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里架起直播间，土特产变身“网红尖货”；利用物联网系统，田间管理更“智慧”；通过数字化物流平台，解决农产品运输“堵点”“卡点”……数字乡村建设大力推进，一批批掌握数字技术、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年轻人变身“新农人”，投身农业农村发展。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带货成为“新农活”，是乡村振兴中的一道新风景。



田间地头开拓市场

“直播一晚，卖出了40万元的手工腐乳”——来自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的“90后”农村女孩曾庆欢，曾创造出这样的销售业绩。在短视频平台上，这位留齐刘海、梳麻花辫的“湘妹子”是拥有600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湘妹心宝”。做农活、赶集市、卖特产……在曾庆欢的直播镜头下，家乡的农副产品获得了大批粉丝支持。

“湘妹心宝”电商示范基地坐落在一处低调的农舍里。在基地内部，素材拍摄场景、特色产业直播间，以及仓储、冷藏、物流打包车间和多功能培训室等一应俱全。现在，这里已经开启了“一村一品一主播”人才培育计划，通过为期1个月的免费培养，带领农户等走上“新农人”致富路。据悉，新化县目前建设了412个电商网店、2885个扶贫小店，“数商兴农”已成为新化县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和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电商及数字农业的快速发展，田间地头活跃着一支“新农人”队伍。他们凭借敏锐的互联网思维和市场化眼光，探索农业新业态，为传统农业转型注入了新活力，成为引领农民、发展农村、托起农业的一支生力军。

扎根乡村带动发展

今天的中国乡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乡村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衍生出乡村新职业新面孔，大批“新农人”进一步增强了乡村发展动能。

在浙江省长兴县吕山乡湖羊智慧循环产业园，“95后”“数字羊倌”王晨晨使用遥感技术实时监控羊只的数量、饲料及羊舍内的湿度、温度等，实现“每个人轻松养羊3000只”。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尉犁县，“90后”湖南女生莫晓钰和团队工程师几番试验，将棉花试验田的近270个出水桩全部改造为智能化电动出水桩，并配备先进的全自动施肥灌溉机，实现了远程定时定点控制。

在全国种粮大县湖南省安仁县，今年春耕期间，当地开发了“农机一键达”手机小程序，将农机资源和农户需求信息整合共享，实现了线上就近下单接单。

大数据、5G、人工智能、物联网……数字技术成为“新农人”必不可少的“新农具”。这背后，是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飞速发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现有行政村已实现“村村通宽带”，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7.6%，农村网民规模已达2.84亿。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数字乡村创新创业氛围浓厚。“新农人”积极应用电商直播等模式，推动农产品上行，带动当地就业，打造农产品区域品牌，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新农人’扎根乡村，通过自身专业特长以及对‘三农’政策和发展趋势的把握，可以推动新型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还可以将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和新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相结合，在推动传统农村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助力建设美丽宜居的新农村、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说。

为“新农人”解决实际困难

几年前，“80后”山东小伙武政从上海回到沂蒙革命老区，探索用电商的方式销售老区特产黄桃罐头。为了扶持武政成功创业，当地为他提供了8万元返乡创业资金，还让他免费参加了电商培训班，学习更多电商运营经验。去年，武政的公司网上销售额超过2000万元。截至目前，山东省市县三级普遍建立了好青年联盟，累计发放“乡村好青年贷”31.5亿元，带动一大批青年投身乡村振兴的大舞台。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乡村人才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乡村振兴各领域人才规模不断壮大、素质稳步提升、结构持续优化，各类人才支持服务乡村格局基本形成，乡村人才初步满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基本需要。

今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要推进智慧农业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农机农艺融合应用。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

如何为乡村培养人才、留住人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培养新型农村人才，已经出台不少利好政策。”洪勇说，下一步，为解决“新农人”扎根农村创业的实际困难，还应做好以下工作：继续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制定针对性的鼓励创业政策，帮助农村电商解决“融资难”等切身问题；提供更多培训支持，通过专家下乡授课、直播授课等方式，让“新农人”能方便地获得互联网营销、农业种植技能等专业知识。

吴琦认为，留住“新农人”，就要为他们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提供更大的发挥空间。比如加强顶层规划，从财税优惠、融资担保、用地住房、职称评定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返乡创业人才和乡村产业振兴人才培育的政策支持力度；同时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配套支持政策，为“新农人”解除后顾之忧。又如，发挥农村干部人才队伍的主导作用，通过各类学习平台、结对帮扶、定期培训、案例参观等形式，加强对“新农人”的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培训。另外，应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打造更好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

最近，中铁工程装备集团(以下简称中铁装备)研制的“东湖号”超大直径盾构机吊装下井安装就绪，即将在世界最大“城市湖底隧道项目”——武汉两湖隧道始发掘进。



隧道掘进机是建设地铁、水电站等地下工程的高端工程装备，包括泥水平衡盾构机和全断面硬岩掘进机等类型，有人把它称作“地下航母”。作为隧道工程建设的核心装备，这种有上千万个零部件、数千多吨重量的“大家伙”制造技术复杂，是一个国家装备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四川考察时强调，我国是制造大国，要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向制造强国转变。作为制造业中的高端领域，近年来，以中铁装备为代表的盾构机制造企业快速发展，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创新，从零出口到如今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年来，这里诞生了许多个“世界首台”，打破了无数个“不可能”，实现产销量连续十年全国第一、连续五年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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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受制于人，如今一个个“世界首台”填补了国内外空白

中铁装备副总经理王杜娟从业二十年来，她主持设计的盾构设备有1000余台，攻克了多项世界性施工难题。矩形的、马蹄形的……各式各样的盾构机都难不倒她。然而，二十年前，当她和同事参与研发我国自己的盾构机时，很多人连盾构机实物都还没见过。

过去，以盾构机为代表的隧道掘进机在国内是个稀罕物。当时，大型工程建设中采用的这类设备几乎全部是高价进口，有时甚至买到的是其他国家用过的二手产品。上世纪90年代，西康铁路秦岭隧道工程从德国买入两台全断面硬岩掘进机，花了7亿元左右。靠着这个设备，工期缩短了10个月，安全问题也极大缩减。可是，国外设备不仅价格高得离谱，售后服务费用更高。王杜娟回忆，有次我们要加工一个简单的拖车钢结构件，发现外方图纸有错误。原本是设计方的问题，可要求人家来处理，开口却是每天服务费1万元。

没有核心技术，只能受制于人。憋着一口气，2002年，中国中铁组建了一支18人的“筑梦之队”，开始研发属于自己的盾构机。当年，年仅23岁、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王杜娟，也被选入团队中，其他团队成员也大多和她一样，是刚工作没多久的年轻人。

庞大的盾构机部件复杂，那段时间，为了弄清楚盾构机的原理和构造，王杜娟和同事们几乎跑遍了所有地铁施工城市，在黑黢黢的地下隧道里观察了一台又一台盾构机。经过6年的努力，2008年，中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机成功下线，实现了零的突破。

实现盾构机自主化的关键是实现核心零部件自主化。在随后的几年里，中铁装备围绕关键核心基础部件“卡脖子”难题，开启了技术攻关。

盾构机能够破岩，离不开刀具这个锋利的“牙齿”。中铁装备党委书记、董事长赵华介绍，2020年，中铁装备与清华大学等院校合作，开发出高耐磨滚刀材料，制造的高耐磨刀圈在高磨蚀地层的掘进寿命是国外刀圈1.2倍以上。赵华说，原来质量好的滚刀刀圈多是进口，目前中铁装备品牌的滚刀系列产品市场占用率国内第一。

随着一项项核心技术的突破，国产盾构机不仅实现了从无到有，也走向了从有到优。世界最大直径硬岩掘进机、世界首台高压水力耦合破岩TBM……近十年来，一个个“世界首台”填补了国内外空白，让我国实现了“上天有神舟，下海有蛟龙，入地有盾构”。

