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百年的中国现代考古史上，功勋卓著的考古人如群星闪烁。他们扎根田野，栉风沐雨，用一把小小的手铲，从一方方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下挖出瑰宝，逐步揭开古老中华文明的密码。百年来，随着各个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不断被发现和发掘，中国的历史轴线随之不断被拉长。


2021年10月，中国现代考古学迎来百年华诞。


1921年秋，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也证实了中国存在非常发达的远古文化。


此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科学、规范的阶段。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广汉三星堆、杭州良渚、偃师二里头、赤峰红山、巩义双槐树……百年来，随着各个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不断被发现和发掘，中国的历史轴线随之不断被拉长，文明细节不断被丰富。


短短百年的中国现代考古史上，功勋卓著的考古人如群星闪烁。开辟了中国人自己进行科学考古发掘道路的李济，中国第一位受过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并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的梁思永，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文明观的苏秉琦，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夏鼐……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扎根田野，栉风沐雨，聆听泥土下传出的絮语。他们用一把小小的手铲，从一方方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下挖出瑰宝，逐步揭开古老中华文明的密码。


从仰韶开始


仰韶村坐落在豫西渑池县一块黄土台地上，三面环水，仰首即可看见巍峨苍茫的韶山，所以得名“仰韶”。这里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圣地”。


从1918年起，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助手数次来到这个小村庄，采集到大量石器、陶片，并敏锐地作出判断：仰韶村是中国远古时代一处重要文化遗址，极有必要进行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


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1921年10月，安特生带领袁复礼等中国学者到仰韶村，正式开始发掘。历时36天，开挖17处发掘点，出土了大批精美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一种新的史前文化类型“仰韶文化”由此被发现并命名。


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开启了对仰韶文化的认识，这不仅是中国第一个通过考古发现认识到的史前文化，更填补了当时对中国有没有新石器时代的认知空白，国人为此欣喜、振奋。


然而，安特生1923年在其著作《中国远古之文化》中却提出，“然以河南与（中亚）安诺之器物相较，其图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后来，又在甘肃、青海地区发现了大量精美彩陶，由于当时华北地区没有发现比新石器晚期时代更早的遗址，而在此之前，欧洲、中亚均有彩陶出现，安特生进一步推断，中华远古文化是在欧洲和西亚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进而提出了“中华文化西来说”——中华文化是西方“新文化”与中国原有文化融合的产物。


可想而知，在那个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安特生对于中国文化的论述，既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新兴学科的探索热情，又唤起了他们对民族命运的隐隐阵痛。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曾言：“说起来中国的学者应该感觉万分的惭愧，这些与中国古史有如此重要关系的材料，大半是外国人努力搜寻出来的……这些情形，至少我们希望，不会继续很久。”


以李济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人很快就行动起来。1926年初，留美归国的人类学博士李济顶着寒风，带队前往山西夏县西阴村。他希望找到更多证据，阐明彩陶的来源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梁启超曾给儿子梁思永写信谈到这次行动，针对当年安特生判断的仰韶文化来自西方的论断，他说这些中国学者“想翻这个案”。


西阴村的发掘，再次扩大了已发现的仰韶文化范围，也是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李济在掌握西阴村发掘材料的基础上，坚定了对“中华文化西来说”的谨慎怀疑：“考较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

依据最新出台的宁夏初中体育与健康学业水平考试方案，自2024年起，宁夏中考体育成绩将以70分计入总成绩中。


根据方案，宁夏学生中考体育成绩由个人过程性评价测评成绩和统一考试成绩两部分组成，其中过程性评价测评成绩20分，统一考试成绩50分。





过程性评价测评主要考查学生体育课学习（课时数、考勤等）、日常参与体育锻炼等情况、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情况三部分内容。学生体育课学习和日常参与体育锻炼等情况每学期考核一次，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情况、视力、体重指数（BMI）每学年组织测试一次，由各学校组织实施。


统一考试则由宁夏教育厅规定测试项目范围、测试方法和测试标准，各市、县（区）统一组织实施，采用“必考项目+选考项目+专项运动技能”方式进行，每个学生应参加四个项目的考试。


必考项目包括1000米跑（男生）、800米跑（女生）、1分钟跳绳，每项满分15分。男生选考项目包括立定跳远、50米跑、单杠引体向上、前掷实心球，女生选考项目包括立定跳远、50米跑、1分钟仰卧起坐、前掷实心球。各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每年在规定的选考项目范围中随机抽取一项作为当年的考试项目，满分10分。各地抽取选考项目时间必须在每年春季学期开学后进行，并及时向考生和社会公布，辖区内所有考生统一参加该项测试。





