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期间，有的孩子整天与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为伴，沉迷电子游戏。家长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强制管控容易伤害亲子关系，不管不顾又担心孩子游戏成瘾。那么，喜欢玩游戏等于游戏成瘾吗？如何判断孩子是否游戏成瘾？家长应如何对待孩子的游戏行为？

喜欢玩游戏≠游戏成瘾

“一看见孩子玩游戏，我就着急、焦虑，要是不管，他能一直玩下去。”

“我家孩子前段时间成绩退步了，感觉和玩游戏关系挺大的。一个月前我把家里的路由器拆了，带着孩子在课余时间读一些故事性比较强的书，寻找游戏的替代品。”

“我家和孩子约定平时不能上网，周末有3次上网机会，一次可以玩10分钟。孩子现在还小，玩的都是小游戏，一次10分钟基本足够，再大一点可能就不行了。”

近日，在北京回龙观医院举办的第二期青少年网络健康使用夏令营活动上，一群家长围坐在一起，分享彼此的困扰与尝试过的方法，探讨如何让孩子远离网络游戏。不少家长坦言，一看到孩子玩游戏就紧张，担心孩子游戏上瘾。喜欢玩游戏等于游戏成瘾吗？这两者之间有多远距离？

“儿童青少年网络成瘾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但对于游戏障碍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解。”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介绍，2019年5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游戏障碍”作为新增疾病，纳入“成瘾行为所致障碍”疾病单元中。根据疾病分类定义，游戏障碍是指一种持续或反复地使用电子或视频游戏的行为模式，表现为游戏行为失控，游戏成为生活中优先行为，不顾不良后果继续游戏行为，并持续较长时间。

“电子游戏已经成为许多孩子常见娱乐方式，但需要明确的是，大多数孩子并不会出现游戏障碍。在临床中，对于游戏障碍的诊断有着相当严格的标准。”杨可冰介绍，游戏成瘾的临床表现有4条标准：持续或反复的游戏行为模式；失控性游戏行为，表现为无法控制游戏行为的发生、频率、持续时间、终止时间等；相比其他兴趣及日常活动，游戏行为成为生活优先事项；尽管已经造成负面后果（如人际关系破裂、职业或学业受影响、健康损害等），游戏行为仍然无法停止。

“符合以上4条标准后，还需要判断持续时间，通常需持续至少12个月才能被诊断为游戏成瘾，如果症状严重，持续时间可以缩短。”杨可冰强调，年龄与游戏成瘾呈“倒U型”关系，在人的大脑发育、学习成长、人际关系建立的关键时期发生风险较高，即10—25岁阶段。

根据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等发布的关于游戏障碍防治的专家共识（2019版），中国多项相关调查研究显示，游戏相关问题患病率为3.5%—17%。综合既往相关研究结果，游戏障碍患病率平均约为5%，且保持相对稳定。游戏障碍者以男性、儿童青少年人群为主。

孩子沉迷游戏可能是在向家长发出呼救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网络已经成为当代儿童青少年重要的学习、社交、娱乐平台，在其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孩子们喜欢玩电子游戏并不奇怪，但为什么有些孩子玩游戏能达到痴迷的地步？网络游戏到底为何让人如此沉迷？

“游戏好玩儿，能让我放松”“（玩游戏）赢的时候很快乐”“在游戏里能交到朋友”“同学们都玩（电子游戏），我不玩显得不合群”……在夏令营上，孩子们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

“游戏成瘾反映的是真实的需求。”在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刘艳看来，一个人的生活中如果重复性发生某一类事件，从心理学的视角看，这样的事对其而言一定是有意义的——或是帮助其获得了什么，或是帮助其回避了什么，或是以上两种可能性的叠加。

