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财经6月5日电据“文旅之声”微信公众号5日消息，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2年端午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7961.0万人次，同比下降10.7%，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6.8%；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58.2亿元，同比下降12.2%，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65.6%。全国文化和旅游假日市场总体安全平稳有序。

利好政策不断，旅游企业经营信心和游客出游热情得到快速修复。端午节前，各地纷纷出台支持文化和旅游恢复发展的利好政策，助力文化和旅游市场复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通知，对跨省旅游“熔断”机制进行调整，将跨省团队旅游“熔断”区域进一步精准到县(区)域。各地积极响应，河南、湖南、贵州、江西、广西、浙江、吉林、天津、内蒙古等地相继宣布恢复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各大OTA平台旅游搜索大幅增长。南京、郑州、西安、深圳、武汉、广州、大连、天津、哈尔滨、长沙等低风险地区中远程旅游产品搜索及预订量增长明显。旅游企业顺势而为，争相推出针对中老年人的长线游、针对家庭游的亲子露营等旅游产品。与清明节和五一假日旅游市场景气局限在客源城市不同，端午节假期云南、贵州、海南、吉林、新疆等中远程目的地市场景气明显回暖，全国旅游市场的区域均衡性提升。

民俗游热度维持高位，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丰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端午节假日旅游市场的重要特征，多地推出龙舟比赛、汉服游园以及包粽子、制香包等体验类活动，融“传统文化风俗”于“旅游度假场景”，为游客提供更多消费选择。山东泰安举办“天烛胜境”端午民俗文化祈福节，推出“千年非遗——火龙钢花”等夜间表演。贵州贵阳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节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系列活动”。甘肃天水推出“着汉家服饰，游玉泉仙境”、“诗礼雅韵醉美秦风”端午诗会等活动。云南楚雄专门推出多条端午节主题游线路，带游客体验包粽子、制香囊、划龙舟等多彩民俗文化。青岛崂山风景区推出“免门票”大礼包，并面向广大游客发放专项消费券，进一步助力企业纾困。

本地游、周边游、自驾游成主导，亲子、露营产品受到市场青睐。受疫情影响，消费者决策周期和出游半径缩短，以短时间、近距离、高频次为特点的“轻旅游”“微度假”“宅酒店”受到游客青睐。一二线城市近郊的度假型酒店、高品质乡村民宿及主题乐园周边酒店预订火热，端午民俗、农耕采摘、露营野餐、漂流消暑成为端午节假期四大热门主题。上海居民放松休闲需求旺盛，北京京郊旅游产品预订火爆。端午节假期紧随六一儿童节，亲子出游成为市场一大亮点，以亲子、家庭为主题的特色农庄、民宿、美术馆、博物馆等深受欢迎，北京、上海欢乐谷等景区恢复开放，吸引了一大批亲子游家庭。露营产品火爆，上海牛路野营海湾森林公园露营地于6月2日起在某线上平台开放预订，不足半天，该营地6月3日的过夜露营产品即全量售罄。



数字技术赋能产品和服务创新，带来文化和旅游新体验。各地利用5G、AR、VR、AI等数字技术，积极开展云演艺、云娱乐、云旅游等丰富多彩的线上文化和旅游活动，以多维度、多视角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沉浸式新体验。北京举办“云上端午——云赏·云游”系列主题活动，重庆铜梁与台湾彰化鹿港古镇联合举办“渝台云上端午”，云南迪庆举办“迪庆·香格里拉云上端午赛马节”等活动。河北、浙江、江苏、四川、湖南等地强化智慧旅游技术应用，方便游客通过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一站式获取预约、限流、疫情防控、管理服务等信息，利用大数据引导游客错峰出游，实现科学管控、智慧限流。

自2018年9月建院以来，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76件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其中57起为充值打赏类案件，占比75%。这一数据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日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这些案件中绝大多数未成年人存在逃避家庭监管、规避平台认证措施的情形。未成年人除了是网络人格权侵权的受害者外，有时也会成为侵权行为的加害者。

打赏者多为小学生

据《报告》，76起案件的当事人中，年龄最小的受侵害者仅为5岁，8至16岁的当事人最多，占比86.8%。在已审结的63件案件中，以调解和撤诉方式结案的占比74.6%，以判决方式结案的占比22.2%。从案件的具体纠纷内容看，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主要集中于充值打赏、网络购物、人格权侵权等几类。

《报告》显示，充值打赏类案件又包含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类型，案件原告多主张未成年人充值行为不发生效力，并要求返还充值款。57起案件中，游戏充值案件的平均标的额为8.4万余元，直播打赏案件的平均标的额为6.9万余元，涉案金额最高的为61万元。未成年人多从简单接触网络游戏、网络直播开始，进而通过充值、打赏获得更好的娱乐体验，后发展为大额充值打赏，个别未成年人还会购买“游戏代练”服务。

“有的未成年人以网课学习、正常娱乐为由欺骗家长获得电子设备，有的未成年人甚至在家长休息时间偷用家长的设备进行娱乐消费。”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姜颖说。

记者注意到，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充值打赏的未成年人基本都是小学生，他们用父母的手机注册账号，充值游戏、打赏主播、看付费漫画等。

如小学生小刘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用父亲的手机号在被告运营的直播平台注册账号，8天时间充值4万多元，用于在直播平台上购买虚拟礼物、打赏。“东窗事发”后，小刘的监护人以小刘的名义起诉，要求法院确认原告小刘在被告处的充值行为无效并判令被告返还充值款。法院审理认为，原告系未成年人，其所进行的高额充值打赏行为与其身份、年龄和经济状况不相适应。最终，经法院主持，当事人达成和解，被告同意返还原告的充值款项。

“为了规避平台的防沉迷措施和消费限制，未成年人往往用监护人或其他成年人的账号注册登录，有的为防止被发现，还会在消费后删除验证短信提示信息。有的还通过网络购物平台购买成年人账号，购买代充值服务。”姜颖说，未成年人绕过监管及认证措施，导致其使用网络娱乐消费时间远超过国家规定未成年人合理用网时间，还会引发网络沉迷。



一些平台放任不管

北京互联网法院指出，涉未成年人案件涉及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视频、网络社交、电子商务等多类型平台，案件反映出部分相关市场主体在未成年人保护的技术措施、身份验证、信息内容建设、投诉处理机制等方面仍有待完善。

如在身份验证方面，部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身份核验方式较为单一，缺乏收集个人信息之外的动态核验等方式。有些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可能获知用户为未成年人后，仍对其充值行为予以放任，也有一些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游戏账号购买、代充值等服务，事实上便利了未成年人绕过网络游戏的防沉迷措施，电子商务平台对此监管不力。

《报告》显示，近年来，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欺凌及个人信息、隐私等人格权侵权的现象日益引发关注。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未成年人既有上述侵权行为的受害者，也有侵权行为的加害者。有的未成年人之间因校内矛盾在网络上相互攻击，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等曝光他人肖像或对他人实施语言暴力；有的未成年人父母因子女与同学之间的矛盾在班级群中以过激言论批评其他同学。

记者了解到，受“饭圈文化”的影响，部分未成年人热衷于打榜控评、反黑互掐等非理性追星行为，网络言论失范问题较为突出。如在某明星名誉权受侵害案中，就有未成年人被告使用明显过激的言论辱骂原告，对其进行人身攻击。在涉未成年人人格权侵权案件中，反映出未成年人、成年人均存在网络素养不足、未成年人保护意识不足的问题。

“在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多数当事人表现出较强的调解意愿，息诉解纷成效明显。”姜颖说，北京互联网法院建立未成年人案件优先调解机制，强化全过程调解，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调解或自行和解的比例达74.6%。

