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理一对12岁双胞胎兄弟放羊失联已4天，牵动人心。截至2月8日下午2时，仍未发现失联人员。有官方人员向极目新闻记者透露，事发当天下午，有村民疑似见到两个男孩向山中行走。





失联男孩的家位于大理州云龙县长新乡新塘村红栗坡组。他们的姐姐赵婷（化名）告诉极目新闻记者，2月4日下午4时许，她和12岁的双胞胎弟弟在离家不远处一起放羊，后来两个弟弟不见了，她以为两人提前回家了，结果回家后却未发现他俩。


8日下午，极目新闻记者现场实探发现，三姐弟放羊的位置在自家对面的山上，中间隔着一座水库。记者探访期间，此处山上还有村民正在放羊。


一名正在山上搜寻的村民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双胞胎兄弟的外婆家就在一山之隔的洱源县，若孩子们到达外婆家需翻越高山，“不知道会不会去外婆家，山上还有很厚的积雪。”不过，参与救援的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已与失踪孩子的外婆家联系，孩子未在外婆家。


极目新闻记者从前方救援人员发回的图片中看到，搜寻途中有积雪。据当地村民介绍，失踪的这对双胞胎是该村民组唯一的一对双胞胎。


官方一工作人员向极目新闻记者表示，4日下午5时许，有村民疑似见到两个男孩向山中行走。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全面搜寻中。

图/视觉中国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田意华就中了“大奖”——人生中第一辆汽车。


初八清晨，刚从湖南老家返回浙江永康上班的田意华接到电话，通知她中了“金券”，即价值59800元的汽车五金券。


“诈骗电话”！这是田意华的最初判断。为了防止被骗，她还找了弟弟陪同前去领券。她领到的是永康市今年推出的“五金券”中的“金券”，能购买指导价为59800的众泰T300汽车。2月1日，她火速提了新车，除去交税和购买保险，几乎没花多少钱。


永康是浙江金华代管的县级市，以“五金之都”闻名，中国80%的保温杯、70%的门和40%的电动工具都来自永康。这也吸引了云南、贵州、湖南等多个省份的务工人员，2022年，永康户籍人口62.1万人，登记外来流动人口54.95万人。


往年元宵节后，是复工、返工热潮的开始，但在袁永华看来，“今年比去年招工更难。”他是浙江永康一家户外箱包制品企业的副总经理，节后一直负责招聘工作。今年春节，尽管企业对留永过年的员工发放超50%薪水的激励措施，仍然挡不住员工返乡心切。“两三年没回家，加上去年行情不好，很多人感觉赚不到钱，今年可能就不出来了。”


用工荒是今年复工后最大的挑战


今年是田意华在永康工作的第七个年头。她是湖南人，正月初六，她从湖南返回永康，相比往年，这个日子提前了不少。“工厂今年统一在初八开工。”田意华说，选在初六回永康，也是因为永康市推出的“五金券”活动要求，要在今年1月30日前留永、返永、来永工作。


田意华从“浙里金消”微信公众号了解到“五金券”活动，在公众号预约后，有可能获得随机派送的“五金券”。


“五金券”分5种，“金券”为价值59800元的电动汽车券，名额20个；“银券”为价值2万元的无门槛消费券（200元一张，共100张），名额为140个；“铜券”为价值1万元的无门槛消费券（200元一张，共50张），280个；“铁券”为价值2588元的电动自行车券一张，名额为560个；“锡券”为价值599元的炊具礼包，8000个。


活动只针对“新永康人”，即非永康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吸引返工和用工的意图明显。


永康市商务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相比往年，“五金券”活动的门槛更为放开。以往的活动要求留永或返岗员工才能参与，需要交过社保或工伤保险，今年则取消了这一条件，新来永员工也能参与。此外，参与者也不限于工业企业，环卫工、服务业也可以。


“疫情三年，很多人回不了家，今年政策优化以后，很多务工者都回了老家一趟，因此给复工复产带来压力。”上述工作人员表示，“五金券”活动是为了吸引外来务工人员，传递永康人才招引求贤若渴的信号。


“五金券”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以往的返工活动多以消费券或现金形式发放，今年的“五金券”则源于永康“五金之都”的定位，从金券到锡券，包括汽车、电动自行车、炊具等永康本地特色行业。


上述工作人员介绍，往年的消费券使用有门槛，有满减活动才能使用消费券，今年则可以直接当现金使用。


“五金券”为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提供了帮助，不过也有员工表示，参与感不够强。相比于50多万的务工人群，五金券的奖项名额仅过万，能幸运中奖的仍是小部分人。


田意华是五十分之一中最幸运的人。田意华和父亲都在浙江启承铝业有限公司工作，她在销售内勤岗位。启承铝业多年从事模具、汽配行业，其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这两年新能源汽车订单增多，工厂订单也有所上升。春节后，由于不少员工返乡，目前还有几十号人没有到位。受制于缺工情况，与供应商协商后，2月份订单会相对压缩一些。


用工荒仍然是今年复工后最大的挑战。一方面，去年返乡人数远没有今年多；另一方面，工厂订单不稳定，真正复工复产的只有几家大企业，中小企业都还没上轨道。“去年很多厂子生意都不好做，很早就放假了，现在这个时候，员工都还没有信心。”袁永华判断，很多去年离开的员工，今年还在观望。


另一方面，当地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吸引力也在下降。“现在永康租房要六七百一间，工资五千，在中西部可能也能拿到这么多钱，很多人过完年就不愿意来了。”


永康的务工人员多来自云南、贵州等地。“如果没有云南贵州的劳务输出，（永康）很多厂可以关掉了。”袁永华说。近年来随着云贵等地区扶贫工作的进展，贫困人口减少，愿意跨省打工的人也少了。


25岁以下的年轻人比去年少了20%


袁永华的工厂里，目前还有至少20%的人员缺口，尤为缺乏的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


春节后，袁永华就泡在了工厂附近的劳务市场里招人。他的工厂需要招40名装配工、30名组架工，以及冲床工、包装工、清洁工等数十名一线员工。袁永华透露，目前装配工的底薪为5000元，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计件多的装配工，一个月薪水能多三分之一。


袁永华所在的企业从事户外用品、箱包等制作，企业成立十余年，70%外销海外，沃尔玛等均是企业大客户。企业也有自主品牌，产量占全厂的40%。工厂里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老员工，主要负责箱包等产品。“箱包的工人做了十几年，对生产非常熟悉，缺人的主要是户外用品。”


最缺人的装配工岗位，是传统工厂都有的流水线，每天一条线能生产3000件产品。“资历久的装配工，订单多的时候，每月薪水能拿到1万多元，其他人也有七八千元。”袁永华说。


不过，技术工工资高，但责任也大，有绩效考核，赏罚分明。他曾在广东的企业做管理工作，相比以前，现在工厂的管理约束更少了。“现在扣钱没有以前多，上下班时间和请假批准也更宽松。”


