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中国科协网站发布一项关于科普专业职称评审的《通知》。通知显示，中国科协将试点开展在京中央单位自然科学研究系列科普专业职称评审工作。这标志着科普工作者有了自己的专业职称评审渠道。其重大意义，正如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挺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所说：“这是国家相关部门首次开展科普人才职称评定，也是首次在自然科学研究系列职称评定中直奔主题创设‘科普’专业。”


科普人才高质量发展亟须职业认同和上升通道


对科普人才开展职称评定工作的呼吁由来已久。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科普人才作为科普能力的核心要素，是科普事业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其重要性正在日益凸显出来。


根据科技部发布的2021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2021年全国科普专、兼职人员数量为182.75万人。这与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规划相比，还存在较大缺口，尚难满足科普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当前，科普已经不仅仅是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培育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而这急需大批高质量科普人才。”王挺说。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真曾在多个场合呼吁解决科普人才职称评定问题。他指出，“对科技工作者的认可，职称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要让更多有科学知识和科学背景的专家走科普的专业方向，就必须在职称中有这个专业的晋升渠道。”


2019年起，北京、天津、安徽等10个省市先后开展了“科学传播专业”职称评审试点，对科普类人才的职称评审进行了相关探索。


此次中国科协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支持下开展科普专业职称评审试点工作，旨在进一步加强专业化科普人才队伍建设。


评审标准突出科普人才专业特色


“科普作品也能像论文一样成为职称评定指标”，在这次启动的科普人才职称评审工作中成为可能。


2022年1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批复同意中国科协组建自然科学研究系列（含科普专业）高级职称（正高、副高）评审委员会。随后，中国科协立即组织专家学者研究评审办法。


此次启动的自然科学研究系列科普专业包括正、副高级职称和中级职称；专业方向包括科普研究、科普内容资源创作和传播。所有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人民团体所属单位，在京中央企业及其所属单位，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中国科协直属单位专兼职从事科普专业工作的人员均可申报。网络申报时间为2023年4月24日至5月31日。


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郑念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评审中将充分体现科普工作特点。结合科普工作实际，从科普研究、科普内容资源创作和传播等方向进行分类评价，着重评价科普理论研究和科普原创作品的创作能力，注重实力，使评价工作更加符合科普工作实际、更具针对性。评审中将推行代表作制度，并丰富代表作形式，如科普教材教案、视频、剧本、讲解稿，策划科普展览和活动，研发科普展品等。


适应新媒体传播时代要求，评审标准借鉴地方经验，将网络阅读量“10万＋”的优秀科普作品等同于发表论文。


有望发挥全国示范引领作用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高素质创新大军的培育、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全社会科学精神的培养、科学文化的营造都需要科普，新时代科普被赋予了更高的使命。


中国科学院院士褚君浩有着长期的科普实践，在他看来，“科普不是小儿科，而是一门深奥的学问”。王挺也同样认为，科普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科普不是那些不能做或做不好科研教学工作的人才去做的事情，更不是谁都能做得好的工作，其实有很高的门槛。


朱定真认为，科普职称评定既能为科普人才提供“上升通道”，更重要的是能够吸引更多人才全身心投入科普事业。中国科协的这一举措，将有望在全国范围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中国科协有关负责人介绍，基于科普事业发展需求，中国科协正在组织实施科普人才托举工程，在开展科普专业职称评审的同时，对科普人才培养进行深入研究。希望相关高校建立科普学科，扩大硕士点、博士点，更好培养高水平科普人才。


值得关注的是，4月14日科技部网站发布《关于公开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修改草案）>意见的公告》。修改草案新增了有关科普人才的内容：国家健全科普人员的评价、激励机制，鼓励建立符合科普特点的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等评价制度，为科普人员提供有效激励。（记者刘莉）

连日来，内蒙古各高校陆续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动员大会，对主题教育工作进行部署。各高校一致表示，要切实增强抓好主题教育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牢牢把握本次主题教育“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紧紧锚定目标任务，通过主题教育进一步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自治区党委各巡回指导组分别到会指导。


内蒙古大学在主题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全校上下要把抓好主题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主题教育同推进重点工作、解决突出问题等结合起来，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建章立制贯通起来，精心谋划、认真做好各项工作，凝心聚力共促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为助力自治区完成好“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贡献更多力量。


内蒙古农业大学在主题教育动员大会上表示，要把开展主题教育同做好学校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同服务农业强国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等“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起来，聚焦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着力构建优势特色学科群，系统解决自治区重大科技和技术问题，切实为自治区“科技兴蒙”和“奶业振兴”提供人才保障和科技支撑。要不断发扬攻坚克难的精神，做到两手抓、两促进，真正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破解学校发展难题的实招硬招，转化为持续实施学校“131467”战略行动计划的实际成效，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用主题教育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学校开花结果。


内蒙古财经大学在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号召，全校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主题教育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结合起来，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学校中心工作和高校的基本职能职责结合起来，主动担当作为，注重实干实效，统筹做好推动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要坚持守正创新，准确把握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强化理论武装，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动真碰硬检视整改问题，坚决把主题教育谋划好、组织好、落实好，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完成中心任务提供强劲动力。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在主题教育动员大会上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主题教育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开展主题教育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要聚焦目标要求、抓实工作举措，坚持科学谋划部署，把主题教育与学校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结合起来，紧扣落实“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把调查研究、解决问题贯穿始终，把实干争先、促进发展贯穿始终，把检视整改、建章立制贯穿始终，有力有序有效推动主题教育各项任务落实落细，交出一份实实在在让师生满意的成绩单。（记者白莲刘志贤）

2月2日，红河县课题组与甲寅镇老博咪田寨村民唱酒歌。本组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2月3日，瑞丽市课题组师生来到坝别村，一位村民正在认真思考访谈问题。本组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1月13日，瑞丽市课题组师生来到当地的样样好珠宝城，正在与一位商户进行交谈。本组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1月31日，瑞丽市课题组师生正在瑞丽勐卯镇团结村一户村民家中收集调查问卷。本组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师生需要做什么？高校的调查研究需要起到什么作用？在云南省348个行政村开展为期一年田野调查研究的18所高校875名师生，正在努力给出答案。


“乡村是文化根基所在，也是每个人认识中国的起点。”去年10月，云南大学发起了一项为期一年的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来自全国18所高校的875名师生参与其中，他们奔赴云南省的348个行政村，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田野调查研究。


“云南的多样性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土壤，不管做什么研究，你总能在云南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游天龙是瑞丽组的带队教师，谈及发起这次“大调查”的初衷，他说：“我们希望可以全面反映云南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和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


“乡村振兴需要以跨学科的视角去破解，而不是一个专业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是被吸引的外校参与者之一。之所以参加这次调查，文军看中了云南大学重视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


20世纪早期，建立起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学家吴文藻就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思想，主张从社区着眼来观察和了解社会以及开展国情研究。


1938年，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来到云南大学任教，在这里成立了社会研究室。之后，他又在昆明呈贡古城村魁星阁中组建了学术团体“魁阁”。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费孝通和一批青年学者深入呈贡、禄丰、易门、玉溪、大理等地进行社会调查，用社会学理论和田野调查的方法发现、认识和试图改造中国社会，逐步凝聚起了“魁阁精神”。


