长大的地方；人如山来歌如海、唱不尽……”一曲曲“花儿”萦绕在赤列山下、沙塘川间、湟水岸畔。今年，生于斯、长于斯的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工商联主席阿生青，怀着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爱，再次走进人民大会堂。

“带着总书记的嘱托走过一年，这次全国两会，我的心情又不一样了。”回想起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的场景，阿生青语气难掩激动。“当时我首先围绕总书记2016年到青海考察时，走访过的互助县五十镇班彦村的蜕变和全县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果作了发言。”

阿生青回忆，她发言的过程中总书记边听边记，时不时询问，厕所是水厕还是旱厕？电热炕是什么样的？土族的人口、渊源、民俗是什么？还问到刺绣如何助力脱贫、酩馏酒如何发展产业、中藏药材种植等等。“对这些民生‘小事’的问询，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的为民情怀。”作为全国唯一一名土族人大代表，在阿生青看来，人口再少的民族，关系到老百姓冷暖和发展的，都是总书记最关心最牵挂的大事。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能向总书记汇报我们脱贫攻坚的成果，让我很感动、很激动、也很振奋；能和来自各地的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参政议政、共商国是，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度体现！”

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让阿生青一直有着发自内心的自信。这种自信，也体现在每一个实现脱贫的老百姓身上。“实现全面脱贫后，老百姓的变化不单单是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化，更多的是精气神上发生的巨变。就是那种骨子里的自信心越来越强。”阿生青介绍，如今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脱贫后老百姓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吃大喝的少了、节俭务实的多了，靠在墙根里扎堆聊天、晒太阳的少了，孝顺老人忙着创收的多了。以前是“等着给、想着靠”，现在是“跟着走、主动找”，老百姓对过好日子的主动性更强了，对生活的品质要求更高了。

睡上了电热炕，用上了卫生厕所，发展八眉猪养殖和乡村旅游，开办“青绣”和酩馏酒作坊，开起观光农家乐、民宿，电商……阿生青说，如今的互助县班彦村，老百姓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处处呈现出一派和谐幸福的景象。

阿生青认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对助力乡村振兴十分重要。“应积极引导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把更多好的发展项目引入乡村，企业有发展，还能解决就业问题，最终能达到双赢的效果。”如何奋力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阿生青对此有了更多思考。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阿生青在过去一年的履职工作中，始终把目光瞄准在民生事上，她说，“我们在调研、走访过程中发现，青海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农牧区公办学前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此，今年两会她也准备了多个相关建议。

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马帅莎)针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发射数万颗“星链”卫星，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表示，轨道和频率资源如今是稀缺资源，各国都在竞争，必须要有国际组织进行协调。他也就太空治理问题，提交了太空治理现代化的提案。

吴伟仁表示，太空轨道资源是有限的，特别是对于距离地面约36000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国际上曾规定间隔2度布置一颗卫星，现在是1度布置1颗卫星，总共可以布置360颗，随着技术发展，这个距离还会缩小。当卫星发射越来越多，轨道资源也越发重要。另外，无线电频率资源在国际上也是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则。

吴伟仁强调，轨道资源和频率资源如今是稀缺资源，各国都在竞争，必须要有国际组织进行协调。如今近万颗卫星在地球轨道上飞行，国际组织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正提出重新规划相关工作，但还未完全实施。

“对于轨道和频率资源的利用，目前一些国家也正在呼吁加紧制定相关规则和法律，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吴伟仁说，“这也涉及太空治理的问题，我还提交了一个太空治理现代化的提案。这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必须全世界尤其是主要国家协力才能解决。”

随着卫星发射数量增加，太空碎片问题也引发关注。吴伟仁表示，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了对空间碎片的研究。“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能够找到空间碎片。中国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出太空碎片的位置，对其进行编目，但我们对微小碎片的观测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

针对如何应对空间碎片，吴伟仁举例说，在航天发射中，可以通过观察发射窗口的某一高度、某个时间点是否会和太空碎片相撞，调整发射时间进行规避，这是一种被动方式。

“现在国际上也在开展空间碎片清除技术试验。”吴伟仁说，这个任务很繁重，因为碎片越来越多，目前已编目的10厘米以上的太空碎片大概有几万个，随着后续发射越来越多，空间飞行器增加，太空碎片的总数也将变多，清除难度也加大了。