王杜娟回忆起当年参与研制第一台国产盾构机的过程，有一件事她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制造盾构机需要用到一种陶瓷球阀，王杜娟先是找了国外的公司，发现有一家德国企业可以生产，但对方出于技术封锁，不肯卖给中国企业。百般焦急之中，她在广东省珠海市找到一家生产球瓷阀门的工厂，试用之后，发现球阀不仅质量很好，价格还是进口阀门的十分之一。

如今看来，国产盾构机的出现，不仅仅只是隧道掘进领域的成果，更是我国制造业水平整体提升的一个缩影。

2

2012年拿下第一笔海外订单，如今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6月1日，中铁装备集团设备公司通过“云签约”的方式拿下了新一批海外订单。

今年5月底，中铁装备订单总数已达1300多台，产品遍布国内各地、远销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市场占有率最高、出口国家最多的盾构行业领军品牌。而2010年，也就是中铁装备正式挂牌成立后的第一年，盾构订单总台数只有17台，出口国家和地区是0。

今天，中国隧道工程中使用的盾构机90%以上都是国产，中国盾构机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已接近70%。但十年前，我国刚刚拥有自己的盾构机不久，不要说出口，就是在国内市场上，施工方大部分使用的还都是国外品牌，甚至很多人对国产盾构机存有疑虑。赵华回忆，2012年，中铁装备品牌认可度还相对较低，市场开拓难度可想而知。当年1月，成都地铁2号线、4号线开工建设，施工地质情况十分复杂。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施工单位让中铁装备生产的国产盾构机和进口盾构机左右线同时掘进。10个月后，结果出人意料：国产盾构的各项性能指标优秀，用时比进口盾构还少了两个月，一下打响了国产盾构的名号。

走进中铁装备的车间，有一条标语十分引人注目：“造中国人自己的盾构，造中国最好的盾构，造世界最好的盾构。”质优价优，国产盾构就是凭着硬实力，扭转了市场成见，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一步步赢得海内外客户的青睐。

2012年，中铁装备拿下了第一笔海外订单，实现了“中国盾构”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跨越。

当时，马来西亚的一个项目工程需要购买盾构机。一开始，马来西亚方面对“中国制造”并不信任，直言中铁装备没有海外市场经验。经过多次深入沟通和实地查看，马方才签下两台盾构机。没想到，使用过程中，中国盾构机展现出的“中国速度”创造了马来西亚盾构施工新纪录：最高日掘进21米、提前计划工期43天贯通。

2013年，郑州红专路下穿中州大道隧道启动，这是当时世界断面最大、覆土最浅、距离最长的矩形盾构工程。国际同行业专家断言：“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同年底，中铁装备自主研发的当时世界最大断面矩形盾构成功运用，其创新的设备和施工方式吸引了很多国家市政公司人员专程到郑州参观考察。正是这次考察，让新加坡于次年的地铁施工项目中选择了“中铁号”矩形盾构。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铁装备时指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日前，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了2021年度国有企业品牌建设100个典型案例，中铁装备品牌建设案例入选其中。8年来，凭借过硬质量，曾经在国际上默默无闻的中铁装备成功打响自己的品牌，让越来越多的产品“走了出去”。中铁装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占成说：“今年，我们拿到了德国的订单，用在德国汉堡一个水电项目。这对我们来说是意义非凡的，因为上世纪末，我国是从德国公司进口硬岩掘进机，而且隧道掘进机的世界第一品牌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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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全断面硬岩竖井掘进机世界级技术难题，首次实现井下无人掘进

早在2020年，中铁装备就被评为“科改示范企业”标杆企业。赵华表示：“科改示范，我们主要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转变’重要指示和‘科改示范’部署要求有机结合，积极探索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健全科技创新治理体系，争当原创技术‘策源地’。”

赵华介绍，中铁装备近三年联合承担了13项国家科技项目，形成16项国际领先技术，是盾构行业首个获得中国专利金奖、唯一获得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中国质量奖的研发制造企业。不断创新与精益求精，正是企业走向世界第一的密码。

200米，在大型工程建设中不算是多长的距离。但在浙江宁海抽水蓄能电站排风竖井项目中，这短短200米的智能无人掘进，中铁装备技术研发团队用了整整10年才攻克。

2021年年底，伴随着岩石破碎掉落的声音，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台全断面硬岩竖井掘进机——中铁599号顺利贯通宁海抽水蓄能电站排风竖井。这一举动，意义非凡。竖井和隧道，看似都是在地下打洞，但此前，盾构机只能横着掘进。竖着向下挖许多国外专家也研究过，但效果均不理想。此次，中铁装备成功攻克全断面硬岩竖井掘进机世界级技术难题，首次实现井下无人掘进。

2012年12月，中铁装备提出了把盾构机竖着打，开发一个新产品的想法。但理念要变成现实，是个漫长艰辛的过程。竖井掘进机与传统的盾构施工方位存在一横一竖的差别，解决垂直施工工作面可用空间小等一系列难题。

那几年，项目团队蹲过又黑又闷热的煤矿竖井，睡过实验室，然而，推进技术作为关键技术之一，在经历了反复的模拟和试验后，项目团队始终没能突破。一次次的头脑风暴，结合多学科的探究，直至2014年，在一次讨论会上，团队成员杨聚辉提出的环形撑靴技术得到了一致认可。

这样的例子，在盾构研制中有很多。盾构机属于定制产品，每一台盾构机都要根据客户的项目进行设计。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中铁装备对技术中心架构进行重构，建立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对产品与技术设计、研发、制造等过程进行统筹协调、资源共享，使盾构设计周期、生产制造周期大大缩短。

细节把控是产品质量的保证。别看盾构机身躯庞大，但它零件繁多、结构复杂，要造好盾构机，也需要“绣花功夫”。这种细致在中铁装备盾构公司驻外项目生产一线的员工汪举平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汪举平的徒弟说：“在走管线的时候，他要求我们1米的软管安装完成后要用尺子测量，误差不能超过0.5厘米，这个不是说会影响到设备性能，这就是我们装备的标准。”

搭建虚假电商平台，制造商家入驻假象，步步引诱受害者投资……一种主要针对传统实体行业商家的互联网新骗术迷惑性强，亟须引起警惕。

投资40余万一场空

“刘总您好，我是D公司的客服，我们是做互联网运营推广服务的，了解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可以帮您搭建电商平台，免费做线上线下推广……”

以前接到广告推销类的电话时，四川的刘某都会习惯性拒绝并挂断。2020年9月，一通关于“互联网运营推广”的电话打来时，刘某犹豫了，考虑到想拓展自己的业务，便抱着试一下的心态答应了。

D公司经理周某线下约见刘某，提出通过免费提供运营推广服务，为刘某打造一个电商平台，并吸引其他商家入驻。“商家入驻需要缴纳入驻费用，我们按照三七分，我们三、你们七。入驻的商家如果在平台产生交易，你也会从中获得一定的收益。”周某说。

有推广，又有收益，刘某觉得这个生意可行，便与D公司签署合同。几日后，网络平台搭建完成，刘某爽快地支付了3020元以购买域名，并获得两张域名证书。

网络平台刚搭建不久，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联系刘某，表示有多个商家想入驻该网络平台，但服务器只能容纳50家，其余商家入驻失败，还提出平台支付有风险等问题。在D公司指引下，刘某先后购买服务器、安全控件和办理商品备案资格证等才解决问题。