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从书斋走向田野，将科学研究写在祖国大地上。


“这次大调查是在向吴文藻先生、费孝通先生的魁阁学派致敬，是云南大学历次社会调查研究秉承的魁阁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许庆红参与了“大调查”的方案设计，她介绍说，这次调查采用了国际前沿的混合研究方法进行数据搜集。首先，在抽样环节对云南省的129个区县进行分层抽样，共抽出了30个区县作为样本县。同时，为了能表现民族地区特色的治理模式，团队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12个具有代表性的补充县市，从而建立起一套村居与村民匹配的高质量样本数据。


“虽然是从云南发起，却是一次从边缘理解整体、从乡村认识中国的机会。”许庆红介绍，这次“大调查”分别对村民、村干部设计了不同的调查问卷，针对不同的地区设置了不同的调研主题，每一位参与调查的师生都可以结合自己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兴趣，在样本县开展质性研究（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如访谈、观察、实物分析，对研究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编者注）。


“将杂乱的社会生活碎片重新拼凑，展现新的现实问题和好的解决方案”


去年12月，云南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聂忠思以调查学生和直播实习生的“双重身份”前往云南省瑞丽市，对当地的电商直播业进行了一次深度调查走访。


瑞丽位于中国和缅甸交界处，拥有我国最大的翡翠玉石批发市场。曾经，瑞丽只是翡翠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和集散地，成品销售较为零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瑞丽如今打造出了“中国翡翠玉石直播第一城”。


聂忠思想要弄懂当地如何通过电商直播的方式大规模售卖珠宝玉石，便向当地的一家直播基地投了份简历，应聘了直播助理的岗位。这期间他需要全流程参与直播间选品、直播间搭建、摄像灯光调试、快递物流发货、卸货装货等工作，每天从早上忙到次日凌晨3点。在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他硬是跟随当地工友同吃同住干了两个月。


“我用第三者的视角去反思自己的亲身经历，感觉人生一下子丰富起来了。”聂忠思采用的调查方式是参与式观察，这就要求他时刻记得自己的“双重身份”。他发现，瑞丽的包容性让不同国籍与身份、来自五湖四海的创业者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这离不开当地有效的市场管理方法，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一本“实习日志”记录了他每天的工作心得。


“当地创业者极具拼搏力和创新性。他们通过电商直播的方式，把翡翠市场庞大的供应链和需求链连接起来，并且多家直播基地可以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的态势。”


“平台经济需要由创业者、电商平台、政府部门形成统一均衡的格局，让货物和人员充分地流动起来，才会形成好的经济效益。”


两个月的时间，聂忠思的田野调查日志积累了几万字的内容。他说，未来这些发现和思考将以另一种更加科学的方式出现在学术报告、毕业论文甚至创业实践中。


田野调查研究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明天永远未知”，很多有意思的选题都是在偶然间形成的。云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丛鑫菲的“跨境婚姻”调研主题就是在与当地居民聊天中意外碰撞出的。


“边境儿童教育问题不仅源于家庭经济情况，也与跨境婚姻里的文化差异有关。”丛鑫菲走访了当地6户跨国婚姻家庭发现，很多外籍母亲无法为孩子开展适合中国文化的家庭教育，很容易造成孩子敏感内向的性格特征。“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当地社会组织会举办各类学习活动、提供公共学习空间，还会为妇女儿童开展知识讲座，以此提高她们在家庭中的自我效能感，这对于提供经验研究非常有帮助。”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要求研究者以更加开阔的思维去看待。”为了全面了解瑞丽市的情况，团队成员走访了6个村落，进行了40多次深度访谈，形成了110万字各类资料，还前往周边的陇川县、芒市进行调研……


不过，在游天龙看来，这些还远远不够。相较于以往脱贫攻坚阶段的社会调查，他发现这次调查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脱贫攻坚时期，大家更加关注建档立卡户，抓住贫困村、贫困县就可以，但乡村振兴强调每个村都要振兴起来，每个县都要富裕起来，这不仅对基层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要求学术调研的范围要更广、内容要更深。


为此，游天龙组建起了一支“可靠”又“大牌”的调研队伍。在瑞丽组，有会讲缅语的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师钟小鑫，在德宏州成长的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师杨晓薇，在边境地区做过乡村振兴研究工作的中国农业大学教师李杭蔚，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师袁丁，还有一位身处美国的“外援”教师张琳……“我们做的研究既要倾听民众、倾听政府，又要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从各个方面掌握准确的经验材料，将杂乱的碎片重新拼凑，展现新的现实问题和好的解决方案。”


“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从真实世界里找出来的，而不是从文献里读出来的”


“当农村人口外流之后，谁来守住耕地红线”“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更愿意选择留在乡村，又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振兴乡村”……


许庆红是去往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的带队教师之一。弥渡县作为我国西部省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农业大县，也是这次研究调查中的大县，团队要走访30多个村子，发放上千份问卷，工作量是其他团队的几倍。


“数字技术赋能高原特色农业的效果显著，但相应的乡村产业发展人才队伍建设问题亟待解决。”两个多月的走访调查，许庆红和团队成员发现了很多感兴趣的研究问题，比如订单农业中企业、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问题，农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问题，金融如何服务乡村振兴资源等问题。


“数字技术似乎改变了传统的乡村家庭内部分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女性地位。”云南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吴金燕在弥渡县找到了自己想要研究的问题，她发现数字技术替代了很多农村劳动力，但农村留守女性却因数字农业的大力发展而在家门口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于是，她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先后3次去弥渡县，住在永丰村委会，跟随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渐将研究深入下去。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许庆红一直在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师生需要做什么？高校的调查研究需要起到什么作用？


有一次，许庆红带队去往云南大理市洱海边的古生村调研。这里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带队建立的科技小院，他们用数据监测统计，治理洱海面源污染问题。最初，许庆红只是想学习这种扎根在农村的自然科学育人模式，没想到，农学和社会学却在这间小院“意外”碰撞出了火花。


“很多乡村问题并不只是靠提高农作物产量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靠单一学科就能解决。”这里的师生、村干部向许庆红说出了一直存在的困惑：古生村有很多长期在外的打工者，因此造成了夫妻关系疏远、对子女教育漠视、留守老人养老问题难以解决等一系列的问题，不仅是村委会经常会碰到类似的矛盾纠纷，“当地居民还觉得科技小院也应该解决这些问题，但由于学科限制，对农学专业的师生来说很难”。


为什么我们不发挥专业特长建立一间乡村振兴小院呢？许庆红和团队里其他3位教师——复旦大学教授赵德余、北京大学副教授严洁和中国社科院大学副研究员任莉颖共同畅想着。


想法很快就将变成现实。4月18日，这4位来自不同高校的教师推动形成的中国第一家乡村振兴小院，将在江苏省吴江开弦弓村建成使用。那里也是费孝通先生写出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江村经济》的地方。


许庆红说：“这次云南乡村调研活动只是整个调查研究的开始，真正把研究扎根到乡村，推动学术研究向实践转换，学界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齐头并进，是每一个有梦想的研究者未来仍需努力的方向。”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说：“希望广大青年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


