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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1.29亿人患糖尿病，如何远离“甜蜜的负担”

杨琨是一位“资深”的糖尿病患者，“糖龄”近36年。

1985年，年仅9岁的他被确诊为Ⅰ型糖尿病。在上世纪80年代，大众对糖尿病的认知较少，全家人通过买书自学了解糖尿病。

回忆起小时候的控糖经历，杨琨说：“三餐前和睡前都要验尿糖，18滴班氏液加两滴尿液，然后用酒精灯烧，烧完了根据颜色判断血糖高低。”到现在他还记得，小时候打胰岛素要用蓝芯针管，为此经常去买针头，每周都要对这些医疗器械进行蒸煮消毒。

如今，杨琨注射胰岛素已经非常容易了。在医生的指导下，他的血糖基本控制平稳，没有并发症。而且，他取得了两所大学不同专业的文凭，还从事着糖尿病的公益事业，成立糖友互助会，创办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为Ⅰ型糖尿病人提供就业机会。

日前，在由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文秘宣传组指导，中国家庭报社主办的“人人享有糖尿病健康管理”——2021“健康中国E起来”联合国糖尿病日主题直播活动上，杨琨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我国是全球糖尿病患病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作为《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重点防控的四大慢性病之一，糖尿病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慢性疾病。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强调，糖尿病健康管理需要在健康教育层面持续发力，要做到受众在哪里，宣传教育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放在哪里。还需要不断强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落地基层，从根本上预防各类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有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糖尿病与肥胖和超重有一定相关性

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郭立新介绍，糖尿病是由于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糖代谢异常疾病。在糖尿病的认知上，人们常有误区。比如，经常有人说“别吃太多糖，小心得糖尿病。”其实，这种说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吃糖与糖尿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如果长期摄入过甜的食物或是含糖饮料等，会导致超重、肥胖，增加代谢疾病发生的风险。糖尿病与肥胖以及超重有一定的相关性，长期摄入过多的糖分，患糖尿病的概率会明显高于健康饮食的人群，因此要做到吃糖有度。

另一个误区是，在同等条件下，有家族病史的人患糖尿病的概率比没有家族病史的人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患糖尿病。除遗传因素外，我国每年约有5%-10%的糖尿病前期患者会进展为糖尿病，如果他们能在潜在风险期就进行健康饮食，加强锻炼，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正确、科学地干预，完全有可能延缓甚至避免糖尿病的发生。

郭立新表示，对已经患有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合理膳食，配合科学运动，遵医嘱管理血糖，同时关注血脂、血压，控制多种代谢异常，可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有潜在糖尿病患病风险人群需注意：从40岁开始每年至少检测1次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饮食上尽量规避重油、重盐、重糖的不良习惯；注重锻炼，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有一定强度的运动；控制体重，BMI在24或以下；避免过大的精神压力，保持愉快的心情；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戒烟，严格限酒。

“糖尿病患者如何运动应咨询专科医生，开始运动前应进行心肺功能和运动能力、运动风险方面的评估。有并发症的患者要遵医嘱进行生活方式干预。”郭立新说，对于大多数糖尿病患者，运动有利于提高机体抵抗疾病能力，帮助更好地控制血糖。但在并发症的严重阶段不宜进行运动，比如视网膜出血急性期、视网膜脱落、低血糖频发、血糖剧烈波动、糖尿病足合并严重感染、严重的心肺疾患、肾功能不全的终末期、急性脑血管病等。

郭立新提醒，在运动中和运动后要防范与运动相关的低血糖，尤其是运动后迟发的低血糖。运动要以有氧运动为主，根据情况配合抗阻运动（增加肌肉的量和肌肉的力量）和平衡训练。要根据情况，选择自己能坚持的运动，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注意避免运动损伤。

家庭是预防和管理糖尿病的核心单位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城市化进程，糖尿病发病率持续增长，中国有1.29亿人患有糖尿病。

尽管糖尿病的管理还面临很多挑战，但从临床医生的角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纪立农表示，糖尿病是可防、可治、可控的疾病，家庭是预防和管理糖尿病的核心单位。