专项运动技能包括足球、篮球、排球等项目，学生自行选择其中一项参加测试，满分10分。宁夏鼓励各地市在专项运动技能测试中逐步增设游泳、体操、羽毛球、乒乓球、冰雪运动、武术及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等内容，研制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为学生提供多样化选择。

近年来，我国学生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孩子戴上了“小眼镜”。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更新版）》。新版指南有哪些变化？如何更好地呵护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有关专家对此进行解读。


三级预防措施“多管齐下”


“眼健康是儿童青少年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海丽介绍，一方面，近视会影响孩子的学习、生活；另一方面，越早发生近视，将来发生高度近视的可能性就越大，而高度近视会引起视网膜脱落、眼底黄斑病变等一系列并发症。


记者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适宜技术的提出和更新坚持预防为主，实施三级预防措施。


据介绍，普及近视防控核心知识、培养健康用眼行为、建设视觉健康环境、增加日间户外活动等，是儿童青少年近视的一级预防措施；筛查视力不良和近视患病率，评价远视储备状况，加强分级管理，发挥视力健康管理效应，是儿童青少年近视的二级预防措施；倡导已经近视的儿童青少年增加更多的日间户外活动时间、减少近距离用眼行为、及时佩戴眼镜或采取其他矫正方法，严格定期进行眼视光检查，防控轻度近视向重度近视发展、重度近视病理化发展等，是儿童青少年近视的三级预防措施。


保证日间户外活动120分钟


“日间户外活动是抑制青少年近视发展最有效的方法。”李海丽介绍，白天的自然光线对眼健康非常重要。


指南结合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户外活动干预研究和真实世界研究的最新成果，明确提出每天保证日间户外活动120分钟，分别落实在校内和校外。


“当孩子有大量的时间进行课外活动时，近视的发生会延迟，即使出现了近视，发展速度也会慢。”北京协和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眼科专家张华表示，希望日间活动120分钟成为一个“风向标”，引导孩子参加更多的户外活动。


指南提出，支持学校上下午各安排一个30分钟的大课间，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着力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1个小时体育活动时间。幼儿园要保证儿童每天2小时以上户外活动，寄宿制幼儿园不得少于3小时，其中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1小时，结合地区、季节、学龄阶段特点合理调整。


中小学生视力筛查频率每学年不少于2次


指南明确，建立中小学生视力定期筛查制度，开展视力不良检查，更新筛查频率为每学年不少于2次。


“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很快，眼睛的变化也很快。”李海丽表示，一学年两次以上的筛查能够及时发现孩子的视力问题，及时发现是否有近视的倾向，从而早干预、早预防。


张华提醒，孩子发生近视时要到正规医院验光，并定期检查，根据视力变化情况及时更换镜片。佩戴合适度数的眼镜可以使眼睛不容易疲劳，从而减缓近视的发展速度。

10月1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2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各地少先队组织集中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主题队日活动。


近期，一批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在各地挂牌开放，少先队员纷纷走进基地，学习历史、感悟精神。


在北京东城区少先队社区成长营地，队员们学习少年武术，体验陆地冰壶和冰蹴球运动，还通过手抄报、故事分享会等展示寻访党的足迹、“打卡”红色地标的成果。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新设立为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100多名少先队员聆听港珠澳大桥建设历程，探访古今中外桥文化，学习感悟建设者的大国工匠精神。


在上海、四川、河南等地，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旧址、公共文化场馆等构成的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组成了红领巾寻访地图，队员们开展红色讲解等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生动的党史教育。


广大少先队员与先进党员面对面，在榜样故事的感召下，树立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的理想志向。


在广西，解放军老战士参加新队员入队仪式，勉励孩子们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少先队员们来到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寻访张桂梅校长，为她献上鲜艳的红领巾，致以少先队员崇高的敬礼。


在天津，前中国女排队员用亲身经历为少先队员讲述女排精神，激励队员们不断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用坚强的意志品质成就逐梦人生。


各地少先队员在有意义、有意思的活动中受到启迪，激发梦想。


鼓号激昂，步伐铿锵。山东少先队员组织鼓号队展演，展示新时代红领巾的昂扬风采。


在江西，少先队员们乘坐“红领巾号”列车，沿途了解红色历史和少先队光荣历程，感受国家发展变迁。


山西、黑龙江、重庆等地少先队员在爱党歌曲传唱、红色剧目展演、红领巾小社团等活动中，度过难忘的建队纪念日。


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还举行主题云队课直播活动，各地少先队员齐聚云端，学习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立志成为国家栋梁。