许庆红一直记得这句话，当她看到云南大学持续推动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项目，将科学研究与实践育人、思政育人和服务社会结合在一起，全力培养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时代新人，自己的疑问也慢慢有了答案：“从高校的角度来看，‘大调查’是一种从实求知的治学思想，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从真实世界里找出来的，而不是从文献里读出来的。”


“一个好的社会调查应该兼备科学性和人文关怀”


“我们的研究成果要具有献计献策的功能，而不是局限在学术圈，这才是做学术的情怀所在。”游天龙认为，调查研究最为关键就是：如何利用自己的学术积累与见地，从掌握的实际情况中提炼出对社会有价值的内容。


这一点也得到了文军的赞同。他和团队成员发现，近两年红河县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关键在于当地所采取的“新内生发展模式”：一方面当地很多的乡镇干部都是80后或90后，广泛接受新思想，为当地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当地采取跨地域的资源连接方式，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这种模式对其他地区、其他村落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非常需要相关学者将其归纳总结成一份可参考的报告或论文。”


文军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学调查研究应该兼备科学性和人文情怀”，既需要明确的问题意识、严谨的方法范式，又需要自反性思考与理论性总结。这也是他被云南大学“大调查”项目吸引的原因之一。


为了让“大调查”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去年7月，部分师生就率先在大理州鹤庆县、玉溪市澄江市两地开展了预调研。丛鑫菲在定性座谈访谈中了解到不同村落的人口、民族结构和特色文化；聂忠思在定量问卷调查中发现，很多村民往往不愿意提及家庭收入、债务等隐私信息……根据这次预调查的结果，设计团队将访谈问题细化，更加符合云南乡村的实际情况。


这次“大调查”还得到了云南省乡村振兴局、省统计局等部门的支持。“我们有了云南省宏观经济发展数据和乡村振兴局的相关数据，让整个调查数据库建设成为‘厚数据’。”许庆红说。


华东师大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刘雨航是红河县调研团队成员，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其他研究过程中很少碰到的困难——语言和跨文化理解问题。红河县地处民族地区，当地有哈尼族、彝族、傣族等多民族同胞，大多数都以本民族语言为主，并且还存在着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


“虽然我们事先对当地民族文化做了了解，但实际遇到的难题比想象中的大。”为此，团队成员积极寻求当地青年村民和青年基层干部的帮助，机缘巧合之下，他们偶遇了一位小有名气的哈尼族“网红”博主。


“他响应青年返乡创业的号召，从上海回到家乡，进入当地的钰尼文化艺术传承中心做起了一名艺术老师，不仅通过网络平台展现哈尼族的歌舞文化，还能利用直播间隙帮助当地卖农副产品，是一位特别敢想敢干的年轻人。”提起这位“网红”博主，刘雨航称赞连连，他看到了我国多民族的样态，以及新时代下的新变化和新特征，“他的故事对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产生了很大的启发”。


吴金燕最大的收获是在调研中了解到云南各地乡村的差异性，比如山区村与坝区村的差异，一个民族村寨与另一个民族村寨的差异等。“这次调查之后，我们对云南乡村的理解更加清晰，更加多角度了。这也帮助了我建立看待社会的思维方式。”


“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国国内发展，也要去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云南作为中国与东南亚的连接点，与整个中国的时代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许庆红看来，随着中国与世界沟通越来越紧密，就要求中国青年站在世界的角度理解中国，而每一次社会调查都要求他们进入真实的世界，获取直接经验，真正发挥专业特长，就可以逐渐培养起社会责任感和中国公民意识，“‘大调查’目前只进行了第一阶段，我们还将继续研究乡村，服务乡村”。

书，随手可得：校园里，吸引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五年级一班学生林玥辰的一定有那棵“长满书的大树”——教学楼走廊里、教室里，随处可见各种书籍，真正的“图书馆校园”就在孩子们身边，书香校园的气息陪伴着他们成长。


阅读，是美好的遇见。“春有玉兰锦簇，夏有荷花摇曳，秋有银叶金黄，冬有蜡梅馨香”，四季变换，在“森林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里读书是一件美好的事。


书香，萦绕在家庭、校园、城市，人们抚古思今而游目八方，“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载体创新、数字赋能，引导更多的学生将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境界要求。


诚如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所言，广大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开展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是从立德树人“根基”架起教育强国“柱梁”的战略安排，是以学生阅读“小切口”写好素质教育“大文章”的一项举措，是将校园阅读“奏鸣曲”融入全民阅读“交响乐”的有效途径，是把数字技术这一“最大变量”转化为阅读提质“最大增量”的关键一招。


爱上阅读，营造校园阅读场


校园是一个地方最有生命力的细胞，更是师生们的阅读场，校园有书香气、教师有书卷气、学生有书生气。


伴着晨读的声音，青岛市盲校的同学们开启了一天的学习生活。


在这里，学生们的阅读方式，既包括盲文图书摸读和大字版图书阅读，还可以利用点显器、助视器、听书机和读屏软件等设备，通过触觉、听觉等多感官进行补偿阅读，接触学习美丽的文字，查阅资料，浏览网页，打开通往信息世界的大门，拥抱更为广阔的未来。学生们把课文、单词和喜欢的书籍拷贝在像手机一样的听书机里，乘着想象的小舟徜徉在书籍的海洋里。


“在阅读过程中书籍能够给予我力量，让我变得坚强，能够面对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青岛市盲校学生韦佳说。


“图书角”“阅读亭”不但让学生随时随地都能有书读、读好书，而且能把阅读与休憩、交流、研讨结合起来。近年来，各地学校开齐开好阅读课程，保证阅读课时，优化阅读文化氛围营造。针对农村中小学图书少且陈旧的现实，浙江实施的中小学“书香校园”工程，让孩子们不再为找不到书读而烦恼。


组建“湖南省职业院校读书联盟”、建立书单“季度发布”制度，鼓励联盟内各校推出自身特色书单，引导广大师生落实“每周一书”阅读计划。坚持“线上+线下”，开辟“云读书”行动专栏，形成联盟集群效应。湖南开展的“职业院校楚怡读书行动”让“书香班级”“楚怡读书之星”不断涌现。


共享阅读，让书香浸润校园。在中南大学，教室楼梯口、食堂拐角处、宿舍楼栋内、“一站式”学生社区里……共享阅读机、共享阅读角、共享阅读书袋、流动图书遍布校区，为师生提供随时随地借阅的便利。教授推荐价值观引领书单专柜、爱国主义教育专柜、通识类书籍书柜，不同类型书籍满足多样阅读需求，使同学们随时能够捧书而坐、徜徉书海。


有阅读，有指导。“在我们学校，每周都有同学们喜欢的主题阅读课，与众不同的是，不同科目的任课老师都在课堂上指导大家阅读。同一本书，不同的课堂，不仅让我们去阅读经典、探究科学、动手实践、亲近艺术，更教会了我们如何正确地对待困难和挫折。老师们在教会我们正确阅读的同时，更教我们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林玥辰说。


“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让每个孩子的精神世界更加丰盈，让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更加恒久。