纪立农认为，有效地防范糖尿病的发生并做好管理，一定要贯彻“三级预防”的方针。一级预防指在一般人群中开展健康教育，提高人群对糖尿病防治的知晓度和参与度，提高社区人群整体的糖尿病防治意识；二级预防是在高危人群中筛查出糖尿病患者，及时进行健康干预等，并加以规范化管理，使他们的病情得以控制；三级预防是全面控制Ⅱ型糖尿病，预防其并发症导致的残疾或早亡，改善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命。

纪立农表示，内分泌医生要加强对大众的糖尿病科普，让更多人提升对糖尿病的认知；对于患者要给予正确的糖尿病教育，提升糖尿病的综合管理，让糖尿病患者减少或不发生并发症。另外，要响应慢病防治基层下沉战略，加强基层的培训，提升基层医院医生，包括社区医生和家庭医生的糖尿病诊疗能力，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专业的慢病管理。

患者对糖尿病家庭护理知识的需求日益增加

“在对糖尿病患者的日常护理中，家庭的作用举足轻重。”中日友好医院护理部主任赵芳说：“在家庭中，我们要求患者个人做好健康记录，同时引导家人发挥监督、支持作用，帮助患者建立信心抵抗不良情绪，最终目的是遵从医嘱提高用药依从性，避免或延缓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

赵芳一直推荐患者在家中使用血糖监测日记。它不仅可以记录血糖变化，更重要的是为医生提供居家自我管理中看不见的问题和误区。“糖尿病需要伴随终生的管理，每一位糖尿病患者都可能会经历心理抵抗。大部分情况下，医生对患者在家的血糖波动、饮食变化以及抗拒用药等情况只能凭借患者含糊的描述来判断。如果有详细的日记记录，哪怕是一次心情不好的药物漏服，都可能会影响医生调整治疗方案的决策。”

随着糖尿病人数的增多，患者对于家庭护理知识的需求日益增加。近年来，各大医院中糖尿病教育门诊的数量多了起来。“胰岛素针头不能重复使用”“这几个部位不能再注射了”等患者容易疏忽的问题，常常暴露在门诊之中。

皮下脂肪增生是糖尿病患者长期注射胰岛素后，注射部位的皮下组织出现增厚的“橡皮样”病变。在脂肪增生部位注射胰岛素，会导致胰岛素吸收减少或不稳定，增加血糖波动，还会导致胰岛素注射剂量增加。90%的患者认为自己采取了注射部位轮换，但实际上仅在同一部位内进行轮换，同样会出现皮下脂肪增生。另外，针头重复使用在糖尿病患者中也十分常见。有数据统计，针头重复使用一次，皮下脂肪增生率会提高20%，重复使用6次，会提高70%-75%，如果打一管药只用一个针头，意味着皮下脂肪增生率为100%。

临床中，赵芳就曾遇到过一位注射胰岛素9年多却从来没有自我检查过注射部位的患者。“有些皮下脂肪增生不易肉眼观察或触诊发现，只有通过超声检查才能判断，而大部分患者仅仅是凭感觉凭记忆。家人要提醒患者一年做一次超声检查，对于已经发现增生的患者，更要加大检查频率。”赵芳说。

2021-11-18

如何确保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成为有力的呈堂证供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手机短信、微信聊天、电子邮件、支付宝等通讯应用早已成为我们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近年来，相关电子数据在民商事案件中被广泛运用，逐渐有成为“证据之王”的趋势。但在司法实践中，对此类证据的举证往往存在一些误区，例如简单截取几张图作为证据提交，导致法院审理案件时很难把握其证明力度，如何对电子证据审查认定已经成为司法面临的一大难题。

案例一

借条只写化名怎么证明“她是她”？

高某与卢某是老乡，五年前一同来京打工，二人之间平时互相称呼对方的小名“小美”“小安”。卢某向高某借7000元，并给高某写了一张借条，但借条上写的是二人的小名，也没有写明身份证号。之后卢某消失，高某无奈向法院起诉，请求卢某返还借款。但高某提交的借条中，内容为:“小安向小美借款7000元。”没有显示高某与卢某的全名，不能证明借款人是卢某。