“但是我想人类还是有办法解决太空碎片问题，目前多个国家，特别是航天大国，都在这方面投入精力、人力和经费。”吴伟仁说。(完)

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记者夏宾)“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这项重大改革任务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及。

今年，A股将全面迎来注册制时代，实行条件的基础如何？改革还要啃下哪些“硬骨头”？

“总体看，注册制试点改革进展符合预期，发行上市周期大幅缩短，信息披露更加严格充分，发行定价市场化机制基本形成，中介机构责任进一步压实，市场平稳运行，注册制试点改革取得了预期成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刘新华说。

三年多以来，注册制在科创板“破冰”，从试点探索到逐步铺开，北京证券交易所更是在成立时就实行注册制，在此过程中一大批科创型企业登陆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股权融资规模显著提升。据统计，2021年沪深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上市A股481只，筹资5351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加609亿元人民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直言，自科创板、创业板先后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试点以来，注册制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市场各方应对注册制股票发行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资本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已具备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条件。

但改革仍是进行时，而且每项系统性改革往往越进行到后期、越触及深处，就越是要啃下“硬骨头”。

“全面实施注册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主板改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指出，沪深主板不同于科创板与创业板，涉及众多的存量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这些上市公司的规模相对要大一些，业务经营处于相对成熟的阶段，从行业分布看不少还属于传统行业。

肖钢进一步称，因此，在主板实施注册制，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既要体现注册制的要求，又要符合主板的特点。同样是主板改革，沪深两个交易所的相关制度也不尽相同，在制定改革方案中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保改革平稳落地。

全国政协委员、国泰君安国际董事长阎峰说，注册制改革总体遵循发行上市条件做“减法”、上市公司与中介机构归位尽责做“加法”的大方向、大原则。在此背景下，如何促进市场各方归位尽责、构建资本市场生态的良性循环，需要作出更进一步的明确规定。

“注册制改革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是涉及监管理念、监管体制、监管方式的一场深刻变革，需要社会各界的齐心协力，合力支持。”刘新华指出，当前注册制改革仍存在不到位、不完善的问题，特别是发行与注册职责有待进一步理清，证监会与交易所监管边界尚需更加清晰，发行监管转型仍在进程之中，注册制的配套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等。

刘新华建议，下一步注册制改革需要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继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促进信息披露更加简明清晰、通俗易懂。

二是压实中介机构责任，研究制定中介机构尽职调查工作准则，明晰并落实各方责任。

三是规范注册制申请、判断、审核标准，量化审核注册的全过程和各环节。

四是建立适合中国资本市场实际的市场化退市机制，实现退市的常态化，使上市公司的“壳价值”趋于归零。

刘新华称，要通过构建高效完备的制度体系，扎实稳妥做好全市场注册制改革的各项工作，确保这项重大改革行稳致远。(完)

中新网北京3月9日电(记者张尼王世博)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早前的数据，中国每年猝死人数高达55万，医院外发生猝死的救治成功率仅有1%左右。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杨杰孚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猝死的发生正在年轻化，AED的推广普及十分必要，同时要让普通民众会用、敢用。

全国两会期间，健康领域话题一直备受关注。身为心内科专家的杨杰孚对于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年轻人猝死案例十分关注。

杨杰孚在采访中说，在中国，心血管疾病是死亡的“头号杀手”。猝死90%由心血管病引起，发生机制中，大约90%是恶性室性心律失常。另外，他强调，目前中国的猝死发生正在年轻化。

杨杰孚说，猝死年轻化主要是两方面因素引起：一是目前冠心病正在年轻化，因为冠心病是猝死最常见的心脏病；二是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人们的压力大、精神紧张，尤其是有些人会熬夜，这些是诱发因素。另外，有心脏病或潜在心脏病的患者，剧烈运动可能诱发运动性猝死。

“有些人有潜在的冠心病或遗传性离子通道疾病，但是由于没有症状，因此没有检查，当精神过度紧张、神经功能失调、经常熬夜、长期焦虑等就会成为猝死的诱发因素。对这类疾病的预防十分重要。”

