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西安等地发现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10月17日，有关通告称，有上海游客2人10月15日在甘肃省嘉峪关市中医医院进行1:10混检，结果异常，当地通知其原地等候，但该2人自行离开。于是，一些网民认定，2人检测阳性后还“自行离开”，极其不妥，有的跟帖评论中出现过激言论。

18日下午，记者独家采访两名上海游客之一的姜先生和甘肃省卫健委有关工作人员，发现“自行离开”的说法不实。甘肃省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两名上海游客并非检测阳性后擅自出游，也未违反嘉峪关市有关防疫规定。

“10月13日傍晚，我们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做了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姜先生告诉记者，第二天他们自驾前往甘肃省嘉峪关市。计划游览后于10月15日飞往西安。此前他们了解到，进入西安，需要出示48小时以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飞机将于15时左右到达西安，他们在额济纳旗的检测报告时间有效。

“但我们计划10月16日到兵马俑博物馆游览，车已经订好”，姜先生说，而兵马俑博物馆要求进馆出示48小时以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为此，10月15日一早，他和妻子主动到嘉峪关市中医医院又进行了一次1:10的核酸检测。姜先生说，因为手机就能查询检测报告，二人检测后回酒店退房，前往嘉峪关机场，飞往西安。

“他们不是从中高风险地区来，按照防疫要求，采样后可以离开”，甘肃省卫健委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嘉峪关市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发布消息明确指出，两人持额济纳旗人民医院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材料办理登机手续，“都是符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的。”

嘉峪关方面发布的消息

“下飞机后，我一直在手机上查结果”，姜先生说，预计下午16点左右出，但直到晚上18点还没出来。

据姜先生提供的通信记录截图显示，10月15日18点21分，他收到嘉峪关当地手机号码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我，我们的混检样本有问题”，18点49分，又有一嘉峪关手机号电话，告知混检样本存疑，让两人尽快去西安当地医院复检。

当晚，他和妻子寻找周边能做核酸检测的医院，打了疾控中心电话，也打了12345市民热线，酒店还派车送两人到了一家医院，但进医院前被保安告知核酸检测已经停止，两人遂返回酒店。

10月16日一早，姜先生携妻子来到西安市第八人民医院自行进行核酸检测。“前一天只告诉我们混检结果存疑，我们并不知道其他8个人结果如何，也未觉得就是自己‘中招’”，姜先生说。按此前经验，检测后两人离开，之后在手机上查看结果，到下午2点因没看到结果，还专门打车再到医院查看，仍无结果，于是又返回酒店。

姜先生提供的其妻子闫女士西安市个人电子识别码显示，10月16日其在西安进行采样，15天内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当晚，姜先生接到电话，称两人核酸检测结果有异常，要求他们到西安市第八人民医院复检。两人一直在医院等，期间22时左右，两人查看手机里的“西安市个人电子识别码”，显示当天已经进行了采样，且15天内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到10月17日凌晨3时左右，两人被通知核酸检测阳性。

姜先生说，这次旅行有8人，系大学同学和朋友结伴出游，其中有7人从上海出发，1人从银川出发，期间主要是自驾游，未跟团。对于如何感染上的病毒，他们表示不清楚。

【山泥若二审宣判来了知名游戏主播山泥若被判刑3年并处罚金5万元】六安市金寨县人民法院19日宣判滕某（“山泥若”）等7人跨境网络开设赌场案，该案上诉至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后，被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审理查明，7人成为“竞技宝”网络赌博平台的代理后，分别在火猫、斗鱼等直播平台及游戏论坛、英雄联盟赛事贴吧等渠道，以推广链接、邀请码等方式发展会员参与“竞技宝”网络赌博投注。至案发时7人共计发展会员注册4000余人，其中2000余人在“竞技宝”赌博平台进行充值。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至7年不等，并处罚金5万元至80万元不等，追缴违法所得1800余万元，多台手机、电脑等犯罪工具依法予以没收。其中，滕某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万元。

14日下午，中国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在会上宣布，经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10月16日0时23分发射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组成，翟志刚担任指令长。航天员翟志刚是中国首位出舱航天员，航天员王亚平执行过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叶光富是首次飞行。


林西强表示，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第六次飞行任务，也是该阶段最后一次飞行任务，任务有以下主要目的：开展机械臂辅助舱段转位、手控遥操作等空间站组装建造关键技术试验；进行2~3次出舱活动，安装大小机械臂双臂组合转接件及悬挂装置，为后续空间站建造任务作准备；进一步验证航天员在轨驻留6个月的健康、生活和工作保障技术；进行航天医学、微重力物理领域等科学技术试验与应用，开展多样化科普教育活动；全面考核工程各系统执行空间站任务的功能性能，以及系统间的匹配性。


按计划，神舟十三号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与天和核心舱及天舟二号、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形成组合体。航天员进驻核心舱，按照天地同步作息制度进行工作生活，约6个月后，搭乘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中国空间站在轨建设分为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两个阶段实施，神舟十三号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决胜之战、收官之战，也是空间站在轨建设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之战。”林西强表示，与神舟十二号任务相比，神舟十三号任务主要有以下不同之处：载人飞船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方式，首次径向停靠空间站；届时中国空间站将实现核心舱、2艘货运飞船、1艘载人飞船共4个飞行器组合体运行；航天员将首次在轨驻留6个月，这也是空间站运营期间航天员乘组常态化驻留周期；中国女航天员将首次进驻中国空间站，航天员王亚平也将会成为中国首位实施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而神舟十三号乘组也将包括中国首次出舱的男女航天员；在神舟十二号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更多的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产出高水平科学成果；实施任务的飞船、火箭均在发射场直接由应急待命的备份状态转为发射状态。


“通过神舟十三号任务，将更加全面地考核工程各系统执行空间站任务的功能性能,以及系统间的匹配性与协调性。神舟十三号任务结束后，将组织进行全系统综合评估，满足要求后转入空间站建造阶段。”林西强介绍，空间站建造阶段共规划实施6次飞行任务：首先发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运送补给物资，为随后实施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作准备；神舟十四号乘组在轨驻留期间,将先后发射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与天和核心舱对接,进行舱段转位，在2022年年底前完成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建造；随后实施天舟五号货运补给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神舟十五号乘组将与神舟十四号乘组开展在轨轮换。对空间站状态进行全面评估后，将转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将择机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与空间站共轨长期独立飞行,开展巡天观测，短期停靠空间站进行补给和维护升级。