多方发力强化保护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近10亿，中国未成年人网民达1.83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4.9%。

如何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姜颖建议多方发力，家长、学校、相关市场主体以及相关部门应切实担负起职责。

家长应提升自身网络素养，指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上网保护软件、智能终端产品等，管理好个人电子设备及支付账户，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创造良好的网络使用家庭环境；

相关市场主体要严格落实法律法规要求，主动完善技术措施、身份验证、内容管理、投诉处理等方面的不足，积极提供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规律和特点的网络产品及服务；

学校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教育，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妥善处理校园纠纷；

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强化职能履行，针对网络素养制定相关教学指标，明确未成年人上网保护软件、专门供未成年人使用的智能终端产品的相关技术标准或者要求，尽快确定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的具体种类、范围、判断标准和提示办法等。

据了解，北京互联网法院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坚持未成年人审判专业化发展方向，于2021年5月挂牌成立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集中审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

目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已制定出台《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工作的意见》，多方位提出发展规划，全面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水平。围绕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创建“首互未来”品牌，打造“首互未来”未成年人虚拟谈话室，用柔和的场景布置，缓解当事人接受法庭询问时可能产生的紧张、焦虑情绪。同时，通过依法裁判、提出司法建议、建立法治副校长人才库、发布家庭教育指导令等多种方式，多管齐下引导全社会各主体提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意识和水平。

因网络社交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事件时有发生



●近年来，作为网生代的未成年人将不少时间用在了网络娱乐、社交、学习、消费上。一些网络熟人社交或半熟人社交、游戏社交、知识社交类产品，都深得未成年人的喜爱

●未成年人在使用社交App时很难保障安全性，因网络社交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事件时有发生；此外一些社交App虽然设置了身份认证系统，但形同虚设，导致一些未成年人在社交App上“裸奔”

●未成年人要提升对社交App使用的正确认知；家长要对孩子进行科学引导与管理；App运营商要丰富和优化青少年感兴趣的信息内容供给；学校可通过法治课程、情景模拟、以案释法等科普和普法路径，及时向学生传授如何正确健康使用社交App

□本报见习记者张守坤

□本报记者文丽娟

“赵老师，祝您生日快乐，今天我和几个小伙伴给您准备了生日惊喜，我能加您为好友，并把您拉到我们几个的群里吗？”

“可以啊，谢谢你们，老师很期待。”

5月15日(周日)一大早，天津市河东区某小学三年级教师赵琳就收到了学生发来的短信。这一天是赵琳的生日，学生们为她制作了各种生日祝福视频：有两位同学在《迷你世界》手游中用不同材料搭出“赵老师生日快乐”的图案；有同学拍摄并剪辑了生日快乐视频；还有同学用App拍摄表情功能，录制了祝福表情包。

被学生深深打动的同时，赵琳也有一些担忧：他们才读小学三年级，就有了自己的社交账号，而且玩得都很熟练。他们的家长对于孩子们使用社交App是否知情？他们又能否安全地用好这些社交App呢？

近年来，作为网生代的未成年人将不少时间用在了网络娱乐、社交、学习、消费上。一些网络熟人社交或半熟人社交、游戏社交、知识社交类产品等，都深得未成年人的喜爱。

然而，《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发现，未成年人在使用社交App时很难保障安全性，因网络社交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事件时有发生；此外一些社交App虽然设置了身份认证系统，但形同虚设，导致一些未成年人在社交App上“裸奔”。

多位受访专家提出，从未成年人本身来说，需要提升对社交App使用的正确认知；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应该对孩子进行科学引导与管理，使孩子能合理使用各类互联网产品；从App运营商的角度来说，要丰富和优化青少年感兴趣的信息内容供给；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可通过法治课程、情景模拟、以案释法等科普和普法路径，及时向学生传授如何正确健康使用社交App。

社交App使用量大

稍有不慎容易出事

不久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未成年人线上社交产品的使用及其权益保护”课题组以某款社交App进行调查发现，社交App已经深度渗入到未成年人的生活中，有该社交App账号的未成年人超过六成。未成年人使用该社交App占比最高的前两项原因分别是：方便沟通；看学校的作业和通知等。

经历了学生社交App送祝福后，赵琳也特别留心孩子使用社交App的情况。她注意到，一些一年级甚至幼儿园的学生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社交App账号。她有些不理解：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要使用社交App呢？

馨馨是赵琳的学生，她从二年级开始就有属于自己的社交App账号了。如今，她已经能够熟练使用该App中的添加好友、群聊天、视频号、小游戏等功能。

对于这种情况，馨馨妈妈认为，与其严防死守，不如跟孩子讲清楚这些社交App的各种功能和交友时应注意的地方。比如钱包功能，馨馨妈妈鼓励孩子每年将压岁钱存入钱包，当孩子想购买盲盒或零食时，她会要求孩子花自己的压岁钱，“花自己的钱会心疼，这样孩子对钱就有了概念，再花钱时就会多一些考虑了”。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家长都像馨馨妈妈这样，对社交App持理性态度；也并不是所有未成年人都能健康合理地使用社交App。

除了花费太多时间、过度使用社交App外，有一些未成年人也容易受一些社交App中不良信息的影响。四川省宜宾市某高中学生小茶使用一款社交App已经数年，经常会收到陌生“美女”打招呼的消息，聊着聊着就会发现对方是想通过裸聊敲诈勒索。

据安徽省宿州市某中学教师张海介绍，去年9月，他所在班级有一名学生因为想换手机但不敢告诉父母，从社交App上认识一个专门卖二手手机的人，花2000多元订购了一款手机，结果收货后发现手机根本无法使用，再联系卖家时对方已将其拉黑。

“类似事件，学校每年都会发生一两起，不管怎么强调不要轻易相信社交App上的陌生人，还是有不少学生上当受骗。”张海说。

财产损失还算轻的，未成年人因轻信社交App上的陌生人而遭受严重侵害的案例也时有发生：宁夏固原原州区人民法院曾发文称，2021年7月的一天，年仅16岁的小花通过某社交App认识了张某。两人线下见面后，张某心生歹念对其实施了强奸并用手机拍摄了小花的裸体视频。之后，张某以对外流传裸体视频要挟再次与其发生性关系。最终小花选择了报警，张某也被绳之以法。

认证系统形同虚设

分级模式未达预期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未成年人在一些社交App上“裸奔”？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一些社交App明确标注了“AgeRating17+”，即该应用的注册信息中建议17岁以上年龄可以下载，17+类别App中可能含有“频繁和激烈的攻击性言语；频繁和激烈的卡通、幻想或现实暴力；频繁和激烈的成人、恐怖和性暗示题材；色情内容、裸体、烟酒和毒品”，但这些社交App并没有身份认证设置，即使有认证系统也形同虚设，年龄性别等可以随意设定。

比如，有的社交App要求使用者输入的出生日期验证年龄必须满18岁，否则无法注册使用，但实际上可以随便输入出生日期且无认证环节。

在一些明确表明只有年满18岁用户才能使用的社交App中，记者发现其设置中有青少年模式。有使用者发表评论称，如果真是只有成年人才能使用这些软件，为何还要再设置青少年模式？

还有一些社交App虽然有青少年模式，但未成年人及其家长很少使用。赵琳告诉记者，她所在班级中有社交账号的学生大概10多名，但没有一个设置了青少年模式，还有很多家长根本就不知道社交App有青少年模式。

经了解，赵琳发现一些家长不愿意设置青少年模式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青少年模式下的内容单调、青少年模式下功能太少、总跳出开启青少年模式的提示很烦。