即便如此，还是很难招到年轻人。袁永华估计，从当地劳动市场的情况来说，25岁以下的年轻人比起去年少了20%。“有的人可能去送外卖、快递了，相比工厂更自由，待遇可能也稍微高一点。”


年轻人更偏向打零工。即使是进工厂的年轻人，也常常做一个月就走了。


邱建生是永康市云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他发现，00后已经不愿意进厂。“现在工厂不是招不到人，而是流失率太高，能达到50%-60%，年轻人不愿意长期待在工厂了。”


用他的话说，00后工人和70后、80后不同，大多是独生子女，有父母帮衬，只要手里有钱吃饭，“想辞职就辞了”。


在永康的不少企业，已经开启“生产智能化”的进程。永康以五金产业著称，这是劳动力密集产业，有较强的智能化需求。但对于附加值低、产量小的产品来说，智能化成本太高。“例如十多块钱的箱包，用机器生产不划算，很多企业不敢投入。”


袁永华透露，如果是远销欧美、利润高的产品，机器换人的收益也高，很多大型企业已经投入智能化。但对于中小企业，即使有政府补贴，也难以转型升级。“我们企业冲床岗位部分智能化了，但装配还没有智能化，不光投入大，而且可能还没有人工效率高。”


永康紧邻义乌，不少企业以外销为主。外贸企业生产季节分明，“一年可能只有两三个月，接了外贸单才开始用工生产。”邱建云说，这也使外贸企业倾向于与劳务公司合作，有用工需求时才找劳务工，以减少成本。


面临转型困难的传统工厂可能难以与外卖、快递等新业态竞争。“经济本身不怎么好，很多企业都撑不住了，更不可能加工资。”在过去，中国制造业以物美价廉著称。“产品低端，没有自主品牌，利润低，唯一的盈利点就是人工便宜。”邱建云说，而现在，这一点也在逐渐改变。


邱建云的劳务中介公司在去年亏损了10万元。“大多工人的介绍费是500元一个月，而招聘、税务和办公费用等成本，摊在每个人头上也要400多元。”邱建云说，去年用工需求不多，而成本相对固定，导致出现亏损。


邱建云曾在台资企业工作数年，当年招工时，入职三个月才和工人签劳动合同。“现在满一个月必须签劳动合同，三天以上必须结清工钱。”浙江省也逐步要求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最低按社平工资60%的基数为员工缴纳，但目前还未强制执行。邱建云说，一旦执行，他很难承担这部分开支，“减去成本后，剩下的钱不够交社保了。”


在他看来，曾经以世界工厂著称的中国传统中小制造企业，正在面临比预想中残酷的淘汰制。“没有高新技术，没有自主品牌，用工成本在增加，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


（应受访者要求，袁永华为化名）

不要感到奇怪，未来我们会看到一些乡镇、县城消失，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丨熊志


把街道改回乡镇，北方城市出现了让很多人看不懂的反常操作。


这一逆向调整，发生在黑龙江。据报道，黑龙江伊春、齐齐哈尔等地正在推动部分街道“撤街设镇”，已有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


其中，伊春市乌翠区撤销四个街道办事处，设立翠峦镇、乌马河镇；在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则撤销富强街道，设立华安镇。





图/网络


大家都知道，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撤乡（镇）设街道，以及撤乡并镇、撤县（市）设区成为一股潮流。


“撤街设镇”的回调，标志着有些地方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宣告结束，很多吃财政饭的中小城市，面临人口流失、产业萎缩、城市收缩的局面，它们的困难可能才刚刚开始。


01


好好的街道，重新撤改回乡土气息更浓厚的乡镇，为什么让人意外呢？


首先，尽管乡镇和街道都是平级单位，但在中国的城镇化体系中，它们的待遇和地位其实并不是一样的，撤镇设街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升格”。


一般来说，乡镇包含着很大一部分农业人口，撤镇设街以后，级别不变，待遇却能升级。


对城市来说，城区范围扩张，更有利于整合资源，建设一些基础设施。比如现在修建地铁，在城区人口规模方面就有明确的门槛要求，达不到就没有资格。


而对被调整的镇而言，成为街道，纳入城市一体化的规划范围后，科、教、文、卫等城市功能定位更加明确，市政配套设施也能迎来统一升级。





图/图虫创意


正因如此，过去这些年城镇化浪潮中，这种行政区划的撤并调整，成为一种常见现象。镇希望升格成街道，县希望升格成区，升格成市。


总的来说，传统的乡镇在萎缩，农业人口转移为城市人口，中心城区的范围越来越大了，城市管理越来越扁平化，辐射能力越来越强。


当然不管是撤镇设街，还是县改区，都不是想撤就撤，想设就设。在人口和面积、经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它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


以这次逆向调整、撤街设镇的黑龙江为例，当地的《黑龙江省设立街道标准》中，就明确规定了设立街道的人口、经济等指标。比如经济指标是这样的：


拟设街道区域前两年全口径财政收入或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所在不设区的市或市辖区下辖乡（镇）的前30%，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位于所在不设区的市或市辖区下辖乡（镇）的前30%。


说得直白点，只有人口规模够大，密度够高，经济实力、财政家底足够好，才有资格从镇变为街道。


不过在现实中，一般升格上去就不太会调回来，以往也有一些个案，但并不多。毕竟改为街道后，能够增强城市功能，增加人口吸引力。


所以这次黑龙江的调整，透露着不寻常之处——不是一市一地调整，而是涉及几个城市，涉及多个街道，逆城市化的信号意义已不言而喻。


02


黑龙江的这些街道，为什么被打回原形了？


原因也不奇怪，说到底是因为城市在收缩，人口在流失，以前乡镇达到了设立街道的标准，现在产业、人口都在萎缩，已经不达标了，继续按照街道管理不合时宜。


收缩型城市不是新概念了，这几年很多学者都关注到了城市收缩的问题。他们发现，城镇化的过程，并不必然伴随着扩张，也有地方在收缩。


比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统计发现，过去十年间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150个城市的市域人口减少3637万，比2000-2010年人口减少的城市增加61个。


黑龙江此次调整的两个城市，伊春和齐齐哈尔，可以说是收缩型城市的代表。


以伊春为例，它因林而生，因林而兴，也是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六普到七普之间，人口足足减少了27万人。


由于没有产业支撑，伊春的人口在加速外流。那么，一个街道，一个曾经由乡镇升格而来的街道，在整个城市都收缩的背景下，哪还有那么多新市民来支撑一个街道的规模呢？





▲黑龙江伊春市朗乡镇（图/图虫创意）


中国的城镇化，采取的是“人地钱挂钩”的策略，用地指标、财政指标等，都是根据人口规模来进行配置。人多，人口持续流入，就能拿到更多的资源，反之亦然。


撤镇设街，可以给乡镇带来市政配套的提升，反过来说，也意味着城市需要给升格的街道投入更多的城建资源。当这座城市产业、人口增长都出现问题，自然没有动力来大撒钱了。


在撤镇设街的风潮下，有些乡镇本身就农业人口多，农村比例大，很难发展起来，现在人口外流，继续纳入街道管理，其实是在浪费资源。


所以，原来哄抢着给乡镇安上街道的新身份，让乡镇成为城区的一份子；现在，乡镇改制来的街道，其市政配套、财政供养成本，反而成了累赘，要调整回来。


归根结底，人不够了，也没钱了。


更何况，乡镇是一级政府，街道是派出机构，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一级政府的自主决策的权限其实更大。