杨杰孚告诉记者，猝死指发病一小时之内的死亡，其中心脏骤停的前4分钟是黄金抢救时间。

由于绝大多数心脏骤停都发生在院外，第一目击者通常不是医生，而是是家属、同事等，在来不及将病人送到医院的情况下就要求就地抢救，进行有效除颤，当猝死发生在公共场所，就需要AED(自动体外除颤器)进行除颤。

“我们国家的很多大城市，在很多公共场所，包括机场、地铁、运动场馆等都已经配备了AED，但遗憾的是它的知晓率低，大家不知道AED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怎么操作。”

事实上，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杨杰孚就曾在提案中强调大力推广AED。同时他强调，在立法层面，要建立健全法律保障，解决老百姓担忧的“施救会担责”问题。

“对于心脏骤停，就算立刻抢救，死亡率也高达50%或以上，就算是医务工作者施救，死亡率也很高，何况是非医务工作者？”他表示，要有一个法律依据，让大家放心大胆实施救治，一旦不成功，也不会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此外，杨杰孚强调，简单的心肺复苏、AED的使用应当普及到家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家中的保姆，因为他们可能是患者发病时最先发现的人。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心脏功能较好，发病时如果能有一个正规的急救方案，尤其AED设备，救治成功率应该很高。”他说。(完)

中新网北京3月9日电(任靖)从挤破头到“差生聚集地”，职业教育怎么了？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发展后，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职业教育应该何去何从？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给出了建议。

曾经“普高招不满，职校是热门”

1985年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指出，要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就业需求大，就业市场广，中职一度受到追捧，甚至出现“普高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门”的情况，山东、北京、上海等地率先试点，将普高改为职高或在普高里办职高班。

但随着经济社会以及教育行业的发展、变迁，职业学校的境遇也在不断改变。

如今“普通本科、职业本科招生差距百倍”

据教育部日前发布的《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2021年全国普通本科招生444.60万人，职业本科招生4.14万人；普通本科在校生1893.10万人，职业本科在校生12.93万人，两者出现了百倍的差距。

“以前上学的时候家里人都不让我跟中专的人玩，说他们都是差生。”晨曦(化名)告诉中新网。而持有这种认知或观念的人并不是少数，以致很多家长宁愿花高价也要把孩子送进普高。

有声音认为，“普职分流政策”(即高中阶段教育实施普职分流，且坚持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招生比例大体相当的政策)正面临挑战：职业教育上升通道不畅通，导致学生失去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而以升学为导向，使中等职业教育偏离了以就业为导向的定位。

建议普职“刚性分流”转向“柔性分流”

民进中央认为，“普职分流政策”比例不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自身发展实际。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而言，中职教育的发展重点已不再是规模扩充，而是质量提升和层级上移。

对此，民进中央建议，应从“刚性分流”转向“柔性分流”。各地应从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从人民群众对职业教育的接受度出发，在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招生比例方面不搞一刀切。有条件的省市可开展高中后“普职”分流，将分流的重心上移，将高等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作为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主体。

全国政协委员卢晓光则建议，在高二全部基础学科已经结业并会考之后，分流为普通班和职业班，按不同教育方案，充分发掘培养孩子的潜能和一技之长。

他认为，初中毕业即分流到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基础学科教育不足，较难进一步提高技能，也不利于青春期孩子的成长发展。职业教育分流延至高中以后，更有利于培养高质量技术工人。

“普职融通，让中职也可以考清华等学校”

两会期间，针对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不少代表委员指出，要推动“普职融通”。

全国政协委员马光瑜认为，普职融通，实现共享与互动，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学生学习、实践和创新能力，满足人才终身发展的需求，满足社会人才多样发展需要，是当今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

全国政协委员胡卫指出，职业教育被长期污名化，被认为是“失败者教育”。职业教育必须摆脱相对狭窄的困境，一是要横向融通，要实现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和学术教育的融合发展，二是要纵向畅通，畅通技能人才的上升通道。应该建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成为本科职业专科招生渠道，不排除像清华、交大这样的名校的技术技能专业也可以通过职教高考遴选学生。

民进中央甚至建议，淡化普职的区别，模糊分流的概念，为高中阶段所有学生提供学习普通课程和职业技能课程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实现中职与普通高中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学籍互转、双向流动的人才培养模式，让学生能在中职和普高之间及时调整转换。鼓励普通高校将职业应用类课程学习纳入招生要求。