“各种App青少年模式下推送的内容都很无聊，晚上到第二天早晨还有禁用时间段，而且很多最基本的功能都没办法使用。即使家长开启了青少年模式，网上也有很多破解教程，随便一搜就可以搜到。”小茶说。

暨南大学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授张鸿巍告诉记者，社交App分级确有必要，对于规范运营商合法经营及未成年人健康使用社交App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当前，诸如分级、青少年模式未达到预期效果，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还是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分级模式等认识尚待加强、未成年人本身对分级模式存有不解或抗拒心理，而运营商对登录时年龄认定亦存在技术不到位的情形。这些都需要各个方面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张鸿巍说。

多措并举共同发力

合理用好社交App

各类社交App对孩子来说充满吸引力，而家长、老师等成年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App则“又爱又恨”。对未成年人来说，是否有必要使用社交App呢？

张鸿巍认为，未成年人身心一直处于持续变化之中，特别是进入青春期后受到朋辈、虚拟世界等家庭外的影响日渐加深。传统威权或专制型家庭教育方式面临着诸多冲击，对未成年人身心发展亦产生了许多影响。而社交App则为一部分未成年人逃离或疏远传统家庭教养方式束缚提供了媒介，亦为其在朋辈等交往中获得认可、安慰等提供了平台。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青少年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朱迪看来，社交App在未成年人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学习、获取信息、和同学朋友保持联系、娱乐休闲、解压放松等，这些都能够满足未成年人在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需求。

“虽然未成年人的心智发育发展和社会经验都处于不太成熟的阶段，可能会对社交App不当使用，包括沉迷上瘾或者接受一些不良信息，但不能因此把未成年人特别‘完美’地保护起来，而是应当引导未成年人积极利用互联网赋能自身。”朱迪说。

那么该如何保障未成年人安全合理地用好社交App？

上述课题组提出，成年人非常有必要与网络时代的原住民们形成民主的、尊重的、沟通的、理解的相处方式，加强亲子沟通，对未成年人多些宽容与接纳。呼吁家长既要给孩子提供民主和谐的代际沟通、教养方式，也要积极承担教育责任，对孩子进行科学引导与管理，使孩子能合理使用各类互联网产品。

朱迪则认为，从App运营商的角度来说，还是要丰富和优化青少年感兴趣的信息内容供给。

“现在很多青少年模式下的内容确实很安全，但是比较单调、质量没有那么好，孩子们要么放弃使用，要么想方设法地绕过青少年保护模式，让这种模式形同虚设。”朱迪说。

张鸿巍建议，学校可通过法治课程、情景模拟、以案释法等科普和普法路径，及时向学生传授如何正确与健康使用社交App；未成年人本身也需要提升对社交App使用的正确认知，既通过正确使用来解决学习、社会和娱乐需求，又不沉迷其中，遇到棘手问题应及时向父母或老师反映和求助。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要求》(GB/T29315-2022)(以下简称《要求》)近日经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批准发布，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2012年原《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GB/T29315-2012)发布后首次修订。



据介绍，新《要求》的发布与实施，弥补了2012版《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人力防范和实体防范方面要求偏低、系统技术指标与新技术应用不匹配不协调等问题。对于进一步完善校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要求》修订遵循“实用可行、科学先进、适度超前”的指导原则，以体现校园安全“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为重点，保障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人身安全为主要目标，从实际出发，强化问题导向，着力在重点部位、重要措施、应急处置、技术支撑等方面完善相关内容与技术规范，提升学校安全防范水平。

《要求》的核心内容包括“重点部位和区域”“总体防范要求”“人力防范要求”“实体防范要求”“电子防范要求”和“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等，适用于中小学和幼儿园安全防范系统的建设和管理，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教育培训、救助保护等机构或场所安全防范系统的建设与管理可参照执行。

《要求》的突出亮点是，明确了安全防范的16个重点部位和区域，把校园安全防护区域从内部延伸到了门口、周边地区。对重点部位和区域的防范措施、系统技术要求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推动校园安全防范工作更扎实、更有效，保障系统技术指标与新技术应用相匹配、相协调。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将采取多项措施，积极开展《要求》的宣传贯彻活动，组织编制宣贯培训教材，录制宣贯培训视频，供有关管理部门、中小学、幼儿园相关人员学习理解。公安部和教育部也将结合《要求》的发布实施印发通知，推动中小学、幼儿园贯彻落实。

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我们提前对所有小朋友道一声：节日快乐。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家庭的希望。在如今这样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孩子们得到了更好的生活，但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一些新问题也不断出现。







儿童近视康复治疗市场存在种种乱象；儿童参与广告、当童模，被异化为一些家长的赚钱工具；一些未成年人学习类和社交类App存在色情、暴力、内置游戏等问题……该如何保护好孩子，让孩子远离伤害是全社会的共同课题。







针对这些问题，《法治经纬》版从今天起推出“儿童权益保护”系列报道，探讨网络技术时代的儿童保护问题。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赵丽







□本报实习生谭兰惠







“如果没有眼镜，近视眼的世界就像打了马赛克；忘了戴眼镜，可能会被人误以为高冷；戴上眼镜，也有各种麻烦事，比如吃火锅时镜片上全是雾……”北京市民刘小丽深切体会到近视之痛，也正因为如此，女儿小芳的视力问题被她视为“头等大事”。







5年前，9岁的小芳被查出近视100度，刘小丽带着她尝试了各种近视治疗方法：中医按摩、护眼贴、3D训练……如今5年过去了，小芳的近视度数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日渐高涨，达到了375度。







和刘小丽有相似经历与担忧的家长不在少数。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达52.7%，小学阶段35.6%，高中阶段80.5%。







一些商家抓住家长的焦虑心理，推出各种各样的治疗近视产品和疗法，而一些使用过的家长直言被“坑”了。







儿童近视康复治疗市场究竟存在哪些乱象？《法治日报》记者近期展开了调查。







治疗近视偏方盛行







价格昂贵收效甚微







“麻烦让一让，叫我了！”挤过人群，刘小丽带着小芳冲进医院的眼科科室。这是前不久的一个普通周末，刘小丽好不容易提前抢到号，带着孩子来治疗视力。眼科科室外挤满了家长和孩子。







小芳9岁那年，在学校的一次常规体检中查出近视，不到100度。刘小丽立刻带着小芳去了医院，医生要求保证户外时间，可刘小丽夫妇因工作繁忙没有好好遵医嘱，结果小芳的近视度数不断上涨。再去看医生时，医生诊断：小芳的近视发展较快，可能是遗传了父母的近视，还与电子设备影响和运动缺失有关——刘小丽和丈夫都有近500度的近视。







为了给小芳治疗近视，刘小丽近年来尝试了不少偏方：中医按摩、护眼贴、3D训练……有些套餐产品每个疗程高达数万元，但使用后收效甚微。







来自河北的小时妈妈告诉记者，9岁的小时近视度数达475度。“平时我们疏忽了视力检查，直到孩子看不清黑板了，一查已经200多度了。后来限制他使用电子产品的频率，也吃了不少叶黄素之类的营养品，但是度数依旧上涨。”后来，经朋友介绍，她带孩子去了一家号称可以治疗近视的康复机构。







“第一次去的时候，孩子连视力表的第一行大字都看不清楚。”小时妈妈回忆，刚开始效果挺好，能看清视力表第三行了，于是买了套餐坚持做下来，没想到后面不仅没进一步的效果，还反弹了，依旧看不清视力表的第一行。







来自湖北的豆豆妈妈也带孩子体验过所谓的按摩治疗。“我们也知道很可能没用，但抱着宁愿试错100次也不愿放过1次机会的心态，没想到做完几次后，孩子的度数反而上升了。”后来，豆豆妈妈带着孩子去医院配了角膜塑形镜，但也只能起到暂时矫正的作用。







