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广西南宁网民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建议禁止中小学收集家长工作单位和职务信息。南宁市委办公室回复称，家长民族、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不是必填项，家长可自愿填报。

今年8月，已有网友建议禁止中小学幼儿园收集家长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北京市教委回应称，该信息只用于学籍管理，严格保密，不对普通教师公布，北京市教委正在研究取消父母职务信息的收集。

家长为何对学校收集职务信息如此在意？是因为这一行为关乎教育的公平感。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学校围绕学生了解相关信息本是工作需要，可是，学生家长的工作、职务跟学生学习并没有直接关系，有什么必要了解呢？

相反，学校收集这些信息，家长难免担心教师会不会“看人下菜碟”，对那些职务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的孩子格外照顾，而对另一些孩子则忽视甚至打压。此前，天津一教师就曾公开在课堂上宣称：“别怪我瞧不起你，××同学的妈妈一年挣的钱都比你妈妈50年挣得多，你们素质是一样的吗？”“以往送到我班里的学生，全都是家长当官的，要不就是家里条件特别好”……明晃晃的歧视言论令人气愤，也深深刺痛了公众的神经。

当然，缺乏师德的教师毕竟是极少数，也并不是说收集家长职务信息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毕竟给教育公平埋下了隐患。这也是为什么公众谈到类似话题时，屡屡表示反对的原因。2019年，深圳一幼儿园布置家庭作业，要求孩子拍摄“我家的汽车”照片，引发网友热议；去年，西安一小学要求家长提供工资流水或社保，被网友质疑是“因材施教”还是“因财施教”……种种争议，无非都是源于对教育公平的坚定维护。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20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今天，我们更应该明白，让教育资源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学生，应该是不懈追求的目标。收集家长工作单位和职务等隐私信息，对教育的帮助不大，带来的隐患却不小，停止收集明显利大于弊。

家校关系本就因为关系到孩子的未来发展而格外敏感。维护和谐家校关系，就要努力去除横亘在家长和学校之间的不信任因素，别让无关紧要的信息成为影响教育的绊脚石。当然，老师在家访或私下交流的过程中，得知家长的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也完全可以理解，不必太过敏感。但是，学校统一以填表等形式收集这些信息，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在回应中，南宁市委办公室表示，家长民族、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不是必填项；北京市教委表示该信息严格保密，不对普通教师公布，实际上也是认同了这些信息在具体教育过程中并没有影响。既然如此，何不明确规定学校不得收集家长职务等敏感信息呢？促进教育公平，这就是值得往前走的一小步。（中国青年报土土绒）

双减政策之下，各地纷纷贯彻执行，同学们的学习任务轻了，学习质量怎么办？空出来的时间干什么？临海小芝镇桐峙中学给出的自己的方案。



桐峙中学的教室有些特别，一个教室都有两个老师，后面一条长桌子上，放着所有的学生作业，老师在这里批改，发现问题的，在自习课上一个一个学生叫过来讲解订正，学生有问题的，也可以主动过来问。这就是学校的作业不出教室制度。



桐峙中学学生虞子诺：不懂的问题直接去找老师，不会积累下来，当堂就解决掉。

桐峙中学学生包嘉鸿：我们夜自休结束以后回去不需要做作业了，前前后后多了一个小时时间休息。



桐峙中学地处临海偏远乡镇，学生大多是留守少年，还有些家长无力辅导，就给孩子报培训班。双减政策实施以后，学校优化教学方式，以作业管理为抓手，减少作业数量，提高完成质量，针对学生实际情况，分层布置作业，提高学习兴趣。

家长：现在我们不用送(培训班）了，学校里作业都不带出来，学校里都做好了，经济压力也没了，时间压力也没了。






作业少了，多出来的时间，学校就引导学生参与文体活动。每天下午四点半，桐峙中学的梦想池边就会响朗朗读书声，各班老师带着学生诵读经典诗文。另一边运动场上，跳绳、排球等运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同学们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是一个个朝气蓬勃，兴高采烈。大家对双减政策拍手欢迎。