审理中，经与高某沟通，法官发现高某仅有小学文化，为缓解全家经济压力辍学来北京打工，留存证据的意识不强。另外因其家庭贫困，7000元是全家几个月的生活费，对其而言是一笔巨款。故高某在寻找卢某无果的情况下，迫于无奈起诉卢某，寻求司法保护。法官经过耐心谈话，一步步引导高某回忆整个借款事实的发生过程，寻找其中可能留下的证据线索。高某想起借款是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给付，并向法院提交了支付宝转账记录，但支付宝账户仅显示了卢某的用户名昵称，也没有显示卢某的全名。为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向支付宝运营商发送了协议查询函，调取支付宝收款方的实名认证信息。运营商的回复函中的实名认证信息显示，接收高某转账的收款人就是卢某。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高某提交的借条并结合支付宝转账记录，能够认定向高某借款的人是被告卢某，故法院支持了高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北京顺义法院民二庭法官王琬萱介绍，公民个人之间借款时，借款人出具的借条往往不规范，但基本都会写明借款人与身份证一致的姓名以及借款金额。本案较为特殊的是只写了借款人的小名，没有显示借款人的全名，在联系不上被告的时候，无法证明“小安”即是借款人卢某。通过支付宝的实名认证信息，才证明了卢某就是接受借款的人，从而支持了高某的诉讼请求。法官提示，公民个人向他人出借款项时，一定要让借款人出示身份证原件，之后保留一份借款人身份证的复印件，并要求借款人书写借条。借条中一定要写清楚借贷双方与身份证一致的姓名全称、身份证号码，并同时书写借款金额的大写和小写数字，且借款金额的大小写数字之间不要出现空格以及断行。借款的给付最好通过银行、微信或者支付宝转账完成，且在备注中写明是借款。无论双方在借款之前沟通得多好，之后的情况变化双方都无法掌控，做好前期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案例二

聊天记录作证据只凭截图不管用

周某主张与雷某合伙倒买二手车，双方各出一部分钱购买车辆后，雷某将车开走并自行售出。周某想与雷某约见面谈卖车事宜的时候，雷某以种种理由不和周某见面，有时电话也无人接听。之后经周某多次索要剩余欠款，雷某转给周某2000元后下落不明。周某与雷某通过电话以及微信多次沟通，雷某同意再给周某8500元。故周某向法院起诉，请求雷某立即偿还8500元。雷某认可双方曾经合伙倒卖二手车，但说双方事先商量好，过户费、挂牌费等等费用每人出一些，但周某一分钱也没出，所以雷某不承认欠周某钱。

因双方从未签订过书面协议，关于合伙倒卖车辆均是通过电话以及微信沟通，故周某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为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屏以及通话录音。但微信聊天记录并不完整，对此周某解释为双方聊微信聊天十分频繁，且不是全部与合伙有关，故其只提交了其中一部分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内容。为查明全部案件事实，法院要求周某在庭审中登录微信，按照时间顺序出示全部微信聊天记录，并播放保存的全部通话录音。根据通话录音以及微信聊天记录，能够显示周某的陈述虽然真实，但不完整。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通话录音能够证明车辆卖出后，雷某给了周某2000元，之后同意再给周某8500元，但之后一直未兑现。但经过核实全部的证据，显示周某在多次催要剩余欠款的过程中，曾主动提出同意雷某再少给1500元，只给7000元就可以。

法院经审理认为，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周某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关于合伙购买车辆后续问题的处理，在双方协商过程中，雷某曾同意给付周某8500元，之后周某同意雷某少支付1500元，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故对于雷某应当给付的款项数额，法院认定为7000元。最终法院判决雷某向周某支付7000元。