近年来，儿童的近视率越来越高，家长们心急如焚。一些商家趁机以治疗近视为由，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产品和疗法，打出了“孩子的近视一贴就好”“用了这款近视矫正仪，孩子视力提升了”“不用做手术迅速摘掉眼镜”等广告。







北京市民马天影就因为听信了某视力恢复中心“不做手术一个月摘掉眼镜、百分百恢复视力”的宣传，带着孩子踏上了治疗近视之路。







马天影告诉记者，该中心宣传，其使用的治疗仪器是降度镜，已经有上百例成功案例，原理是普通眼镜只会越戴度数越高，而降度镜会越戴度数越低。他花了大价钱买了降度镜，孩子戴了不仅没效果，视力反而有下降趋势，吓得他赶紧停用了。







后来，马天影向该中心咨询工作人员是否具有医师资质，对方没有明确回复，只回答：“用的是物理疗法，不手术”。







“不手术就不需要医师资格，这样的思维在视力恢复治疗机构并不少见。我去过好多家类似的治疗机构，都没有得到答案。”马天影说，“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咨询过的几家治疗机构都关门了。”







运用话术诱导加盟







成本偏低利润颇丰







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儿童近视治疗市场还出现了苗医、针灸等方法，此类机构正在全国范围内招加盟商。







豆豆妈妈告诉记者，她之前在网上做了许多关于防止孩子度数加深的功课，同时也加了几个近视讨论群。时间一长，她发现这些讨论群“不简单”，“群里那些说自己孩子用了什么什么产品、视力快速恢复的八成是微商”。







记者加入两个近视交流群后发现，不断有群友发布“防治近视经验”帖子。在一个群成员为368人的“儿童近视防控互助驿站”的讨论群中，记者注意到，该群禁止他人发布广告，只能由群主不定时发送护眼产品链接，并分享一些护眼文章。







5月27日，以临近国际儿童节的名义，该群群主推出促销活动，并分享了购买链接。记者点击链接进入店铺后发现，里面有眼镜、眼贴、鱼油、叶黄素以及一些治疗仪等商品。群主给大家推荐的是“防控四件套”，即星趣控镜片+哺光仪+拉远镜+反转拍，整套下来价格是10786元起。







另一个名为“青少年视力防控交流福利群”的讨论群有213名群成员，群主主要推销一种治疗近视的眼贴，不少群成员是该眼贴的加盟商，并号称“国家眼保健师”。







群里，经常有群成员提问：近视不可逆，但为什么用完眼贴能看清1至3行？这时就会有加盟商回应：“我们调理的是裸眼视力，也就是不戴眼镜的视力。近视不可逆说的是屈光度，也就是孩子的度数不可逆。但是不戴眼镜的视力，可调可控可矫正。”







当记者表示有加盟意愿时，立即有多个“保健师”向记者抛出“橄榄枝”。对方介绍称，加盟售卖这款治疗近视的眼贴有两个级别，最高级别是联创级别，需要交20.4万元购买30箱眼贴，每箱单价6800元，共10盒眼贴，每盒眼贴的零售价为3680元。另一个是合伙人级别，购买第一箱眼贴需要花费15800元，第二箱10800元，第三箱到第五箱分别是9800元、8800元和7800元。







“你可以在我们这里进货，然后去拉别的加盟商，你进货后卖给加盟商的差价都归你。”一位“保健师”向记者推销道，“你可以让周围近视的人先试试，有效果后再推广。我们是体验式营销，相信的人都产生收益了，不相信的人度数都在加深。”







当记者问起具体销售方式时，这位“保健师”说道：“只要购买了一箱15800元的眼贴，公司就会立刻教你如何启动市场，怎么铺垫，不久就能挣回一两万元。”







记者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近视眼贴”，相关帖子成千上万。在某社交平台，多位网友声称自己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提高了视力，之后便开始推荐自己使用过的眼贴、眼药水、护眼药片等产品。记者通过私信了解到，其中不少眼贴、眼药水等产品都是从微商或电商店铺购得。







在这些推销的帖子下面，对于同一款治疗近视的眼贴，有人称效果很好，有人却说用了之后眼部有辣辣的感觉，甚至会不停流泪。还有网友说，通过微商渠道购买的同款眼贴，每次拿到手的产品味道不同，颜色也不同。







记者在电商平台了解到，不同的治疗近视眼贴，价格相差比较大，贵的高达16元/对，便宜的低至2元/对，其中有一些甚至是“三无”产品。评论区里，有不少买家反馈“交了智商税”。







此外，记者在网上看到某种能够矫正近视、提高视力的治疗仪，有不少帖子反映：用完这款仪器，孩子的视力有所提升。但记者进入这些账号的主页发现，这些帖子内容全都和仪器推广有关。







记者联系上了该款治疗仪的代理商“曹老师”，对方声称自己的孩子就是用了公司的仪器，结合线下门店的按摩护理，视力从4.7恢复到5.1。







“7888元一台，孩子用完后1个月内裸眼视力提高了2至5行。”曹老师随后建了一个包括记者和公司西安总部工作人员“程总”在内的群聊。据程总介绍，这款治疗仪已经取得了国家专利，公司的眼部护理技术运用7大学科，结合眼按摩技术、眼放松技术、阿尔法脑波技术和眼训练技术，安全高效地矫正视力。







既然要用到如此多的技术手段，治疗仪操作者是否需要有相关资质？曹老师解释说：“治疗师对学历没有要求，只要加盟就可以进行培训，培训大约一周后，就可以自己在线下开店。”







“我们公司有线上的平台，经常会有直播，大家都是在线上平台下单，然后去线下的店面取货。”曹老师介绍，加盟不需要交加盟费，但是要向厂家交押金，押金的金额取决于店面所在的区，地级市的区24万元，县级市的区12万元，押金5年后退还。







培养科学用眼习惯







适量增加户外活动







“早点用，不后悔。”不少治疗近视或防控近视产品中的这句广告词戳中了一些家长的心。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一近视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如果可以治，什么方法都愿意试一下。”







5月26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官网发布提示，提醒广大儿童青少年及家长们勿轻信所谓的治疗近视广告，近视防控抓早抓小是关键，科学用眼加上适量的户外活动才是“良药”。







中消协提示称，有一些中药药敷、耳豆、按摩等针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康复干预产品和服务，以及苗医、针灸、特效眼镜等看似科学的治疗视力的方法，有些消费者在试用或者初次接受服务后，可能会有一些“效果”。但它们都是通过放松神经肌肉来缓解因眼疲劳而产生的一些症状，其实近视依然存在。







“近视仪也是没用的。”一位来自北京某知名眼科医院的眼科医生告诉记者，对青少年来说，一般分成假性近视和近视，假性近视主要由于长期不良用眼习惯诱发，一般很少超过200度，持续发展就会变成真近视。假性近视能够通过休息、纠正不良用眼习惯来恢复，目前市场上各种治疗假性近视的方法、仪器，有没有具体确切的疗效，需要进一步验证。







实际上，近年来，聚焦提高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水平，国家相关部门连续出台多部文件，其中包括引导学生自觉爱眼护眼、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强化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科学规范使用电子产品等。







教育部近日发布《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市、区)经验做法推广清单》，介绍了142个试点县的做法。比如北京市怀柔区等地的做法是：增加学生户外活动、课外活动和体育活动时间，落实每天校内、校外各一小时、阳光体育一小时等体育活动要求。山区学校开展“远山行”课程，带领学生走进大自然等。