目前，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二号、天舟三号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备工作正常，具备交会对接与航天员进驻条件。执行神舟十三号飞行任务的各系统已完成测试和综合演练，航天员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一段网络视频显示，一名男乘客携带一袋活螃蟹乘坐火车时，遇乘务员劝阻。一名女乘务员称，螃蟹严重污染了环境，肯定不能携带。男子倒出螃蟹后，用脚踩死它们。





视频截图


该视频引发网友关注，部分网友对为何不能携带活螃蟹乘火车感到不解。


14日晚，视频发布者表示，此事发生在14日下午1时许，地点在永康南站。当时，视频中男乘客携带一袋活螃蟹，准备乘坐一趟前往福建方向的高铁，乘务员表示不能携带活物上车。随后，男乘客将袋子里的约8只螃蟹倒在地上，一一踩死，随后带着这些死螃蟹上了车。


12306的一位客服人员称，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相关规定，乘客是不允许携带活螃蟹之类的鲜活农产品乘坐火车的，但不同的火车站对此有不同的规定，如武汉站和汉口站，乘客可以携带使用密封的泡沫纸盒装好的螃蟹

8月26日，备受关注的“吴谢宇弑母案”在福州中院宣判，吴谢宇一审被判处死刑。宣判后，吴谢宇不服判决并提起上诉。日前，该案新增一名辩护人，律师徐昕已接受吴谢宇的委托介入二审辩护。



10月14日，红星新闻记者从徐昕和吴谢宇的法律援助律师冯敏处了解到，一方面，吴谢宇此前未做精神鉴定，将在二审时申请对吴谢宇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并面向海内外寻求知名精神病鉴定专家的帮助；另一方面，吴谢宇母亲的家属在一审时并未就是否谅解吴谢宇表态，律师正积极联系吴谢宇母亲家属，希望获取家属能谅解。

徐昕律师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吴谢宇在一审宣判后不久，就写信请求徐昕为其辩护。吴谢宇在看守所被羁押期间，同一监室的柯惠明系徐昕团队辩护的另一起案件的当事人。吴谢宇看到柯惠明家属邮寄的徐昕的书籍《无罪辩护》《诗性正义》后，给徐昕写信希望徐昕为他辩护，还结合自己的案件谈了一些体会，并表示他希望能活着，余生将忏悔。

“我真的好想活下去，用我的实际行动去忏悔、去认错、去改过、去赎罪、去说对不起……”吴谢宇在信中写道。

徐昕告诉记者，在收到信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犹豫是否接此案件。徐昕曾与法学教授罗翔讨论是否接此案，罗翔建议他不接，担心他被骂。

徐昕认为，吴谢宇弑母案是一起惨绝人寰的悲剧，为此他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其中一个顾虑就是担心为“坏人”辩护不被理解。此外，吴谢宇案的辩护难度也很大，他认为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的概率较大，不过仍有较小的一点辩护空间。经过一番思考，他还是决定为吴谢宇辩护。

“吴谢宇案不仅涉及生死、精神病司法鉴定等问题，也有助于思考人性，反思教育和社会问题，以减少近亲相杀悲剧的发生。”徐昕说。他还表示，现代法治以人权保障为首要目标，律师不区分“好人”、“坏人”依法辩护，被告人诉讼权益才能得以保障。

↑吴谢宇被羁押的福州市第一看守所。

10月8日，徐昕已向福建中院邮寄辩护手续，现已接到法院可以阅卷的通知。徐昕指出，一审宣判前，一审辩护律师征求吴谢宇的意见，吴谢宇本人不同意申请司法精神病鉴定。“但这恰恰是一种反常，因为包括吴谢宇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吴谢宇保命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唯一可能性是被鉴定为精神病，但吴谢宇本人却不愿意申请鉴定。”

徐昕将在二审时申请对吴谢宇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并面向海内外寻求知名精神病鉴定专家的帮助。

10月14日，吴谢宇的法律援助律师冯敏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近期一直希望与吴谢宇母亲的家属取得联系，曾给吴谢宇的舅舅发短信，还托人联系吴谢宇的舅舅，但均未获得回复。一审审理期间，部分与吴谢宇父亲熟识的被诈骗借款的人谅解吴谢宇，对他不予追究；但吴谢宇母亲的家属均未明确表态，二审期间获取吴谢宇母亲家属谅解也是他的辩护人为其辩护的一个方向。

红星新闻记者致电吴谢宇舅舅，但电话无人接听。

案件回顾：

据福州中院官方消息，2021年8月26日，吴谢宇因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三千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吴谢宇悲观厌世，曾产生自杀之念，其父病故后，认为母亲谢天琴生活已失去意义，于2015年上半年产生杀害谢天琴的念头，并网购作案工具。2015年7月10日17时许，吴谢宇趁谢天琴回家换鞋之际，持哑铃杠连续猛击谢天琴头面部，致谢天琴死亡，并在尸体上放置床单、塑料膜等75层覆盖物及活性炭包、冰箱除味剂。后吴谢宇向亲友隐瞒谢天琴已被其杀害的真相，虚构谢天琴陪同其出国交流学习，以需要生活费、学费、财力证明等理由骗取亲友144万元予以挥霍。为逃避侦查，吴谢宇购买了10余张身份证件,用于隐匿身份。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谢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为逃避刑事处罚，购买身份证件，其行为已构成买卖身份证件罪，应依法予以并罚。吴谢宇为实施故意杀人犯罪，经过长时间预谋、策划，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手段残忍。吴谢宇杀害母亲的行为严重违背家庭人伦，践踏人类社会的正常情感，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到案后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重阳节又称为“双九节”或“老人节”。九九重阳节时间为农历九月九日。从很早以前，人们便开始在这天举办庆祝活动，一般包括出游赏景、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英、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

重阳节的来历

九月九日为重阳节，也叫重九节，在七夕、中元、中秋三节之后，是人秋后的第四个节日，也是秋冬交替时的辞青、迎寒老节，还是一年最后一个数字重叠式节日。其九字重重，含义是极高极大，代表长久、长寿。1989年，我国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将农历九月九日定为中国老人节。这样就突出了重阳节尊老敬老的主题，对于促进家庭和谐、建设和谐社会是十分重要的。重阳节是夏历的九月九日。《易经》将九定为阳数，两九相重，故称“重九”；又因日月逢九，两阳相重，故名“重阳”被认为是重阳节的来历。重阳节的来历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传统节日重阳节，又称“登高节”、“菊花节”。近年来又把这一天定为“老人节”。重阳，是明丽秋天中一个令人神往的节日。为什么叫重阳节呢？原来[重阳节的来历详情]