“当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时，他们爱的往往并不是游戏本身，而是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满足但在游戏里获得的感受：被关爱的感受、自由的感受、愉快的感受、有力量的感受等。”刘艳说，孩子们还能在游戏中维护一些虚拟的关系，营造一些虚拟的感情甚至极致的爱，“但是游戏创造不了实际的价值，也没有办法提供真正的生存需要和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发现，游戏成瘾的背后往往潜藏着各种问题。”杨可冰说，除外遗传因素的影响（例如有的人天生更容易产生成瘾行为），孩子沉迷游戏的背后，或多或少都存在家庭关系不和谐问题。有的家庭关系紧张，父母频频爆发争吵，孩子无所适从，产生无助感；有的父母常年不在家或过于繁忙，孩子缺乏陪伴，会产生孤独感；有的父母比较强势，家庭氛围压抑，孩子想逃离家庭的高压……这些都更容易让孩子沉迷游戏。

专家介绍，对游戏障碍儿童进行的相关社会研究发现，与健康儿童相比，游戏成瘾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明显较差，而这一情况的形成往往与家长过度宠爱、没能对孩子相关能力进行有效培养有关。同时，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如果在学业或人际关系上受到挫折，又难以从学校、家长或其他方面获得尊严感和荣誉感，也容易陷入游戏成瘾问题。

“换个角度看，孩子沉迷游戏，其实可能是在向家长们发出呼救——‘请给我有温度的爱’。”刘艳表示，当人的本能需求没办法被满足时，作为一种自救性行为，可能就会去网络世界里寻求刺激，“这不是病理现象，而是一种代偿行为和方式。”但是，随着在网络世界中所处的时间越来越久，孩子会越来越漠视与外在真实世界的连接，最后会逐渐用一种解离的方式来处理外在世界。这时，外在世界对孩子而言像是梦一样，网络世界才像是真正的生活。

良好亲子关系是游戏成瘾的最佳“解药”

“游戏成瘾的治疗较为复杂。”杨可冰介绍，对于成瘾的戒除，治疗以心理治疗和行为疗法为主，包括行为替代、家庭治疗、团体治疗等，如若涉及抑郁症等共病，还需要配合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

“心理治疗是治疗游戏障碍非常重要的治疗方式，能够有效地戒除网瘾。”刘艳表示，对大多数游戏障碍患者而言，沉迷游戏只是外在行为和结果，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其现实关系出了问题，孩子们没有被真正看见和尊重，或是其正常需求没有被满足，或是其没能很好地应对现实的压力和困难。因此，游戏障碍患者需要在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下，找出真正导致其产生沉迷游戏行为的心理层面原因，通过系统干预帮助孩子重新与现实连接起来。此外，儿童青少年的游戏障碍还常伴有情绪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精神心理疾病，这些情况需要配合药物治疗的方式。

“治疗游戏障碍的根本目的是戒断网瘾，从而健康地使用网络，而非拒之千里。”杨可冰说，如今家庭独生子女情况较多，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排解孤独感的情况难以避免。孩子如果正常完成学业任务，可以适当玩游戏。过度禁止娱乐，反而可能使孩子出现逆反心理，导致游戏成瘾风险增大。家长自身不应将网络视作洪水猛兽，而要正确引导孩子上网，积极预防游戏成瘾。

杨可冰介绍，目前临床关于游戏成瘾的防治可以分为“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3个阶段。“一级预防”主要包括对于疾病本身的认知、宣教；“二级预防”主要是通过在学校、家庭等社会场景采取部分措施，阻止疾病发生；“三级预防”则是对已经确诊游戏障碍的儿童进行干预，促使其获得较好转归。

专家表示，如果孩子的兴趣来源或刺激点主要来源于游戏这种容易即时满足的方式，极易丧失延迟满足能力。家长应该帮助孩子从幼时开始，培养控制冲动、延迟满足的能力，并引导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经过努力获取某些满足。6岁前的孩子尽量多参与和人互动的亲子活动，比如和父母一起看书或与同龄小朋友玩耍，一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建议控制在半小时至1小时以内；初中以上的孩子，一天使用电子产品的累计时间建议控制在2小时以内。