胡卫还表示，我国要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很重要的是要使职教毕业生在就业、落户、薪酬待遇等方面能够享受和普通学校毕业生同等的待遇，以此来扭转我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缓解家长的焦虑。(完)

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记者马佳佳)“对一些父母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为孩子订‘娃娃亲’等行为进行训诫，发出家庭教育令，让‘依法带娃’成为家长必修课。”“家庭教育促进法今年起施行，更利促进‘甩手家长’‘依法带娃’。”

8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最高法工作报告和最高检工作报告，再次从国家层面就家庭教育发声，其中促进“甩手家长”“依法带娃”的提法引发关注。

事实上，在“带娃”这件“家事”上升为法律意义上的“国事”背后，是对未成年人提供司法保护的国家意志。这其中是促进家庭教育向好的引导力，也是从家庭层面筑牢法律防线的约束力。民有所呼，法有所应，背后更有着立法推动“善治”的暖意。

关乎民意的呼与应

“两高”报告中提到的“依法带娃”这个词，是伴随着今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而火起来的。“带娃”不再仅仅是关乎个人和家庭的“家事”，而是依法成为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社会团体、学校、家长、社会多方合力共同做好的“国事”。

这部法律的出台，可谓恰逢其时。长时间以来，一些家庭中“教而不当”的事例不断涌现，从过度溺爱，培养出众多“小公主”“小皇帝”，到管教过于严苛，“虎妈”“狼爸”式教育涌现，再到利用幼童直播牟利，这些令人唏嘘的现象背后，隐藏着家庭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让养娃、带娃从“无师自通”变为有法可依，让“依法带娃”成为家长必修课，体现了立法对民意关切的回应。

为“家教”指引赋能

重家教、讲家风，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传统美德。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开端，关乎未成年人的健康，关乎家庭的幸福安宁。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意图，是为“促进”家庭教育进行“指引”和“赋能”。

该部法律，不仅明确了家庭教育的定义，明确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责任，通过大量细致的规定条款，为广大父母提出了5个要求、6条指引以及9种家庭教育方法。引导家长按照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教育孩子，并在家长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提供来自公共体系的帮助渠道。相关法律条文的背后，透露出不仅对“娃”，还有对“娃爹娃妈”的关怀暖意。

教育不当的责与罚

家庭教育促进法不仅有针对性地列举了众多涉及孩子教育的具体内容和教育方式，解决家长“教什么”“怎么教”的困惑，还明晰了哪些“教而不当”行为，会受到国家层面的出手干预。

2022年1月6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抚养权变更纠纷案，并针对监护人监护失职的情况，向监护人发出了家庭教育令，责令其多关注被监护人的生活状况。这是家庭教育促进法生效后全国第一例家庭教育令。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家庭教育令是“长牙齿”的。收到家庭教育令后，如果不按照相关规定去做，可能会受到罚款、拘留，甚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从法律层面，为家庭教育划定底线标准，对长期以来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养而不教、教而不当现象出手，是更大范围地对未成年人权益进行保护，也是从家庭层面上，扎紧未成年人犯罪“防护网”，为孩子上好人生第一课进行司法护航。(完)

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记者宋捷)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8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两份报告均提到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司法保护问题。

从指纹解锁到人脸识别，近年来，基于个人生物特征信息的身份识别被广泛应用，为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相关数据安全事故亦带来新的挑战。一方面，“刷脸”可以避免身体物理接触和病毒传播，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一旦个人信息被泄露和非法使用，将对信息主体的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等基本权利造成严重损害。

最高法工作报告显示，2021年，严惩窃取倒卖身份证、通讯录、快递单等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审结相关案件4098件，同比上升60.2%；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2021年，从严追诉网络诽谤、侮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侵犯公民权利犯罪，起诉3436人。办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2000余件。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共同构成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框架。随着人脸识别等技术在速度和准确性上大幅提升，如何扣牢个人信息的“法治安全锁”，使公民安心享受“刷脸”时代的便利，成为当前中国司法领域的新课题。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梁斌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指出，法律层面上，可从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其一，确保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存储和调用相分离。目前，苹果、华为等品牌的一些机型已基本做到将人脸和指纹信息存储在设备本地，而无法上网。第三方应用从设备本地调用人脸或指纹信息时，将无法看到人脸和指纹的具体内容。