在我们身边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立志科研勇挑重担


几十载光阴青丝变华发


不变的是


他们对科学事业的


勤勉追求


对后辈学生的信任提携





院士白发“八旬深潜”壮心不已





2021年6月16日


同济大学《科学与文化》公选课现场


报告厅内座无虚席


主讲人是海洋地质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


汪品先





早在2017年


汪品先就主动请缨


推出一门名为“科学、文化与海洋”的公选课


课程推出后，场场爆满


时隔4年


汪品先再度开讲《科学与文化》


每逢双周周三开课


主题分别为“科学的产生”“科学与视野”“人类与海洋”“科学与好奇”


“创新与教育”“东西方文化”“科学通用语”“地球的未来”


提起开课初衷


汪品先说


“就是想在科学和文化之间构筑桥梁


——哪怕只是架在校园角落里的一座小木桥。”





汪品先院士（左）在“探索一号”科考船上（2018年5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张建松摄


55岁时，汪品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63岁时，开始做深海研究


作为国内深海科研的先行者


82岁高龄的时候


他乘国产深潜器下潜到西沙1400米海底


现场指挥科考采样


尽管再过一个多月就要85岁了


汪品先仍坚持每天早上7点半到办公室投入工作


他说，什么都可以慷慨


“只有时间不能慷慨”


“我是没有博士学位的，


但我选上院士之后做了很多深海的工作，


我做的是‘院士后’。”


“70多岁的时候，我想干到80岁，


80岁的时候想干到85岁，


现在我即将满85岁，我要干到90岁，


把早期因科研条件不具备而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九旬院士总忘不了一件事


我的人生就是想结几个瓜，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

“稻渔工程”“识光人”……近年来，南昌大学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创新创业团队，创新性将红色基因铸入创新创业教育，通过设置创新创业学分、实施“全员育人”“三学期制”“学分制改革”等举措，构建了“开放共享、协同育人”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创新创业教育成效初显。

以红色为底色引导学生关注现实难题

南昌大学一直以来注重创新创业实践、文化育人，形成“红色引领、科研提升、教学相长”的创新创业校园环境，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相融合，引导大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自身的发展，更多的要把注意力放在革命老区的振兴上来，放到造血扶贫上来，放到人们日常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去。

如何让高校的人才资源、先进的科研成果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发挥优势，让产业扶贫从“助农”到“兴农”？“稻渔工程——引领产业扶贫新时代”项目便是这样一个例子。该团队由南昌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硕博学生组成，项目依托江西省水产动物资源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在稻田里进行水产养殖，让水稻与水产、农机与农艺有机结合，构建稻渔生态循环系统，助力乡村振兴，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同时，该项目不断孵化出“珍蚌珍美”“富甲天下”“菌益农”等创新创业团队，深入田间地头，足迹遍布江西、重庆、湖南、山东、天津、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63个城镇，技术服务于51家企业。

“识光人”创业团队，立足解决青少年护眼问题开始创业并注册公司，团队的技术源于江风益院士团队最新科研成果“硅基金黄光LED技术”，其特点是产品零蓝光，不伤眼，利睡眠。创业期间，团队成员们经历了从一点点构思到产品设计，再到反复修改直至成功的过程，也在过程中悟出一条“创业经”：一个产品想呈现出来，首先必须拥有一个好的想法，先要洞悉市场、社会痛点和用户的需求，再进行产品设计。产品设计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程，要根据前期对市场和用户的调查研究，经过创意表达、电路设计、外观设计、结构设计和样机调试等，才能进行试产以及产品认证工作，最终实现量产。目前该产品年出货量30万台。

以创新创业学分为引擎将双创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据了解，早在2012年，南昌大学就设立“创新学分”，之后延展为“创新创业学分”，要求每个学生在毕业前需修满2-6个创新创业学分，并确定个性化人才的培养目标和“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创新创业学分课程”分层次的课程体系，将双创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思政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此外，学校试点并实施班级导师制，逐步构建全员育人机制，出台《南昌大学三学期制实施方案》，将传统春秋两学期（20+20周）变更为春夏秋三学期（18+X+18周），设立大学生创业发展基金和创新创业奖学金，鼓励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实验室，迈出家庭、融入社会、拓宽视野”，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课程建设方面，南昌大学打破专业壁垒，淡化学科界限，整合学校优质师资和课程资源，构建由“公共基础课程+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组成的学科交叉融合、专业互通集成的多学科一体化课程体系，实现多学科融合贯通培养。截至目前，学校共开设创新创业课程221门，“创业+”专业课程11门，更新创新实验（实践）课程498门。