此外，为预防孩子游戏成瘾，家长应努力倾听孩子的需求，寻找与孩子的共同话题，增加与孩子的深入交流，跟孩子交朋友，尊重孩子的自主性，提升其现实中的成就感。同时，家长还要引导孩子培养健康多元的兴趣爱好，如下棋、打球等，鼓励孩子多进行户外活动、多结交朋友、多进行面对面社交。需要注意的是，家长要以身作则，要求孩子做到的事情，家长首先要做到，与孩子沟通交流时切忌简单粗暴。如果孩子玩游戏的时间越来越长，影响到日常生活及学习，建议家长寻求专业的帮助。

“游戏成瘾受孩子的成长经历和环境影响极大，良好亲子关系是游戏成瘾的最佳‘解药’。”杨可冰呼吁，暑期家长应尽量抽出时间，在现实世界里多陪伴孩子，才能从根本上预防游戏成瘾。

要以系统、长远的眼光综合施策，完善就业链条、健全长效机制、汇聚多方合力

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67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7%，就业形势总体改善。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就业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尤其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创近年新高，稳就业促就业仍需持续加力。

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民生福祉和社会稳定。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要在“毕业季”集中发力，更要以系统、长远的眼光综合施策，完善就业链条、健全长效机制、汇聚多方合力，推动就业优先战略发挥更大效用。

一方面，优化供给，加强产教融合。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相关高校只有更加重视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就业需求变化，深入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把就业工作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拉紧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之间的衔接，才能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另一方面，搭建桥梁，破除信息壁垒。青年人“求职难”和企业“招工难”并存，一个重要原因是双方之间存在信息壁垒。近年来，我国已培育近1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过20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超过2500万家“四新经济”民营企业，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了广阔新天地。然而，不少毕业生对中小企业缺乏了解，同时中小企业也难以靠“单打独斗”提升知名度和吸引力，亟待人社、教育、工信、商务等部门和高校一道搭建信息桥梁、组建就业联盟，让更多优质中小企业与大学生“面对面”，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就业机会流失。

此外，针对就业困难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等重点对象，也应健全长效机制，为其提供结对帮扶、见习培训、就业补贴等一揽子支持政策，让他们享受到更周到、贴心的“不断线”服务。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接下来，要继续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强化宏观政策支持就业的导向，持续用力化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发挥法治副校长职能作用，切实推进中小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法治宣传教育联席会议办公室等6部门联合印发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

法治副校长是指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推荐或者委派，经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聘任，在学校兼任副校长职务，协助开展法治教育、学生保护、安全管理、预防犯罪、依法治理等工作的人员。上海建立由市教委、市司法局共同牵头，由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共同参加的学校法治副校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定期召开会议，统筹指导各区有关单位开展学校法治副校长工作。

该办法明确，上海每所中小学校应配备至少1名法治副校长。对师生人数众多、治安状况复杂的学校，可根据需要聘任2—5名法治副校长。法治副校长履职期间，每年在任职学校承担或者组织落实不少于4课时的、以法治实践教育为主的法治教育任务；参与学校学生权益保护制度的制定、执行，指导、监督学校落实未成年人保护职责，依法保护学生权益；指导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犯罪教育，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加强管理和教育；指导学校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协调推动建立学校安全区域制度；协助学校、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按照法律和相关规定对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予以训诫或者矫治教育；协助学校建立健全校规校纪、完善各类规章制度，参与校规校纪的审核，协助处理学校涉法涉诉案件等。

【专家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建设教育强国需要更新教育资源配置观，只有如此，教育强国建设才可能获得坚实的资源保障。更新教育资源配置观，大致可从教育观、资源观、配置观三个方面入手。