“对于家长来说，与其急功近利地去寻找视力矫正产品，不如努力培养孩子科学用眼、爱眼护眼的良好习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家长应该将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育，把课余时间真正还给孩子，让他们走进大自然、远离电子产品。

由于IP代理可隐匿用户行踪等特性，它成为网络黑灰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不法分子利用代理动态IP，变换境内外不同地区登录IP地址，用各种虚假服务器地址实施传播各类谣言、诈骗、涉黄涉赌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逃避警方打击。



◎本报记者乔地实习记者孙越

近期，微博、知乎、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百家号、小红书等多家网络平台均宣布“公开账号IP属地”，且用户无法主动关闭，互联网社交平台进入“IP显形时代”。

而随之而来的是IP付费代理产业的爆火。

低成本的“互联网面具”

随着“IP属地”功能的上线，一大批“网红”账号翻车。比如某些海外代购账号，其真实IP归属地在国内；一些本地网红账号的IP归属地却在千里之外。

在一些电商平台上，IP修改服务已悄然上线。

尽管目前不少电商平台屏蔽了“IP代理”的关键词搜索，但记者尝试搜索了几个关联词，仍然找到了多个提供IP代理的商家。在闲鱼、转转等二手交易平台上，IP代理业务更是随处可见。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商家提供的服务，往往一天的价格在4—10元不等，包月价格平均下来则更优惠；而一些提供境外服务器的商家价格明显更贵。一些商家则注明只提供国内IP代理服务，并提示禁止将其用于违法违规行为。

修改IP属地的原理并不复杂。当用户的设备正常访问某个网站时，该网站的服务器会检测到用户的本地IP。而如果通过IP代理进行IP的更换，用户的设备则是先连上代理服务器，然后由代理服务器帮助用户访问网站。这样一来，因为通过代理中转了一下，被访问的网站服务器检测到的自然是代理出来的IP地址，而非用户本身的IP。

通过购买IP代理服务，用户可以很容易地隐藏自己的真实地址，从而规避平台监管。在IP属地公开后，不少网络博主也被发现其IP属地频繁更换，引发公众质疑。

各网络平台显示IP属地，提供了一种约束网民不良网络行为、维护正常网络秩序的有效方式，有助于打击网络暴力、恶意造谣、带节奏、蹭热度等不良行为。“显示IP属地信息有助于网络空间治理，并不会泄露个人隐私。实际上，目前各网络平台应用仅展示了IP的归属地并定位到市一级，用户大可不必担心，更不必使用各类IP代理。不当使用该手段反而会泄露个人隐私。而对于网络黑灰色产业的参与者，IP代理技术也并不能帮助其完全隐匿踪迹。”河南省嵩山实验室张建辉博士说。

在诸多领域已风行多时

事实上，IP代理技术并不是一项近期才出现的前沿网络技术，其已在网络加速、网络接入、网络安全等诸多领域中有所应用。以某款网游为例，由于该网游仅在北美地区发布，部分玩家就会选择通过IP代理方式在北美服务器进行游戏注册和下载；另外，访问部分网站需要经过多个运营商的转发和处理，导致访问带宽、时延难以保证，部分用户也会采用网络代理的方式来提高上网体验；同时，也有部分黑客、不法分子通过该技术隐匿自身踪迹，通过多个代理来加大自身的追踪难度。

“一般来说，可以通过应用层代理和网络层代理两种方式实现IP的‘更换’和‘隐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内生安全中心教授姚远介绍说，应用层代理主要出现在各类网络浏览器上，本意是节省网络资源，提高网络的利用率；而网络层代理则一般设立代理服务器作为“中间人”，并在上网机和代理服务器之间建立VPN网络，使得用户对外的上网行为由代理服务器呈现，从而隐藏上网机的真实IP，同时可根据选择的代理服务器地址来指定对外呈现的IP地址。

例如，各类云服务商都提供各类云主机、云服务器等业务，使用这些云主机、云服务器来建立代理服务器就可实现IP代理。建立IP代理并不需要特别高深的网络技术，在搜索引擎搜索“IP代理技术”即可获得步骤详细的操作教程，具备基础的计算机网络知识即可按照教程实现代理。

“对专业人士来说，IP代理的操作难度不大。”一位业内人士称。

“当然，这种实现方式对普通网民来说仍具有一定门槛，且各类云主机费用不菲，年收费从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一般上网用户会选择专业的IP代理提供商来实现指定IP区域的目的。”姚远说，用户只需要安装指定软件，并选择属意的IP区域即可，目前爆火的IP代理业务大部分都属于这一种。

IP代理亟须规范管理

出售付费代理IP，是不是监管之外的灰色地带？记者发现，一些提供代理IP的商家在付费页面声明称，其使用的服务器均有在中国国内备案，并严格遵守《互联网安全法》，没有违禁违规功能。

然而，从IP代理业务的实现途径分析，使用IP代理业务存在重大的信息安全风险，用户的网络账户、密码和上网行为都通过特定的代理服务器中转，可能面临财物损失、隐私泄露等风险。

此外，由于IP代理可隐匿用户行踪等特性，它成为网络黑灰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不法分子利用代理动态IP，变换境内外不同地区

登录IP地址，用各种虚假服务器地址实施传播各类谣言、诈骗、涉黄涉赌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逃避警方打击。

据了解，目前我国尚缺乏法律文件对IP代理技术本身进行限制。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付费IP代理涉及到网络黑灰产业的属性问题，目前来看它更多属于平台的自发选择，法律没有直接将它规定为义务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IP代理还不能被一刀切地认为违法。但如果有人利用虚假的IP属地进行诈骗等犯罪行为，付费IP代理商家可能成为“帮助犯”。就算商家在买卖时已就此问题提供单方面声明，也会被认定存有主观过错，不能撇清法律责任。

去年，公安部在“净网2021”工作成效发布会上就曾通报，专门针对网络电视和“动态IP代理”等网上违法有害信息滋生的重点基础资源开展治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非法网络电视平台146个，关停非法宽带线路1.3万余条、宽带上网账号5千余个。

“建议主管部门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IP代理技术的应用，从IP代理服务提供的资质、用户IP代理行为的范围和目的等方面进行具体划定。”中国网络空间内生安全技术与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张芳说，互联网从业者也应当利用技术手段，让IP代理有迹可循，对于通过IP代理“隐藏”起来的不法用户达到可追踪、可反溯、可举证，切实以技术手段保障网络空间风朗气清。

中新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陈溯)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当天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中国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率达到74%，今年将新设立一批国家公园。



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强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拯救保护，大量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实现恢复性增长。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系统实施濒危物种拯救工程，采取就地保护、迁地保护、放归(回归)自然、人工繁育(培植)等措施，有效保护了90%的典型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大熊猫野生种群增至1864只，朱鹮野外种群数量超过6000只，亚洲象野外种群增至300头，藏羚羊野外种群恢复到30万只以上。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普氏野马在多地建立了人工繁育种群，目前总数分别达近一万只和700只左右，并成功实施放归自然，重新建立了野外种群，生存区域和范围不断扩大。建有各级各类植物园近200个，收集保存了2万多个物种。野外回归珍稀濒危植物达到206种，其中112种为中国特有种。

同时，中国全面禁止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制定相关法律配套制度，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严厉打击乱采滥挖野生植物、破坏野生植物生长环境和违法经营利用野生植物行为，全面禁止象牙、犀牛、虎骨及其制品贸易。

近年来，中国启动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第一批国家公园的设立，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前述负责人表示，国家林草局将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编制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遴选出50个左右的国家公园候选区，总面积约占国土陆域面积的10%，今年将在青藏高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生态区位重要和生态功能良好的区域，新设立一批国家公园。进一步加大对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力度，确保到2025年，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种数保护率达到75%，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完)