融入生活，构筑以文育人同心圆


每周一次家庭阅读会，每月一次图书馆家庭日，每年一份家庭心愿书单。这是重庆“最美书香家庭”陈静家以书为伴的快乐“三个一”。


“一家人共读表演绘本《猜猜我有多爱你》时，孩子们抱着我们一个劲儿地表达，爱爸爸妈妈，爱你们比到月亮还远，比大海还深，比星星还多。”那一刻，陈静体会到自己培养了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也收获了融洽的家庭氛围，和谐的亲子关系。


“看书是我最期待的事。我喜欢阅读，我最喜欢和家人一起阅读。”孩子们说。


诵读会，社区居民推荐分享会，周末阅读交换活动，假期儿童故事会……很多社区积极组织读书活动，将多读书读好书的理念传播出去。


书香飘逸，是一个家庭的温馨。书香味，是一座城市、一个人最好的软实力。


全民阅读深入普及，让上海从全球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型城市奖。


2021年，上海市教委印发关于推进青少年学生阅读工作的通知，研制书香校园指导标准。在环境的优化升级中，上海高校普遍建立了校园实体书店，不仅成为了师生的精神乐土，也成为周边百姓的“共享书房”。


在育人的数字赋能上，上海积极探索。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开展图书馆与“云课堂”课题研究，挖掘学生阅读数据，实时分析干预，精准阅读指导，促进学科发展和综合育人。


历时近20年，打造15分钟学习圈，建设丰富的家门口学习点，上海完善了市民终身学习新途径，市民大讲堂、市民诗歌节、东方亲子阅读推广等汇聚各方力量的系列主题阅读活动，营造了浓厚的终身学习氛围，形成了在处处能阅读、时时可阅读的环境，带来了书香育人的新合力。


城市里，随处可见的特色书店，体验阅读活动，在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的探索中，也蕴含着对教育与城市相互滋养的思考。“我们带着阅读形成的思考来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寻找答案，在更大的阅读空间，在知行的结合和情景交融中更好地读懂党的历史，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学生们表示。


踏着阅读的阶梯，时代新人正在成长


与书为伴，与书为友。


在书中，获取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有心灵的力量，行走的方向。


“我们这代人对知识充满了渴望，对国家未来充满了希望。我是向别人借书、自学，通过了高考。在大学求学时，在各个工作岗位，我始终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勤奋读书、刻苦学习，努力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奉献给国家。”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元元说。


华中科技大学，作为在全国理工科高校中率先扛起文化素质教育大旗的高校，倡导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把阅读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鼓励学生“多读书、读好书”。


1995年成立第一个读书会，每到周末，师生聚集一堂、畅读经典。1999年开展“读好书、立大志”启明读书活动，引导学生启德明智，全面发展。


近30年来，学校深入实施文化素质教育，营造良好的大学文化。在2400余期人文讲座和300余期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中，诺贝尔奖获得者、图灵奖获得者等科学大家，与师生分享读书感悟，激励大家追求科学真理。华中大学子在“互联网+”“挑战杯”“创青春”等创新创业大赛中屡获佳绩。


一场阅读马拉松，挑战自我阅读极限；以言传情，诵读声声中同品经典名篇；“阅见光影”主题观影，发出共享大荧幕阅读盛宴的邀请……这个春天，东南大学举办系列阅读活动，让师生在校园里与阅读邂逅。


学生们在阅读中得到滋养，打好中国底色。阅读、思考、在一次次与书籍的“邂逅”中，青年学子遇见自己、遇见城市，遇见国家，遇见未来，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正在成长。

“海水养殖动物分子育种平台的成功搭建，将为鱼、虾、贝等水产生物育种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推动传统育种模式向智慧育种模式转变，效率更高也更精确。”日前，在位于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的海南省热带水产种质重点实验室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名誉院长包振民谈起团队的新突破喜笑颜开。


在中国海洋大学，广大水产育种人聚焦水产种苗这一渔业“芯片”，接续奋斗、集智攻关，用实际行动践行大食物观，写好“蓝色种业”大文章，让我国的“蓝色粮仓”更安全更殷实。


传薪火：矢志不渝向蔚蓝


在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有一栋名为“科学馆”的建筑，历90余年风雨，愈发厚重典雅。进入馆内，映入眼帘的是两尊铜像，一位是我国“克隆先驱”童第周，另一位是“中国海带之父”曾呈奎。他们为海大海洋生命学科的发展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遗传学与育种领域的卓越建树，为后继者开辟了广阔而又意义深远的探究之路，一代代海大育种人沿着先辈足迹，矢志不渝，深耕渔业“芯片”，孕育出生生不息的蓝色希望。


在海大海洋生命学院楼前也矗立着一座雕像，他就是我国海洋生物遗传学和育种学的奠基人方宗熙教授。20世纪50年代，应童第周邀请，方宗熙到校执教，开启了海藻遗传学研究的序幕。他发现和揭示了海带经济性状的数量遗传规律，并建立了海带选择育种技术理论与方法，先后培育出“海青一号”宽叶品种、“海青二号”长叶品种、“海青三号”厚叶品种等海带优良品种，使我国成功跻身国际上实现海洋生物良种培育的国家之列。


薪火相传，开枝散叶。海带、紫菜、龙须菜、扇贝、牡蛎、鱼类、对虾……如今，中国海洋大学已形成了一支以孕育水产新品种为己任的“梦之队”，奋力书写着谋海济国的新答卷。


育良种：打赢“蓝色种业”翻身仗


20世纪90年代后期，扇贝养殖业暴发了大规模流行病害，给我国扇贝养殖业造成致命打击。培育高产抗病良种被提上日程，时任海洋生命学院副院长的包振民和团队争分夺秒地攻关。


2006年，凝聚着包振民无数心血和汗水的栉孔扇贝新品种“蓬莱红”通过审定。作为我国科学家自主培育的第一个扇贝新品种，“蓬莱红”具有生长速度快、产量高、肉柱大、抗逆性强、壳色鲜红、遗传性能稳定等特点，一经推出，就得到养殖户的喜爱，先后获国家海洋局创新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水产育种之路，创新无止境。”在包振民和团队的努力下，“蓬莱红2号”“海大金贝”“獐子岛红”“海益丰12”“蓬莱红3号”“海益丰11”等扇贝新品种不断涌现。


随着我国扇贝养殖技术和良种培育技术的创新，扇贝产量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年产20多吨上升为现在的近200万吨。产量的增长，带来的是价位下行，曾经的海珍品，如今已走上寻常百姓的餐桌。“这是最令人自豪的，因为我们的努力，中国老百姓得到了大量高品质的蛋白质。”包振民说。


包振民团队还突破了低成本高通量基因分型技术难关，建立了全球最大、种类最多的基因组综合数据库，使我国成为掌握贝类基因资源最多的国家。


2022年7月，农业农村部公布审定的水产新品种中，海大科研人员培育的占4个，海大成为本次新品种审定数量最多的高校。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胡景杰教授团队参与培育的金鲳“晨海1号”名列其中。


近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石斑鱼、花鲈和卵形鲳鲹优质抗逆新品种培育”启动会在三亚举行。作为项目负责人，胡景杰说：“我们将以强海兴海、强农兴农为己任，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致力于打造‘育繁推’一体化水产种业创新体系，为海水鱼类的深远海及工厂化养殖提供优良种质支撑。”