教育是确保国家安全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支撑

实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挑战就是资源配置缺口大。据现有数据测算，到2035年我国的GDP再翻一番，教育经费也跟着翻一番，但距离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2019年的标准依然差4万多亿元。因此，进一步提高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是有必要的。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党和国家对教育高质量发展高度重视，逐步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是必然的战略选择。需要看到，增加教育投入不止是发展教育事业本身的需要，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提升竞争力的需要。为此，我们要对教育的战略重要性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进行了新的战略谋划，我们也要据此更新教育观念。有学者在谈及教育观时，只注重研究各级各类教育入学率、生师比、在主要国际排行榜中的排名等指标，却对这些指标背后的重要意义研究不够。比如，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底对国家经济增长有多大贡献率？

在这方面，我们要结合国际国内环境新变化进行深入研判。比如，美国近来推出了《芯片与科学法案》，拿出1740亿美元用于相关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按照以往经验，这些经费很大一部分最终会通过外包的方式，变为对大学的支持。而且，其中明确划拨360亿美元用于理工科人才培养。应对挑战，我们要更新教育观念：教育关涉国防，教育其实也是国家竞争力，应当给予其更多的政策支持与资源配置，让教育为强国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除了人财物，社会认可和数据信息等资源对教育强国建设也很重要

很多人一谈到教育资源，就想到人财物。实际上，教育资源不仅仅是人财物。很多时候，非人财物的资源对推动教育发展也非常重要。比如，社会认可、数据信息等资源。

例如，各高校积极提升自身水平，争取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看重的不仅仅是进入“双一流”之后国家多给学校一些人财物资源，还有更高的社会认可度。因此，教育强国建设特别需要关注此类资源的合理配置。比如，我们有不少行业特色高校、国家部委所属院校，按现有的论文、项目、奖项等评价指标，还达不到“双一流”标准，但它们对某些战略行业或重要领域起着实实在在的支撑作用，对强国建设有显而易见的重大贡献。对于这些学校，如果能够赋予它们一定的标志着社会认可的荣誉，对整个国家教育生态改善的牵引作用难以估量，能够起到其他资源所不具备的巨大推动力。

数据信息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种资源。数据就是生产力，有了数据，国家决策可以更科学，学校、教师和家长的选择就会更加理性。各级政府部门拥有海量数据，但还缺乏共享、使用效率低。建设教育强国，迫切需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可以通过科学配置数据信息，实现对各教育主体发展方向的引导，实现高水平的教育治理，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巨大助力。

减少限制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

一说到配置资源，很多人想到的是“给予”；一说到增加资源配置，就想到争取更多的“给予”。事实上，配置资源不仅仅是“做加法”，也可以在某些环节“做减法”。比如，可以通过合理放宽办学条件标准限制，来应对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据测算，2022年我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是4655万人，而2036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预计达到7180万，是现在的1.54倍。如果上调高等教育入学率，那么这个数字还会增加。这意味着如果按照现有的办学标准，国家和地方需要大幅增加资源投入，而这具有很大难度。如果有了“做减法”的配置观，因地制宜地放宽高校办学条件标准限制，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变得简单。

其实，办学条件标准与人才培养质量并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且今天设置办学条件标准的历史背景已异于当年，其合理性基础已发生很大变化。办学条件标准一旦放宽，地方和相关行业就有更多的可能性、更高的积极性去举办一些小规模的高质量新型高校，不仅在总量上增加高等教育资源供给，还有助于推进高等教育办学多样化。

再比如，可通过改变教育经费使用限制条件，增加经费使用效益，缓解经费总量不足的问题。造成学校办学经费压力大的原因之一，是相关部门对经费使用有很多不合理限制。因此，未来需要改变资源配置观，调整对高校经费使用的不合理限制，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笔者曾调研过一些学校和科研团队，他们反映，如果经费使用限制能作合理调整，甚至可以减少30%左右的经费需求。如果这个数据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就意味着，很多情况下，减少限制能够起到与增加投入类似的作用。