在此基础上，南昌大学以各类创新创业大赛为抓手，积极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创业项目的培育，并形成技术创新－技术转移－企业孵化－产业化一站式创新创业孵化生态系统，助力学生创新创业。据了解，在前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南昌大学取得4金10银16铜的好成绩，并四次获得先进集体奖。

成功背后的引路人老师自掏腰包助力学生实现梦想

南昌大学的机器人团队是学校的明星战队，成立于2005年，面向全校各专业本科生招募队员，是以“互联网+”大赛、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等重大赛事为牵引，以课外科技实践活动为载体的学生创新团队。团队在“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等赛事中获国家级奖项100多项，2021年获“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一等奖2项。近年来，机器人队的本科生中有20余人创办了10余家企业，发展态势良好。获得这些成绩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位引路人——刘国平教授。

据了解，机器人队成立初期，经费严重匮乏，刘国平每年都要自掏腰包弥补资金的不足。在机器人队，刘国平不仅是指导老师，更是慈爱的家长。在培训指导时，他严谨苛刻，细致深入；在日常生活中，他循循善诱，和蔼可亲，给创业陷入困境的学生经济支持……十多年来，机器人队从默默无闻到崭露头角，从成绩不理想到一路凯旋。尽管队员每年更迭，刘国平却始终陪伴着它一路走来，无怨无悔。

在南昌大学，像刘国平一样投入学生创新创业的老师还有很多。如今，南昌大学已经建立了一支以专职教师为主，专兼职相结合的创新创业教师队伍，并吸引行业、产业优秀创新创业人才加入导师队伍，建立了近1800人的创新创业导师库，助推具有创新创业目标的学子们早日实现梦想。

随着我国向制造业强国发展，蓝领技术岗位日益受到重视。然而，《中国青年报》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不愿成为“蓝领”。在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还应更多考虑学生对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作为一名职业院校教师与班主任，通过与学生的日常接触，我一方面了解到：大部分学生对将来的职业发展都缺乏明确规划；另一方面也在观察中发现，学生不愿选择技术岗位，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影响：

首先是社会因素的影响。目前在校的职业院校学生，年龄普遍在15-22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个别不是独生子女的，也是家庭中的弟弟或妹妹。这些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处在“一大家子人围着一个孩子转”的环境中，习惯了较为优越的生活，动手干活儿对他们来说是一项繁重的工作，看起来“又脏又累”的蓝领岗位对他们自然缺乏吸引力。

近年来，国家着重发展互联网经济，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人们接触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赚钱的门路也越来越多。对于职业院校的学生，他们如果心思活络，具备一定的学习适应能力，不难为自己找到比成为蓝领技术工人更赚钱的去向。毕竟，对大多数并非顶尖水平的职校学生而言，技术工人的工资无法满足他们的收入期待，改行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除此之外，家庭因素也对学生有所影响。职业院校相对于本科院校而言，录取分数线低。目前职业院校的招生录取形式多为3+3、3+2。对于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能够借助职业教育取得大专文凭，在其家庭看来是较有“性价比”的选择。不少将孩子送入职业院校的家长，只是希望自家孩子能够有学上、有人管、不在社会上闲混惹事。真正让孩子学习专业技术和本领，对这些家长来说并不是最终目的。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大部分家长也没有很好的规划，但在潜意识中，他们普遍希望孩子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而蓝领工作在社会偏见的影响下，常常被家长认为是“不体面”的。很多学生家里条件不差，但孩子学习成绩一般，这些孩子在职校拿到大专毕业证后，家里给安排个工作，就可以上班了。

在个人因素上，职业院校学生构成复杂，家庭情况也不尽相同。就学生自身而言，每个人接触到的信息不同，看法也就不同。有外地考进北京的学生，分数线达不到本科要求，无奈选择了职业教育。由于这些学生自身有更好的基础，在学习上也会获得优势。这些孩子中，有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目标就是学好技术，将来用一技之长成就人生。但是，也有一些孩子，心思从一开始就不在专业学习上。对于他们而言，技术岗位往往不是最佳选择。

结合以上种种因素，目前职业院校学生选择技术蓝领岗位的占比低，是有一定原因的。想要振兴技术工人行业，提高“蓝领”的社会认可度势在必行。在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不仅要让学生对自己能学到什么、将来能做什么事有清楚的认知，也要让家长和社会看到：技术工人同样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中国青年报边丽娟）