安徽某科技招商公司联系刘某，提出平台存在安全风险，继续以商家无法使用平台等理由，让其在D公司扩容服务器、防火墙等服务。

刘某对D公司深信不疑，为解决平台的各种问题，先后花掉40余万元。2020年12月，当刘某再次联系D公司时，发现D公司已被公安机关查封。他恍然大悟，自己被骗了。

受害者多为实体行业商家

2020年11月，湖北警方与四川警方联手，一举捣毁D公司的两处窝点。据介绍，经审计，D公司一年内涉案总金额达3600余万元，受害者超100人，遍布全国各地。

承办此案的湖北省公安县检察官介绍，此类以免费提供电商运营服务为名义，不断收割受害者钱财的诈骗案件并不多见，诈骗套路环环相扣，具有很强迷惑性，大部分受害者后知后觉。

“当时我去了D公司，见到经理周某，参观了整个公司的环境和运行状态，周某还在公司专门组织会议向我详细介绍了他们的专业优势。”刘某告诉半月谈记者，当时完全没想到这会是一个诈骗公司。

检察官告诉半月谈记者，该电商平台并不具备正常的联网、入驻、交易等功能，平台上的商家、交易数据、动态信息等都是D公司团伙为迷惑受害者，通过技术手段虚构操作的假象。

该案中，电商平台搭建不久，便有招商公司向受害者咨询，以入驻电商平台为名义，提出平台存在“服务器容量不够”“支付出现安全警示”等问题，诱骗受害者购买服务产品。

在此期间，受害者并非只投资不获利，但投资远大于收益。民警介绍，刘某通过平台提现共获得8万元的商家入驻款项，他认为通过继续投资，解决平台的问题可以获得更多收益，但没想到D公司、招商公司、商家竟是一伙人。

检察官介绍，受害者多为从事传统实体行业的商家，他们对互联网一知半解，但又有网络推广的迫切需求，因此成为诈骗团伙的目标“客户”。

民警和检察官说，近年来，利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实施的新型网络犯罪活动多发，需要加大打击力度。同时，面对类似本案中所谓“三七分高收益”的诱惑，要提高警惕、认真分辨。

中新网6月16日电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不明原因儿童严重急性肝炎诊疗指南(试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指出，2022年3月以来，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不明原因儿童严重急性肝炎(acuteseverehepatitisofunknownaetiologyinchildren，ASHep-UA)，且重症病例占比较高，引起广泛关注。目前该病病因不明，我国暂无相关病例报告。为提前做好医疗救治准备，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制定了《不明原因儿童严重急性肝炎诊疗指南(试行)》。

具体如下：

不明原因儿童严重急性肝炎诊疗指南

(试行)

2022年3月31日，英国苏格兰地区首次报道不明原因儿童严重急性肝炎(acuteseverehepatitisofunknownaetiologyinchildren，ASHep-UA)，此后全球多个国家或地区出现此类病例，且重症病例占比较高，引起广泛关注。2022年4月12日以来，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官方网站多次公布此病相关信息。2022年4月23日，WHO发布了诊断建议，但因病因不明，对治疗方案尚无推荐意见。我国尚无相关病例报告。为切实强化该病的早期识别和规范诊疗，全力提升救治效果，我委根据相关报道和文献，结合肝炎诊疗实践，形成《不明原因儿童严重急性肝炎诊疗指南(试行)》。

一、流行概况

2022年3月31日，英国苏格兰地区报道5名儿童在3周内发生不明原因严重肝炎，患儿年龄为3～5岁。2022年4月5日，英国向WHO报告10岁以下健康儿童中不明原因急性肝炎病例有所增加，患儿多有呕吐、黄疸，伴转氨酶升高等表现。截至2022年5月20日，欧洲监测系统数据显示，该病可见于各年龄段儿童，5岁以下多见；住院患儿中14.1%需住重症监护病房。2022年5月27日，WHO公布，33个国家报告650例疑似病例，至少38例需肝移植，死亡9例。

现有证据未发现各病例之间存在明显的流行病学关联，尚不支持其为传染性疾病。

二、病因和发病机制

不明原因儿童严重急性肝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在研究中。目前WHO认为，尽管将腺病毒感染作为病因的假说有一定合理性，但腺病毒通常引起低龄儿童轻度、自限性的消化道或呼吸道感染，不能完全解释该病一些较严重的临床表现，故该病与腺病毒的关联需进一步明确。大部分患儿未接种过新冠病毒疫苗，不支持该病与新冠病毒疫苗副作用有关的假说。其他致病因素尚在探索中，例如新冠肺炎流行期间，腺病毒流行水平较低致儿童易感性增加；出现新型腺病毒；腺病毒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新冠病毒感染并发症导致超级抗原介导的免疫细胞活化，从而引起儿童多系统炎症综合征等。对其他病原体的探索也在进行中，非感染性因素也需进一步排除。

三、临床表现

急性起病，多表现为乏力和纳差、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消化道症状，随之出现尿色黄赤，皮肤、巩膜黄染，部分患儿可有大便颜色变白、肝脏肿大、发热和呼吸道症状，个别可有脾脏肿大。少数病例可在短时间内进展为急性肝衰竭，出现黄疸进行性加重、肝性脑病等表现。

四、病例定义

(一)疑似病例：自2021年10月1日起，患有急性肝炎(非甲、乙、丙、丁、戊型肝炎)且血清转氨酶＞500IU/L(ALT或AST)，年龄在16岁及以下。

(二)流行病学关联病例：自2021年10月1日起，与疑似病例密切接触的任何年龄的急性肝炎(非甲、乙、丙、丁、戊型肝炎)患者。

(三)目前暂无确诊病例诊断标准。

疑似病例和流行病学关联病例须注意排除药物、常见非肝炎病毒感染(如EB病毒、巨细胞病毒等)、自身免疫性疾病、遗传代谢病等所致肝炎。

五、急性肝衰竭的诊断

疑似病例或流行病学关联病例同时符合以下3条标准：

1.急性发作的肝脏疾病，没有慢性肝病的证据；

2.有严重肝损伤的生化证据；

3.维生素K不能纠正的凝血异常，且满足以下2条之一：(1)凝血酶原时间(PT)≥15s或国际标准比值(INR)≥1.5，伴肝性脑病；(2)PT≥20s或INR≥2，伴或不伴肝性脑病。

六、实验室检查

根据病情需要进行以下实验室检查，以辅助明确病因和判断病情等。

(一)常规检查。血常规和网织红细胞、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及尿、便常规等指标。

(二)血生化检查。

1.肝功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胆红素和直接胆红素、白蛋白、碱性磷酸酶、γ-谷氨酰转移酶、胆汁酸等。

2.其他：血电解质、血糖、乳酸、血氨、肾功能、心肌酶谱等。

(三)凝血功能检查。PT、凝血酶原活动度、INR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等。

(四)病原学检查。

在除外甲、乙、丙、丁和戊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情况下，应尽可能留取多种样本以便进行病因学调查，包括血液(全血和血浆)、呼吸道(鼻咽或口咽拭子、鼻咽吸取物等)、粪便和尿样本等。若临床需要穿刺检查，可保存组织样本。建议优先进行下列病原学检查。无条件检测时，应积极收集标本并妥善保存备检。

1.核酸检测：合适标本为血液、呼吸道或组织样本，有条件者尽量完成新冠病毒、巨细胞病毒、EB病毒、人疱疹病毒6型、人肠道病毒(肠道病毒通用型)、单纯疱疹病毒、腺病毒(注意试剂可检测的腺病毒型别，应尽量包括腺病毒40/41型)、细小病毒B19型等病毒核酸检测；有吐泻等胃肠道症状者，可用大便标本进行人腺病毒、轮状病毒及诺如病毒等核酸检测。

2.抗原检测：有吐泻等胃肠道症状者，可在大便标本中进行腺病毒、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等抗原检测。