笔者建议，一是优化经常性经费和专项经费投入比例，进一步扩大学校经费自主使用权。进一步完善各级各类学校生均综合定额测算机制，通过不断提升生均综合定额保障水平，扩大经常性经费占比，全面提升一线教育单位经费自主使用权。二是转变教育经费管理方式，变“事前评审”为实绩导向的“事后评估”。曾有一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不当限制给科研、办学带来的困扰：“不仅是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甚至连买山西老醋的钱都不能买镇江陈醋”。可见，过多不当限制会导致大量专项经费难以发挥作用，使得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大打折扣。

（作者：柯政，系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银龄讲学计划”是由教育部组织实施，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优势资源，进一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一项支教计划。日前，教育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做好2023年银龄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讲学教师。

《通知》指出，2023年银龄讲学计划的实施范围以县为基本单位，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即原国家确定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深度贫困县，同时还包括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等，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原“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受援学校为县镇和农村学校。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计划招募6000名讲学教师。

《通知》明确，申请银龄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年龄一般在65（含）岁以下，要求参与招募的退休教师政治可靠、师德高尚、身体健康、作风扎实，教育教学经验丰富。讲学教师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以高级教师为主。

讲学校长可以担任受援学校的副校长，指导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讲学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开展以课堂教学为主的讲学活动，同时也可根据受援学校的教育教学需求进行听课评课、开设公开课、组织研讨课、举办专题讲座等，带动提升受援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水平。

8月7日，江苏省教育厅发布公告，公布全省校外培训机构监督举报电话。将省、设区市、县（市、区）对各级各类校外培训机构违法违规开展培训的监督举报电话向社会公告。公告说，请广大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对我省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督，对于校外培训机构存在安全隐患、开展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违规散发培训广告、违法违规收费、存在“卷钱跑路”风险等问题，可及时向属地相关主管部门投诉举报，确保学生安全，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断促进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健康发展，进一步巩固我省“双减”成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江苏省教育厅网站）

全省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监督举报电话：

学科类：025-83335877025-83335648。

非学科类：科技类：025-86505159文化与艺术类：12345

体育类025-51889020

7月30日至8月3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联合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壳研究所、湖沼研究所开展了为期5天的“中俄贝加尔湖科考”活动，聚焦贝加尔湖地区地质构造、地球化学、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科学问题。

“中俄贝加尔湖科考”团队包括12名中方成员，其中9名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3名来自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以及6名俄方科学家。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壳研究所所长DmitriiPetrovichGladkochub院士亲自带领、指导本次科考活动，湖沼所所长AndreyPetrovichFedotov教授和AntoKuzmin博士等5名科学家协助指导。

本次科考行程包含1天的学术交流和4天的贝加尔湖航行与沿岸地质考察。科考船从Listvyanka市码头出发，沿贝加尔湖西岸先后停靠PeschankaBay、MaloeMore以及OlkonIsland等多处靠岸点，观察了西伯利亚克拉通和中亚造山带的特征岩石和地质地貌现象，包括约34亿年结晶基底片麻岩，18亿年花岗岩类，寒武-奥陶纪角闪岩、大理岩、石榴片麻岩、含宝石级天河石花岗伟晶岩，以及典型冰川冻土地貌、断层三角面等。

科考期间，中俄双方科考队员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明确了下一步合作研究的具体内容，争取在地质学、环境生态学等领域取得新的合作研究成果，共同致力于解决贝加尔湖地区相关的重大科学问题。

本次科考活动得到了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学部、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馆等单位的指导和协助。

7月26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国优计划”），这是中国教师教育的重大事件，在推动教师教育开放化、促进高水平卓越教师培养等方面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于实施科教强国战略、促进国家科技创新也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意义。