近日，有广西南宁网民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建议禁止中小学收集家长工作单位和职务信息。南宁市委办公室回复称，家长民族、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不是必填项，家长可自愿填报。

今年8月，已有网友建议禁止中小学幼儿园收集家长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北京市教委回应称，该信息只用于学籍管理，严格保密，不对普通教师公布，北京市教委正在研究取消父母职务信息的收集。

家长为何对学校收集职务信息如此在意？是因为这一行为关乎教育的公平感。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学校围绕学生了解相关信息本是工作需要，可是，学生家长的工作、职务跟学生学习并没有直接关系，有什么必要了解呢？

相反，学校收集这些信息，家长难免担心教师会不会“看人下菜碟”，对那些职务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的孩子格外照顾，而对另一些孩子则忽视甚至打压。此前，天津一教师就曾公开在课堂上宣称：“别怪我瞧不起你，××同学的妈妈一年挣的钱都比你妈妈50年挣得多，你们素质是一样的吗？”“以往送到我班里的学生，全都是家长当官的，要不就是家里条件特别好”……明晃晃的歧视言论令人气愤，也深深刺痛了公众的神经。

当然，缺乏师德的教师毕竟是极少数，也并不是说收集家长职务信息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毕竟给教育公平埋下了隐患。这也是为什么公众谈到类似话题时，屡屡表示反对的原因。2019年，深圳一幼儿园布置家庭作业，要求孩子拍摄“我家的汽车”照片，引发网友热议；去年，西安一小学要求家长提供工资流水或社保，被网友质疑是“因材施教”还是“因财施教”……种种争议，无非都是源于对教育公平的坚定维护。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20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今天，我们更应该明白，让教育资源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学生，应该是不懈追求的目标。收集家长工作单位和职务等隐私信息，对教育的帮助不大，带来的隐患却不小，停止收集明显利大于弊。

家校关系本就因为关系到孩子的未来发展而格外敏感。维护和谐家校关系，就要努力去除横亘在家长和学校之间的不信任因素，别让无关紧要的信息成为影响教育的绊脚石。当然，老师在家访或私下交流的过程中，得知家长的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也完全可以理解，不必太过敏感。但是，学校统一以填表等形式收集这些信息，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在回应中，南宁市委办公室表示，家长民族、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不是必填项；北京市教委表示该信息严格保密，不对普通教师公布，实际上也是认同了这些信息在具体教育过程中并没有影响。既然如此，何不明确规定学校不得收集家长职务等敏感信息呢？促进教育公平，这就是值得往前走的一小步。（中国青年报土土绒）

双减政策之下，各地纷纷贯彻执行，同学们的学习任务轻了，学习质量怎么办？空出来的时间干什么？临海小芝镇桐峙中学给出的自己的方案。



桐峙中学的教室有些特别，一个教室都有两个老师，后面一条长桌子上，放着所有的学生作业，老师在这里批改，发现问题的，在自习课上一个一个学生叫过来讲解订正，学生有问题的，也可以主动过来问。这就是学校的作业不出教室制度。



桐峙中学学生虞子诺：不懂的问题直接去找老师，不会积累下来，当堂就解决掉。

桐峙中学学生包嘉鸿：我们夜自休结束以后回去不需要做作业了，前前后后多了一个小时时间休息。



桐峙中学地处临海偏远乡镇，学生大多是留守少年，还有些家长无力辅导，就给孩子报培训班。双减政策实施以后，学校优化教学方式，以作业管理为抓手，减少作业数量，提高完成质量，针对学生实际情况，分层布置作业，提高学习兴趣。

家长：现在我们不用送(培训班）了，学校里作业都不带出来，学校里都做好了，经济压力也没了，时间压力也没了。






作业少了，多出来的时间，学校就引导学生参与文体活动。每天下午四点半，桐峙中学的梦想池边就会响朗朗读书声，各班老师带着学生诵读经典诗文。另一边运动场上，跳绳、排球等运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同学们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是一个个朝气蓬勃，兴高采烈。大家对双减政策拍手欢迎。

1在体育中考改革和“双减”政策的大背景下，学校体育工作越来越受重视。


2与此同时，校内体育课原有的授课模式难以激发学生运动兴趣，体育师资不足、学校运动场地有限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3孩子为何喜欢体育，但不喜欢体育课？如何让学生“野蛮”体魄？学校体育教育如何破局？