而对伊春等地来说，当初设立街道是服务于城市扩张，城市收缩以后，政府机构要调整，人员需要精简，一些发展不行的街道，重新改回乡镇，其实是更有利于自身改革工作的开展。


03


关注城镇化议题的人，这两年应该都留意到了，历年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关于行政区划调整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总之，是逐渐从严收紧。


比如2020年特别提到，“全面完成各省（区、市）设镇设街道标准制定工作”，言外之意就是明确规则，建立门槛，不能想设就设了。


再如2021年提到，“根据常住人口规模优化街道社区设置和管辖范围”。


结合撤街设镇的逆向回调来看，趋势很明显了，中国的城市不会再一味向上生长了。有扩张就会有收缩，有升格就会有降格，摊大饼式地盲目扩张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


这其中人口是关键因素。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2年国民经济数据，中国的总人口一年减少85万人，时隔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以前城市化上半场时，大中小城市、县城乡镇集体受益；现在到了下半场，该进城的农民，差不多都进城了，年轻人也不愿意生了。总人口就那么多，还都往大城市，或者城市的中心城区流动，中小城市、县城乡镇，自然摆脱不了收缩的命运。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图/图虫创意）


所以，不要感到奇怪，未来我们会看到一些乡镇、县城消失，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现实中，很多小城市，尤其是伊春之类的资源型城市，在资源耗尽后，没有新兴的产业顶上来，城市发展基本上是靠吃财政饭，市政配套、公共服务靠转移支付续命。


在撤街设镇的背后，这种“城扩人走”的现象，在很多地区都在上演。人在流失，城市却还追求扩容，建一些利用率低的市政配套，浪费财政资源，放大债务风险，危害不用多说。


让它们自然收缩，甚至自然死亡，而不是强行靠债务、靠转移支付续命，将资源投入到低效的地区，这才是尊重城市化的规律。


当然这也意味着，一些城市的铁饭碗，可能要打破了。

2月7日，有网友爆料称，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城管上街清除商户的春联，当天已经清理一部分。8日，多名商户告诉记者，清除春联的行动去年就已开始。凉州区城管局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市容市貌整治行动，关注到网友的不同意见后，他们已对行动予以整改，只清理无法修复的春联。





网友曝光的照片（图源：网络）


多张网传照片显示，数名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撕掉一商户门口两侧的春联。消息发布者表示：“正月十七，甘肃武威凉州区部分商户春联被城管清除。”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不能理解，认为春联是传统文化，并不会影响市容市貌。还有网友认为，这样整治市容市貌，是否矫枉过正？


极目新闻记者了解到，网友发布的照片中显示的两家门店，位于武威市凉州区五凉路。8日，五凉路一名商户龙女士（化姓）向极目新闻记者证实，7日确实有城管工作人员将她门店的春联揭掉了，去年大约也是这个时候，城管将春联揭掉了。


另一名商户李先生表示，他的春联有些破损，被清理能理解，但旁边其他商户的很多春联是完好的，也被清理了。“从去年开始就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李先生说。


商户刘先生则表示，从去年开始，他们春节后开业就自行将春联揭掉。因为他们的春联贴得比较大，平时店里要经常接待客户，粘在窗户上不太美观。


8日晚，极目新闻记者致电辖区宣武街道，工作人员表示并不清楚此事。凉州区城管局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每年春节过后，他们都要进行一次市容市貌整治，所以对影响市容的破损春联进行了整治。


上述工作人员还表示，关注到网友的不同意见后，他们已经对此举进行了整改，先对破损的春联进行整治清理，能修复的帮其修复，完整的春联则先保留着。该工作人员发给记者的照片显示，有城管人员正在对部分商户破损的春联进行修复。





城管局工作人员正在对破损的春联进行修复（受访者供图）

近日，长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发布的2023年度第三批拟聘人员信息公示中因一名应聘人员在备注中显示“集团党群部主任之女”引发关注。





据该企业官网显示，本次招聘拟招聘人员共计55人。其中一名应聘者23岁，在公示其他信息栏中显示，“该生为集团党群部主任陈静之女（根据集团《新员工招聘管理办法》规定：拟聘人员为集团领导、总师、副总工及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配偶、子女，应将相关信息一并公示，故此说明）。”





2月8日下午，该公司监察审计部一名工作人员回应新黄河记者称，“我们是为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实事求是告知有这层关系，我们人力部在今年的管理制度里面有要求，如果有这种关系的，要备注出来，接受大家的监督。”


公开信息显示，长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前身为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是由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

昨天（2月7日），连云港一未成年女孩在酒店疑被3名男子胁迫吸毒致死消息引发广泛关注。


今天，家属赵先生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孩子的遗体已送往上海尸检，3名涉案男子已被警方控制，“警方一直在尽力办案。”





纵相新闻从事发酒店获知，该酒店因存在漏水情况今天起停业。酒店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表示，未成年人入住酒店需在监护人陪同下办理登记。


今天上午，事发地所属的新东派出所接线民警表示确有此事，“具体办案人员不是我”。连云港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工作人员则表示“这个（怎么）回事还在调查，一切以我们市局新闻中心（为准）。”


家属：接到警察电话孩子在医院抢救，同行女孩告知事发经过


“我现在也害怕了。”赵先生说，这3名男子的家属联系他希望协商处理此事，“我不接受，协商能让孩子活过来吗？现在爷爷奶奶都快疯了，她妈妈也要抑郁了。”


翻看手机通话记录，赵先生说，2月1日早上6点01分，他接到了警察电话被告知“孩子喝多了在医院抢救”。


他从警察处得知同行的有一位女生，“我打电话过去问，她在电话里也和我说是喝多了。”


“当时我还奇怪喝多了怎么会抢救。”赵先生到了医院后，医生直接和他说不用抢救了。同行的女孩在抢救室外目睹了一切，赵先生说当时有很多人，女孩把他拉到一旁悄悄和他描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孩子说，她们两个吸了那个东西。”赵先生说，同行女孩表示他女儿当时就“翻白眼，晕倒了”。


赵先生所说的“那个东西”疑为“笑气”。“不过，警察也说了，孩子到底是因为什么致死的要等尸检报告，最快十几天，晚一点要等个把月。”