笔者认为，“国优计划”对于我国教师教育而言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突破：

第一，支持高水平大学开展教师教育，推动教师教育开放化。打破教师专由师范院校培养的传统，实现教师教育开放化是世界性的趋势，对于丰富教师培养模式、扩大教师来源、提升教师整体素质都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等诸多世界一流大学一直都有大量培养中小学教师的传统。在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开展教师教育也是多年来我国相关政策一贯的倡导，但由于各种原因，实质性响应的高校非常有限。此次“国优计划”以国家重大计划的方式大力支持“双一流”高水平高校开展教师教育，首批30所试点高校中就包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顶尖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这些高校尽管每年招收的“国优计划”师范生数量非常有限（不少于30人），却意味着国家最高水平的高校将集体参与教师教育，标志着我国教师教育全面走向开放化，顶尖综合性大学毕业生走向教师岗位也将成为常态，教师的地位、声誉也有望因此进一步提升。

第二，支持双研究生学位授予，促进教师培养质量全面提升。在我国学历教育中，本科阶段的“双学位”制度已经有多年的实践，而在研究生阶段开展“双学位”教育却几乎没有先例。此次“国优计划”首次明确支持研究生在修习第一学位的基础上再修习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毕业时获得“双硕士学位”，这既是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教师教育的一次重大创新。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解决“师范性”与“专业性”的矛盾，是困扰教师教育的基本难题之一。按照“国优计划”的设计，研究生通过第一学位的培养，将具备卓越的理工科专业素养，同时通过教育硕士第二学位的培养，系统修习教师教育模块课程、完成教育实习实训，将具备扎实的教育教学基本功，从而有效实现“专业性”与“师范性”二者兼顾。按照“国优计划”的要求，获得教育专业硕士需要修习18学分的教师教育课程并完成8学分的教育实习。从实际操作看，通过打通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培养，为获得推免资格的大四学生开设研究生层次教师教育先修课，再加上3年的研究生阶段培养，即实施“1+3”培养模式，完全有可能实现“双硕士”培养的目标。

第三，支持在研究生中进行“二次遴选”，有效提升师范生生源质量。生源质量是影响教师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若能有效选拔出热爱教育事业、在品德、知识、能力等各方面优秀且适合教师职业的师范生，将会使教师培养工作事半功倍。与“公费师范生”等政策支持在高考招生中选拔师范生不同，“国优计划”有两种选拔方式：一是本科阶段的推免选拔，二是在读研究生二次遴选。二者的选拔对象都是相对成熟的本科毕业生、研究生，他们对自己的知识、能力优势和职业兴趣有更清晰的认识，对于参加“国优计划”会多一些理性，少一些功利。尤其是从在读研究生中进行二次遴选的机制，通过自主报名的“自我筛选”和招生面试等外在选拔，可以更有效地遴选出真正乐教适教者。由于要另外修习26个学分的教师教育课程，既不会导致真正的科研人才流失，也可以有效阻止一些人的投机行为。以往也有不少名校研究生、博士生到中小学从教，他们不仅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师教育，其中还不乏找不到其他工作被迫从教者，或以从教作为过度或跳板者，可谓鱼龙混杂，教育教学质量也良莠不齐。而“国优计划”的实施，就可以通过选拔和培养，提早甄别出真正有志于教育事业者，并以学位证书的方式为中小学招聘教师提供强有力的信号，在就业市场产生“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

第四，支持以科学教师培养重点突破，弥补教师队伍短板。我国具有庞大的教师教育体系，举办师范类专业的院校超过700所，但研究生层次的高水平教师培养明显不足，尤其是高水平科学教师非常短缺。这与具有更高科研实力和良好科研训练的高水平大学很少参与教师教育密切相关。在我国科技创新从模仿、追赶逐渐走向原始创新的今天，尤其是在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培养一大批高质量的中小学科学教师，进而培养出一批更优秀的未来科学家，对于科教强国、大国竞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国优计划”绝不是找一批老“学霸”来培养新的“学霸”，以一代“做题家”培养新的“做题家”，而是要通过高水平的研究型教师培养出更高水平的创新型人才。这绝不是“大材小用”，而是一种光荣使命、艰巨挑战。“国优计划”对原有师范教育而言，既不是抢占工作岗位的“狼来了”，也不是要追求搅动教师教育改革的“鲶鱼效应”，而是更像一支大部队中攻坚克难的尖兵连。可见，“国优计划”是一种战略思考、整体布局，在不久的将来，它的重大意义一定会得到更充分的展现。（文东茅作者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终于有一份稳定工作了，太开心啦！”刚刚从河南省南阳市升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拿到首月实习工资的翟俊杰，激动地与家人分享喜悦。