青少年体质差体育课质量仍待提升


今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指出，从调研结果来看，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但青少年的近视、肥胖等问题，还有大学生体质下滑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战略任务中指出，要将促进青少年提高身体素养和养成健康生活方式作为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把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纳入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的考核体系，全面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2020年以后，相关文件密集出台，对于体育课时和锻炼时间进行了明确要求，着力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1个小时体育活动时间。


“要实现由量变到质变。”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艺体教研室教研员张彤指出，促进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不但要有“量”的保证，更重要的在于“质”的提升。北京市丰台区长安新城小学党支部书记黄书亮从当前学校体育工作实践中发现，现有条件下，影响学校体育和学生体质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单位时间内锻炼效果差，要想做到学校体育增量提质，必须提高单位时间内学校体育的锻炼效率。


体育最终目标是提高身体素质


“‘孩子喜欢体育不喜欢上体育课’这是种现象，存在很多年了，其实想让孩子们喜欢上体育课，氛围很重要，给他们营造有趣、体育锻炼的氛围，孩子能不爱上吗？”清华附小体育教研组组长任海江介绍。


“体育这事儿，本身就带有娱乐的性质，其实很多运动项目原来就是游戏。所以要在课程中把体育本质的、内在的东西反映出来，让孩子喜欢上体育课。”张彤也指出，过去老师上体育课有个思维定式，关注的都是让孩子学会什么东西，而忽略了为了什么学。其实，体育的最终目标就是让孩子锻炼身体，让身体素质得到提高。但这几十年来，对于体育学科教学的评价都是在看老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教，很少关注让孩子怎么练，很少关注学生的获得感。


黄书亮强调，不要把体育扭曲成为技能教育，要从学校开始，让“体育课带孩子有目的地玩儿”的理念逐渐被社会认同。在这一背景下，由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艺体教研室教研员张彤主导、多位核心成员参与的课题组着手进行探索，提出了小学体育大课程观理念，将学校体育涉及的内容课程化，包括体育教学、课间操、课外体育社团、居家体育锻炼等均纳入其中，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


创新方式破解师资、场地难题


多个政策文件提倡，鼓励有条件的小学每天一节体育课。对此大部分学校都有困惑。第一，师资不足；第二，场地限制。


首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刘海元介绍，近几年加强体育教师师资配备后情况有所改善，但体育教师还是不够。据媒体公开报道的数据，全国学校体育教师，尤其基层中小学体育教师的缺口或超过20万人。记者通过多方面采访获悉，很多学校解决不了编制问题，没有编制就难招到老师；体育教师的工作量和教学压力较大，很多人不愿意到小学当体育老师。


“体育课增加了，那使用操场的班级和频率就增加了，但在小场地如何实现多个班级同时上课互不干扰？”记者了解到，实现“每天一节体育课”另一大障碍就是场地限制。记者了解到，小学操场标准场地是200米环形跑道，很多学校并不具备，而具备这样场地的学校学生多、班级多，分给每个老师上体育课的地方也很小。


在条件确实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孩子们“每天一节体育课”？为解决这一问题，北京市丰台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采用了“班主任开设体育游戏课”、“两位体育老师带年级竞赛课”及借用外部师资资源等方式来保证体育课的课时及质量。为了解决场地问题，9月新学期开始，北京市丰台区长安新城小学开始探索多个班级同时上体育课的“走班”方案。有限的场地被分为三块，一堂课被划分为三个时间段，三个班分时段轮换场地，进行不同素质的训练，这样一来，每个孩子在一节体育课上身体各方面素质就能得到全方位锻炼。同时，节省了老师摆器材的时间，课堂效率大为提高。


创设多元评价体系，避免功利性备考


对于学生的体育评价，有相关专家指出，还存在用某个或几个单项成绩、体质健康测试成绩等作为学生体育学科的学期或学年评定成绩的现象。对于学生体育学科的评价应该是形成性的、多方面的综合评价，这样的评价才客观合理，才能激发学生的锻炼兴趣，从而使学生身心得到全面发展。


对于如何避免功利性备考的问题，首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刘海元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抓基础”，一方面引导学校要转变观念，把教学过程认真开展起来，另一方面就是采用检查等强制性纠正错误的做法。在评价层面，可以将课程评价、教学评价、学生体质评价、活动评价等多个维度纳入其中。


“我们学体育、练体育，最终目的是让大家养成运动的习惯，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体质。而体质是靠日积月累保持和增强的，不是突击出来的。”刘海元强调。