中新网杭州5月19日电(记者黄慧)记者获悉，19日16点30分起，杭州地铁1号线全线恢复通车，九堡站、客运中心站、下沙西站、高沙路站恢复运营，金沙湖站于17点30分恢复运营。


将时间倒退，18日15点，杭州市钱塘区金沙湖公园下沉广场出现管涌，湖水外溢致使金沙湖地铁站形成涝水。相关部门立即组织应急抢修，开展管涌封堵和积水外排，现场人员全部疏散，无人员被困。

为护航民众安全出行，杭州地铁迅速行动，连发三条提示，提醒市民1号线行车安排调整。“17点52分，杭州地铁1号线调整行车安排，湘湖站至九和路站双向往返，文泽路站至萧山国际机场站双向往返，请途经九和路站至文泽路站的乘客乘坐接驳公交。”

为第一时间尽最大可能做好乘客的转运工作，杭州公交力量闻令而动，及时驰援。

“大概18点左右，我们一接到需要支援地铁1号线九和路站到文泽路站区间的消息，便迅速组织运力赶赴现场。”杭州公交集团副总经理陈施承表示，18点15分左右，第一辆接驳公交抵达九和路地铁站口，开始运送乘客。

“紧接着，我们调度的公交车从杭州全市四面八方涌来，确保做好市民接驳工作。”陈施承说。

刚从义乌出差回来的洪女士，原打算从杭州东站坐地铁到青六中路站。因地铁行车安排调整，她也来到了接驳点等车。

“没想到竟然需要出站换乘。”洪女士表示，虽然对出行有些影响，但并未影响到自己的心情。“政府及时安排了这么多公交车负责接驳，真的做得挺好，很暖心。”

家住金沙湖附近的一居民表示，自己在附近上班，公司下午就提醒员工注意下班出行问题。

“下班后，有不少同事选择了接驳公交出行，也有人选择共享单车出行。”他坦言，金沙湖地铁站的暂停运营对他而言影响不大。现场，他还见证了消防车、照明车、泵车等大型车辆接踵而至，争分夺秒加入这场抢修。

因为接单而来到金沙湖附近的一网约车司机师傅则亲眼目睹了实时路况。他告诉记者：“附近车很多，人也多，沿路还有很多交警力量在指挥交通。”

他表示，以往附近打车的人较少。但在16点左右，出现了大量金沙湖区域的派单，一大批运营车辆赶来这里。“这一定程度上也帮助了市民更好地出行。”

将目光从外围转向抢险现场，管涌封堵和积水外排争分夺秒进行，诸多人员奔波忙碌，连续多个小时无休，力争能尽快结束这场“战斗”，恢复民众正常生活。

5月18日深夜11点，钱塘区公布最新进展——金沙湖公园漏水处围堰已筑牢，地铁站已停止进水，排水工作正在加紧推进中。

这一夜，这里注定灯火通明，许多人无眠。19日上午，排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之中。

与此同时，记者在九和路站公交接驳点看到，马路一侧，有序排队的乘客陆续上车，前往各自的目的地；另一侧，公交站台前大排长龙，一辆接着一辆载来希望通过地铁出行的市民。

“你好，去云水怎么走？”“你从这边地铁口下去，去马路对面坐车。”类似这样的问答，在接驳点反复上演。在现场负责引导工作的一位地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上午接驳点都是车辆不断的状态，很好地保障了市民安心出行。现场，像他这样负责引导的工作人员还有不少。

据统计，5月18日、5月19日两天，杭州公交集团共计调拨公交车517辆次支援地铁1号线，安全运送乘客约6.3万人次。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杭州在积极组织调度之下，力争对民众出行影响减小到最低。(完)

近年来，公安部、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深入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坚持打防并举、防范为先，构建推出了“五大反诈利器”——国家反诈中心App、96110预警劝阻专线、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服务、云闪付App“一键查卡”。



“五大反诈利器”不断加强预警防范工作，成效十分显著。

国家反诈中心App

累计向群众预警2.3亿次

2021年3月15日，公安部推出的国家反诈中心App正式上线。

截至目前，国家反诈中心App已受理群众举报线索1460万余条，向群众预警2.3亿次，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反诈中心App是一款官方手机防骗保护软件，主要有以下功能：当用户收到涉诈电话、短信或登录涉诈网址时，及时进行预警提示；当用户发现涉诈线索时，可以一键举报；用户可以通过App对可疑网友的真实身份、社交账号、交易账号进行涉诈风险验证，大大降低网络交易风险；App每日发布不法分子的最新诈骗手法，剖析典型案例，协助用户学习防骗知识、了解诈骗套路，提升识骗能力。

96110预警劝阻专线

全国29个省区市已开通

2019年11月8日，96110预警劝阻专线率先在北京启用，随后推广至全国，目前已有29个省区市的公安机关开通。

96110预警劝阻专线是反诈专用号码，主要有以下功能：预警劝阻，发现群众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极易受骗的人员，公安机关将通过该专线及时预警劝阻；防骗咨询，如果遇到疑似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群众可以拨打96110进行咨询；涉诈举报，如果发现涉诈线索，群众可以通过该号码进行举报。

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

预警劝阻准确率达60%以上

2021年7月14日，工信部联合公安部进一步创新工作方法和思路，正式推出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首次实现对潜在被骗用户的短信实时预警，上线以来已成功发送预警信息1.49亿条，预警劝阻准确率达60%以上。

12381系统可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案号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自动分析发现潜在被骗用户，并通过12381短信端口第一时间向用户发送预警短信，提示用户可能面临“贷款”“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杀猪盘”等9类高发电信网络诈骗情况。

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服务

处置涉诈高危电话卡7760万余张

针对部分群众身份信息被诈骗分子冒用办理涉案电话卡等情况，工信部推出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服务，截至今年4月底，用户查询量已累计突破6700万次。同时，集中排查处置涉诈高危电话卡7760万余张、行业卡1930万余张，清理关联互联网账号5700万余个，对全国物联网卡开展拉网排查，一大批存量高危号卡得到全面清理。

诈骗分子冒用他人身份开办电话卡严重侵害用户本人合法权益。“一证通查”服务打通了93家省级基础电信企业和39家移动通信转售企业相关数据，群众只需要使用自己的居民身份证，即可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查询本人名下持有的全国移动电话卡数量，专用短信端口10699000将在48小时内向预留手机号反馈结果，真正实现了全国移动电话卡的统一便捷查询。

云闪付App“一键查卡”

有效推进解决账户查询难

为解决群众对于跨行银行卡账户查询的诉求，2021年12月，人民银行指导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商业银行基于银行业统一App云闪付试点“一键查卡”功能，打造统一查询途径，向公众提供银行卡数量、每张卡的银行名称、借贷记属性、脱敏卡号等信息的查询，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便利公众直接掌握个人名下银行卡信息，强化自身银行卡管理。

中新财经5月16日电(记者李金磊)3月以来散发的国内疫情，对于经济运行的冲击有多大？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4月份经济数据，给出了答案：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下滑，尤其是4月份消费，同比下降了11.1%。

经济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遭遇了“倒春寒”。

16日，国新办发布会上，记者抛给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这种下滑”。而付凌晖一开篇却罕见先谈起了天气。

“今年以来，由于季节变化，北京整体气温升高，但前一段时间由于冷空气来临，北京降温，天气有新变化。这一周北京天气在升温，气温的变化是有一定趋势性，短期的气温变化是异常波动，但改变不了天气总体逐步回暖的态势。”

付凌晖之所以谈天气，想要印证的就是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走势跟天气很像。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闻稿标题里就能感受到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温度”的变化。