“同行女孩当时表示要打120，另外三个人说不用管，这是正常的。”赵先生说，女孩回忆她当时吸了一口也昏倒了，三四十分钟后醒了，看到小赵依旧没有醒来，那几个男的还在吸。


“这是她说的，最后还是要看警方的调查报告。”





女儿夜不归宿，家属此前是否联系过孩子？


对此，赵先生表示当晚他给孩子打过电话，“孩子说和朋友在酒吧喝酒一起玩，会回来的。”由于家里居住环境限制，孩子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所以赵先生并不清楚女儿当晚有没有回家。


赵先生说，同行女孩表示当时她俩准备从酒吧离开时，被3名男子拦住，之后带他们去吃烧烤，然后又被带去了酒店。


“如果孩子还活着，开学就该上初三了。”昨天是孩子的头七，一想到孩子死得不明不白，家人悲痛愤怒之下在涉事酒店门口祭奠。





涉事酒店：因“漏水”已暂停营业，事发后曾被短暂关停


未成年人可以独自办理入住酒店吗？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今天从事发酒店获悉，“酒店存在漏水点，今天起暂停营业，具体恢复营业的时间等待施工队通知。”





此外，记者致电酒店服务热线咨未成年人办理入住手续。对方表示，未成年人办理入住需在监护人的陪同下办理登记。


赵先生告诉记者警方已经因为“没有登记”处理过酒店了，“关过几天，然后就开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七条明确，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应当询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第一百二十二条明确，场所运营单位违反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住宿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应急管理、公安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公安部对旅馆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提出“五必须”要求，以切实防范在旅馆中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生，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对此，赵先生告诉记者，3名涉案男子中其中一人疑为该事发酒店股东。


什么是“笑气”？过量吸食危害堪比毒品


目前，女孩是否吸食“笑气”、是否因此死亡暂无定论。


“笑气”并非新鲜事物。


2017年，留美女生韩梦溪所写名为《最终我坐着轮椅被推出了首都国际机场》的文章，最早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笑气”。根据作者自述，自己在美国过量吸食“笑气”，导致身体机能全面紊乱，甚至双腿都不能站起来，并且大小便失禁。


“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常被用作食品添加剂，如用于发泡奶油，因此又被称作“奶油气弹”；同时也是一种医用麻醉剂，有轻微麻醉作用。


“笑气目前还不算是毒品。但它的危害堪比毒品。”一位拥有多年一线工作经验的江苏禁毒民警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笑气在工业和社会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只要符合相关销售资质，日常的交易行为并不少见。


民警同样表示，关于吸食笑气的处罚一直都是一线执法时的一大难点，“因为它不能被算作毒品，因此关于吸食笑气的处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浙江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浙江省戒毒治疗中心和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曾联合实验，实验显示吸入一罐“笑气”之后实验员就产生了上头的感觉，就像喝醉了酒，脑血管在膨胀，心跳脉搏变得很明显，监测数据上的变化也很明显，脑电波的数值从92下降到88，说明实验员的思维变迟缓了。最明显的变化是血氧饱和度，从最开始的95，快速下降到79。


“‘笑气’现在虽然还没有归为毒品范畴，但是过量吸食对人体的危害堪比毒品。”2022年6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国内成瘾医学专家赵敏接受采访时表示，“笑气”被分装在小钢瓶中，少量吸食会有轻微麻醉作用，产生幻觉，大量吸食会产生神经系统损伤，出现头痛、感觉麻木、肌无力甚至瘫痪等外周及中枢神经系统症状。

↑黄小波受访者供图


这是一桩延宕多年的借贷纠纷：2014年12月，经深圳某银行时任营业部主任的陈某科介绍，在深圳经商的男子黄小波向他人借款90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


案件资料显示，9000万元借款陆续到账后，其中5500余万元被作为介绍人的陈某科转走。也就是说，实际被黄小波使用的借款金额为3400余万元。


这笔借款到期后，黄小波被债主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黄小波偿还9000万元借款及利息。黄小波则认为，自己仅需偿还实际使用的3400余万元借款及相关利息，剩余部分应由陈某科负责。


针对该案，深圳中院、广东高院先后作出判决，判令黄小波偿还9000万本金并支付利息。法院表示，5500余万元借款被陈某科转走，“属于另一层法律关系，借款合同本身有效。”


在持续多年的诉讼过程中，黄小波意外发现，陈某科在2020年10月30日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2个月。相关刑事判决文书显示，陈某科“非法经营罪”的犯罪事实中，就包括从黄小波处转走5500余万元这一情形。


“是我借来用的钱我肯定要还，不是我借来用的，为什么也要我偿还？”2023年2月，黄小波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他将以陈某科“非法经营罪”刑事判决文书作为新证据提交司法部门，就其所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再审。


9000万元借款引发的纠纷


被介绍人转走5500余万元


法院判决借款人须悉数偿还


今年59岁的黄小波在深圳经商多年。2014年12月，因资金需求，他在时任深圳某银行营业部主任的陈某科介绍下，向李某借款90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


红星新闻记者获取的案件资料显示，合同订立后，对方分三笔向黄小波指定的银行账户转款共计9000万元，分别是2014年12月10日转账1500万元、2014年12月17日转账3000万元、2014年12月26日转账4500万元。


同时，案件资料还显示，自2014年12月17日开始，黄小波接收借款的该银行账户中，先后被他人转走了5500余万元，并最终流向个人账户。


相关证据材料显示，将5500余万元转走的，就是该笔借款的介绍人陈某科；陈某科之所以能够将5500余万元转走，是因为其掌握了黄小波银行账户的密码及U盾。至于黄小波为何将银行账户密码和U盾交给陈某科，双方各执一词。


黄小波称，在收到第一笔1500万元的借款后，陈某科以其中900万元借款系自己出资为由，要求黄小波将银行账户密码、U盾交出。为尽快取得剩余借款，黄小波听从了对方的要求。


而陈某科本人则说，此前黄小波就欠其约5500万元左右，黄小波向李某借款9000万元时，同意在借款到账后先对其进行偿还。因此，黄小波自愿将银行账户密码和U盾交给陈某科操作。


9000万元借款到期后，黄小波被李某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黄小波偿还9000万元借款及利息。黄小波认可其账户收到了9000万元借款，但他提出，其中的5500余万元是被陈某科私自转走，自己并未使用，该部分借款应由陈某科进行偿还。


就此，深圳中院及广东高院先后作出判决，判令黄小波偿还9000万本金并支付利息。


深圳中院认为，黄小波指定的银行账户实际收到了9000万元借款，双方签订了书面借款合同，合约有效。针对黄小波提出的“5500余万元是被陈某科私自转走”说法，深圳中院表示，即便黄小波的收款账户受到案外人控制并将款项转出，亦属于黄小波对自身账户及账户上款项的处分；在李某将9000万元借款支付到黄小波指定账户后，款项的用途及流向已经处于借款人黄小波的控制范围。