青岛蓝色种业研究院、宁海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海南省热带水产种质重点实验室，沿着祖国的海岸线，一个个高端水产种质创制创新平台搭建而起，成为中国海洋大学推动我国水产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引擎。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我们将着力破解水产种业‘卡脖子’难题，全力守护‘蓝色粮仓’，服务海洋强国建设。”包振民说。（刘艳杰、冯文波）

人民网北京4月14日电（记者孙竞）4月12日，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全国职业高等院校校长联席会议、高等教育出版社协办的2022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发布会暨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研讨会在京举办。


记者了解到，《2022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全国职业高等学校校长联席会牵头编撰，旨在突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地位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报告分为高等职业教育篇和中等职业教育篇。高等职业教育篇从服务贡献、学生发展、教育教学、政府责任和国际合作5个维度，中等职业教育篇从服务贡献、学生发展、教育教学和政府责任4个维度，向社会展示2021年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变化。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院校发展处处长任占营指出，质量年报对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职业教育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要充分发挥质量年报对职教战线、家长、行业企业等主体的可持续性影响，切实增强质量年报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可读性。


中国职业技术学会副会长、北京外语国大学教授孙善学指出，质量年报应在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技能培训和技工教育、建立必要性基础性数据体系、创新呈现口径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北京电子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姚光业建议，质量年报应在数据多维度挖掘、体现社会关注和专业引领、构建职业教育评价体系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要加大质量年报宣传力度、加强编写培训、鼓励支持多主体参与等。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和震指出，要反思和构建职业教育质量观，形成现代职业教育质量分析框架。作为职业院校履行责任担当、确定质量发展观、宣传发展成绩、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制度载体，质量年报要把做事和说理充分融合，正确处理职业教育内部质量和外部质量的关系、注重评价的整合性和归一性。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陆亭表示，要把质量年报做成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品牌，进一步增强质量年报的政府导向性、产教融合导向性、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导向性，深入研究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内涵、指标要素和推进策略。

各地中小学体育教育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不仅有利于推进全民健身，也帮助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


单杠在校园及室外健身场所并不少见，但由于动作难度不小、安全顾虑较多，单杠运动近年来在小学校园开展较少。然而近日，江苏省徐州市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单杠技能展示活动。3000余名小学生、幼儿园小朋友轻松上下杠，在单杠上熟练地悬垂、摆动、翻身并做出各种自创的趣味动作，引得观众连连喝彩、赞叹。


单杠运动为何能够重回校园？


从个人层面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相比跑步、跳绳、球类运动，单杠运动较为新鲜，激发了不少学生的兴趣。依靠一根横杆就能做出多种动作，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虽然玩单杠时双脚离地容易失去平衡，但每当完成一套动作、设计出一个有趣姿势，孩子们不仅成就感满满，还收获了勇气与自信。


从家庭层面来说，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全面发展。如今，社会各界对青少年健康成长愈发关注，全民健身意识日益深入人心。从“怕孩子磕着碰着”到主动给孩子开展体能训练、培养孩子耐挫力，不少家长的教育理念不断更新。体育培训“菜单”也日益多样化，单杠、跑酷、勇士挑战赛等运动项目逐渐进入家长视野。


而在学校层面，科学有序的体育教学方式则为推广单杠运动提供了条件。徐州市柳新实验小学在开展单杠运动前，制定了详细的单杠教学要求和学生参与准则。例如，初学单杠，学生只能在杠上悬垂，不得做翻身动作；全校普及单杠运动之前，先进行小范围教学测评，反复打磨适宜低龄学生的教学方案……在政策引导以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近年来，越来越多专业体育人才走进校园。更雄厚的师资力量、更完备的设施供给，有利于提高学校体育教育水平，这为体育课程的拓展增添了保障。


此外，有的地方还把单双杠运动列入考试范围，这也起到助推作用。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在加强、改进学校体育教育和青少年体育锻炼等方面多有尝试。单杠、橄榄球、棒球、滑雪……各地中小学体育教育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不仅有利于推进全民健身，也帮助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要实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秀率25%以上”。让校园体育拥有更多选项，在稚嫩心田播撒下运动的种子，我们将离这一目标越来越近。

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许多学龄前儿童（3—6岁）早早接触、使用或拥有了手机、平板电脑、儿童手表等移动终端，在享受愉悦便利的同时，更面临着视力下降、网络依赖与不良信息侵蚀等问题。当前，我国学龄前儿童手机等移动终端使用现状如何？家长对孩子使用移动终端的管理与干预是否到位？对此，光明日报记者联合有关专家，面向全国31个省区市学龄前儿童家庭展开抽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5020份；此外，又对北京、浙江、重庆等多地学龄前儿童及家长进行访谈，深入了解当前学龄前儿童移动终端使用状况及家长隐忧，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应对这一问题的对策建议。


1.现状：学龄前儿童“触网”呈现低龄化趋势


一根稚嫩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娴熟地划过一道道弧线，一则则短视频随之闪现，一双童真的眼睛紧紧盯着这五光十色的画面，而屏幕前的这个孩子，还是个正在上幼儿园的3岁小朋友……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发展与移动终端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


“我女儿4岁了，每次拿着手机刷短视频、玩游戏，一玩就是2小时。我想要拿下手机，她就大哭大闹拒绝。”北京市民王丽十分苦恼，很希望有什么办法能让女儿放下手机……


平板电脑、手机玩得早、放不下，这成为许多学龄前儿童家庭共同的烦恼。调查显示，学龄前儿童移动终端使用情况呈现以下特点：


“触网”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调查显示，70.4%的学龄前儿童已经开始接触并主动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在这七成已经使用移动终端的学龄前儿童中，最早接触移动终端的时间集中在3周岁，占到34.53%；4周岁开始接触并使用的，占到21.13%。


另外，在“触网”的孩子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专属设备。其中，拥有率最高的是平板电脑（18.7%），其次是儿童手表（18.25%），再次是手机（14.39%），拥有其他设备的占4.77%。


一位妈妈说起自己5岁儿子结识手机这个“玩伴”的过程：孩子的第一次远距离爬行，是从大床的一个角爬到另一个对角，吸引他的是一部播放着儿歌视频的手机；当他能自己坐在宝宝椅上吃饭了，手机内的短视频就成了老人们喂娃的超级帮手，小胖手滑动屏幕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孩子从小就对手机非常熟悉，使用起来也是自然而然。


看动画、刷短视频是最主要需求。调查显示，学龄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参与的活动项目较为丰富。在已经“触网”的孩子中，有68.47%会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看动画片，位居首位；紧随其后，有41.18%的孩子会用手机等移动终端刷短视频；再次是拍照、拍视频（25.7%）。此外，上在线课（19.54%）、学习手工制作（18.84%）、打游戏（17.6%）等也是儿童使用移动终端的重要内容。可以看出，手机等移动终端为学龄前儿童的娱乐生活提供了便利。


在北京一家游乐场，记者看到一个男孩正在用手机刷短视频。20分钟过去了，男孩的眼睛还紧紧盯着手机屏幕。向家长询问孩子的年龄时，他说：“孩子5岁多了，正上幼儿园大班，平时一抓到手机就要看，一看就停不下来。”说到这里，家长一脸无奈。