1-2月份“国民经济恢复好于预期”，当时确实各项加快的数据超出市场的预料。一季度是“国民经济开局总体平稳”，4.8%的增速波澜不惊。此次则强调的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高质量发展大势未变”。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直接上了国家统计局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通稿标题。这背后就是受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国内疫情冲击明显的超预期影响。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4月份，消费同比下降11.1%，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环比下降0.82%，出口同比增长1.9%，增速低于3月的12.9%。

从民生指标来看，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上升，为6.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1%，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

房地产销售方面，1-4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3976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0.9%；商品房销售额37789亿元，下降29.5%。仿佛一夜之间，大家都不想、不买房了。央行的数据显示，4月份住房贷款减少605亿元，同比少增4022亿元。

中国经济运行显然面临很多困难。此时此刻，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二季度会否负增长？中国经济未来走势怎样？

对此，付凌晖直言，4月份当月主要的工业和服务业出现了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二季度整个经济运行会下降。各项助企纾困政策在持续发力，相信二季度仍然会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在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给出一个重要判断——

5月份经济运行有望得到改善。

付凌晖说，现在吉林、上海等地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有序推进，扩大内需、助企纾困、保供稳价、保障民生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显效，5月份经济运行有望得到改善。

同日，上海新闻发布会上也传来消息：目前全市16个区已有15个区实现社会面清零。6月1日至中下旬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统计局在经济数据新闻稿里给出了未来中国经济走势的判断——

国民经济有望企稳回升。

作出这样判断的理由是什么？

付凌晖给出了五点依据，一是我国经济体量可观，抗风险冲击韧性强。二是基础产业支撑有力，供给保障能力强大。三是市场保供稳价有效，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四是转型升级态势未变，新动能继续成长壮大。五是宏观政策调节加大，经济运行有望加快改善。

他认为，疫情扰动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平稳运行趋势，也不会改变我国经济韧性足、潜力大、空间广的特点，在各项政策支持下，国民经济将会加快恢复，实现企稳回升。

显然，这试图在向外界传递一种信号：短期有波动，长期势未改。4月份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较大冲击，但这种影响是短期的、外在的。

“倒春寒”终将过去。

眼下，中国经济也在努力克服不利影响，尤其是努力稳定经济的主引擎——消费。

刚刚过去的周末，诸多重磅政策出台，其中，央行、银保监会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以期降低购房成本，提振房地产销售。

对于如何提振消费，近期不少经济学家公开建议发放消费券，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建议，对受影响的百姓直接给予现金补助。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中新财经表示，要尽快控制疫情，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宏观政策要聚焦稳就业、稳物价、稳增长等目标，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形成合力为困难行业、企业和个人纾困，提振国内有效需求，尽快扭转预期，促进经济加快企稳回升。(完)

“请问楼上是在跳绳吗？一蹦一蹦的，还有抽地的声音。”“不好意思，孩子在上居家体育课，有几个动作力量控制不好，已经结束了。”“剧烈运动希望能去户外，现在居家办公，很受干扰。”这是北京某小区业主群的一段对话。



出于疫情防控需求，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很多中小学校要求学生居家上课，企业、单位也要求员工居家办公。这期间，小孩居家体育课制造的动静难免会给邻居带来一些困扰。特殊时期，如何处理好邻里关系？怎么界定究竟是正常的生活声音还是侵权的扰民噪音？不少人可能有这样的疑问。

记者观察：邻居们怕吵，家长们也会注意

“可以居家办公，可以居家上网课，但是为什么要居家上体育课？楼上小朋友上课给我震懵了要。”

“居家的第15天，工作日，楼里铛铛剁馅儿……上网课的学生因为上体育课一通乱蹦……上班族能怎么地？”

记者注意到，居家上课、办公后，有些网友在网上吐槽，由于邻居居家产生的各种噪音，自己的生活、工作受到了打扰，其中居家体育课多有涉及。

孩子们的居家体育课到底是如何上的？不少家长晒出了孩子上课时的短视频：有的在做第九套广播体操；有的像是在打拳击，但打得歪歪斜斜；有的更像是最近大火的“刘畊宏女孩”的跳操。内容五花八门，当中不乏一些跳跃的动作，个别也有在客厅里跳绳的。

但记者注意到，视频中，绝大多数家长会给孩子铺上瑜伽垫，或者让小孩在地毯上进行。还有一些小孩会将鞋子脱掉，只穿着袜子在地上蹦蹦跳跳。可见，绝大多数家长是有采取措施避免扰民的意识的。

特殊时期邻里关系更需细心维系

家住通州的吴先生是一位媒体从业者，儿子今年8岁。疫情期间，学校改为居家网课后，每天仍有两节体育课要上。上午是班级体育课，大约30分钟；下午是全年级的体育课，大约40分钟。“体育课前都要先做广播体操，然后有仰卧起坐、高抬腿、原地快速跑等分组完成的动作，之后老师还会留户外跳绳的作业，如果小区封控不能出门也可以用仰卧起坐、平板支撑来替代。”

由于家住一层还带个小院，所以对于吴先生来说，孩子上体育课完全不用担心扰民的问题，“不过老师每次上课前也会提醒，让大家准备好瑜伽垫或地垫。”

但根据吴先生对儿子上课的观察，有一些动作比如高抬腿、原地快速跑等确实动静大了点儿，“尤其是小孩，不会控制轻重，如果住在楼上，邻居可能是有点受不了。”

在吴先生看来，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小孩居家上网课，成年人也在居家办公，当大家伙儿都居家的时候，邻里关系就变得更“微妙”一些。“放平时，偶尔一次球掉地上动静大点也许没关系，但这个时候矛盾可能会放大，尤其是有小孩和没小孩的家庭之间。”

吴先生表示，他家小孩这个年纪比较贪玩、好动，户外活动受限，孩子也会难受，的确需要由学校安排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但是对于没有小孩或者有老人的家庭，肯定希望安静。“需求不同，就会产生矛盾，只能相互多理解、多体谅。但总体来说，有孩子的家庭还是应该多注意一些，家长多引导、多约束小孩的行为，尽量不要给邻居造成太大的困扰。”吴先生说。

学校可以给家长多一个选择

姚女士家住丰台，两个女儿都在东城上小学。大女儿上五年级，小女儿上一年级。由于疫情原因，“五一”放假的前几天，两个孩子都接到学校通知开始居家上网课。除了语文、数学、英语外，书法、音乐、体育、科学等课程都没有停，甚至还有课间操。

5月13日，姚女士所在的单位响应政府号召，让大家居家办公。这一天，她见识到了女儿们如何在家上体育课：“一节课40分钟，她们对着屏幕听老师口令做动作，老师在另一端能看到所有孩子的情况。”

姚女士说，居家体育课有些动作看上去有点像成人的Keep训练，有一些地面动作比如仰卧起坐，但难免也有一些蹦蹦跳跳、动静大的动作。“我两个孩子一天等于要蹦两回，还好，至今为止没有邻居找过我。很感谢这些邻居们，很包容。”姚女士说。

不过，姚女士看到女儿们上体育课后也不禁开始琢磨：“家里的运动空间确实不够，毕竟是在室内，除了可能影响到邻居，一些家具、陈设还有地面条件也会束缚小孩，我也担心会发生磕碰。”姚女士计划着，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把电脑带到户外，让孩子们在楼下花园做运动。

“其实，学校可以给家长们多一些选择。比如对于有条件可以去室外运动的家庭，老师可以给孩子们布置任务，让家长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每天带孩子在室外完成体育课程。这样既能减少对邻居的影响，也能让孩子充分得到锻炼。”