法官说法

王琬萱表示，一般情况下，公民个人之间一起做生意或进行其他经营行为，虽不能保证每一步都形成、保留书面证据，但一般都会在经营开始时签订基础的书面协议。本案中，双方就合伙事宜的沟通，完全通过电话、微信进行，没有签订过任何书面协议。在双方发生纠纷时，就会陷入“口说无凭”的尴尬境地。本案中，周某在多次索要欠款未果的情况下，在后续双方电话沟通过程中，全部进行了录音，同时也保留了全部的微信聊天记录。法院根据上述证据，认定了双方就散伙之后，合伙财产的分配达成了一致意见，并据此作出了判决。法官提示，举证时需要提交证据原件，且证据原件必须真实且完整。就微信聊天证据来说，原件是指登录微信后显示的聊天记录，对于聊天记录的截屏不属于法律意义上“原件”的范畴。因此如为将来诉讼需要，不能仅保留聊天记录的截图，之后删除聊天记录，而是应在微信程序中保留全部的聊天内容，才具备证据效力。

法官提示

以微信为例讲解电子证据提交方式

考虑到电子数据的内容易遭到篡改，提交电子证据须符合一定的形式要件，以破除其作为证据使用的真实性障碍与关联性障碍。顺义法院对微信、支付宝、短信、电子邮件等四类常用电子数据的举证进行梳理和建议，以帮助诉讼参与人在民商事诉讼过程中合理运用互联网电子数据证据的举证、质证和认证行为。

当事人提交电子证据的，建议采用截图、拍照或录音、录像等方式对内容进行固定，并将相应图片的纸质打印件、音频、视频的存储载体（U盘、光盘）编号后提交法院。

1.提供微信、支付宝记录作为证据的，建议对用户个人信息界面进行截图固定，包括本人及对方。

2.电子证据中包含音频的，建议提交与音频内容一致的文字文本，文字文本不能简略，可在重点内容部分用黑体字进行凸显。

3.电子证据包含视频的，建议提交备份视频后的存储载体，该载体应可以在一般播放设备上正常打开。

4.电子证据中包含图片、文本文件的，建议提交图片、文本文件的打印件，图片采用彩色打印更能还原现场的，需彩色打印。

5.展示电子证据的设备由当事人自行提供。常用设备主要有电脑、投影仪、音响等。

其中以出示微信证据的方式为例：

1.由账户持有人登录微信，展示登录所使用的账号名称，登录页面可以截图作为此项证据的第1页。

2.展示持有人个人信息界面并截图，可以作为此项证据的第2页。

3.在通讯录中找到对方用户并点击查看个人信息截图，可以作为此项证据的第3页，展示个人信息界面显示的备注名称、昵称、微信号、手机号等具有身份指向的内容。

4.在个人信息页面点击“发信息”进入通讯对话框，对话过程中生成的信息，尤其是重要的文本文件、图片、音频、视频、转账或者发红包内容，建议点击打开展示，并截图作为此项证据的第4页。

展示转账信息时，应点击通讯对话框中的聊天详情——查看转账记录，展示转账支付信息。提交证据时，可以对重要内容进行特殊标记，方便法官查看及对方质证。在庭审时对相关内容逐一进行展示。

证明真实性还有这些注意事项

顺义法院民二庭庭长牛佳雯指出，上述微信、支付宝、电子邮件及短信等证据的举证方式是基于相关电子数据的原始载体保留完整下进行的。由于诉讼周期不确定，原始载体可能遭受数据丢失或删除等风险，在准备诉讼材料时建议当事人向公证机关申请对电子证据的公证。未经公证机关公证的电子数据，法院一般也会依职权指引当事人进行公证，并释明未经公证的电子证据可能存在不能获得法院采纳的诉讼风险。

在诉讼过程中，即使按照上述规范提交相关电子证据，但是对当事人主张的通讯双方身份，双方不予认可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的，除非当事人能够提交证明身份的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否则对当事人主张的用户身份将不予以采信。

对于支付宝用户主体的认定，用户个人信息中显示已经实名认证的真实姓名，并且与当事人主张的用户信息一致的，可证实身份信息的真实性。对于微信用户主体真实性，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申请由人民法院调取。

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调取微信证据之前，必须明确需要调查哪方面的内容：微信用户、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的注册信息向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调取；有关微信钱包的账户转账记录向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调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由于腾讯公司无法提供用户的聊天数据，法院无法依职权调取。

2021-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