翟俊杰是河南省西峡县五里桥镇人，作为南阳职业学院2023年的应届毕业生，今年6月，他参加了西峡县政府与学校举行的应届毕业生就业双选会，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顺利就业。

翟俊杰的就业故事是当地强化毕业生就业扶持政策的一个缩影。

西峡县将大学生就业作为培养储备优秀企业人才的抓手，加强摸底调查，制定出台了“智汇龙乡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今年，西峡县先后举行了春季大学生就业招聘会、政校联办大学生就业双选会等活动，积极为大学生和企业牵线搭桥，不断提升就业精准度和成功率。

针对高校毕业生，西峡县制定了促进就业“一揽子”计划，实施困难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职业技能培训补贴、鼓励参加“三支一扶”等多重政策，为毕业生就业送上政策“大礼包”。

已在南阳汉冶特钢有限公司工作一年的汪坪提及自己的就业经历，仍然激动不已。2022年，作为离校待就业的应届毕业生，她在西峡县人社局网站看到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政策后，便尝试着在“河南就业”官网申请。信息填报后不但领到了补贴，西峡县人社局还根据她的专业，开展精准就业服务，积极推送企业招工信息，帮她成功就业。今年上半年，汪坪又享受到西峡县引进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6000元。

2020年，吴杰参加了河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考试并成功就业。两年服务期满后，现在，吴杰已成为该县人才交流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据吴杰介绍，西峡县从8月开始，对离校未就业的应届高校毕业生每人给予300元的求职创业补贴。

除了聚焦高校毕业生群体，西峡县还注重从用工端发力，出台实施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税费减免、岗前培训补贴、就业见习补贴等措施，鼓励重点企业当好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主力军”。同时，该县支持企业挖掘内部就业潜力，围绕大学生开发和设置岗位，及时开展职业规划、制定特殊人才扶持政策等，发挥就业吸引力。

众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是当地10个大学生就业见习单位之一，去年完成了33名大学生的就业见习任务，按照政策，可以申请享受41.36万元的补贴。

据了解，西峡参照河南省每月16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按照最低工资70%的标准，按批次向完成就业见习任务的企业发放见习补贴，积极引导企业优先招聘录用高校毕业生，助力企业培养储备专业实用人才。

西峡县一头促进高校毕业生奔赴就业市场，一头鼓励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两端发力，双向补贴，大幅提升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积极性，激发了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的主动性。今年以来，西峡县共办理专科以上毕业生回县报到手续116人，到重点企业就业103人，毕业生就业率达96%。

新华网北京8月4日电“放心，王平小学平安。”收到这条“报平安”短信，北京门头沟区教委主任曹彦彦长舒了一口气，“这是校长爬山40多分钟找到信号发回来的，我知道他们一定会平安的”。连日来，北京门头沟区教育系统1000余名党员干部在防汛救灾一线挑重担、当先锋，在安置保障点与社区居民同甘苦、共患难，展现了教育人的责任担当。

曹彦彦介绍，在汛情来临前，区教委就提前做了部署，号召全区所有学校立即主动向所在乡镇、街道、社区、村庄报到，打开校门，主动参战，应对汛情。“乡镇街道提前挨个学校勘查，哪个学校可以临时作为灾民安置点，就提前设置，准备行军床等一些必要的物资，校长们都没回家，带着干部在学校坚守。”