3.血清特异性抗体检测：有条件者尽量完成新冠病毒、EB病毒、巨细胞病毒、细小病毒B19型和单纯疱疹病毒等病毒特异性IgM和IgG检测。

4.上述病原学检查阴性，临床高度疑似的感染者，可对血、肝穿刺组织等样本进行宏基因组二代测序。

(五)其他检查。根据临床诊治需要可进行毒物筛查、药物检测、免疫功能检查、自身免疫性抗体检查及遗传代谢病筛查等。

(六)肝穿刺活检。根据病情诊治需要确定是否进行肝穿刺活检，活检组织可进行病理和病原学等检查。

七、影像学表现

(一)腹部超声。建议首选。超声检查可用于评估肝脏大小、轮廓、硬度、肝实质回声、胆囊胆道及腹水等情况，还可作为肝移植前的评估手段。

(二)腹部核磁共振成像。可根据患儿情况酌情选择。

八、治疗措施

应采取对症和支持治疗为主的综合救治措施，要密切观察病情变化，评估精神状态，监测实验室指标，预防并发症。肝衰竭患者应及时转诊至有救治能力的医院。

(一)肝炎期治疗。

1.一般治疗及护理：

(1)休息：减少体力消耗，避免剧烈运动；出现黄疸、呕吐、乏力、纳差时，应适当卧床休息。

(2)营养支持：保证热量摄入，对能进食的患儿给予高碳水化合物、低脂、优质蛋白饮食，并补充多种维生素。进食不足者需静脉补充。

(3)监测病情变化，积极纠正低白蛋白血症、低血糖、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警惕肝衰竭等并发症。

2.对症治疗：酌情选用护肝药物，有胆汁淤积者可使用熊去氧胆酸等；注意保持大便通畅，便秘者可使用乳果糖，以减少毒物吸收。

(二)肝衰竭治疗。

可转入重症监护病房，在严密监护下给予生命支持治疗。多学科团队的密切协作有助于提高患者存活率。

1.液体治疗：应限制静脉输液总量，避免使用含乳酸的液体，根据血糖水平调整葡萄糖输注速率，维持电解质平衡，注意纠正低白蛋白血症。如出现循环不稳定，应予液体复苏。

2.肝性脑病和颅内高压：保持环境安静；减少不必要的刺激；谨慎使用镇静药物；及时发现并治疗可能使病情加重的因素，包括感染、休克、消化道出血、急性肾损伤和水电解质紊乱等；有脑水肿、颅内高压者，可予甘露醇、高渗盐水和利尿剂等。

3.高氨血症：血氨明显升高或伴有肝性脑病时，应将蛋白摄入量降至1g/kg/d；给予乳果糖等口服或高位灌肠促进排便，减少肠道内氨的吸收；静脉输注精氨酸、门冬氨酸-鸟氨酸等促进氨的排泄；酌情使用支链氨基酸。若仍无效或血氨严重增高，应考虑血液净化治疗。

4.凝血功能障碍：静脉补充维生素K1；有活动性出血或侵入性操作时补充新鲜冰冻血浆和/或血小板，纤维蛋白原降低(＜1g/L)可予冷沉淀物等；若无活动性出血或侵入性操作，不建议常规给予血液制品纠正凝血异常，以避免液体超载等输血相关不良反应。

5.呼吸衰竭：出现缺氧时予鼻导管吸氧，仍不缓解或加重者，酌情予无创或有创通气。

6.心血管功能障碍：维持有效循环血容量；出现血压降低、心功能障碍者可予升压和强心药物维持适当血压，改善心肌收缩力。

7.急性肾损伤：减少或停用利尿剂，避免使用肾毒性药物，维持有效血容量。伴低血压者可选用特利加压素或去甲肾上腺素联合白蛋白输注。药物治疗后仍有严重少尿或无尿、液量超载、血清肌酐进行性升高、严重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者可予肾替代治疗。

8.控制继发感染：疑有继发感染时应在留取相关病原学标本后开始抗菌药物治疗，病原明确后根据培养和药敏结果及时调整，感染控制后尽早停用。

9.体外肝脏支持治疗：主要用于常规治疗不能缓解的严重凝血异常、肝性脑病等，或作为肝移植前的过渡治疗。可酌情选用血浆置换、血液灌流及血浆吸附等。

10.肝移植：对内科治疗无效的严重肝衰竭患者，应尽早组织多学科团队评估，决定是否行肝移植。

九、防控措施

(一)加强手卫生，注意佩戴口罩和饮食卫生等。

(二)在临床工作中，医务人员需采取标准预防措施，一旦发现疑似病例，应按照要求及时上报。

昨天（6月15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举办线上发布会，介绍《中国支付产业年报2022》主要内容和2021年我国支付产业发展概况。记者会上获悉，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9.04亿，较2020年年底增加4929万个，占网民整体的87.6%。






2021年全年，银行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4395.16亿笔、金额4415.56万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3.90%和10.03%，业务金额增速较上年增长3.85个百分点；支付机构共完成支付业务（含网络支付、银行卡收单、预付卡交易）11396.20亿笔、金额416.73万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9.48%、17.17%。







过去一年，网络支付业务规模继续保持增长态势。2021年，我国银行机构处理网上支付业务的笔数和金额分别较上年增长16.32%和8.25%；处理移动支付业务笔数和金额分别较上年增长22.73%和21.94%。







作为我国居民使用最为频繁的支付工具，2021年银行卡交易笔数和金额分别占非现金支付业务总量的97.61%和22.69%，全年银行卡渗透率高达49.20%。银联卡欺诈风险明显降低，欺诈交易金额和欺诈率分别较2020年下降50.50%和57.33%。（记者潘福达）

光明日报北京6月14日电（记者邱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4日向社会公示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数据安全工程技术人员、碳汇计量评估师等18项新职业信息，涉及数字产业、绿色产业等多个新兴领域。



此次公示的18项新职业名称分别为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人员、数据安全工程技术人员、退役军人事务员、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数据库运行管理员、信息系统适配验证师、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商务数据分析师、碳汇计量评估师、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综合能源服务员、家庭教育指导师、研学旅行指导师、民宿管家、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煤提质工、城市轨道交通检修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公示的新职业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催生的数字职业，二是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目标要求下涌现的绿色职业，三是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孕育的新职业。该负责人同时表示，职业分类作为制定职业标准的依据，是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人才评价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此次新职业信息的公示发布，对于增强从业人员的社会认同度、促进就业创业、引领职业教育培训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教育指导师”“碳排放管理师”“健康管理师”……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机构和单位随意举办培训、评价、发证活动，让不少人深陷骗局之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通知，对面向社会开展的与技能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相关的技术技能类培训评价发证活动进行专项治理。怎样鉴别“山寨证书”？如何进一步规范职业技能考核评价，让职业环境更加清朗有序？记者这里作一个深入报道。



“山寨证书”五花八门

年过五旬的河南郑州王女士在浏览网页时，偶然发现一则“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的广告，点进去是“家庭教育指导师官方咨询站”的网页，紧接着弹出一个窗口，提示需要填写手机号，可以“免费发送最新报考政策、报名条件等资料内容”。王女士没多想，填写了手机号。

次日，王女士接到某培训机构的电话，对方在电话中称“家庭教育至少在未来30年都是黄金行业”“家庭教育指导师目前有至少250万人的岗位缺口”“只需要考一个‘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上岗，全职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兼职薪酬在100-500元/小时”。

听了以后，王女士对考家庭教育指导师证有些心动，但又犯起嘀咕：自己只有初中学历，是不是没有报名资格，况且记忆力不比当年，考不上，钱岂不是打了水漂，即使考出证，又去哪里找工作呢？对方听出王女士的疑惑，连忙解释：报考该证不限年龄，不限学历，拿证后培训机构就会帮忙联系相关公司提供职位。只需听够54学时的网课就可以参加考试。考试内容是在线上参加的两门笔试，考前还会提供“密卷”，确保一次性通过。“只需要交2000元钱报名费，便可以捧得一个‘金饭碗’。”对方在电话中说。