全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我国儿童青少年精神健康面临严峻挑战，这是10月10日公布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的最新数据。10月10日也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国主题为“青春之心灵，青春之少年”。心理专家提醒，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化解青少年心理危机的“良方”，面对青少年的一些“小情绪”，家长如果能够早识别、早干预，就能防患于未然。


事无巨细的唠叨管教让家长越位，“高控制”家庭易忽略孩子心理需求


世界精神卫生日前夕，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走进北京朝阳区一家心理诊所的儿童会诊室，儿童青少年行为及情绪问题专家、茶壶心理创始人尹建民指着满满一架子沙盘玩具告诉记者，前来接受心理咨询的孩子，通过在沙盘上选择和摆放这些形形色色的玩具模型如植物、动物、房屋、汽车等，来“投射”他们的情绪、愿望、性格。


小米（化名）是一名四年级学生，患有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表现出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控制能力差、人际交往障碍等问题。“小米第一次设计沙盘，整个沙盘上摆满了坦克、刀枪、骷髅头，整个色调非常灰暗，几乎不留空间且杂乱无章。”尹建民告诉记者，从沙盘投射可以看出，小米选择了“战争场景”，潜意识里带有攻击性，并且逻辑混乱没有布局意识，这也是“高控制”家庭孩子所表现出来的共性。


“很多人认为‘高控制’家庭就是父权高度集中，多伴以强制命令、高度约束、绝对服从为教养原则，甚至出现暴力方式。但实质上目前普遍是‘父职缺席’，母亲唠唠叨叨、事无巨细的保姆式管教和苦口婆心的劝诫，是当下“高控制”家庭的特殊形态。”尹建民解释说。


记者了解到，因为父亲经常出差，小米主要由奶奶和妈妈带大，妈妈体贴又强势的教育方式，无时无刻不渗透进孩子的成长中。比如，孩子想穿一双鞋，可妈妈觉得这双鞋不耐脏而不停劝说孩子；孩子想吃一道菜，但妈妈觉得太油腻要求孩子吃更有营养的菜……


生活中，也有很多家长总是打着“为孩子好”的爱的旗号，实质上忽略了孩子最直接的心理需求。尹建民在心理咨询中发现，在这种“高控制”下，孩子的表现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婴幼儿时期是认同并习以为常，但进入青春期后独立自主意识逐渐显现、叛逆情绪滋生，孩子会“排斥”家长的规划和安排，对家长依然强势的态度表现为隐忍、反抗或冷漠、无视，到最后，孩子的负面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焦虑、抑郁等一系列心理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




家长焦虑、学业压力、角色混淆等，让“高控制”家长喜欢时时处处干预孩子


家长的焦虑转移。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前来咨询的家长们的“焦虑”画像也惊人类似，多为父亲处于亲子教育的游离与忽视状态，母亲在失控感下焦虑无措。“母亲单方面的养育付出，会面临巨大的艰辛和压力，如果母亲的焦虑情绪没有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有力支持，没有得到及时疏导，她只能无意识地将负面情绪传递给孩子，进而对孩子转向更强烈的控制，并且极力避免因孩子失控而导致的价值感失衡。”尹建民表示，这样的家庭一旦孩子出现问题，家长是极度崩溃的，因为他们把孩子的“好坏”看作自身价值最重要的体现。


只看学业的“功利心态”。记者发现，许多来做心理咨询家庭的直接原因是“孩子成绩不理想”，即使孩子很早前就存在行为情绪异常，但只要不影响学习，家长往往不会求助心理干预机构。“这也是典型的‘高控制’思维，只要满分、第一名这样的好结果，不在乎过程是否合理、科学。其实很多孩子送过来时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家长们总是认为，经过心理辅导干预，只要孩子成绩上去了，就算‘治愈’了。”尹建民说。


原生家庭的“桎梏”。父母为什么要用暴力方式惩罚孩子？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于“打痛了长记性”，因为许多“高控制”父母仍停留在原生家庭的教育观念中——“上一辈人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成才”。尹建民认为，在心理学上，孩子会把“爱”与“暴力”建立因果联系，认为打别人也是“善意”的一种表达；在道德层面，父母的这种遗传示范效应如果没有被打破，将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不断给孩子释放一种信号——“因为爱而产生的暴力行为并非是一件坏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青少年喜欢以顶撞、打架、拉帮结派的方式，来表达人际关系的诉求。