移动终端使用时长总体可控。在访谈中，不少家长谈及孩子使用手机时间过长的问题。从数据来看，在已“触网”的孩子中，各类移动终端每天使用总时长能控制在30分钟以内的占到59.31%，30～60分钟的占到30.79%，超过60分钟的占到9.9%。在单次使用时长的调查中，40.68%的孩子单次使用时长控制在15分钟以内，42.45%的单次使用时长在15～30分钟，16.86%的单次使用时长超过30分钟。超过半数的孩子能在与家长约定的时间立刻停止使用移动终端，近四成孩子大部分时候能如约停止使用，仅有1.81%的孩子基本无法照办。


在管理孩子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方面，很多家长反映，靠着“软硬兼施”，可以把手机从孩子手里拿下来。比如，在看动画片时，先跟孩子说好能看几集、多长时间，定好规矩，一旦到时间了，无论孩子怎么哭闹都不妥协。跟家里老人也讲好，做到行动一致。几次下来，孩子即使噘嘴也会照办，再之后就成了习惯，也就不哭闹了。


2.成因：儿童成长环境变化，家长高质量陪伴不足


移动互联网发展带来儿童成长环境的巨大变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10.65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8%。当下，移动互联网与移动终端的应用，几乎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学龄前儿童自出生起，便很难避免与手机等移动终端有着或被动或主动的接触。


“过去老人拧开收音机给孩子听故事，打开电视给孩子放动画片，现在通通可以用手机、平板替代了。”国务院妇儿工委儿童工作智库专家宗春山说。相比图书、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移动终端能为孩子提供声光电影音的强烈刺激，同时各类资源方便易得，无论是儿歌音乐、动画片还是早教课，都一应俱全。加之操作简单上手、适应场景丰富，自然而然成为家庭育儿的重要工具。


父母在儿童成长早期缺少高质量陪伴。调查显示，有12.6%的家长会经常主动用手机“陪伴”孩子，有68.75%的家长偶尔用手机“陪伴”孩子，仅有18.66%的家长从来不用手机“陪伴”孩子；有六成多家长会让孩子浏览自己的手机。此外，还有30.43%的家长选择让孩子用手机等移动终端伴听入睡，代替传统的父母讲故事哄睡。


不少父母因为忙于工作，习惯用手机替代自己“陪伴”孩子，久而久之，孩子缺少高质量的陪伴、缺乏亲情与沟通，对电子设备越来越依赖。这种替代性“陪伴”，实质上阻碍了孩子的身心发展。


宗春山说：“国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孩子对父母早期依恋关系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好的依恋关系，第一能给孩子安全感，第二会刺激孩子大脑神经的发育，第三也会培养孩子的社会性。”而用手机“代替陪伴”，不利于依恋关系的培养。


家庭成员缺乏对孩子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的科学管理。“孩子从3岁就开始使用手机。最开始是大人主动拿给孩子玩，为了哄孩子，也为了给家长腾出一些时间，这一玩就停不下来了，很快变成了孩子主动找手机、要手机。”不少家长在孩子接触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最初阶段，没有坚持做好使用强度的管理，导致孩子养成了不良习惯。


此外，很多父母和长辈在孩子使用手机等行为的管理尺度上存在明显分歧。例如，一些父母觉得孩子玩了半小时，该停下来了，但老人往往爱孙心切，觉得“再玩会儿也没关系”。父母试图说服孩子交出手机的过程中，家里的老人往往出面阻拦，甚至双方产生争吵。“每每这个时候，孩子更要执意玩个够。”一位家长说。


3.困扰：过早“触网”，多维度影响孩子身心健康


调查显示，对于学龄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家长有着诸多担忧。


担心影响视力。调查显示，对于孩子过早接触手机等移动终端，有91.09%的家长担心孩子的视力受到影响。采访中，一位家长告诉记者：“孩子现在4岁半，每天去户外运动两个小时，体检时却被告知远视储备消失。”这位家长在震惊之余，回想了可能导致孩子视力下降的原因，就是家里老人经常给孩子玩手机，对于孩子刷短视频、看动画片，没有严格控制。这样的情况在学龄前儿童中并非个例。根据国家卫健委2021年公布的数据，2020年各地6岁儿童近视率均超过9%，最高可达19.1%；在幼儿园6岁儿童中，有1.5%为高度近视。


担忧陷入网络依赖。调查中，有62.09%的家长对于孩子使用移动终端可能导致网络依赖表示了担忧。在访谈中，不少家长反映，孩子总是见缝插针地玩手机。“吃饭之前要玩，大人一不留神没看好，就偷偷拿着手机刷短视频、玩游戏，甚至上厕所时都提出要玩。”专家表示，面对孩子过度依赖手机，家长如果缺乏科学引导，一味批评、指责甚至生硬阻挠，很容易激化亲子矛盾，导致亲子关系恶化，适得其反。


接触不良信息。调查中，有42.02%的家长表示担心孩子接触不良信息。一位5岁孩子的外公告诉记者，他在和孩子一起刷短视频时遭遇过“措手不及”的情况：“有一次，我给外孙看越野车爬陡坡短视频，一分多钟的长度，在最后车辆接近坡顶的时候，视频中现场围观的人却爆出粗口。这让我惊出一身冷汗。”此外，不少孩子刷短视频时使用的是大人的手机，算法推荐视频内容时难免出现一些不适合少儿观看的内容，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不利。


专注力下降。调查数据显示，34.47%的家长担心孩子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会导致专注力下降。“手机上的视频、动画刺激是非常强烈的，变换快，色彩丰富，并伴随音乐节奏，长期接受这样刺激的孩子，等上了小学，再面对教室里老师的授课时，不容易进入课堂学习状态。就像一个吃惯了添加多、味道重饭菜的人，再让他适应清淡健康的食物，难度可就大多了。”宗春山表示。


4.求解：网络时代，引导孩子与电子设备和谐共处


“21世纪是网络和科技的时代，所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孩子，都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他们从出生伊始就面临着挑战——既要用好这些网络设备，又要能够在网络的丛林中保持独立的自我，不能迷失方向。”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黄翯青表示。


家长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将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到实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说：“家庭教育促进法将育儿这件传统‘家事’从法律层面上升为‘国家大事’，需要每一个家庭认真学习落实。科学认识、有效处理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的问题，涉及家庭教育的一些基本原则。家长要树立‘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起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要不断提高认识，强化学习。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提供的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可为家长提供参考，比如‘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原则和‘相机而教，寓教于日常生活之中’‘潜移默化，言传与身教相结合’等具体方法。”父母应主动学习科学育儿知识，提高家庭教育能力，合理安排学龄前儿童锻炼、休息、学习和娱乐的时间。在合理的使用中，让孩子科学认识移动终端的利弊。父母应作好表率，避免在家中过度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在选择儿童课外兴趣课程时，更多采用现场学习方式，减少对在线使用的依赖。


家长要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带领他们亲近自然，减少对于移动终端的陪伴依赖。每天尽量抽出一定的时间和孩子相处，聆听孩子的心里话，陪伴其阅读、玩耍。利用休息时间，带孩子走出家门，在奔跑嬉戏中融入自然山水，沐浴阳光健康成长。设计丰富多样的儿童游戏，让孩子更多体验美好、快乐、真实的生活场景，以此抵消对手机和虚拟世界的过度迷恋。