见王女士还在犹豫，对方发来“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的样板，落款处盖着职业人才测评中心的印章，并声称：“发证单位是权威的政府机关，保证含金量。”

然而，所谓的“由权威机构颁发”只是挂羊头卖狗肉。记者向职业人才测评中心咨询时了解到：“家庭教育指导师”只是一个培训项目的结业证书，并非职业资格证、从业资格证，拿证后并不代表有资格参加任何工作。在人社部发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里，我们查询不到“家庭教育指导师”这一职业。也就是说，耗费金钱和精力考出来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证”是一张彻头彻尾的“山寨证书”。

还有培训机构在辅导从业资格证考试之余，颁发“结课证明”，声称和职业资格证有同等效力，以此混淆视听。

记者联系某培训机构，询问消防设施操作员证考试相关事宜。一名销售人员在电话中称：只需要在培训机构上够7天网课，培训机构会出具结课证明，用结课证明便可应聘消防设施操作员这一需要从业资格证的职位。培训机构还会帮忙联系相关职位和公司，一年仅挂靠就能获得5万-10万元的收入。然而，经记者向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求证得知，所谓的“结课证明”不能替代从业资格证，求职者仅凭“结课证明”难以应聘相关职位。

消防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消防设施操作员证考试难度大、通过率低，以河北省为例，每年的通过率仅在20%-30%。不难看出：“结课证明具有同等效力”只是培训机构故意混淆概念的手段，目的是误导消费者报名培训，存在夸大宣传、虚假宣传的现象。

整治乱象刻不容缓

“山寨证书”只是薄薄的一张纸，对求职者的伤害远不只耗费的时间和金钱。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近一年来北京法院审理的128件涉考证培训纠纷案件中，原告为毕业不久大学生的案件比例高达72%，由于该部分人群本身经济能力较弱，部分机构诱导学员与其关联公司签订消费贷合同，从而牟取额外收益。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薛二勇认为，使用“山寨证书”的从业人员，知识储备达不到所处行业的这个基本要求，会对所服务的对象造成危害。如果放任“山寨证书”泛滥，还会冲击相关行业的指导标准，对相关政策构成一定的冲击，阻碍相关行业的发展。

“深远看，‘山寨证书’的存在会影响社会公平。”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记者说，“一些人使用这些证书实现目的，会影响社会的良性秩序。”

整治“山寨证书”乱象刻不容缓。人社部、中央网信办先后印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关于开展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网络治理工作的通知》，对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进行治理。

记者发现，不同“山寨证书”的培训机构销售人员话术大致相同：考一个证低付出、高回报。对此，《网络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针对使用“政府主推”“XXX部”“原XXX部”“代考”“包过”“不过包退”“速成”“上岗必须”“X天拿证”“零基础包拿证”“挂靠”“挂证”“轻松月入过万”“高薪入职”“毕业推荐高薪工作”“内部推荐”等字样的，进行重点审核、监测和处置。

部分培训机构为获取学员信任，声称证书由权威机构认证。对此，《网络治理工作的通知》将重点审核以下现象：违规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中华”“国家”“全国”等字样的；违规使用“职业资格”“执业资格”“人员资格”“岗位合格（凭证）”“专业技术职务”“职业技能鉴定”“职业技能等级”等字样的；违法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标识的。对其中不合法不合规的依法依规关停相关网站和新媒体账号，清除关联网页。

加强常态化管理

为啥“山寨证书”屡禁不止？储朝晖说，一些机构正是利用求职者的“考证焦虑”，才让“山寨证书”泛滥有了空间。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王霆认为，中国在新职业、新工种领域，相关的职业能力标准开发相对滞后，缺少官方认可的备案机构满足劳动者“自我增值”需求，让一些机构有了“可乘之机”。

《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对面向社会开展的技术技能类培训评价发证活动进行全面核查。对违规使用有关字样和标识，虚假或夸大宣传，违规培训收费，故意混淆概念误导社会进行炒作，涉嫌欺骗欺诈等违规违法情况，进行专项治理，坚决纠正查处。人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媒体报道和群众投诉举报集中的典型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处理，建立“黑名单”制度，将违纪违规培训机构和评价机构纳入“黑名单”，对技术技能类培训评价发证活动实行常态化管理。

业内人士表示，“山寨证书”专项治理将有力打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还技术技能类培训评价发证活动一片晴朗的天空。

“除把住学历证书等关键环节外，用人单位适当减少对证书的使用，也能部分解决‘山寨证书’的问题。”储朝晖说。2013-2017年，国务院分7批审议通过取消的国务院部门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共434项，其中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154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280项。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中，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只有13项，其他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全部退出，不再由政府或其授权的单位认定发证。

“企业应发挥行业作用。在政策、有关标准还没跟上的情况之下，相关行业要坚守行业自律。”薛二勇说，“我们要及时对社会上的多元化需求作出回应，除基本指导外，还应提供精细指导。这就需要我们加快政策制定、调整和优化的速度。”

记者此前在搜索引擎中检索“家庭教育指导师”“碳排放管理师”等关键词时，第一个出现的是培训机构网站，网站简介含有“全国”“官方”等字眼，误导性极大。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坚决关停一批违法违规账号和平台，清除一批违法违规网页和信息，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诚信、公正的培训考证的社会舆论氛围。”

延伸阅读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包含72项职业资格，其中，专业技术人员59项（准入类33项，水平评价类26项），技能人员13项。职业资格总量比2017年目录减少68项。

《目录》公布后，人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严格落实目录管理要求，加强职业资格实施监管，不断提高职业资格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一是严格落实《目录》。目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目录之内除准入类职业资格外一律不得与就业创业挂钩。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根据市场需要，按照职业标准自行开展能力水平评价活动，不得变相开展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不得借能力水平评价活动设置就业创业门槛。

二是进一步规范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提高考试科学化水平，加强考试诚信体系建设，确保考试安全。

三是开展职业资格改革政策第三方评估。选取部分省会城市为样本，对近年来职业资格改革政策的落实情况和取得的成效进行评估，广泛听取市场主体、从业人员、行业协会和基层的意见建议。

四是研究加强职业资格法规制度建设，健全职业资格管理体制。

（资料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务微信，本报记者赵昊整理）

友情提示

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可以作为持证人水平和能力的证明。准入类职业资格还是在相关领域依法进行注册执业的重要依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参与实施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申请人可通过中国人事考试网（www.cpta.com.cn）首页“证书查询”栏目查询。申请人还可通过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12333APP、小程序等多种方式查询。查询方法如下：

一、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www.12333.gov.cn）

“在线服务”——“人才人事”——“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查询”；

二、掌上12333APP

“服务”——“人才人事”——“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三、12333小程序

“服务”——“人才人事”——“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查询”；

四、电子社保卡小程序

“服务”——“人才人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微信公众号

“证书查询”——“查询服务”——“人事考试证书查询”；

六、国家政务服务平台（gjzwfw.www.gov.cn）

“跨省通办服务专区”——“跨省通办事项办理”——“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栏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查询、核验”。

一段视频、一段语音，未必是真人拍摄或录制，在你不知道的手机App后台、支付界面、门禁闸机，或许有人正在盗刷你的脸。随着人工智能(AI)深度合成技术日益精湛，合成的音频、视频等伪造内容越来越能以假乱真。毫无疑问，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正在面临技术滥用的风险与挑战。