父母职业与家教角色定位“混乱”。在许多咨询案例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占“高控制”家庭比例较高，他们中很多人是教授、医生、公务员、企业高管这样的精英人群。“这类父母工作有严格规定，通常要求严谨、严肃，重视高度自律和高效输出。他们往往在下班后很难快速切换身份，改用活泼、温柔、极有耐心的方式与孩子平等对话。”北京脑躯力儿童青少年成长中心首席专家韩冰解释，这部分人群通常以自身的“成功”为样本去要求孩子，认为自己的学识经验、人生态度基本都是正确的，完全可以为孩子做引领，对孩子“该做什么，做到多好”有较强烈干预指导，并且不允许“偏离”状态存在。


坚守主要原则、尊重孩子喜好，父母要平衡家教的“控制”与“独立”


韩冰在家庭治疗中发现，在“高控制”模式下，孩子对父母形成了强烈逃避与高度依赖共存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寻求自我成长，一方面又“习惯”于父母的保护。因为“高控制”意味着让孩子放弃独立思考的机会，选择“按图索骥”，孩子因而缺乏真正的内生动力。


该如何激发孩子内在的上进心？“父母首先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善于倾听孩子的表达，用激励、赞同、富有同理心的方式给予孩子反馈。”韩冰建议说，当父母和孩子关系趋于融洽时，孩子会表现出“更加自觉、更易沟通、更加积极”的精神面貌，学习主动性也会随之提升。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悌”为仁之本，孩子服从听话是本分；而在青春期，“叛逆、独立”是孩子天性的释放，是其必经的成长过程。该如何平衡家庭教育中“控制”与“独立”？


“当孩子表现出不听话、叛逆时，父母的本能反应是警惕、紧张、无措，并计划进一步加强控制力度。但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及时意识到自身焦虑，打断这根紧绷的弦，从紧张状态逐渐放松，同时坚守主要原则，其他细节可以尊重孩子的喜好。”韩冰提醒说，因为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是父母本身的控制和焦虑状态，孩子与这种状态下的父母在一起会感到不舒服。


“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有独立健康的人格，而不是‘听话'，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在一起，但唯独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为了逐渐分离，为了孩子长大成人，离开家独立。而家庭正是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的重要‘土壤’。在亲子关系良好的家庭，孩子会向父母敞开心扉、倾诉烦恼，及时化解负面情绪。”韩冰说。

广大未成年人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是网络游戏的重要用户群体。然而，未成年人还处在身心发育阶段，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过度使用网络游戏甚至产生依赖；一旦沉迷网游，不仅影响学习成绩，而且会在心智、情绪、身体健康等方面受到不良影响。


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推行，针对的正是未成年人的沉迷现象。但在一些网络交易平台上，存在游戏账号租卖业务，用户可通过租号、买号等途径绕过监管，无限制玩网游。这意味着，青少年进入网络游戏的第一道关口仍存在着漏洞，值得引起重视。


如今，网络游戏已发展成一个大产业。据统计，2020年我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2786.87亿元，游戏用户数量达6.65亿人。《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当前使用互联网的未成年人中有62.5%会经常在网上玩游戏。一段时间内，有些游戏企业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对未成年人消费监管不严。对于游戏企业对未成年人身份审核不严格的问题，家长投诉数量较多。近期，针对游戏租号绕开防沉迷系统问题，一些游戏交易平台相继发布声明，称已采取严格措施禁止任何未成年人利用游戏交易平台买卖和租赁游戏账号。应当明确的是，游戏企业是防沉迷工作的主体，必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负责，切实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引导未成年人适度使用网络游戏，是监管部门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为了防止未成年人游戏沉迷，相关的实名认证系统在2007年就已投入使用并在全国推行，起到了积极效果。今年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开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新篇章。前不久，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要求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网络游戏服务。相关政策的落地见效，必将有利于推动防沉迷工作取得更好社会效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同时，对于租卖游戏账号乱象，也应强化监管、着重治理，及时堵住防沉迷的漏洞。


让未成年人远离网游沉迷，还需家庭、学校等各方面积极行动起来，切实承担好监护守护职责，共同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特别是对家长而言，应当切实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责任，严格执行相关要求，引导孩子形成良好用网习惯。生活中，有的未成年人使用家长身份信息注册游戏账号，使得时段时长限制无法发挥作用，显示出加强家庭监护的重要性。此外，改善亲子关系是预防孩子沉迷游戏的有效途径。家长不妨多和孩子一起进行户外活动、体育运动等，引导他们远离网络游戏沉迷的泥淖。


网络游戏沉迷是一个社会问题，防沉迷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社会各有关方面重视起来、行动起来，不断完善制度，及时封堵漏洞，加强有效监管，才能凝聚合力、破解难题，携手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