重阳节的习俗

重阳节重阳节在每年的农历九月九日，又称登高节、女儿节、重九节、重九、九月九、茱萸节、菊花节。重阳节的习俗丰富多彩，当天做枣栗糕，祭献祖先。设宴招待女儿女婿，并让其携枣糕回家。插茱萸，吃糕饼，饮萸黄酒，在台榭宴饮，或者去郊外野餐.登高斌诗，举行登高会。妇女蒸糕移菊相互赠送，互相遨请女伴会叙。儿童戏竹马，放纸条，或者把五色纸剪成斜角式，连缀成旗子，竖于院中。市场店铺制作各式糕点，标以彩播出售。重阳节开始散放畜类。重阳节酿洒，待明年杜鹃花开时节饮用，称之为杜鹃酒。《易经》中说：以阳交为九。九为阳数，两九相重，所以是重九。又因日月并阳，两阳相重，所以是重阳。正如东汉末年曹巫在《九日与钟?书》中说的：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重阳节的习俗详情]

重阳节的诗句

在历史长河中，有关重阳节的诗句枚不胜举。重阳仲秋，芳菊盛开，万紫千红，一片灿烂，文人雅士对娇艳傲霜的菊花十分喜爱，多有咏菊的重阳节的诗句传世。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九九重阳节，开门见菊花。”（王勃）“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杜牧）“世情儿女无高韵，只看重阳一日花。”（范成大）菊花，给秋风萧瑟的大地增添了一番艳丽景色，使重阳节更加令人神往。从以上所引重阳节的诗句，亦可窥见赏菊之风盛行的一斑。有的重阳节的诗句，情趣盎然；有的重阳节诗句，富于哲理，值得细加品味。此外，尚有不少诗人写了吟颂重阳节的诗句。李白（701一约763），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诗人，与杜甫并称“李杜”。其《九日》堪称重阳节古诗经[重阳节的诗句详情]

重阳糕

重阳糕重阳饮食中最有名的就是重阳糕。重阳糕又叫花糕、菊糕、五色糕，没有特定的制作方法。据《西京杂记》载，汉代时已有九月九日吃蓬饵之俗，饵，即古代之糕。《周礼》载，于饵祭祀或在宴会上食用。汉代又记有黍糕，可能与今天的糕相差不远。蓬饵，想必也类似于黍糕之类。至宋代，吃重阳糕之风大盛。《东京梦华录·重阳》：“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遗送，上插剪彩小旗，掺果实，如石榴子、栗子黄、银杏、松子之肉类。又以粉做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梦粱录·九月》：“此日都人店肆，以糖、面蒸糕，上以猪羊肉、鸭子为丝簇，插小彩旗，各日重阳糕。”宋周密《武林旧事·重九》：“都人是月……且各以菊糕为馈，以糖肉林面杂揉为之，上缕肉丝鸭饼，缀以榴颗，标以彩旗。又作蛮[重阳糕详情]

九九重阳节

农历九月初九日，是中华民族传统的重阳佳节。民间也称“登高节”、“菊花节”、“茱萸节”或“女儿节”。关于“重阳”的来历，一般认为《易经》“以阳爻为九”，“九”为最大的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称“重阳”，也叫“重九”。古人常将“上巳”与“重阳”。即“三月三”与“九月九”作为对应的春秋大节，上巳“踏青”春游，重阳“辞青”秋游，相传从很早就开始过此节日。重阳节作为节El，一般认为源于东汉时期“桓景避难”的传说。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九日登高》中记载：“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日：‘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做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

从别处花钱买来孩子，再报假警称捡到弃婴，从而让买来的孩子能够顺利登记户口，让“收养”合法化。

靠着这样的方式，章兴（化名）刘雁（化名）夫妇顺利将买来的女婴“合法”收养。令人错愕的是，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

9月中下旬，根据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提供的线索，澎湃新闻记者（www.thepaper.cn）前往湖北省建始县和江苏省常熟市，以咨询落户的领养人身份，暗访两户涉嫌以“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为违法收养的孩子办理落户的家庭——前者已顺利落户，后者已向所在辖区派出所报案，等待出具“捡拾弃婴报案证明”，以完成整个上户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在我国，弃婴的收养及落户，涉及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及儿童福利机构三方，有明确的办理程序规定和收养政策。那么，违法买婴者如何通过合法渠道“洗白”襁褓婴孩身份？铤而走险的背后，又有何隐秘？澎湃新闻调查发现，购买婴儿的家庭往往存在不孕不育或者其他一些原因，遂产生了收养孩童的需求；而贩卖婴儿者，多为原生家庭无力抚养或非婚生育等多种原因。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张善根认为，对无法生育，或失独等原因走上非法领养之路的家庭，国家相关部门需加强政策性保障和福利，但社会不该对这类所谓的“良性违法”采取包庇或纵容的态度。

“辅警亲戚给我走的正规程序，搞了个领养证”

章兴是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人，现年36岁，个头不高，体型微胖，黝黑的圆脸总是挂着笑容。他曾外出打工，机缘巧合认识了“北漂”十多年的刘雁。刘雁来自湖北恩施州建始县，是家中长女。2017年，两人结婚后，章兴把户口迁到女方家，并跟着刘雁在亲戚的服装厂上班。疫情之后，他又搞起了社区电商。

去年8月初，有个老乡来电话，说“有一个娃娃”。想都没想，他就回复“要”。章兴和妻子算了一笔账，治疗不孕症至少要花费十万至几十万不等，还不一定能治好。现成买个孩子，只需要花不到一半的钱。这两年，夫妻俩还去过武汉和恩施两地的福利院咨询领养事宜，但都失望而归。章兴说，“恩施福利院里一个孩子都没有，登记了，也排不上。”

老乡介绍的女娃，原生家庭有些复杂：父母双方均是离异者，两人同居但还未再婚，各自还育有多名儿女。章兴称，他们不要孩子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养不起”。

章兴提供的登报公示转账记录及湖北媒体于2021年6月18日刊登的公示对方以“营养费”的名义，一开始要价6.6万元，但章兴算了算，前前后后共转账了近8万元。孩子出生第七天，他就和妻子去医院抱了回来。章兴说，为了防止孩子被要回去，他们请了当地最好的律师制定协议。厚厚一叠，像一本册子，双方签字并盖了手印。“当时我就明说，如果将来扯皮，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大不了就一起进去吃牢饭，他们卖孩子是犯法的。”