黄小波随后上诉，被广东高院驳回。广东高院表示，黄小波收取款项后，是否有将款项转入或交给他人，属于发生在黄小波与实际用款人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如有纠纷，当事人可另寻法律途径主张权利。





↑广东高院二审判决书


与借款相关联的案中案


转账者因非法经营罪获刑


犯罪事实包括转走5500余万元


黄小波称，在试图寻找陈某科并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时，他意外发现，早在2019年8月，陈某科就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公安机关抓获，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2个月。


红星新闻记者获取的陈某科“非法经营罪”刑事判决书内容显示，2019年6月，民警接到举报，称陈某科涉嫌“地下钱庄”的犯罪线索，于同年7月17日立案侦查，调取涉案公司、个人银行账户发现，涉案账户中大量资金流水具有非法支付结算的特征，经分析陈某科等人有犯罪嫌疑。


相关刑事判决文书同时显示，陈某科“非法经营罪”的犯罪事实中，就包括从黄小波处转走5500余万元这一情形。


在该份刑事判决书中，公诉机关指控，借款人黄小波为归还被告人陈某科借款，需要操作资金将5500余万元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黄小波将其实际控制的裕祺公司等银行账户的密码和U盾交给陈某科操作。随后，陈某科安排其他人，先后多次将黄小波银行账户共计5578万余元转出，并最终流向个人账户。





↑图据（2020）粤0306刑初521号刑事判决书


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陈某科称，黄小波曾通过自己介绍，向李某借9000万，“李某要求我出900万元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但自己并未出资900万，900万实际是李某出借给黄小波的第一笔钱到位后，再回到李某那里。”他说，这是与黄小波商量后同意操作的。


陈某科还称，李某实际出资8100万元，黄小波实际掌握2000万元左右，剩余的出借款用于归还黄小波先前的借款与利息，“黄小波之前的借款是我调集回来出借给黄小波的，也就是说是我向出借人借款并支付利息，黄小波再向我支付利息与本金，中间的利息差归我，黄小波实际是与我发生借贷关系。”


陈某科称，其中2000万元左右是黄小波直接与出借人签订借款合同，自己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黄小波向李某借款9000万是他同意用于偿还我的债务，他通过他实际控制的深圳裕祺时装公司银行帐户交付，这笔资金由我本人操作。”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科在侦查阶段的多份笔录中，均详细供述了其为他人提供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非法从事资金结算支付业务，构成非法经营罪。


2020年10月30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判决陈某科等人犯非法经营罪，其中，陈某科获刑5年2个月，处罚金4万元。


将申请再审


借款人疑惑刑案为何未通知其出庭


将把刑事判决文书作为再审新证据


在看到陈某科“非法经营罪”刑事判决后，黄小波感到疑惑：“公诉机关既然认定我欠陈某科的钱，并授意他进行‘公转私’行为，为何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没有通知我出庭，起诉材料中也没有出现我的任何证言？”


红星新闻记者获取的相关案件资料亦显示，在认定“黄小波为归还陈某科借款，将银行账户密码及U盾交给陈某科操作”法律事实时，相应的证据目录中，并未出现相关的借款合同或借条，黄小波本人亦未作为证人或其他案外人被询问。


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黄小波反复强调，他将银行账户密码和U盾交给陈某科，只是为了尽快获得全部的借款，并未授权陈某科对其账户进行任何操作。


黄小波还说，他确实与陈某科某亲戚有过一笔两千多万的债务往来，但这笔借款与陈某科本人没有法律关系。他认为，在他与陈某科双方没有任何借据合同的情况下，不能仅凭陈某科本人的供述，便认定两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就黄小波提出的上述疑问，负责审理陈某科非法经营罪的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名负责人表示，“黄小波与陈某科存在借贷关系”的说法，确系被告人陈某科的单方面陈述，但法院在审理该刑案时，主要是查实陈某科将5500余万元进行“公转私”的事实。


该负责人还表示，在陈某科“非法经营罪”的刑事判决文书中，法院并未对黄小波与陈某科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进行认定，黄小波与陈某科双方是否存在经济纠纷，与陈某科“非法经营罪”一案并无太大关系。


“如果黄小波认为陈某科是以欺骗等方式从他手里获取了银行账户密码及U盾，并擅自进行转款，那么陈某科有可能构成诈骗或者侵占犯罪；如果是黄小波本人自愿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该负责人称，具体的定性，需要依据相应的证据来确定。


2023年2月，黄小波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他将以陈某科“非法经营罪”刑事判决文书作为新证据，提交司法部门，就其所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再审。

“我现在是与病魔赛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知道在自己生命终结之前，能不能把这些钱要回来，然后把家里欠的债给还清”……


2023年2月，62岁的民营企业家朱汉民的语气中透着悲凉。


十一年前的2011年12月，朱汉民承接了江西九江柴桑区港口街镇政府的“朝阳家园安置小区”工程。2013年7月，工程竣工，交付港口街镇政府使用。


此后，他就经历了漫长的催讨工程款之路，直到将港口街镇政府告上法庭。


2020年，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九江中院）一审宣判，朱汉民胜诉。港口街镇政府败诉后不服，提起上诉。


2021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江西高院）二审，港口街镇政府依然败诉，被判应向朱汉民支付工程款2122余万元，并给付同期相应利息。


港口街镇政府继续不服判决，向江西高院提起再审申请，2022年，又被江西高院驳回。


2022年5月20日，港口街镇政府与朱汉民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承诺对于法院“判决书确定的还款义务不持异议”，并承诺在2022年12月31日及之前，向朱汉民支付工程款本金不少于600万元。


但时至2023年2月6日，也即承诺期过去了一月有余，港口街政府并未给予朱汉民分文的款项。


而在向港口街政府讨债的这近十年间，朱汉民的家庭发生了一系列的剧变：


2017年，他的独子罹患癌症，2019年病逝，殁年仅31岁。


2019年，朱汉民自己也确诊结直肠癌晚期，随后他经历了一系列的手术、化疗、放疗及免疫疗法等治疗。2022年，癌症复发，不得不再次进行手术，身体每况愈下……


朱汉民与港口街政府的债务问题由何而来？为什么港口街政府又长时间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


2011年年底朱汉民承建安置小区一标段工程


生于1961年2月的朱汉民，本为江西九江柴桑人，后定居于浙江金华。柴桑原名九江县，在2017年改县为区，并更名柴桑。


朱汉民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他原来在湖北等地从事房地产开发多年，2011年左右回到柴桑，想在家乡拓展业务。


此时，港口街正准备兴建当地的拆迁安置房小区。


2011年12月，港口街镇政府就“朝阳家园安置小区”建设工程对外招标。该安置小区分为两个标段，其中一标段为1至13号楼，二标段为14至23号楼。


两家江西本地建筑企业——航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航达公司）、江西省临川安石建筑有限公司（下称：安石公司），分别中标了一标段和二标段工程。


同年12月28日，港口街政府与航达集团就此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为3211余万元。