盗刷人脸、篡改声音，那都不叫事儿

近两年来，在浙江、安徽、江苏等地，多名盗取个人信息的犯罪嫌疑人被公安部门抓获。犯罪嫌疑人作案流程极为雷同：先是非法获取他人照片或有偿收购他人声音等“物料”，然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将照片“活化”、合成动态视频，之后或直接骗过社交平台、支付宝账户的人脸核验机制，进行非法获利；或骗过手机卡注册过程中的人工审核环节，继而利用他人名下的手机号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使被收集信息的人遭受安全威胁和财产损失。

一张陌生人的图片，如何“活化”成为视频？

半月谈记者在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实验室的演示电脑前看到，一张刚从微信朋友圈中下载的陌生人的正脸静态照片导入电脑后，在技术人员的操作下，照片上的人物可瞬间“活”起来，根据指令做出相应的眨眼、张嘴、皱眉等精细动作和表情变化，并在短短十几秒内生成流畅视频。

“完成由静到动这一驱动操作的技术叫深度合成技术，是人工智能内容合成技术的一种。”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工程师萧子豪说，深度合成技术已经衍生出包括图像合成、视频合成、声音合成、文本生成等多种技术。

在技术加持下，盗刷人脸不再是难事。在手机卡注册、银行卡申请、支付软件登录等需要人脸动态识别的环节，这些伪造的合成视频可协助不法分子通过后台审核验证。

技术人员向半月谈记者演示了声音合成的操作。几段60秒的陌生人语音通过深度合成技术，即可生成“不用打卡，直接微信转账给我吧”“今天你不用去接孩子了。我就在学校附近，顺路去接孩子”等语音，效果如同真人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合成令人“细思极恐”。

深度合成正瓦解“眼见为实”

在国内外内容平台、社交平台上，深度合成内容呈现“量质齐升”。其中合成的影视剧片段、话题人物的换脸视频等因具有较强娱乐性而被大量传播。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北京瑞莱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清华大学智媒研究中心、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大数据中心联合发布的《深度合成十大趋势报告(2022)》显示，2017年至2021年国内外主流音视频网站、社交媒体平台上，深度合成视频数量的年均增长率超过77.8%。2021年新发布的深度合成视频数量是2017年的11倍。与此同时，深度合成内容的曝光度、关注度、传播力也呈指数级增长，2021年新发布深度合成视频的点赞数已超3亿次。

“网上流传的视频、语音，未必是真人拍摄或录制。”浙江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任奎说，是全脸合成、音频合成，还是真实拍摄录制，许多时候凭借人眼难以分辨。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人工智能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朱军认为，深度合成技术正在改变信息传播内容信任链的底层逻辑和复杂程度，风险隐患在迅速加大。一方面，“眼见为实”的定义发生改变。尽管公众对照片等静态信息易被篡改已有认知，但对视频、声音等动态信息仍持有较高信任度，深度合成技术再次瓦解了“眼见为实”的信任逻辑。二是短视频的广泛传播，使深度合成技术的滥用产生了较大范围的影响力和破坏力。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教授薛澜认为，当深度合成等人工智能技术走向“滥用”，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伦理和治理问题：轻则侵犯个人财产安全、伤害个人尊严和隐私，重则威胁国家安全、影响社会稳定。

引导技术向善，完善AI风险治理体系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用好这把双刃剑，既不能让技术成为脱缰的野马，也不能让技术创新原地踏步。

从善用技术的角度，中国工程院院士、信息技术专家邬贺铨提出，对于技术的新应用、新发展，不能“一刀切式”地禁止和干预，以免阻碍其创新。而应当从源头上解决技术衍生的安全问题，利用技术创新、技术对抗等方式，持续提升和迭代检测技术的能力。

朱军认为，当前针对深度合成应用的检测技术仍处于探索阶段，手段尚不成熟。建议充分发挥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力量，尽快形成有效、高效的深度合成应用技术检测能力，以在舆论战、信息战中争取技术优势。

从风险治理的角度，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邱惠君指出，近年来的数字化转型倒逼多国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治理落地。欧盟率先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了立法，基于风险分析的方法，重点明确针对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监管框架。

“人工智能安全包括数据安全、框架安全、算法安全、模型安全、运营安全等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应当构建‘规定+标准+法律’的一体化治理规则体系，出台风险治理的指南、标准、评估规范，在条件具备时完善立法。”邱惠君建议，重点围绕数据、算法、模型和运维的角度，一是构建数据采集质量规范；二是根据应用场景对人工智能进行系统风险分级分类；三是建立安全责任体系，明确设计开发单位、运维单位、数据提供方的各自责任。

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际红表示，打击“变脸”诈骗犯罪，应从技术的合法使用边界、技术的安全评估程序、滥用技术的法律规制等方面予以规范，提高技术滥用的违法成本。

朱军提示，公众应当对深度合成新技术、新应用形成正确认知，对其不良应用提高防范意识，保护好个人声纹、照片等信息，不轻易提供人脸、指纹、虹膜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

“厕所革命”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重要任务之一，该街道在2020年实施完成的农村公共厕所，存在建而不用的形象工程，建成的公厕并未发挥应有的效应，专项资金实施的惠民项目成为摆设。

据今年3月艾瑞咨询发布的《水果新食尚消费趋势报告》，54.9%的受访者水果食用频率为每天一次及以上，两周以上未食用水果的受访者仅为0.1%。

购买频率高、用户基数大，我国的鲜果零售市场早已达到万亿规模。

在水果行业，一直有着“南百果、北鲜丰、西洪九”的说法。今年5月，百果园在港交所递交了招股文件。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另两家企业(洪九果品、鲜丰水果)也早已踏上了IPO之路。

只不过三家水果巨头的上市之路并不顺利——2020年6月，百果园完成股份制改革后向证监会递交审批材料，为港股上市做准备，但是直到发行核准失效，百果园都没有递交招股书；而此次百果园在冲刺IPO时，又被曝出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网友广泛讨论。

鲜丰水果于2019年12月正式启动A股上市计划，但又于2021年1月终止上市辅导。

洪九果品2019年曾与东兴证券签署上市辅导协议，拟赴A股市场IPO；2021年9月，企业终止了A股上市辅导；2021年10月，洪九果品递表港交所。

虽说这些企业在拥抱资本的道路上集体遇冷，但行业“三国杀”的竞争格局也已经形成。谁能成为“水果第一股”？水果行业现状又究竟如何？

(1)

卖水果的不同“玩法”

事实上，虽然我国鲜果零售市场规模庞大，但市场比较分散，行业集中度并不高。百果园、洪九果品、鲜丰水果三家企业看似都做着卖水果的生意，但定位与商业模式却截然不同。

百果园：本地O2O模式

百果园成立于2001年，是一家集果品生产、贸易、零售为一体的水果全产业链企业。

百果园属于本地O2O(OnlineToOffline)模式：线上、线下一体布局，可通过自营APP及第三方O2O平台为消费者提供生鲜水果外卖服务。招股书显示，百果园2019年-2021年营收分别为89.76亿元、88.54亿元及102.89亿元。

门店情况来看，百果园主要走加盟模式，目前在全国门店数量众多。截至2022年4月20日，百果园已拥有5336家加盟门店，而自营门店仅为15家。

对于主要走加盟模式的百果园来说，优劣势也十分明显。优势而言，首先加盟模式可以帮助企业实现轻资产快速扩张，快速占领更多市场；其次，在不断加入的加盟商手中，企业也可以获取巨额营收。而加盟模式的劣势也很显著——加盟商管理难度大，进而容易导致产品品控、服务水平难以把控，对企业口碑造成损害。

洪九果品：端到端模式

洪九果品成立于2002年，企业的定位是专注于高端进口水果以及国产水果的全产业链运营。

洪九果品商业模式是端到端模式，从原产地直采，再经过自有工厂的加工分拣，直接销售给全国各地客户。主要客户渠道包括终端批发商、商超、新兴零售商。洪九果品招股书显示，2019年-2021年，洪九果品营业收入分别为20.77亿元、57.71亿元和102.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22.44%。