孩子皮肤白皙，有一双清澈透亮的大眼睛，像个洋娃娃，让夫妻俩很是喜欢，但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父母信息不匹配，孩子落不了户，让他们犯起愁来。

与张芦依的微信聊天记录“后悔死了，在医院，（孩子）父亲（一栏）本来可以写我的名字，他们都说不用，现在看来难搞了。”去年10月21日，章兴在一个讨论“送养”婴儿相关问题的微信群里“冒泡”。和群友交流中，他透露，“我派出所有熟人，说不着急，会给我搞定”，“礼都送了，都是亲戚，可以说是自己屋的人”。

这两句话，引起了上官正义的注意。章兴此后向其坦言，“我亲戚给我走的正规程序，搞了个领养证。”

与章兴的聊天记录孩子落户的主要依据是医学出生证明（简称出生证），可以凭司法亲子鉴定结果补办。近年来，随着对开具出生证的监管的加强，通过以“捡拾弃婴”之名报假警，并以收养弃婴的方式上户，逐渐成为“洗白”孩子身份的一种新路径——而这种“合法化”的方式，给打拐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经过一段时间的线上交流，章兴逐渐放下戒备，并开始在与上官正义的微信私聊中“直播”最新进展。今年7月13日，章兴发来消息，“已经登报了，要等两个月。”9月2日，章兴又说，“我刚刚回来，今天给女儿搞户口，走正规渠道太费劲了。”

建始县民政局彭姓主任9月10日傍晚，澎湃新闻记者在建始县民政局附近见到了章兴。他刚开了80多公里山路，把负责评估收养条件的民政局工作人员送回县城。初次见面，章兴有些拘谨，但聊起给孩子上户，他逐渐打开了话匣子。他表示，“报假警”是民政局一个彭姓主任出的主意，而“派出所关系”指的是建始县公安局某派出所驻村的刘姓辅警，负责维持村里治安，三十多岁，“是刘雁的爷爷辈亲戚”。

11日上午，记者来到刘雁家，新修的两层楼房位于半山腰处，背山朝南，上下各有四个房间，门口晒着豆角和一些药材，与其他两户人家并排紧挨。章兴满头大汗赶回来，刘雁父母还留在山上忙着打理十几亩土地。推开仿红木大门，走进客厅的左侧第一个房间，刘雁独自抱着女儿偎在沙发上。她一米四十几的个头，皮肤白皙，体态丰腴。望着扑闪着大眼睛的女儿，刘雁一脸宠溺，洋溢着为人母的喜悦，“白天她爸还能抱一抱，一到晚上，就只黏着我”。孩子一岁多，她只带出门一两次，“就怕别人给我抱走了”。

章兴提供的“捡拾弃婴报案证明”、无生育证明及收养登记证章兴此前发来的“捡拾弃婴报案证明”上写着，孩子是去年8月15日凌晨2时许在自家屋后水沟处捡到的，但记者注意到，刘雁家的房子紧靠山体斜坡，坡上是一片玉米田，难以走近。“走形式来了一下。”章兴坦言，当天凌晨，他报警称“捡”到了孩子，在出警过程中，刘姓辅警“让人关了记录仪”，直接写了出警记录，盖完章就走了，“孩子丢在哪儿，都是他写的，我们只签了一个字”。出警结束后，接下来的笔录、失踪人口DNA对比等流程也“一路绿灯”。今年6月16日，派出所出具证明，证实拾到女婴“情况属实”。

送记者到村口的路上，章兴接了一通电话，他语气轻快地说，“民政局昨天来过了，星期一应该就能办好，只差这一步了”。接下来的两天，章兴带着妻子往返于县城和乡镇补齐剩余材料，办出了收养证。9月14日傍晚，章兴发来消息，“户口上好了”。匆忙见了记者一面，他便和妻子赶回长阳县。

澎湃新闻记者获取的一份报案证明显示，邻居徐老汉是事发当时的见证人。他告诉澎湃新闻，他家的房子紧挨刘雁家，事发当时，他并未亲眼见到女婴被弃在刘家门前，直到次日刘家亲属抱着孩子到其家中借婴儿衣服，才被告知孩子是凌晨捡到的。孩子被丢在哪儿？他也说不清，“大概是丢在家门前吧。”他还表示，女婴被弃前，就已经在刘家住上了。

9月15日，澎湃新闻记者来到建始县民政局，找到了章兴多次提到的彭姓主任，他是儿童及养老福利科的负责人。

建始县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一开始，记者以当地人的身份，询问如何将领养来的孩子合法化，他表示，“违反法律法规，涉及到买卖关系都不行。”聊了一会儿，见记者似乎有难言之隐，他示意可以去屋外谈。走到屋外的开阔处，彭主任点上烟，开门见山说道，“把你们的情况如实和我说”。当记者表示有一个买来的孩子，无法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能否通过“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上户，他犹豫了一下，说：“捡拾（的方式）很难，但你们能把那边弄好的话，也可以。”

他所说的“那边”，指的是基层公安部门。“孩子丢在哪儿，就找对应辖区派出所负责出警的人。”彭主任解释道，处理弃婴的收养问题，民政部门以公安机关的核查为准，在调取报案记录、失踪人口DNA对比结果等资料后，进入登报公示流程，“至少公示2个月”，接下来，核查收养人的犯罪记录、家庭收入情况、房产证明等情况，核查是否符合收养条件。

根据我国《收养法》要求，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三十周岁。章兴夫妇均满足以上条件。

当记者追问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落户，彭主任表示，“只能报警，没有其他路了。”

章兴此前提到，从报案开始到上完户口，孩子都一直在家里。但根据2013年发布的《民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宗教事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公告期满后，仍查找不到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需经主管民政部门审批后，办理正式进入儿童福利机构的手续。

对此，彭主任解释，疫情期间，福利机构内部采取封闭式管理，孩子均由符合收养条件的报案家庭暂时寄养。

建始县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院长詹顺国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福利机构以民政局审核后的材料为准，不单独做调研评估，“只负责盖章”，收养登记、评估及发证，都由民政局彭主任一人负责。对于以“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上户这一问题，他回复，“只要程序合法，符合收养条件，就可以办理”。

村里张贴的“民辅警联系牌”詹院长还表示，目前当地有数十户家庭登记领养，但一般而言，采取“谁捡到、谁领养”的方式处理，“自己找（孩子的）来源”。他直言，不少家庭是因为孩子上不了户口，才办理收养证，“有些孩子已经养了好几年了”。