科学对待移动终端，“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一方面，家长对学龄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既不能放任失管，也要避免方法粗暴。不建议家长通过强制抢夺、物理屏蔽的方式，完全断绝孩子与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接触。应通过沟通、商议、引导，与孩子订立“使用规则约定”，锻炼孩子从小养成守约、自律的好习惯。另一方面，移动终端里的动画片、游戏、短视频等内容，可成为家长开展德智体美劳教育的抓手、助手，而不是对手、敌手。家长要自觉学习相关知识，并结合家庭、孩子的具体情况付诸实践。


可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对学龄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指的是每天总使用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30分钟以内，单次时长5～15分钟以内。内容，即孩子通常使用手机观看、参与的内容，如动画片、短视频、网课等。其中动画片建议转到电视或投影仪上观看，更有利于视力保护；短视频的观看要抓住“一限一供一看一听”：一限，限单次时长；一供，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一看，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一听，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内容。如此一来，孩子可以建立起用时上限的概念，家长也对孩子使用移动终端的内容心里有底。


幼儿园作为学龄前儿童的教育主体之一，要做到科学引导。一方面，通过游戏、课程、活动，帮助孩子科学认识手机等移动终端。在幼儿园教学中，要自觉减少屏幕的使用强度，减少各类作业对手机的使用。另一方面，通过家长会、家长沙龙、家长个案咨询指导等途径，指导家长处理好孩子与手机的关系，遵循“可控不可怕、放开不放任”的原则，依据儿童发展发育的科学原理，帮助家长和孩子一起解决难题。


社区作为家庭生活的栖息地，要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社区应发挥贴近性、经常性、熟悉性、多样性等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邻里专题研究、社群论坛分享、亲子情景游戏等活动，形成家长多陪伴孩子、孩子与手机健康相处的良好氛围。对个别家庭学龄前儿童教育存在的特殊困难，社区要本着儿童保护的原则，给予适度、必要的帮助和干预。


社会层面，群团组织要为家庭教育提供保障，早教机构等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教育、卫生、妇联、关工委等部门应投入足够的力量，高度重视学龄前孩子使用移动终端的现象与趋势，注重调查研究，帮助家长更新理念、提升能力。社会各界应科学、客观、全面地看待学龄前儿童的手机使用，切忌全面否定，不以极端个案替代社会整体情况，而是应严谨分析、科学论证。市场监管机构要加强有效监管，督促各类早教幼教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不能只为盈利，生产、销售不利于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的电子产品。


（本调查的问卷设计、发放及数据分析由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客座教授朱煦与记者唐芊尔共同完成）

本报北京4月12日电（记者杨昊）记者12日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2023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重点工作。即日起至5月中下旬，通过西部计划官方网站接受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报名。


会议要求，2023年，西部计划要按照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相关要求，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到乡村工作，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在青年中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西部计划各级项目办要以西部计划实施20周年为契机，高质量抓好招募宣传、扎实推进“青马工程”西部计划专项和研究生支教团专项、做细做精做优日常管理服务、持续推动志愿者扎根西部，不折不扣落实好西部计划各项工作任务。


据悉，2023年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实施规模将继续保持2万人，地方项目预计实施规模将超过4万人，分为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青年工作、乡村社会治理、服务新疆、服务西藏等7个专项。今年是西部计划实施20周年。20年来，西部计划累计招募派遣46.5万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在2000多个县（市、区、旗）基层服务。

婴幼儿时期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的《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提出要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家庭托育点服务，强调家庭托育点应为婴幼儿提供生活照料、安全看护、平衡膳食和早期学习机会，促进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3岁以下婴幼儿是一个最脆弱、最柔软的受护群体，家庭托育服务要真正让更多的家庭放心，首先要确保安全问题。


婴幼儿喂养安全。充足的营养和良好的喂养，可以满足婴幼儿体格生长和机体功能成熟及大脑快速发育的需求，是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保障潜能发展的最有效措施。家庭托育点应与家庭积极配合，为实现母乳喂养提供便利条件。要根据婴幼儿特点选择和烹制食物，引导婴幼儿有规律进餐，关注婴幼儿进食安全并对他们发出的饥饿和饱足信号及时做出回应。家庭托育点照护人员要掌握婴幼儿科学喂养知识和技能，严格落实各项食品安全工作，做好食源性疾病防控工作。


婴幼儿生命安全。婴幼儿时期是个体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生命最脆弱的时期。婴幼儿由于身体各器官系统的功能尚不成熟，自身免疫力和抵抗力比较弱，极易患各种感染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且发病率高，病情变化迅速。家庭托育点照护人员应了解婴幼儿生长发育的特点，辨识婴幼儿常见健康问题，掌握相应的护理技能，做好婴幼儿定期健康观察，特别要加强婴幼儿重点疾病防控，关注婴幼儿生长发育异常表现，促进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婴幼儿心理安全。婴幼儿的心理发展与生理功能发展紧密相连，随着年龄增长而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发展变化：从无条件反射到条件反射的出现，从视觉、听觉迅速发展到言语的形成，从对周围事物的感知认知到初级思维的萌芽，从情感内容日益丰富到自我意识的觉醒，从对父母的依恋到对人际交往的渴望，从一个“生物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这一时期，婴幼儿除了需要满足生理需求以外，还需要满足心理安全需求。家庭托育点照护人员应了解婴幼儿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理解其所发出的信号和表达的需求，通过身体接触、肢体语言、语言交流等方式及时给予恰当、积极的回应。特别要关注婴幼儿的情绪变化，缓解其焦虑、恐惧、愤怒等不良情绪，消除各种负面情绪的影响。同时，要及时发现发育偏异的可能和风险，进行进一步评估和早期干预，保证婴幼儿心理健康发展。家庭托育点照护人员自身要有良好的情绪尽可能调控能力，避免向婴幼儿发泄不良情绪。


婴幼儿活动安全。婴幼儿时期是运动发育的快速发展时期，随着婴幼儿的身体不断发育成熟以及身体机能不断增强，一般按照“抬头—翻身—起坐—爬行—站立—行走—跑跳”的特定顺序发展。家庭托育点照护人员要顺应婴幼儿运动发育规律，适时训练婴幼儿翻身、起坐、爬行、站立、行走、跑跳等能力，促进婴幼儿运动能力的发展。要根据婴幼儿的年龄和发育水平，减少婴幼儿久坐时间，合理安排婴幼儿的身体活动、室内和户外活动，为婴幼儿提供各种交流玩耍的机会，通过陪伴、互动、示范等方式引导婴幼儿尝试不同的活动，提升婴幼儿体格生长和运动能力发育水平。预防伤害是家庭托育点照护人员的基本责任。家庭托育点照护人员要树立预防婴幼儿伤害的意识，学习和掌握基本的常见急救技能，随时排查和清除婴幼儿活动区域内的安全隐患。为婴幼儿做出安全示范，帮助婴幼儿识别伤害风险、提升安全意识、养成行为习惯。牢记婴幼儿不能离开视线范围，要与婴幼儿保持伸手可及的距离。