1在体育中考改革和“双减”政策的大背景下，学校体育工作越来越受重视。


2与此同时，校内体育课原有的授课模式难以激发学生运动兴趣，体育师资不足、学校运动场地有限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3孩子为何喜欢体育，但不喜欢体育课？如何让学生“野蛮”体魄？学校体育教育如何破局？


青少年体质差体育课质量仍待提升


今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指出，从调研结果来看，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但青少年的近视、肥胖等问题，还有大学生体质下滑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战略任务中指出，要将促进青少年提高身体素养和养成健康生活方式作为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把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纳入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的考核体系，全面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2020年以后，相关文件密集出台，对于体育课时和锻炼时间进行了明确要求，着力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1个小时体育活动时间。


“要实现由量变到质变。”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艺体教研室教研员张彤指出，促进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不但要有“量”的保证，更重要的在于“质”的提升。北京市丰台区长安新城小学党支部书记黄书亮从当前学校体育工作实践中发现，现有条件下，影响学校体育和学生体质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单位时间内锻炼效果差，要想做到学校体育增量提质，必须提高单位时间内学校体育的锻炼效率。


体育最终目标是提高身体素质


“‘孩子喜欢体育不喜欢上体育课’这是种现象，存在很多年了，其实想让孩子们喜欢上体育课，氛围很重要，给他们营造有趣、体育锻炼的氛围，孩子能不爱上吗？”清华附小体育教研组组长任海江介绍。


“体育这事儿，本身就带有娱乐的性质，其实很多运动项目原来就是游戏。所以要在课程中把体育本质的、内在的东西反映出来，让孩子喜欢上体育课。”张彤也指出，过去老师上体育课有个思维定式，关注的都是让孩子学会什么东西，而忽略了为了什么学。其实，体育的最终目标就是让孩子锻炼身体，让身体素质得到提高。但这几十年来，对于体育学科教学的评价都是在看老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教，很少关注让孩子怎么练，很少关注学生的获得感。


黄书亮强调，不要把体育扭曲成为技能教育，要从学校开始，让“体育课带孩子有目的地玩儿”的理念逐渐被社会认同。在这一背景下，由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艺体教研室教研员张彤主导、多位核心成员参与的课题组着手进行探索，提出了小学体育大课程观理念，将学校体育涉及的内容课程化，包括体育教学、课间操、课外体育社团、居家体育锻炼等均纳入其中，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


创新方式破解师资、场地难题


多个政策文件提倡，鼓励有条件的小学每天一节体育课。对此大部分学校都有困惑。第一，师资不足；第二，场地限制。


首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刘海元介绍，近几年加强体育教师师资配备后情况有所改善，但体育教师还是不够。据媒体公开报道的数据，全国学校体育教师，尤其基层中小学体育教师的缺口或超过20万人。记者通过多方面采访获悉，很多学校解决不了编制问题，没有编制就难招到老师；体育教师的工作量和教学压力较大，很多人不愿意到小学当体育老师。


“体育课增加了，那使用操场的班级和频率就增加了，但在小场地如何实现多个班级同时上课互不干扰？”记者了解到，实现“每天一节体育课”另一大障碍就是场地限制。记者了解到，小学操场标准场地是200米环形跑道，很多学校并不具备，而具备这样场地的学校学生多、班级多，分给每个老师上体育课的地方也很小。


在条件确实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孩子们“每天一节体育课”？为解决这一问题，北京市丰台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采用了“班主任开设体育游戏课”、“两位体育老师带年级竞赛课”及借用外部师资资源等方式来保证体育课的课时及质量。为了解决场地问题，9月新学期开始，北京市丰台区长安新城小学开始探索多个班级同时上体育课的“走班”方案。有限的场地被分为三块，一堂课被划分为三个时间段，三个班分时段轮换场地，进行不同素质的训练，这样一来，每个孩子在一节体育课上身体各方面素质就能得到全方位锻炼。同时，节省了老师摆器材的时间，课堂效率大为提高。