也就是说，在弃婴的收养及上户所涉及到的三方机构中，公安机关是第一关，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关。根据章兴提供的信息及村里张贴的“民辅警联系牌”，记者拨通了刘姓民警的电话，但他否认与刘家相识，也不愿意作进一步沟通。

“宝宝在这样的原生家庭，实在太惨了”

去年12月，张芦依和上官正义在一个名为“缘分到了”的送养微信群里相识，彼时，她正急切地寻找送养人。

张芦依今年8月中旬，张芦依传来了好消息，说领到了一个三个多月大的女宝。为了给孩子上户，她也准备以“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我们跟派出所说好了，等那个接警员值班。”9月1日，她又发来消息，“昨天刚去派出所报案了，等出证明。”

9月16日，澎湃新闻记者在常熟市一餐厅见到了张芦依。说起领养孩子的经历，她眉头皱成一团，开始大倒苦水。

她现年32岁，和丈夫都从事会计行业，经相亲介绍后，2014年结婚。婚后，一直与男方父母住在一起。二人世界虽潇洒，但在长辈的心里，没有孩子，始终是一个心结。张芦依说，每年过年，双方亲戚围在一起吃饭，都要提起孩子的事。有一天，张芦依母亲不经意说了一句，“我都怕到你家吃饭了”，深深刺痛了她。“关键又不是我们不愿意生了，也是没办法啊，反正外人是不会理解的。”她的话语里满是无奈。

她想过做试管，但怕风险太高，也想过去福利院登记，但身边的朋友亲戚都劝她放弃，“福利院里绝大多数都是有缺陷的孩子，没有人会白送健康的宝宝进福利院，确定不要就托人找买家。”

2016年，经介绍，张芦依认识了一位未婚先孕的高中生。一开始，双方谈好了价钱，但等张芦依夫妇赶到了医院，对方突然变卦，说要把孩子送给自家亲戚。“卖孩子的人会同时找很多下家，估计有人出了更高的价格吧。”对第一次失败，她始终有些耿耿于怀。

接下来的几年，托亲戚、朋友帮忙留意，搭上一些送养人，但领养之路始终不顺利。“每次问有没有，都说有有有，但后来都不了了之。”张芦依说，有个孕期9个多月的产妇，开始谈得好端端的，后来以感冒为借口，说把孩子打掉了。“谁信？现在没有孩子（的家庭）很多，孩子很抢手，就看谁出钱多呗。”

今年6月，张芦依的姑妈还在饭桌上提醒她，“有没有熟人，赶紧去领一个，没有孩子是不行的。”

8月初，在一次喜宴上，张芦依婆婆的朋友提到有个女娃。当时，这个孩子已经三个多月大了。为了避免再被对方放鸽子，经两方中间人沟通后，张芦依和丈夫商量，第二天就把孩子抱回来。

本来双方说好的是8万元，但接走的前一晚8点多，中间人通知她，“带好9万，孩子接走。”当天清晨7点多，张芦依和丈夫一行4人来到了送养人提供的地址，眼前的场景让她有些吃惊。

张芦依称，这是位于张家港的一个工厂宿舍，一家四口挤在不到5个平方的小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几乎没有别的家具。孩子刚刚洗完澡，躺在床上。旁边只有一个奶瓶、一个温水壶，还有一罐奶粉，“没见过的牌子”。

张芦依说，孩子的亲生父母均是外来打工人员，三十多岁。两人各自在老家有孩子，再婚后育有两个女儿，一个三岁多，张芦依领养的是老二。给完现金，张芦依让婆婆赶紧把孩子抱走。孩子的母亲本想收拾两件衣服让她带走，回头看到孩子不见了，只是淡淡说了句，“已经走啦”，就忙活别的事情去了。

“还好让我们抱走了，宝宝在这样的家庭，实在太惨了。”张芦依一边翻阅手机里女儿的照片，一边感慨道。

为了避免留下买卖孩子的证据，双方当时并未签署任何协议。但张芦依确信，对方不想要这个孩子，也找不到她，“电话地址一个没留”。

孩子到家后，亲戚们的闲言碎语消失了，家里的欢声笑语逐渐多了起来，丈夫充当奶爸，婆婆时常抱着孙女出门遛弯。张芦依则开始了报假警的计划。她透露，她的一个闺蜜也通过这个方式，帮孩子上了户，“现在虚岁6岁，都上中班了”。

巧的是，张芦依丈夫的堂兄池某，是常熟市某派出所的一名辅警。8月31日傍晚5点30分左右，在约定好的时间，张芦依称她直接抱着孩子走进派出所报案。张芦依的姑妈是“见证人”，3个值班民警和她一道指认现场。丈夫则留下来录口供，并表达了领养意愿，孩子直接代养在他们家里。

张芦依丈夫的堂兄池姓辅警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报完案，张芦依就准备好了登报公示所需的照片。闺蜜提醒她，等待派出所出具“捡拾弃婴报案证明”的同时，可以陆续办理民政部门所需的收养材料。张芦依表示，“派出所第一步是最关键的。接下来就是跟着步骤走，民政、福利院没有太大关系，最多走一年。”

9月17日中午，澎湃新闻记者见到了张芦依丈夫的堂兄池某。当天他没上班，穿着一身休闲便装。当记者询问如何报假警上户，他表示，要先打听好所在城市的弃婴收养政策，接着寻找所在辖区派出所的人脉关系，如负责区域治安的社区民警。

“上户这个事急不来，孩子上学前都可以办，还是先去想办法找找关系吧。”他建议道。

“要理性看待所谓的‘良性违法’行为，不该纵容”

新生儿亲生父母假借“送养”名义，出卖自己的亲生孩子，换取高额利益，是目前构成拐卖儿童罪中比较突出的一类。

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创始人、北京安盟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张永将指出，无论是公安部的儿童失踪紧急发布平台，失踪人口DNA数据库、还是CCSER等民间互助平台，对于“亲生亲卖”这一类犯罪事实，几乎束手无策，“孩子的亲生父母既是案件的出卖方，也是受益人，不容易暴露。我们根本无法及时发现案件的发生，更别提快速打击和查找了。”

他认为，通过以“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为违法收养的孩子办理落户的现象，是“亲生亲卖”形成完整产业链后，为规避法律风险而衍化出一种更加隐蔽的犯罪手段。