家长对家庭托育服务的期待，不仅是希望有地方可以送托，更希望提供高品质的托育服务，托育服务质量能够让人安心、放心。家庭托育点以及照护人员需要掌握科学育儿知识和技能，遵循婴幼儿年龄特点和成长规律，持续监测婴幼儿体格生长、心理行为发育和社会适应能力发展，尽可能提供早期学习机会，促进婴幼儿在身体发育、动作、语言、认知、情感与社会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

【记者调查】


家中两岁小娃谁来带？这让北京家长林夕的家庭“硝烟四起”。


双方父母身体不好，无法长期带娃；请过几个育儿嫂，却总是不能满意；考察过一些托育机构，不是离家太远，就是收费太高；林夕和丈夫都处在事业上升期，谁也下不了回归家庭的决心。“要是家门口能有收费合理、保教质量不错的托育机构就好了！”夫妻俩慨叹。


林夕的期盼正在落地中。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就《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鼓励利用住宅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服务，并提出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不少专家认为，这为促进家庭托育点规范发展、化解婴幼儿托育市场的供需矛盾，提供了新的政策指引。


但担忧也接踵而来——有从业者担心政策门槛过高，难以持续运营；有父母担心家庭托育点监管手段不足、师资力量不强，难以提供安全科学的保教，只是“作坊式看娃”。


家庭托育点如何才能不负所“托”，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满足当下家长多元的托育需求？记者就此展开调研。


1.家门口的托育正成为“刚需”


早晨七点十分，家住北京天通苑某小区的刘青抱着两岁半的女儿出了门。先把孩子送到隔壁单元一家名叫“爱格”的家庭托育机构，再匆匆赶去地铁站，准备开启一天的工作。


“正常托管时间是早晨7点半到下午五点半，三餐两点。上下午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在小区里户外活动各一小时。遇上加班或者临时有事，机构老师也会帮忙多带一会孩子。”在没有老人帮忙的育儿时光里，这家开办在居民楼里的小小托育点，成为刘青得以在职场上安心打拼的最大支撑。


随着“二胎”“三胎”生育政策的施行，优质、便捷的托育服务正成为不少家庭的“刚需”。但与巨大的需求体量相比，中国托育服务仍然存在巨大缺口——相关数据显示，中国0至3岁婴幼儿约有4200万，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总体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截至2021年底，我国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为2.03个，距离“十四五”期末4.5个的目标还存在很大差距。


“为满足年轻父母的养育需求，这几年国家在不断加强托位建设，但这些托位以集中在商业区的幼儿园托班、托育机构为主，不少机构的托位利用率整体偏低。究其原因，一是收费较高，二是难以满足家长就近、灵活送托的需要。”在多年跟踪调研后，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发现，在更深层面，这种缺口源于托位有效供给的不足。


也正是由于此，尽管2019年国家才正式出台文件将托育机构纳入规范管理，但在价格更高的专业托育机构与自己付出精力育儿的两极之间，一些家庭托育点早已根据市场需求应运而生，并在“灰色地带”中野蛮生长。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学前教育研究室主任高丙成介绍，具体而言，目前的家庭托育点主要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家庭间的互助式托育，模式为邻居间互助带娃或几家人共同聘请育婴师；另一种则是住宅内的小型托育机构，举办场所在居民楼内，但以小型托育机构的模式运营。


“从儿童成长发展规律来看，家庭托育点是对当前托育服务的一种有益补充，它具有离家近、与儿童居家成长环境一致、小巧灵活等特点，满足了不同家庭的多元托管需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茅倬彦说。


史毅也持同样的观点：“一般来说，托育服务主要有三方面成本，场地支出、人员支出和设施维护费用。以住宅作为托育场所，用房成本大幅下降、送托半径大大缩小，使得更多家庭有能力送托，进一步加强了托位的有效供给，有助于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提高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


2.家长忧科学照料难实现，从业者愁要求多、收益少


尽管收费不算太高、送托也比较方便，但在考察了两家小区附近的家庭托育机构之后，一连串的问号还是让林夕很焦虑：“毕竟不是正规的幼儿园，食品安全有没有保障？磕了碰了谁负责？户外活动时间能保证吗？内部装修环不环保……”


即便是直言“因为家庭托育点而解脱”的刘青也曾“踩过雷”：“原来上的一个托管班突然跑路，连夜搬空了桌椅设施，提前交的三个月托管费也打了水漂。”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因缺乏监管、办学不规范等原因，家庭托育机构跑路、托管不够安全、邻里纠纷等负面事件时有发生。


这些担忧，在此次的征求意见稿里得到了回应。条文明确规定，每家家庭托育点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每一名照护人员最多看护3名婴幼儿；婴幼儿人均建筑面积不应小于9平方米；应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90日等。此外，试行办法还就照护人员资质、监管办法等多个重要环节作出规定。


但即便有了这些规范，家长们还是普遍表示“信任感不高”。“比起专业托育机构，家庭托育毕竟门槛低、监管难。目前政策是卫健部门牵头，消防、民政、市场监管，甚至街道乡镇都参与管理，但多方参与会不会变成谁也不管？”一位家长说。


此外，幼儿能否在家庭托育点得到科学的早期能力发展教育，也是家长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调研发现，90%以上的家庭会选择在孩子2岁至3岁的时候送托。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托育服务体系在更小龄孩子照管上的供给匮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家长对于托育机构促进孩子早期能力发展的更高要求。”史毅介绍，当前评判普惠托育服务有三个标准：一是价格可承受，二是方便可及，三是质量有保障，“从服务模式上来看，家庭托育点在价格可承受和方便可及上有很大优势，但在‘质量有保障’方面，确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与家长对安全、质量的顾虑相比，从业者则对“能不能经营下去”充满担忧。


北京市立水桥附近某小区的一家家庭托育点内，负责人李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个孩子收费3500元/月，如果按照新版意见只能招收5个孩子，扣除租金、水电、教具、伙食费用以及两位照护者的社保开支等，照护者每月工资也就是两千出头。”而在此前，这家大约130平方米的托育点招收了10个孩子。


“限制托位是为了让孩子得到更精细的照料，这的确照顾到了家长端的需求。但这样一来，原本费用较低的家庭托育点会不会为了保证收益提高收费或降低保育质量？”林夕说出了很多家长的担忧。


3.家庭托育茁壮成长还需配套制度“给养”


对于家长和从业者们的讨论与担忧，多位受访专家表示，试行办法的出台有助于增加大众对托育行业的认知，但家庭托育点作为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其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既需要将管理要求落细落实，又需要与其他相关政策配套衔接，为其茁壮成长提供“制度营养”。


关于家长普遍担心的安全和质量问题，茅倬彦认为，对于家庭托育点来说，重点首先要放在强有力的监管上，各部门要切实履行权责，“进而细化对其服务标准和服务能力方面的规定，不能因为家庭托育点小就放松标准，这样才能真正让家长省心放心，让行业健康发展。”


高丙成表示，从更长远来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托育人才的培养、完善其培训认证体系：“一位合格的家庭托育从业人员必须掌握一定的婴幼儿保育、心理健康、食品安全、急救和消防培训等知识。随着家庭托育点的全面铺开，人才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显现，托育人才培养亦将愈加迫切。”


对于从业者普遍担心的运营收益问题，史毅建议，应加大政府投资力度，给予家庭托育点一定的运营补贴，或以奖励补助、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降低其运营成本，使其真正成为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