创设多元评价体系，避免功利性备考


对于学生的体育评价，有相关专家指出，还存在用某个或几个单项成绩、体质健康测试成绩等作为学生体育学科的学期或学年评定成绩的现象。对于学生体育学科的评价应该是形成性的、多方面的综合评价，这样的评价才客观合理，才能激发学生的锻炼兴趣，从而使学生身心得到全面发展。


对于如何避免功利性备考的问题，首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刘海元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抓基础”，一方面引导学校要转变观念，把教学过程认真开展起来，另一方面就是采用检查等强制性纠正错误的做法。在评价层面，可以将课程评价、教学评价、学生体质评价、活动评价等多个维度纳入其中。


“我们学体育、练体育，最终目的是让大家养成运动的习惯，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体质。而体质是靠日积月累保持和增强的，不是突击出来的。”刘海元强调。

全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我国儿童青少年精神健康面临严峻挑战，这是10月10日公布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的最新数据。10月10日也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国主题为“青春之心灵，青春之少年”。心理专家提醒，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化解青少年心理危机的“良方”，面对青少年的一些“小情绪”，家长如果能够早识别、早干预，就能防患于未然。


事无巨细的唠叨管教让家长越位，“高控制”家庭易忽略孩子心理需求


世界精神卫生日前夕，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走进北京朝阳区一家心理诊所的儿童会诊室，儿童青少年行为及情绪问题专家、茶壶心理创始人尹建民指着满满一架子沙盘玩具告诉记者，前来接受心理咨询的孩子，通过在沙盘上选择和摆放这些形形色色的玩具模型如植物、动物、房屋、汽车等，来“投射”他们的情绪、愿望、性格。


小米（化名）是一名四年级学生，患有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表现出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控制能力差、人际交往障碍等问题。“小米第一次设计沙盘，整个沙盘上摆满了坦克、刀枪、骷髅头，整个色调非常灰暗，几乎不留空间且杂乱无章。”尹建民告诉记者，从沙盘投射可以看出，小米选择了“战争场景”，潜意识里带有攻击性，并且逻辑混乱没有布局意识，这也是“高控制”家庭孩子所表现出来的共性。


“很多人认为‘高控制’家庭就是父权高度集中，多伴以强制命令、高度约束、绝对服从为教养原则，甚至出现暴力方式。但实质上目前普遍是‘父职缺席’，母亲唠唠叨叨、事无巨细的保姆式管教和苦口婆心的劝诫，是当下“高控制”家庭的特殊形态。”尹建民解释说。


记者了解到，因为父亲经常出差，小米主要由奶奶和妈妈带大，妈妈体贴又强势的教育方式，无时无刻不渗透进孩子的成长中。比如，孩子想穿一双鞋，可妈妈觉得这双鞋不耐脏而不停劝说孩子；孩子想吃一道菜，但妈妈觉得太油腻要求孩子吃更有营养的菜……


生活中，也有很多家长总是打着“为孩子好”的爱的旗号，实质上忽略了孩子最直接的心理需求。尹建民在心理咨询中发现，在这种“高控制”下，孩子的表现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婴幼儿时期是认同并习以为常，但进入青春期后独立自主意识逐渐显现、叛逆情绪滋生，孩子会“排斥”家长的规划和安排，对家长依然强势的态度表现为隐忍、反抗或冷漠、无视，到最后，孩子的负面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焦虑、抑郁等一系列心理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




家长焦虑、学业压力、角色混淆等，让“高控制”家长喜欢时时处处干预孩子


家长的焦虑转移。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前来咨询的家长们的“焦虑”画像也惊人类似，多为父亲处于亲子教育的游离与忽视状态，母亲在失控感下焦虑无措。“母亲单方面的养育付出，会面临巨大的艰辛和压力，如果母亲的焦虑情绪没有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有力支持，没有得到及时疏导，她只能无意识地将负面情绪传递给孩子，进而对孩子转向更强烈的控制，并且极力避免因孩子失控而导致的价值感失衡。”尹建民表示，这样的家庭一旦孩子出现问题，家长是极度崩溃的，因为他们把孩子的“好坏”看作自身价值最重要的体现。