上官正义向澎湃新闻表示，近年来，此类犯罪行为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生，呈上升趋势，公职人员通过“暗箱操作”，行使职能之便，徇私枉法，为“洗白”被拐儿童身份提供庇护，给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带来了巨大挑战。“暴露出了儿童收养在制度建设、政策环境及实际操作等方面，都存在程序漏洞。”

该如何打击此类犯罪行为？上官正义认为，首先，要加强制约和监督基层公安派出所、民政部门及儿童福利机构这三方职能部门的实质审查规范，堵死执法层面可能出现的漏洞。

除了提高职能人员职业素养，加强多部门的协调审核机制外，上官正义建议，全国公安机关可以对“捡拾弃婴报案证明”采用统一编码，开具后及时存档，定期审查。同时，公安部门可协同民政部门，对近年来以捡拾弃婴的方式，办理合法收养程序的家庭展开二度排查。

张永将认为，可以借鉴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形成多人陪审团制度，如招募具有公信力的民间人士或者从各行各业随机抽选的普通民众，共同处理弃婴的收养问题。他解释，如果出警人员或者开具收养证的民政部门负责人权力过于集中，就容易出现提前串通的情况。但当负责人的权力被分化，孩子的收养出现了一定的随机性及不确定性，就可以达到一定的预防效果，从而破坏买卖关系。

“如果我假称拾到孩子，但发现不能指定让我收养这个孩子，那谁会冒如此大的风险，花钱买一个‘可能性’，还再去报假警呢？”张永将说。

其次，拐卖儿童是一个结果导向的犯罪行为，在调整与完善现行收养制度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买方的行政处罚力度。

在此前的交流过程中，前述建始县民政局彭主任向澎湃新闻提起，之前有太多弃婴是因为只能生一个，生育政策放开后，捡到孩子的情况很少发生。去年，建始县当地发现一个弃婴，登报后，全国各地电话蜂拥而至，不少夫妻从外地赶来咨询领养事宜。他曾一天接到200多通电话，一直从上午9点打到晚上12点多，“手机打关机，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对比民政部网站发布的2015年-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孤儿50.2万人。这个数字逐年大幅递减，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孤儿19.3万人——同比减少了30.9万人。但五年间的全国办理收养登记件数总体而言浮动较小，除了2015年超过2万件，2016年至2020年，均超过1万件。稳定的收养需求始终存在。

民政局网站《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的2016年-2020年收养登记情况表“立法层面需要考虑实际情况。”结合多年在基层民政部门工作的经历，彭主任认为，可以适当修改，扩大收养人的范围，简化领养手续、降低收养门槛，提高领养成功率，出台更多的细则。

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会长、江西省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李云龙指出，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报假警一般处以刑事拘留和罚款，缺乏对买方的威慑力。如果将此类报假警案件与收买被拐卖儿童罪挂钩，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愿意冒风险的人就会少很多。

章兴说，接回孩子的当天，刘雁的爷爷塞给他500块钱，“连自己的亲孙女，都只给200块”。刘雁说，每个人爱孩子的方式不同，她会在自己的经济范围内，给予孩子最好的。张芦依说，这个孩子，像个小天使，让她相信了何为缘分。

但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张善根向澎湃新闻特别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中较为盛行“如果结果是好的，或者初衷是好的，违法就是可以原谅”这类观念，很容易造成纵容违法犯罪的恶果。

张善根认为，保护儿童的方向应当是压实父母的监护责任和法定义务，保障儿童在原生家庭中健康成长，而不是出现可能不利因素时就把孩子转给其他人收养。这在本质上可能会背离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目的，也会诱发买卖孩子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要理性看待所谓的‘良性违法’行为，不该纵容，更不应当鼓励类似行为的发生。”

他认为，对于章兴或张芦依这样因无法生育或失独等原因而走上非法领养之路的家庭，国家相关部门可以加强政策性保障和福利。

今年9月15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官网发布《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581号建议的答复》，释放了积极的信号。

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官网发布的《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581号建议的答复》针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关于不孕不育症辅助治疗纳入国家医保提高人口增长的建议”，国家医疗保障局答复称，医保部门将符合条件的生育支持药物溴隐亭、曲普瑞林、氯米芬等促排卵药品纳入支付范围，提升了不孕不育患者的用药保障水平。同时，逐步把医保能承担的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费用可控的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国家医疗保障局表示，将进一步会同相关部门深入研究完善政策，努力提升不孕不育患者的保障水平。

“良好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其实是阻却违法犯罪的最佳利器，一味依赖法律高压来打击，难以真正化解儿童买卖的困局。”张善根说。

（文中张芦依、章兴、刘雁均是化名）

双十一前，快递涨价已成惯常操作。中新经纬记者近日获悉，自9月以来，包括“三通一达”（中通、圆通、申通、韵达）、百世、极兔在内的多家快递企业在浙江义乌开启了“涨价模式”。

业内人士分析，快递行业单一价格战模式已经结束，快递价格逐步进入上升通道，预计全国其他地方将陆续跟进。





义乌快递费上涨有商家月成本增3000元

浙江义乌曾是快递价格战最凶残的地区，这里快递价格一度低至每单0.8元。同时，有“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也是中国快递重镇。2021年1月至8月，义乌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57.66亿件，同比增长41.5%，快递业务量在国内城市中排名第二。

双十一前提价，过去数年已成为快递行业惯例。据中新经纬记者了解，今年的天猫、京东双十一促销将在10月20日前后开启。而在此之前，从9月开始，包括“三通一达”、百世、极兔在内的多家快递企业就已在浙江义乌开启了“涨价模式”。

拼多多义乌卖家小方告诉中新经纬记者，从9月开始，她合作的韵达快递就通知涨价了，每单涨了0.2元。进入10月，她合作的另一家快递申通也通知涨价，每单涨了0.8元。

“我听同行说，其他快递公司也都是在9月、10月开始涨价的，涨多少因人而异，要看具体的发货量。我一天发货量500单左右，每单涨2毛钱，我一个月仅快递成本就要多花3000元。”小方说。

圆通义乌廿三里网点一位工作人员向中新经纬记者介绍，他所在的网点是从10月8日开始涨价的，只针对义乌市场，从原来的每单最低1.75元涨到每单1.9元。

“双十一前，也就是每年10月，快递就会开始涨价，至于涨多少，每年的情况也不一样。往年是春节过完就会降价，但今年价格比去年高一些，所以能不能降下来、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好说。”该工作人员说。