如何界定生活的正常声响还是扰民的噪音？

生活中，由于个人体质、生活作息习惯等因素的差别，不同的人对声音的接受程度不尽相同。有些人容忍度高，觉得大白天楼上楼下有点动静很正常，只要不是在大家休息的时间、不是太过分就行。但有些人容忍度较低，邻居产生些许动静可能都接受不了，认为是噪音扰民。

北京朝阳法院法官胡震霄告诉记者，法律上有噪声污染的概念，是否构成噪声污染并且达到相邻污染侵害的程度，这不取决于个人感受，而是有客观的判定标准。“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看行为是否‘过分’了。”如何定义“过分”，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其二干扰到他人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

“对普通住宅声音分贝的要求，在我国《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里有明确规定，白天不超过55分贝，夜间(22时至次日6时)不超过45分贝。”胡震霄说，是否超过分贝值，一般通过鉴定的方式便能证明。

但是，即便超过了规定的分贝值，也不一定就构成侵害，还要看噪音是否足以干扰到他人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对于这一项的判断标准，不能基于某些特殊的个体，而是要根据大多数人的感受，以理性人的标准来评判是否超出了可以忍受的范围和程度。

胡震霄说，司法实践中，会考虑声响的大小、声响的频率、运动的种类、运动的时间、被侵害者受损情况、被侵害者的身体状况、侵害者的过错程度以及针对声响做出的减损措施等，并结合疫情等特殊时期的特殊需求来综合判断。

在胡震霄看来，孩子居家上体育课，如果避开大家的休息时间，一节课40分钟左右的时长，产生一些非持续性的运动声音，原则上认为属于居家生活产生声响的合理范围，一般不会构成噪声污染。“除非是一些声响过大或频率过高的运动，如持续高频地进行拍球等，对楼下住户的影响超出了一般容忍限度，则可能构成噪声污染侵害，需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如赔偿、道歉等。其它生活声响是否为噪声污染也依同理判断。”胡震霄进一步解释说。

合理的生活声响邻里间负有容忍义务

楼房居民大家居住生活在一起，对于日常生活产生的合理声响，邻里间都负有一定程度的容忍义务。

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陈锦洪说，现实生活中有一些特殊的个体，可能因自身身体、心理原因或者作息习惯与常人不同，对声音较常人更加敏感，容忍度更低。“由于容忍度是以一般人或普遍人的认知标准来判断的，因此当声响没有超过一般人的容忍限度时，这些有特殊需求的人，可以采取沟通的方式协商问题，但不能强制邻居按照自己的特殊需要安排生活。”

陈锦洪表示，当发生上述情况时，邻里双方应本着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妥善处理邻里关系。如对声响较为敏感的一方，可以通过采取加装物理隔音设备等方式降低外来声音对自己的干扰。而作为邻居，得知对方情况特殊后，也要注意将声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相关判例：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胡震霄列举了两个案例：其一发生在2020年疫情期间，北京某小区居民李某家，两个小外孙时不时会发出跺地板的声音或突然的巨响。楼下邻居张某多次反映并报警。李某后来购买了垫子和薄毯，把孩子们的玩具移到床上，居家体育课也取消了。开庭时，李某当庭道歉。张某则提交病历，称其存在睡眠障碍、焦虑状态、心律失常、头晕、精神障碍等。

法院审查认为，张某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楼上的噪音侵害了其生活安宁，结合李某的过错程度、噪音持续的时间、张某的特殊身体状况、事发后李某的防范措施等因素，综合判定李某给付张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在另外一起案件中，钟某主张邻居张某在屋内长时间使用钢琴，噪音严重影响其生活和身体。张某称，其使用乐器或居家活动时已经控制了音量，并且安装了隔音台。该案中，虽然钟某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和病历说明其受到影响，但由于钟某放弃了鉴定，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产生的声音达到噪音标准且对钟某造成了损害，法院判决驳回了钟某的索赔请求。

法官提醒：邻里多担待，有事多沟通

疫情的特殊时期，作为邻居应当尊重孩子居家期间适度进行体育运动的需求，本着维护邻里关系的原则，妥善处理邻里纠纷。

作为孩子家长，也应注意选取合理的时间、合理的运动内容以及适当的方式减少对邻居的影响。比如，家长可提前跟邻居打好招呼；运动时应尽量避开休息时间；需要进行跳跃、奔跑等动作时，尽量通过瑜伽垫等辅助物品或其它有效措施减少声响，同时避免一些高频率、高强度的运动。

作为学校老师，也要充分考虑到居家的条件，合理安排好孩子的上课时间、运动内容。可以给家长一些灵活的选择，方便家长根据家庭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孩子的运动内容。

近日，浙江温州一则“居住几十年的房子面积差0.96平方米，孩子不能就近上初中”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针对当事市民反映的情况，该地区教育局回复称，用于初中入学的房屋产权建筑面积需在20平方米以上，据市民所述实际情况，该房产不符合入学要求。对于这一解释，有人表示可以理解，也有人认为不尽公平。由于新闻涉及公众高度关注的教育问题，很快就在网上引发了不少争议。



事实上，将入学资格与房产面积挂钩的情况，此前已在深圳、菏泽等多个城市先后曝出，屡屡引发社会讨论。而在具体房产面积门槛的设置上，各地的标准也不统一。在最新这起事件中，“0.96平方米”这个极其微小的差距，进一步放大了入学资格与房产大小挂钩的不合理，也难免让人产生“财富决定命运”的负面联想。

平心而论，一些地方设置此类门槛，出发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为学区房炒作降温。以温州为例，此前曾出现过8.6平方米的学区房售价超过百万元、35平方米学区房单价达到惊人的12万元/平方米等新闻。“买房不为住，只为买学区”的情况，既扰乱了房地产市场，也制造了社会焦虑。有关部门出台政策试图遏制学区房炒作乱象，也确实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制止学区房炒作固然必要，但在实施中还需认真辨析：在房屋面积上画线设槛，对抑制学区房炒作的作用有多大，会不会伤及无辜？据报道，该地区教育局划定“20平方米”底线是在2021年5月，但在当年年底，率先回暖的仍是“老破小”学区房，只不过最受欢迎的户型变成了20-50平方米。这从侧面说明，将入学资格与房产面积挂钩，对抑制学区房炒作效力有限，更多是限制了购房面积的大小。

另一方面，在这起事件中，孩子不能就近入学的当事人，已经在此居住几十年，孩子也落户于此。这些事实说明：当事人和学区房炒作无关，却不幸被新政策所伤。如果仅仅以房屋面积大小作为能否入学的标准，限制的很可能不是炒作学区房者，而是同一学区之内相对贫穷的家庭。

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出台此类政策，要经得起法理和程序的审视。比如，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房产面积在20平方米以内不能就近入学”，是否与法律规定的原则相冲突？相关规定的出台，是否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或者相应依据？

结合市民诉求和教育部门回应，不难看出，就近入学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各地优质教育资源的紧缺。教育部在2022年工作要点中提到，要全面落实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和“公民同招”，指导各地完善学校划片政策。北京等多地推进的教师轮岗制度；长沙、合肥等地实施的优质高中指标生计划，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务实之策。各地还应通过优化考试选拔机制、推动优质师资覆盖和扶持教育薄弱环节等方式，积极填补教育资源缺口，从根本上促进教育公平。

在教育公平问题解决路径日益明确的当下，再将入学资格与房产面积挂钩，恐怕已经不合时宜。此前，菏泽和深圳设立房产面积门槛的学校，在引发舆论质疑后都取消了相关政策，也印证了这一点。促进教育公平，既要做好教育资源的“加法”，也要对不合法、理、情的管理思维和政策制度做“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