其二，确保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记录的知情权。当记录人脸、指纹、走路姿态等信息时，应使当事人知情，且当事人有权拒绝被记录；此外，应使当事人明确知悉生物识别信息的适用范围，当信息移交第三方时，第三方有义务告知当事人这些信息会被用到哪些方面。

其三，应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记录方和使用信息的第三方设立信息“保存期”。目前，绝大多数互联网平台在搜集个人信息后是永久保存的，且当事人无法亲自删除。相关企业在记录公民个人信息时，应向有关部门进行备案，说明信息的使用方向和期限。

“总体来看，应逐渐形成一套能平衡好各方利益的框架，使公众权益得到保护的同时，企业可以利用人脸识别等技术提升生产力，同时又不会形成垄断。”梁斌向记者表示，“去年国家开始加强对互联网企业的反垄断措施，加上近年来中国算法监管技术的进步，使现在成为构建这一框架的好时机”。

今年两会期间，多位委员就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提出了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第五空间信息科技研究院院长、上海市信息安全行业协会名誉会长谈剑锋指出，尽快设立国家“数据银行”，优先收储分散在各金融机构、互联网公司等企业中的生物特征数据，最大程度保障关键数据安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则认为，应由政府授权组建行业协会，进行人脸信息保护的微观管理。

对此，梁斌表示，中国一直以来鼓励企业在合规前提下进行自主创新，可待互联网公司、手机设备商、金融机构等行业内部形成统一规范后，再行实施国家层面的统一管理。(完)

中新经纬3月10日电(徐世明)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事实上，这是政府工作报告连续第4年提到“数字经济”，从“壮大数字经济”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经济”连续4年被提及

早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壮大数字经济”，紧接着2020年和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直接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数字经济也在抗疫和产业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则连续第4次提及“数字经济”，不仅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更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从壮大到打造新优势，再到促进发展、完善治理，数字经济正加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

此前，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数字经济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7.8%。同时，该规划还明确目标：到2025年，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

5G实际连接用户超5亿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个体的广泛参与。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国内市场手机总体出货量累计3.51亿部，同比增长13.9%；其中5G手机出货量2.66亿部，同比增长63.5%，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75.9%。2022年1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3302.2万部，5G手机有2632.4万部，占比达到79.7%。

5G基站方面。3月8日，工信部部长肖亚庆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142.5万座5G基站，实际连接的用户超5亿，今年力争超过200万座5G基站，打好网络基础。

“应用方面，也鼓励更多的应用案例、应用场景、应用软件、应用实践不断涌现，我们将做好推广和引领示范，使5G的应用更广泛地涌现出来。”肖亚庆指出。

肖亚庆表示，5G发展过程中，各行各业要形成合力、相互融通，使得5G的发展在技术上保持领先，更多创新。在发展5G的同时，考虑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演进方向、演进技术路线，为下一代通信技术6G的发展提前谋划，提前做好部署，这也是5G发展的成果，也是5G未来发展的延续。

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有望扩围

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人民币也早已被安排上日程。2019年末，数字人民币开始试点。目前，数字人民币已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上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大连及北京2022年冬奥会场景等“10+1”地区开展试点工作。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当天，在国家体育场的冬奥会特许商品售卖店，不少观众已使用数字人民币购买“冰墩墩”。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全国第三批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即将亮相，天津市、杭州市、福州市等地区有望入选。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超过808.51万个，累计开立个人钱包2.61亿个，交易金额875.6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表示，“试点有效验证了数字人民币业务技术设计及系统稳定性、产品易用性和场景适用性，增进了社会公众对数字人民币设计理念的理解。”

围绕数字人民币的后续工作，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表示，建议结合数字人民币研发试点进程，修订人民币管理条例等制度相关内容并作相应细化。在明确数字人民币法偿性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数字人民币的接受过程和技术要求，就数字人民币的法偿性方面作出例外或豁免规定，并就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程、反洗钱、反假币、个人信息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题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此外，数字人民币普及后，现实生活中会取代人民币吗？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局长罗锐曾表示，“中国作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多民族融合、区域发展差异大的国家，社会环境以及居民的支付习惯、年龄结构、安全性需求等因素决定了实物人民币具有其他支付手段不可替代的特性。实物人民币将与数字人民币长期并存。”(中新经纬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