中通义乌后宅街道一网点负责人也向中新经纬记者透露，中通9、10月各有一次涨价，“9月那次涨了一毛多，最近这次涨价是10月1日开始的，涨了0.1元，现在中通每单最低2元。”该网点负责人还表示，近期义乌快递集中涨价是响应国家号召，提高服务质量以及保证末端派件员的生活。

另据中新经纬记者了解，极兔速递也从10月11日开始在义乌涨价，每单上涨0.1元。

针对义乌快递涨价，中新经纬记者联系了中通、圆通、韵达、极兔等快递企业。截至发稿，上述企业暂未回复。

快递价格进入上升通道

2019年以来，快递行业经历了一场颇为激烈的价格战。但随着时间推移，快递价格战的弊端开始显现，快递服务质量不尽人意。比如在末端，不送货上门、不打电话通知、签收人显示“水表间”等已成为常态，备受消费者吐槽。

从2021年开始，多地陆续出台政策管制快递市场无序价格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行业的良性发展。

比如，4月9日，百世快递、极兔速递因低价倾销被浙江省义乌市邮政管理局处罚。5月28日，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浙江省快递业促进条例(草案)》公布，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该条例规定，快递经营者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快递服务。

8月末，多家快递公司宣布上涨末端派费，每票0.1元。在各家快递公司针对派费上涨的回应中，均提到派费上调是为响应七部门制定的《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落实国家邮政局关于做好快递员权益保障工作的具体部署。

9月末，网传中通、圆通、韵达、极兔等快递公司发布了一则《关于规范快递市场服务价格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显示“10月8日起开展规范快递市场服务价格的工作，对低于实际运作成本的快递价格进行规范”。圆通确认了上述通知的真实性。按照通知内容，此次价格调整面向电商用户，且特指价格低于成本的部分。

上海交通委邮政快递专委会副主任赵小敏接受中新经纬记者采访时表示，双十一前快递涨价是正常现象，但今年义乌这波涨价，有三点需要特别关注：第一，8月末快递末端派费上涨是一个前奏，预示着快递行业单一价格战模式已经结束；第二，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各方共识；第三，快递价格会逐步进入上升通道。

但快递价格也不是说涨就涨。中新经纬注意到，2019年双十一前，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曾召开全省快递行业涉嫌垄断行为告诫会，通报部分快递行业企业存在的协同涨价、限定交易等涉嫌垄断的违法行为，圆通、中通、申通、百世汇通、韵达等快递企业被点名。业内人士认为上述会议的精神可以简单理解为“涨价可以，串通不行”。

其他地方会跟进吗？

上述中通网点负责人分析，今年快递的价格只会上涨，不会下降，年后能降多少，目前还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义乌是全国快递涨价的开端，义乌市场整合好以后，就是全国性的跟涨。”

赵小敏认为，快递价格上涨对企业并非完全利好。“事实上，各家快递企业在商业逻辑、管理模式、网点结构上都大同小异，竞争优势就是价格低。但涨价后，竞争的逻辑就会发生变化，价格不会成为优先因素，服务质量如是否及时送达、是否送货上门、投诉响应速度等成为重要考虑因素。”赵小敏说。

赵小敏分析，“往年快递费上涨始于双十一前夕，终于春节后。但今年会有所不同，春节过后价格也不会降下去。全国快递市场，义乌比较特殊，具有先导示范作用，全国其他地方也会陆续跟进提价。不过考虑到加盟制快递企业传导机制问题，各个地方涨价幅度会有差异。”

快递涨价，对即将开启的双十一电商大促会产生什么影响？

对于“剁手党”而言，他们最关心的是，快递涨价了，双十一还能不能愉快买买买了？此外，快递价格涨上去了，服务能不能跟着涨一下？“快递涨价最后还是消费者买单，不能说涨就涨。现在快递都不送上门，哪来的理由涨价？”家住北京的段女士说。

赵小敏分析，快递企业应对电商大促单量暴涨已经比较成熟，大的体验上的变化不会有，但可能会有一些小变化。“比如过去快递价格便宜，消费者容忍度也高，但快递价格上涨以后，成本最终会由消费者买单，消费者要求也会提高，快递企业要做好应对预案。”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许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作出一审判决，依法判处许某有期徒刑七个月；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国内主要门户网站及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经查明，被告人许某使用微博账户先后发布2条包含侮辱英雄烈士董存瑞内容的信息，阅读次数达9万余次，引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庭审中，许某自愿认罪认罚。

东城法院认为，英雄烈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告人许某的行为侮辱了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已构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依法应予刑罚处罚，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近日，一条前重庆时报记者宋湘波如今流浪街头的视频在网络引起热议。

发布该视频的账号是一位有44万粉丝的博主。视频中，宋湘波坐在大街上接受博主采访，称自己“中国富豪榜上排名前100位，我采访过20位”“做过高管，还跟马云吃过饭”。

他皮肤黝黑，穿着简单的蓝色T恤和迷彩长裤，赤脚踩在地上略显邋遢。身边只有一个破旧的行李箱和一个背包，给网友展示和马云的合照时，连手机屏幕都已破碎。

随着热度上升，而后宋湘波本人开通社交账号，并开直播回应了外界的各种猜测与疑问，粉丝数火速上升。账号简介为：原重庆时报，重庆商报记者;某传媒公司总经理;美食，旅游,教育领域策划人;浪漫主义者，自由旅行者。在该账号发布的视频中，他推荐了两本书。

他在直播中，面对网友质疑其炒作，其回应“你们觉得是炒作，你认为是炒作就是炒作吧，反正我也不想去说服谁。我努力在呈现一个真实的自己。我只能说，第一我没有虚假，第二没有欺骗。”

其还称，他任职过记者、策划、餐饮公司，和马云那张合照正是在餐饮公司工作时所拍。

他还在直播中称，其无妻无子，以后也许会继续流浪，本打算去写书，现在觉得短视频与直播方式会更好传播与表达自己的想法。在接受媒体直播间连麦采访时，他说“对不起母亲，没有活成她想要的样子”。

一位视频账号为万某的博主发布视频称宋湘波是他的大学同学，并晒出了几张同学大合影。其称“今天意外从同学群里看到一个老同学成热门，似乎过着流浪日子，我想这是他在体验另外一种生活吧，说不定不久后会出书呢。前几年还聚了多次。这几年来一直尝试联系都没联系上。同学是一个非常有才的有思想的人，希望能联系上。”