不同的水果对洪九果品的营收贡献有所不同，目前企业的营收主要以榴莲、山竹、龙眼、火龙果、樱桃、葡萄六大果品为核心。其中，榴莲在2019年-2021年实现营收分别为4.73亿元、21.07亿元、34.81亿元，占总营收比达到22.8%、36.5%、33.9%。正因如此，洪九果品在市场上也有着“榴莲大王”的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洪九果品来说，这种海外采买模式，会让水果更容易受到极端天气、自然灾害、运输以及疫情等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鲜丰水果：B2B模式

鲜丰水果成立于1997年，企业的定位是集新零售、智慧冷链物流和供应链B2B平台的全球化企业。

目前，鲜丰水果旗下拥有鲜丰水果、阿K果园子、水果码头、鲜果码头、杨果铺五个水果品牌。鲜丰水果官网显示，目前鲜丰水果在全国拥有的门店数量已超过2000家，主要辐射江浙沪皖渝川等省市，并拥有19个共计10万方的现代化冷链仓储中心。

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鲜丰水果营收达到56亿元。其为大型餐饮企业、大型单位食堂提供餐后水果，向3万多家社区小店(夫妻店)供货的toB业务就贡献了超10亿元的销售额。

(2)

卖水果终究是门辛苦生意

不管三家企业的商业模式有何不同，归根到底都是“卖水果”的生意，所以最终也离不开水果的产品特性。

企业利润空间少

首先，水果属于非标准化产品，种植端和零售端均较为分散。从果园到零售商的价值链可分为采摘、分选、包装、保鲜、储存、运输等多道程序，导致整个产业链冗长，涉及较多中间商环节。

其次，水果的损耗率较高。大多数水果一经采摘，就会变得异常脆弱，容易腐烂变质。长途运输、未能及时售出，都会使水果品质打折扣，甚至无法销售从而造成直接损失。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水果的成果率仅有50%-60%，而在流通中产生的损耗达到30%。

要应对这两大难题，需要玩家们打通市场的上下游产业链，才能使这门生意变得可控。但供应链的建设也必然会带来高额成本，企业的利润空间也会受到挑战。

所以说，卖水果终究是一门与时间赛跑的辛苦生意，而这也体现在企业的财报数据上。

百果园招股书显示，2019年-2021年，百果园的综合毛利率为9.8%、9.1%和11.2%；净利率分别为2.8%、0.5%、2.2%。报告期内，百果园分别实现净利润2.48亿元、4565.8万元、2.26亿元。也就是说，2021年百果园创造了超百亿的营收，最后净利润却仅有2.26亿元。

采购成本居高不下

拖累企业利润的，主要是居高不下的采购成本。

百果园招股书显示，2019年-2021年，百果园的销售成本占总营收比分别为90.2%、90.9%和88.8%，其中存货销售成本(主要为水果采购成本)分别占销售成本的96.2%、95.2%及95.3%。

而洪九果品招股书显示，2019年～2021年，洪九果品销售成本占总营收比为81.1%、83.4%和84.3%。

此外，2019年-2021年，洪九果品四大分销渠道的平均售价皆呈现下滑趋势。终端批发商平均售价已经从14.1元降至10.0元，新兴零售商的平均售价从17.7元一路下滑至9.4元，商超客户从13.6元降至11.4元，直接销售从17.5元下滑至12.2元。

总的来说，虽然水果行业市场规模巨大，但行业集中度并不高。哪怕作为第一分销商的百果园与第二分销商的洪九果品，也仅分别占据1.1%与1%的市场份额；截至2021年末，中国前五大市场参与者的市场份额共计不过3.2%。

即便是在水果市场征战多年的强者们，也很难改变这个市场格局。他们更多的还是在庞大的市场面前，赚属于自己的“辛苦钱”。

(3)

行业突现“野蛮人”

水果生意没有想象中美好，但高频消费的特性，也让互联网巨头纷纷盯上这块蛋糕。

外患：互联网巨头“卖水果”

2020年年初，疫情黑天鹅事件爆发后，一场社区团购大战也顺势拉开，阿里巴巴(09988.HK)、京东(09618.HK)、拼多多(PDD.US)、美团(03690.HK)等互联网巨头们纷纷加入。美团CEO王兴更是放下狠话，一定要打赢社区团购这场仗。

互联网巨头之所以要打社区团购战，主要是想用生鲜这类高频消费去培养用户使用习惯，再通过高频打低频策略，让消费者触及到更多利润空间但相对低频的产品上去。而互联网巨头“卖水果”优势也十分明显，首先它们本就有较强的物流优势以及供应链体系；其次，它们本身具备较大的用户基数，用户转化也比较容易；最后，在资金方面这些互联网巨头也具备优势，凭借资金实力它们前期可以通过巨额补贴的方式，逼退玩家出局。

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显示，中国生鲜线上渗透率已经从2016年的2.9%提升至2021年的12.9%，并将在2026年进一步提升至22.4%。社区团购大战对于像百果园这类主攻线下水果店的玩家来说，竞争压力无疑是巨大的，“蛋糕”被分走，或许也已经成为必然。

内忧：品牌忠诚度、食品安全

除了“外患”以外，由于水果难标准化，因此也很难培养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而食品安全问题，也变成了企业异常敏感的红线问题。

今年5月，百果园因变质水果做果切一事，一度引发广泛关注，百果园不得不出面道歉，但企业遭受的形象损失却难以弥补。而洪九果品、鲜丰水果此前也都因食品安全相关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处罚或被消费者投诉过。

“水果第一股”之争背后，不可否认的是，企业如果能成功上市，一方面可以在集中度不高的市场上抢夺更多关注度；另一方面，通过融资补充现金流，也可以更好地扩张，抢占优势市场位置。而即使成功上市，能否给出资本市场满意的答案，又能否扛住更多的压力、更严格的监管，企业的挑战并不会小。

“水果第一股”的比拼，是企业营收规模、商业模式、产品品控等多维度的比拼。在资本市场频繁遇冷的水果巨头们，或许它们的“优势”依旧不够有说服力。水果零售是门好生意吗？答案或许早已呼之欲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等战略纲要，明确了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构建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发展格局。



可以说，产教融合是产业与教育的深度合作，是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选择。而在传媒领域，教育与产业的融合，是由科技力量串联。

在媒体形态愈发多样的今天，传媒人才应该如何培养？未来，我们将如何应对产教融合新趋势？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3位传媒、高校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新环境下的产教融合发展现状与未来方向。

技术促动媒体与教育融合迎来发展新局面

在智能技术的催生下，媒体与教育行业深度融合进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是时代使然。技术驱动与文化发展推动教育行业不断转型，提升知识转化与应用能力，同样是时代的呼唤。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分会会长张志安看来，当下，国内不少新闻类院校已经走在了产教融合的前列，在媒介技术和传媒变革领域均进行了有效探索。目前，已有部分新闻院校围绕智能媒介技术、应用、发展趋势等，从学术研究、新闻实践、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开拓。不可否认的是，产教融合的局面也同样因地区发达程度、媒体数字化技术的采纳和创新实践而受到制约。因此，新闻院校与媒体之间的产学研互通，总体仍存在分布不均的情况。

在媒体与教育行业，产教融合为何能擦出火花？

张志安认为，在新技术传播场景中，媒体作为实践主体，主要扮演最前沿的拓展者角色，学界则主要是研究者和趋势的判断者，“两者之间是亲密的伙伴关系，通过互助、互通，用实践反哺理论，理论指导实践。”