据悉，门头沟区教委按照受灾区域将学校划分为中北城学校、南城学校、山区学校三个区域，各个学校党员干部迅速融入镇街指挥体系，目前已腾出宿舍、教室等安置灾民和抢险救灾、服务保障人员3000多人，安置人数还在持续增加。“从92岁的老奶奶，到不满周岁的小婴儿，我们都尽最大努力服务保障好，让学校成为大家临时的安心舒心之所”。

妙峰山民族学校地处山区，目前学校成为附近受灾群众的安置点，学校干部教师与260多名安置居民共渡难关。东辛房小学的干部教师和安置居民互帮互助，校长带着干部教师迎难而上，尽最大努力做好服务保障。三家店小学除了安置附近受灾居民，还安置了滞留的乘客，学校打开图书室、校史馆、书画教室等，让居民参观、阅读，组织大家一起做手工，校长田俊晓还专门为孩子送来水果，用教育人的实际行动传递温暖，安抚疏导，让大家安心暖心。






京师实验中学部分师生赶到学校帮忙，送上爱心祝福。

京师实验中学作为救灾物资空投转运点，已于8月1日晚接收到第一批物资，学校干部教师分类打包，很多教师和初三毕业生也赶回学校参与帮忙，“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加油，我们在一起”“盼平安”，老师和同学们在物资箱上写下祝福，传递关爱和温暖。

“接到空投转运任务，我在校长群里一发，有的校长直接跑到教学楼楼顶测量尺寸，看能否符合停机条件，大家都愿意付出一份力量”，曹彦彦说，“红色的大飞机在操场起落，周围的很多居民出来趴在栏杆上看，我们感觉学校和附近居民的关系也更密切了，有时候空投人员还会带来山区学校的一些消息，我们就能知道学校没事了，是安全的”。

“在防汛救灾面前，我们的干部教师、我们的学校早已和街镇、居民融为一体，大家能在学校吃一顿饱饭，喝一杯热水，换一件干净的衣服，我们希望学校能成为这样一个小小的灯塔”，曹彦彦说。

今年以来，团无锡市委、市教育局以“集中式课程化精品班、立体式多维化特色班、活动式社会化主体班”为办班思路，着力打造超1500个“爱心暑托班”，办班点覆盖全市所有镇（街道），让更多孩子在暑期有照顾、有陪伴、有收获，缓解家长的后顾之忧。

爱国主义教育、体育锻炼、课业辅导……今年在课程设置与开办形式上，各办班点增加了实践课、体验课及户外实践课的比例。团无锡市委、无锡市少工委还推出了165个少先队校外实践基地，并在暑期开展“红领巾讲解员”展示活动，引导孩子们在暑期走出家门，走向社会。

由教育部、军委国防动员部共同主办的第八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于1日在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隆重开营。本届军事训练营以“筑梦航天·点燃青春”为主题，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76名学生代表将参加为期14天的军事训练活动。

本届军事训练营课目设计，既充分体现军味战味、又突出航天元素，着眼增强参训学生对人民军队的了解，开设理想信念和航天知识专题讲座，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展党史军史学习教育；着眼强化参训学生身心素质，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识图用图、医疗救护、行军拉练训练；着眼增强参训学生对航天强国的全面认识，赴多个航天领域科研院所观摩，开设航天发射直播公开课；着眼激发参训学生对人民军队的崇敬热爱，组织学唱军歌、升国旗仪式、长城宣誓等活动，观看航天题材励志影片，举办军地青年军营联欢会。

学生军训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是利党利国利军利民的实际举措，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根本要求的基础工程。举办军事训练营旨在通过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相结合、实地见学与训练体验相结合的方式，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着力提升国防素养，学习掌握军事知识，传承军队优良传统，弘扬军兵种特色文化，全面激发学生献身国防、报效国家热情，推动形成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活动始于2014年，自2017年起每年依托一个军兵种、聚焦一个主题举办，对于青少年国防教育深入开展起到了极其鲜明的示范引领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教育、国防和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