万某对九派新闻表示，他还未联系上宋湘波。

10月13日，在该博主最新发布的视频中，宋湘波正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称突然收到这么多关注，以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村里的人都知道我在干嘛”。博主在视频底下跟评“他已自己走了，我没有跟着”。

九派新闻联系首发宋湘波流浪的博主，其表示“宋老师目前只接受在直播间连麦采访，是他的个人意愿”。

杀人偿命，这句话相信每个人都很熟悉，可在现实生活中，却依然有人丧心病狂，恶意伤害他人的生命。日前，网络上就曝光了令人痛心的一幕，一名女子疑遭杀害后被装行李箱抛尸无锡。

日前，一则“上海长宁独居女子遭杀害后被藏尸行李箱”消息在网络疯狂传播，从现场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出，2021年10月11日下午1时许，一名戴口罩、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将一个大号行李箱抱出楼栋，疑似将一名女子杀害后用行李箱抛尸到了无锡。

10月13日，无锡警方对媒体透露，嫌疑人已经被抓获，案件已移交上海警方处理。另据知情人士透露：被害女孩是英国留学回来的，今年入职上海一家公司，即将度过试用期，想不到却出了这样的事。

客观上来讲，杀人抛尸，性质可以说是极其恶劣，如果此事属实，希望嫌疑人能够尽快伏法，以告慰死者的英灵。最后，不知大家对此作何感想？

北京时间今天（13日）凌晨，中国男足2:3不敌沙特，12强赛前四轮1胜3负积3分位列小组第5。由于上下半场截然不同的场面，李铁对于归化球员的使用问题再次受到质疑。


事实证明，阿兰、洛国富、艾克森的确在进攻端给予中国队足够的动力。但在中后场，中国队的隐患仍然不少，硬实力的欠缺，让一些战术打法无法实现。


战术可行，实力不足


本场比赛前45分钟，中国队处于完全被动，无法破解对手的高位逼抢，导致进攻瘫痪，防守持续被压迫。


下半场，李铁先后换上阿兰、洛国富、艾克森。有了能够持球、突破的进攻点，中国队在进攻端的表现大幅提升，甚至打了沙特一个措手不及。





赛后，李铁成为众矢之的，对其战术的质疑声不绝于耳。


本届12强赛，面对日本和沙特两个强敌，中国队都选择先“避其锋芒”，以1分为基本目标，拼剩下的30-45分钟。


这样的战术本身问题不大，然而由于中国队中后场的硬实力问题，球队事实上变成了一个沙包。由守转攻过程中出球难、控球难，屡次被对方断下形成二次进攻。


对手频繁冲击下，5-3-2的防守体系不再牢靠。屡次出球无果，队员也会逐渐力不从心。


以本场比赛为例，李铁在中场派出了吴曦、池忠国、金敬道的组合。防守覆盖面广，拦截能力强是这个中场组合的特色。但在出球能力、控球能力上，稍显一般。


整个上半场，仅有张玉宁的几次处理球让人眼前一亮。这位年轻前锋的背身拿球和桥头堡作用，确实能协同武磊对对手产生杀伤。但前提是出球要顺畅。


第一个失球其实就是上半场中国队表现的一个缩影。对手逼抢下，池忠国、金敬道配合失误去世球权，刚刚防守下来一轮进攻，就要再次组织防守。


一次简单的踢墙配合，沙特队将刚刚落下阵地防守的后防打穿，取得进球。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和日本队较量，若不是门框帮忙，中国队很有可能也是带着2-3球的“坑”去踢下半场。


下半场，三名归化球员上场之后，沙特队有些措手不及，也出现了攻守思想不统一的情况。若不是沙特守门员受伤10分钟中断了中国队的进攻节奏，或许还会有更多机会。


央视解说贺炜在评述中提到，“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一阶段，中国队几乎控制住了场面，也证明中国队是有这个实力的。


对于是否会在未来采取不同的战术，或是直接进入今天下半场的状态，李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想多谈。“我想，你也知道，客场比赛是非常难踢的。战术问题，我在这里不想多说。”


从下半场的形势来看，李铁的换人调整解放了球队的进攻，但防守仍然存在问题。变阵4后卫及吴曦单后腰，需要承担的风险更大。沙特的第三粒进球，几名队员的穿插跑动，几乎没有遇到阻碍。





接下来面对强敌，是继续执行相似的战术，还是采用更有侵略性的打法，李铁团队必然要做一番考量和取舍。


缺少高强度比赛


针对球员的表现，李铁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虽然上半时落后，包括1比3落后，所有球员都在努力打回来。我们追回了2个球，最后时刻差一点追回第3个。刚刚在更衣室我表扬了国脚。我们要把国家队的每场比赛当人生的最后一场比赛去打。我也一样。我们要对得起球迷，特别是熬夜看球的球迷。”





对于上半场的局面，李铁分析称，，“可能是我们太长时间没在客场这么多球迷的情况下进行比赛了，而且还是这么艰难的比赛。上半时，球员们有些过于拘谨，中场休息时，我让球员们放松去踢。”


弦绷得太紧，放不开踢，一直是中国队的老问题。李铁认为，像这样有压力的比赛，球员还是踢少了。


“12强赛的路很艰苦，但这也是我们来的目的。我们像12强赛、有压力的比赛，踢得太少了。回国后，我们需要进行更艰苦的训练，我们需要多打比赛。”


由于疫情等原因，中国队在备战40强赛的时候就有类似的问题。到目前为止，除了和国内俱乐部的教学赛外，仅有和叙利亚队的一场外战热身赛。


谈到回国后的备战计划，李铁再次强调需要高质量的热身对手，“首先，需要好的训练，需要进行有质量的热身赛。其次是要回到中国、在主场打比赛，因为在客场、中立地打比赛完全不一样。我们需要击败更强大的对手，需要更努力、利用好主场优势。”


截至目前，中国队11月的两场比赛能否在本土进行还停留于传闻阶段，但全队上下显然是非常期待在家门口作战的。


“还不能确定100%在中国进行，所以对国家队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就像一个没家的孩子一样在外面踢球，除了训练，每天就只能在一个小房间里呆着，这对球员是非常艰难的。”


由于日本队本轮战胜澳大利亚、阿曼战胜越南，中国队目前以3分排名小组倒数第二。


11月，中国队的两个对手是阿曼与澳大利亚。由于前者首轮爆冷击败日本，使得本小组的第三名的争夺尤为激烈。在主场战胜阿曼全取三分，目前来看是保证“不掉队”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