西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胡言会认为，在产教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媒体和教育行业分别担任独特的角色。媒体行业提供学生参与实践的平台，成为检验传媒教育效果的重要评价者。新闻传播学院则是媒体行业的人才培养基地。他相信，随着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教育和媒体行业的关系愈加紧密，尤其媒体从业人员的继续深造有利于推动产教融合，实现媒体和教育双向发展。

展望未来探索联合培养助力产教融合

在媒体形态愈发多元的今天，传媒人才教育亟需培养多样型的智能媒体人才，将产教融合做强、做大，有深度、有广度、有融度，是未来双方发展的重要路径。

张志安建议，未来，产教融合的发展可以依靠项目导向、问题导向解决，通过解决一个个问题，推动双方进行协作。

胡言会则认为，目前双方以项目制合作的形式比较有效，但局限也明显，无法实现全面融入，合作深度有限。他建议，今后双方可以探索联合培养、共同进行成果转化，真正实现教育与产业的无缝对接、产业发展与传媒教育联动。比如，可以依托新闻传播专业“新文科”建设，整合资源，融合大数据和算法等科学技术，推动融合新闻、智能传播发展。

成都工业学院校长叶仲斌则从电子信息类高校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议。他说，在诸如人工智能、计算机等电子信息类专业中，要从人才培养方案的角度，加入传媒学科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概念；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要打造一批懂传媒的电子信息类专业课教师，在课程中融入传媒元素；在学生实践过程中，将传媒与课程专业结合培养，以便未来适应新时代媒体需要，成为懂技术的媒体人。

“先别拆！抽手机”“先别撕！你有红包待领取”“扫码领福利，好运永不停”……在拆快递时，你是否注意过快递单上的这些二维码广告？这些广告大多印在快递面单收寄信息的下方，同时附有二维码。但这些含有“大奖”的二维码广告，大多内容虚假。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快递面单上印发的广告，同样受到广告法的规制，广告主和广告制作方、发布方要对发布广告的真实性负责，否则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扫码广告“套路满满”







作为一名网购达人，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王聪很少会看快递包装上的信息，但一次拿着快递坐电梯时，他竟然发现自己可能以前错过了很多“宝”。







在快递面单下方，王聪看到了一个写有“扫码得惊喜”的广告，尝试扫了一下广告旁附带的二维码后，系统自动跳转到了一个抽奖平台。根据提示进行操作，王聪很“幸运”地抽中了一款“限定手链”，但当他准备兑奖时却发现，该抽奖平台要求必须填写个人详细信息，包括个人电话、住址甚至身份证号，同时要先支付99元邮费才可获得这款奖品。







考虑到这款所谓的“限定手链”连具体品牌都没有，抽奖平台也没有客服可以咨询，王聪考虑再三，选择了放弃。







和王聪有相同经历的人不在少数，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郑春华专门关注过一段时间快递面单广告，扫码领红包、扫码抽奖、扫码送好礼等活动她都参与过，最后发现是“套路满满”。







“像扫码领红包这类的广告大多是要求你下载某款App，才能获得红包返利，但要想提现，还需要把下载链接继续分享给其他人，分享多人下载后才有可能提现成功。扫码抽奖和扫码送好礼的套路差不多，基本都能中奖，商家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取你的个人信息和收取高额邮费。”郑春华曾经扫码获奖两桶洗衣液，支付邮费后收到洗衣液，根本就是些不知名产品，在网上搜索价格后才知道两桶洗衣液的价钱还没有支付的邮费高。







针对快递面单广告问题，安徽省消保委曾于2021年11月11日至12月25日，对1111份来自市面上主流快递公司的快递面单样本进行测试、统计和分析，结果显示，快递面单广告现象十分普遍，有674个样本中含有二维码小广告，占比高达60.67%。根据对各快递公司快递面单样本含“广告”比例的调查，“广告”比例最高的快递公司，样本中有八成以上都有“广告”。这些广告内容大多涉嫌夸大甚至虚假宣传，有些已经因为推广内容涉嫌欺诈被“暂停服务”。







涉嫌发布虚假广告







对于快递面单广告，很多快递从业者已经见怪不怪了，北京市海淀区某菜鸟驿站一名工作人员就提醒记者：“不要扫码，都是骗人的。”







在该菜鸟驿站，记者注意到，目前快递面单广告情况有所好转，在顺丰和京东的快递面单上几乎没有发现广告，其他快递公司的一些快递面单上则依然印有扫码广告。







“快递面单上的广告究竟是谁投放的？”面对记者的这一问题，该菜鸟驿站工作人员表示广告来源不是很清楚，但由于菜鸟上门取件的包裹快递面单上是没有广告的，因此快递面单上的广告很可能是在电商平台或卖家环节打印产生的。







对此，记者又询问了一些电商平台商家，商家则表示，快递面单在打印之初便已印有二维码广告，因此应该是广告方与快递企业进行了广告投放合作。







记者以“快递广告”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搜索，发现一些广告公司明确标明承接“快递面单广告”业务。一名广告公司工作人员透露，此类快递面单扫码广告投放一般是由快递公司或菜鸟驿站和广告投放公司合作完成的，像他所在公司主要承接菜鸟电子面单广告业务，具体涉及的快递公司主要为“四通一达”。







但某快递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直言，快递公司提供的只是物流服务，正常的快递面单信息模板只有收件人名字、手机号、地址以及查询快递的单号，至于其他内容，消费者无需理会，如果自行扫码出现了问题，快递公司不会承担相应责任。







陈音江则提出了不同看法。在他看来，不论快递面单上的广告由谁印制，既然出现在了快递面单上，快递公司实际上就相当于广告发布者的角色，不仅对面单上的广告内容负有审核义务，一旦出现问题，也难以脱责。







“快递面单上的广告同样受广告法的规制。根据广告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先行赔偿。”陈音江认为，如果快递公司没有进行必要审核，或者明知是虚假广告，仍然发布，则要跟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表示认同。在他看来，当前一些快递面单广告通过诱导的方式吸引消费者扫码抽奖或领奖，但“醉翁之意不在酒”，既获取了扫码者的个人信息，也几乎无法让扫码者抽中包装上所承诺的奖品，已经涉嫌发布虚假广告，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快递公司有义务和责任对“自家”快递面单上的广告内容进行审核，要确保上面印制的广告内容不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完善法律强化监管







在快递面单上印制广告究竟合不合法？







对此，太原理工大学法学系主任张振宇认为，如果购物成功，快递及其包裹的所有权归消费者，快递公司并不具备所有权，未经授权而乱印广告的行为侵犯了该包裹所有人对包裹外包装的收益权。但他也表示，对于快递公司等是否能够在快递面单上印广告，我国广告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未明确规定，目前只在快递封装用品的国家标准中可以查到“包装袋任何部位不得印有经营性质的广告”的规定。







“当前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禁止在快递面单上发布广告，因此这种行为并不违法。”但陈音江表示，印在快递面单上的广告，必须要符合广告法的相关规定，确保广告内容真实准确，否则将涉嫌违法，承担法律责任。







鉴于快递广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张振宇认为，市场监督管理等监管部门也应进一步发挥监管作用，针对快递广告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并建立全面、及时、长期地监管机制，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刘俊海注意到，当前快递面单上的不少广告都意在获取扫码者的个人信息，给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带来了隐患。在提醒消费者不要乱扫此类广告二维码，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身份信息的同时，他建议相关部门应考虑尽快出台或修改有关法律，从法律层面对快递广告的合法性进行规范和约束，并对快递广告的发布流程、广告类型、责任主体等作出具体规定，明确广告发布商、快递企业及消费者三方的权利和义务，将快递广告监管纳入法治轨道中，一旦发生纠纷，确保有法可依。监管部门既要对各类快递面单广告进行严格审核、检查，也要对那些发布带有诱导性、欺诈性的广告相关责任人进行严厉处罚，让他们付出法律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