随后，航达集团与朱汉民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将其中标的“朝阳家园安置小区（一标段）”项目交由朱汉民施工，并且“工程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及法律费用均由朱汉民承担”。


嗣后，朱汉民以航达集团项目部的名义进行施工。


2012年4月10日，港口街政府就“朝阳家园安置小区”工程款的支付和资金保障问题，与航大集团项目部以及安石公司项目部，共同签订了一份《港口街镇朝阳家园安置小区建设施工合同补充合同》，约定港口街镇政府将以该镇部分商用土地，和朝阳家园安置小区的门面、储藏间质押给这两个项目部以抵付工程款。


交付后近十年政府尚欠款本金约两千万


事后法院的判决显示：原本合同约定的施工周期为1年，但后来一标段工程又进行了设计变更，施工量也随之增加。


至2013年7月，朱汉民实际承建的一标段工程，即1至13号楼竣工，交付港口街镇政府使用。





（江西九江柴桑区港口街镇的朝阳家园安置小区一标段项目，在2013年7月即交付使用，但至2023年2月，尚有2000多万元工程款本金未支付给施工方。朱汉民供图）


柴桑区审计局及港口街政府的两份文件《柴审投报【2017】15号》及《港信办复（2019）16号》，也确认了上述事实。


但是，交付之后，朱汉民未能从港口街镇政府得到足额的工程款。


其中原因之一，后来九江中院和江西高院的判决显示，是因为港口街镇政府未能按照约定期限完成其原定抵付工程款的商住土地的拆迁征收工作。


朱汉民开始向港口街政府讨债。


从2013年至2018年，朱汉民自认港口街政府向航达公司项目部支付了1527.40万元工程款，加上从朝阳家园安置小区的门面销售中，获得了抵扣款约450.75万元。


而港口街镇政府则认为自己支付了一标段工程款1747.40万元，至于门面，是航达公司项目部和安石公司项目部共同销售的，前者从中分得多少款项，无法区分。


2017年12月至2018年7月，九江市柴桑区审计局对“朝阳家园安置小区”工程结算情况进行审计，核定其中的一标段工程，即朱汉民承建的1至13号楼，造价约为4150.28万元。


以此计算，港口街政府有约2000万元本金的工程款，未支付给朱汉民。


一审、二审、再审港口街政府皆败诉


时至2019年年底2020年初，朱汉民决定向法院起诉港口街镇政府。


2020年2月，九江中院就此立案。


同年12月，九江中院一审宣判，朱汉民胜诉，判决港口街政府应支付给他工程款约2172.14万元，并以此金额为基数，支付自2013年8月1日以来的相应利息。


港口街镇政府不服，向江西高院提起上诉。


2021年8月30日，江西高院二审终审判决，港口街镇政府依然败诉，不过被判向朱汉民支付的工程款本金改为了约2122.14万元，即减少了50万元，同时，港口街镇政府以2122.14万元金额为基数，支付自2013年8月1日以来的相应利息。


江西高院的这个判决还规定，港口街政府应在10日内，向朱汉民支付上述款项。


但是，港口街政府并没有履行这一判决确定的义务。


朱汉民就此向九江中院申请执行。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环节由一审法院负责。


2021年11月1日，九江中院“经审查，（朱汉民的）该申请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本院决定立案执行”。


6个多月后，即2022年5月20日，港口街政府与朱汉民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确定“对判决书确定的还款义务不持异议”。


同时，港口街政府如果卖地成功，即“取得土地出让金，应支付甲方（朱汉民）工程款本金1000万元”，如果“未取得土地出让金，则应于2022年12月31日向甲方支付工程款本金600万元；剩余款项乙方于2023年和2024年支付，每年付一半，年底前支付。”


现任柴桑区港口街镇镇长陆洪锋在这一《执行和解协议》上签字确认。


然而在此前后，港口街政府仍然“不放弃”，又向江西高院申请再审。


2022年6月13日，江西高院裁定，驳回了港口街政府的再审申请。


讨债近十年未果朱汉民连遭家庭剧变


在朱汉民向港口街政府讨债的这将近十年间，他的家庭发生了一系列的剧变：


2017年，他的独子罹患癌症，2019年病逝，殁年仅31岁。


2019年，朱汉民自己也确诊结直肠癌晚期，随后他经历了一系列的手术、化疗、放疗及免疫疗法等治疗。


2022年，他的癌症复发，发生转移。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在2022年9月14日出具的出院记录载明：


朱汉民在2022年5月26日于该肿瘤防治中心住院，入院时诊断为“降结肠癌术后腹腔转移”。同年6月1日，朱汉民进行了“右半结肠切除+左半结肠切除+脾切除+左肾脏修补+左输尿管损伤修补+左输尿管支架植入术”这一系列的手术。


2022年9月14日，即住院110天后，朱汉民才得以出院。


而到2022年12月31日24时，承诺期满，港口街政府应向朱汉民支付至少600万元的工程款本金。


但是，港口街政府失信了。


实际上到2023年2月6日，即承诺期过去了一月有余，这不少于600万元的工程款本金，港口街政府也依然分文未给。


为什么港口街政府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为何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失信？


经济观察网记者就此向九江市柴桑区港口街镇政府求询。


2023年2月6日，该镇镇长陆洪锋表示，其已在此前几日与朱汉民会面，提出了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朱汉民本人对此表示比较满意。


至于具体是何种思路或者方案，为何此前港口街政府长时间不去履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对此，陆洪锋未做回应。


朱汉民则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此前的会面中，港口街镇政府提出，目前该镇政府账上资金极为有限，将向柴桑区等上级部门求助，以尽快还款。


“我现在是与病魔赛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知道在自己生命终结之前，能不能把这些钱要回来，然后把家里欠的债给还清。这些年，因为做的这个工程被欠款，因为给儿子和我自己治病，我早已经是负债累累了……”


这位62岁的民营企业家，语气中透着悲凉。

最近几年，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茶园边一座建筑因酷似“汤屋”，而成为网红打卡点。走红之后，被网友质疑涉嫌违建。2022年11月，相关部门对“汤屋”中涉嫌违法建（构）筑物予以没收处理并公示，再次引起公众对这一网红景观的关注。


两个多月过去，没收后究竟如何处置？网红“汤屋”命运如何？最新进展来了。


据西湖风景名胜区综合行政执法队消息，公示期内执法部门并未收到书面异议，该队已于2022年11月底将“汤屋”违建部分没收并移交给属地西湖街道进行后续处置。


为何是没收而不是拆除？西湖风景名胜区综合行政执法队介绍，根据《杭州市市区违法建筑处置办法》，针对违法建筑的处置，有拆除、延缓拆除和没收等方式。由于“汤屋”建筑结构特殊，目前无法在不损伤其合法部分的前提下对违法部分进行拆除，因此采取没收的处罚方式。


西湖街道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在完成资产接收后，街道方面首先对罚没部分进行了资产登记，将其收归国有，目前这部分“汤屋”的日常管理与维护由属地满觉陇村负责。


“‘汤屋’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观赏性，是市民游客心中的美好记忆。”西湖街道相关工作人员说，从这个角度考虑，街道决定对汤屋进行保留，不做拆除，以后市民游客来满觉陇村，还是能看到它伫立在茶园间的美景。


不过，接下来如何让大家更安全舒适地观赏“汤屋”，成了西湖街道目前遇到的难题。


“‘汤屋’在茶园里，原本这里并不是一个景点，周边道路都很窄，也没什么空地，人多起来，无法承载。”西湖街道相关工作人员说，大批游客观赏“汤屋”，存在安全隐患。


另外，如何平衡茶农与游客之间的利益，也是一件头疼的事。“‘汤屋’四周很多茶地，都是村民的心血，一些游客的不文明观赏行为，比如翻过围栏、踩踏茶园等，都对茶园造成了破坏。”接下来，西湖街道将会审慎考虑，在尊重村民、市民意见的基础上，对“汤屋”周围环境进行提升，为广大游客提供一个安全的观赏环境。

春节消费是观察中国经济的一扇窗口。记者近期在北京、陕西等地采访时发现，假日经济叠加刺激消费政策，餐饮堂食加快恢复，线上消费保持较高增长势头，餐饮实现“开门红”。但随着行业复苏，用工短缺等隐忧再次出现，专家建议需通过多种手段巩固复苏势头，持续激发餐饮行业消费潜力。

节日餐饮消费快速回暖

新春佳节，络绎不绝的客流、不断刷新的叫号声出现在餐厅门店，餐饮业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场景。

1月31日晚上7点多，西安大唐不夜城华灯璀璨，游人如织。位于大唐不夜城北广场的多家西安老字号餐馆门口排起长队。市民吴海带着外地来旅游的朋友在西安饭庄门口等待叫号。

“带朋友来感受下地道陕西美食，我们是11号，已经快到了，后面还排着好几个呢。”吴海说。西安饭庄店内大厅和包间已全部坐满，服务员前后飞奔，忙着点单、上菜，将葫芦鸡、辣子蒜羊血、老陕烩三鲜等特色菜送到客人的餐桌上。

西安曲江新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乐玉泉介绍，从大年三十开始，西安饭庄每天的客流量都达到饱和，从早上十点半开餐到晚上九点多，客人络绎不绝，到了饭点经常要排队等位20多桌。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一级巡视员耿洪洲表示，春节假期餐饮消费表现抢眼，餐饮堂食消费同比增长15.4%，店均消费增长10.8%。年夜饭消费好于预期。北京市餐饮协会数据显示，多家品牌餐饮企业包间预订火爆，门店包间翻台率达200%。同时，旅游升温带动异地餐饮消费大幅增长，四川异地消费者占比约三分之一，日均消费额同比增长43%，对餐饮消费的贡献达47.6%。

堂食生意火热，外卖订单不断。美团外卖数据显示，今年提供春节相关菜品的商家比去年增长了37%，春节相关菜品销量比去年增长了71.23%。美团外卖北京姚家园站点的外卖骑手韩国辉大年三十送了4单年夜饭，“春节期间以餐饮订单和商超礼盒、家庭套餐为主，外卖单子比去年多了不少。”

餐饮业加速回暖，热度延续到了元宵节，让经营者们信心满满。

记者在位于北京地安门的鼓楼马凯餐厅看到，门口排着长队。鼓楼马凯餐厅经理吕永杰说：“春节期间每天都要排号一百多桌，元宵节的包间也早早订完了，餐饮业的火热劲儿有增无减。”

“以前是晚上才排队，春节假期几乎是全天候在排队。”呷哺呷哺北京朝阳大悦城店长沙晶晶一边安排着顾客一边回答记者的问题，她说，“这段时间生意很好，虽然有点辛苦，但是热度这么高，大家干劲十足。”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表示，今年春节餐饮消费大幅回暖，为行业全年复苏发展开了好头、起了好步。

预制菜、数字消费场景渐成潮流

餐饮行业在政策“推力”和假日经济的关键节点中复苏，“烟火气”旺了起来，同时在环境、市场以及消费者等层面出现了不少变化。

假日经济加持，居民消费逐渐回暖，餐饮堂食热闹红火，预制菜也成为“香饽饽”。春节期间，西安饭庄预制菜礼盒销售大卖，乐玉泉说：“预制菜分为半成品的凉菜和热菜，为顾客省去了备菜时间，准备的产品年前已经全部售罄。”北京燕莎友谊商城等老牌企业推出多个档次预制菜。燕莎友谊商城副总经理和阳说：“年夜饭预制菜已经成为市场的一个新趋势，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购买半成品的食材，自己动手在家做年夜饭。”

中国烹饪协会调研数据显示，26.7%的餐饮企业预制菜销量同比上涨。消费者买单，各大餐饮企业、传统商超也纷纷布局抢占新赛道。美团买菜平台数据显示，预制菜相关商品销量同比去年增长400%。

数字化消费场景在春节期间也有了更广泛的应用。目前，数字管理系统、移动支付、大数据等相关技术普及，推动餐饮行业线上线下渠道融合，数字人民币借着节日气氛加速落地应用场景。目前，多个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启动了数字人民币消费券活动，天津发放了“火锅节”专项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到1月下旬核销率达到70%。杭州发放了“红红火火过大年”餐饮专项消费券、温州发放了“温享生活”迎春消费券等，都包含了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

餐饮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展加快，呷哺集团在2022年12月推出的“充多少赠多少”优惠发放数字消费券活动，旗下多品牌联动参与，意在通过线上优惠措施拉动线下消费。“今天用了5张数字消费券，一顿饭减了100元。”大年初五在北京朝阳大悦城吃火锅的陈先生告诉记者，早前他存了600元，赠送了600元数字消费券，“消费券可以当现金使，算是薅了羊毛。”

须多方合力巩固复苏势头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餐饮业复苏势头明显，但受用工短缺、房租负担重等问题掣肘，部分中小微餐饮企业还未走出经营困境。

记者在北京和陕西多家餐饮单位走访时发现，受员工流失、春节返乡等因素影响，餐饮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用工短缺现象。位于北京东城区的一家饭馆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在春节前通过加薪等方式保住了一些人手，但是节后还是员工不够，很多活儿都是兼着干。”西安一家陕菜馆的经理说：“过完年会店里用工成本肯定会增加。现在普通服务员月薪已将近5000元，厨房炒锅厨师起步6000多元，但还是留不住人。”

根据中国烹饪协会的数据，春节期间，受访餐饮企业中50%的餐饮企业表示员工人手紧张，36%的餐饮企业表示员工人手极度短缺。中国烹饪协会分析，传统餐饮业除了依靠短期加薪等方式来激励员工，聘用小时工等方式缓解用工荒，同时需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现代化餐饮服务业。

此外，一些中小微餐饮企业疫情期间受影响较大，恢复存在一定困难。西安一家中型餐饮企业负责人表示，疫情期间，营业收入较疫情前减少了将近一半，只能贷款保证账面资金周转，面临还款、人员工资和租金水电等支出，压力较大。同时，一些供应链上企业的恢复情况对餐饮企业也有影响。

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春节期间餐饮行业复苏折射经济回升的潜在动力，建议相关部门及组织积极运用政策措施巩固复苏势头，持续激发餐饮行业的消费潜力。

中辉期货首席经济学家高敏说：“以餐饮业为代表的市场恢复将提振我国消费市场，可以通过消费券发放、税费减免、用工帮扶等政策措施巩固复苏势头。”

一些专家和业内人士建议，出台长期性的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进一步稳定市场长期预期，提振市场主体信心。（记者吉宁蔡馨逸)

网易和暴雪正式宣布分手后，目前暴雪游戏退款通道已经开放。根据网易公司先前发布的公告，玩家可以在今年6月30日前，通过微信公众号“暴雪游戏服务中心”申请退款，这个期限中未申请退款的玩家，则视为放弃相关权益。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排队退款的人数已经超过百万，还有多种情况不能退款，因此引发了诸多玩家的不满。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姜天圣


玩家抱怨：退款慢又难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了解到，本次的退款服务仅限于“已充值但未消耗的虚拟货币或未失效的游戏服务”，页面上还显示，目前已经有超过一百万名玩家在排队等待退款。在相关游戏论坛上，有玩家表示已经收到了退款，也有玩家表示退款慢，并发言表达不满。


除了“退款慢”，还有“退款难”。玩家小张向扬子晚报记者表示，登录退款界面需要验证注册战网时使用的安全手机，目前自己这台手机已经停用。客服表示，“如果您遇到了安全电话无法使用的情况且暂时无法解决，很遗憾我们暂时无法帮到您。您可以留下您的账号和联系方式，以便我们未来在必要时联系您。”


由于记不清当时预留的手机号码，小张连“留下信息”的表单都无法填写。记者了解到，由于暴雪战网在国内上线时间较早(2010年)，当时手机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因此存在借用/遗失安全手机号码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会因为无法登录而无法退款。


“现在系统还在调试”


除了手机号的问题，玩家退款难的原因还有多种。


在相关游戏论坛上，有玩家称自己是借用或购买的账号，因此无法通过人脸识别系统，导致无法退款，投诉至12315，目前该投诉已经被受理。也有玩家称，自己是通过第三方渠道(淘宝、抖音)充值，结果无法退款。还有玩家表示，自己在关服前刚刚购买了1688元的游戏礼包，而该礼包不在退款范围内，因此也发起了投诉……


网易暴雪分手导致游戏下架，才被中国消费者协会点了名。中消协认为，消费者的权益不能“想删就删”，网络游戏运营方在调整经营策略时，须尊重消费者意愿，选择消费者可接受的方式。监管部门应督促企业履行好自身职责，自觉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予以惩治。相关法律法规也应不断完善，为消费者的虚拟财产筑起坚实的保护墙，更好地为消费者放心消费保驾护航。


网易暴雪游戏负责人张栋发文回应称，现在系统还在调试，后续的(退款)速度会加快。

在市场持续饱和、消费意愿进一步下降的行业预期中，2022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迎来了出货量、销量十年新低。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11.7亿台，同比下降8%。


互联网数据中心(IDC)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比2021年下降13.2%，降至2.86亿部，为十年来首次低于3亿部。在达到顶峰的2016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为4.7亿部，同比萎缩约四成。


产量、出货量、销量，无一不指向智能手机市场萎顿下行。


多因素导致智能手机产业低迷


从全球市场看，苹果、三星、小米、OPPO、vivo五大厂商集体暴跌，第四季度的表现尤为糟糕，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18.3%，至3.03亿部，创下有史以来最大单季降幅。


有业内分析师指出，2022年末，三星和苹果的出货量均受到重创。尽管在第三季度曾出现一定的企稳迹象，但亚太地区和欧洲在2022年第四季度的市场表现却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


“我们从未见过假日季(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如此之低。”IDC研究总监波帕尔说，“尽管去年四季度的大规模促销活动有助于消耗现有库存，但并未刺激出货量增长。”


消费者换机动力不足，让电子快消品变成了生活耐用品，智能手机进入发展瓶颈。


“疫情对手机产业的影响只是雪上加霜。”谈及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连续下降的主要原因，IDC中国高级分析师郭天翔总结道，市场饱和、换机周期加长，技术发展遇到瓶颈、新品创新不足，5G推动作用低于预期、缺乏新的“杀手级”应用，产品质量越来越好、性能过剩等各种因素叠加，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折叠屏手机有亮眼表现


IDC数据显示，2022年各国产品牌中，仅有荣耀的出货量同比增幅达到34.4%。科纳仕(Canalys)数据也显示，荣耀的出货量为5220万台，增长了1200万台，与出货量第一名vivo的市场份额差距不断缩小。


与传统直板智能手机惨淡的市场行情不同，折叠屏手机2022年的增长超出了预期。


IDC数据显示，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折叠屏产品单季出货量再创新高，出货超过110万台。全年出货量近330万台，同比增长118%，折叠屏产品在国内智能机市场中占比从2021年的0.5%上升到了1.2%。


2022年，华为牢牢占据国内折叠屏市场第一的位置，市场份额达47.4%；三星占据16.5%的市场份额；凭借FindN系列的全年稳定表现，OPPO获得13.8%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三。


尽管目前市面上的折叠屏产品或多或少还存在着低刷新率、耗电较快、软件无法适配等短板，但依然受到消费者的追捧，折叠屏手机的市场表现超出了预期，如IDC分析师张祺所言，在创新及差异化方面，折叠屏手机将会以更多产品、更低价格、更激烈的竞争为市场带来活力和亮点。


创新依然是关键竞争力


2023年，中国智能手机销量降幅预计将收窄，但不会出现立即反弹，市场回暖还需要时间，市场复苏之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手机从零部件采购到整机量产需要一定时间。目前，各手机品牌已完成了全年生产规划，不约而同调低了出货量，预计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将低于12亿台。


“少犯错误、多做正确事，稳健经营。”这是今年初vivo创始人沈炜在年会上反复提及的几个关键词。“可以预见，未来三到五年的形势都会比较严峻。”沈炜说。


张祺表示，随着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转换为成熟市场，预计2023年市场仍会围绕高端化、差异化两条主线。高端智能手机利润相对较高，也更顺应中国整体消费升级的主旋律。


从2022年智能手机整体市场表现看，消费者更愿为“新产品、新体验”买单，产品的差异化与创新，依然是最重要的竞争力之一。


尽管市场复苏还有待时日，但增长之苗已萌芽，折叠屏手机将成为今年手机市场新的突破点与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