只看学业的“功利心态”。记者发现，许多来做心理咨询家庭的直接原因是“孩子成绩不理想”，即使孩子很早前就存在行为情绪异常，但只要不影响学习，家长往往不会求助心理干预机构。“这也是典型的‘高控制’思维，只要满分、第一名这样的好结果，不在乎过程是否合理、科学。其实很多孩子送过来时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家长们总是认为，经过心理辅导干预，只要孩子成绩上去了，就算‘治愈’了。”尹建民说。


原生家庭的“桎梏”。父母为什么要用暴力方式惩罚孩子？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于“打痛了长记性”，因为许多“高控制”父母仍停留在原生家庭的教育观念中——“上一辈人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成才”。尹建民认为，在心理学上，孩子会把“爱”与“暴力”建立因果联系，认为打别人也是“善意”的一种表达；在道德层面，父母的这种遗传示范效应如果没有被打破，将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不断给孩子释放一种信号——“因为爱而产生的暴力行为并非是一件坏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青少年喜欢以顶撞、打架、拉帮结派的方式，来表达人际关系的诉求。


父母职业与家教角色定位“混乱”。在许多咨询案例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占“高控制”家庭比例较高，他们中很多人是教授、医生、公务员、企业高管这样的精英人群。“这类父母工作有严格规定，通常要求严谨、严肃，重视高度自律和高效输出。他们往往在下班后很难快速切换身份，改用活泼、温柔、极有耐心的方式与孩子平等对话。”北京脑躯力儿童青少年成长中心首席专家韩冰解释，这部分人群通常以自身的“成功”为样本去要求孩子，认为自己的学识经验、人生态度基本都是正确的，完全可以为孩子做引领，对孩子“该做什么，做到多好”有较强烈干预指导，并且不允许“偏离”状态存在。


坚守主要原则、尊重孩子喜好，父母要平衡家教的“控制”与“独立”


韩冰在家庭治疗中发现，在“高控制”模式下，孩子对父母形成了强烈逃避与高度依赖共存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寻求自我成长，一方面又“习惯”于父母的保护。因为“高控制”意味着让孩子放弃独立思考的机会，选择“按图索骥”，孩子因而缺乏真正的内生动力。


该如何激发孩子内在的上进心？“父母首先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善于倾听孩子的表达，用激励、赞同、富有同理心的方式给予孩子反馈。”韩冰建议说，当父母和孩子关系趋于融洽时，孩子会表现出“更加自觉、更易沟通、更加积极”的精神面貌，学习主动性也会随之提升。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悌”为仁之本，孩子服从听话是本分；而在青春期，“叛逆、独立”是孩子天性的释放，是其必经的成长过程。该如何平衡家庭教育中“控制”与“独立”？


“当孩子表现出不听话、叛逆时，父母的本能反应是警惕、紧张、无措，并计划进一步加强控制力度。但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及时意识到自身焦虑，打断这根紧绷的弦，从紧张状态逐渐放松，同时坚守主要原则，其他细节可以尊重孩子的喜好。”韩冰提醒说，因为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是父母本身的控制和焦虑状态，孩子与这种状态下的父母在一起会感到不舒服。


“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有独立健康的人格，而不是‘听话'，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在一起，但唯独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为了逐渐分离，为了孩子长大成人，离开家独立。而家庭正是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的重要‘土壤’。在亲子关系良好的家庭，孩子会向父母敞开心扉、倾诉烦恼，及时化解负面情绪。”韩冰说。

广大未成年人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是网络游戏的重要用户群体。然而，未成年人还处在身心发育阶段，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过度使用网络游戏甚至产生依赖；一旦沉迷网游，不仅影响学习成绩，而且会在心智、情绪、身体健康等方面受到不良影响。


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推行，针对的正是未成年人的沉迷现象。但在一些网络交易平台上，存在游戏账号租卖业务，用户可通过租号、买号等途径绕过监管，无限制玩网游。这意味着，青少年进入网络游戏的第一道关口仍存在着漏洞，值得引起重视。


如今，网络游戏已发展成一个大产业。据统计，2020年我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2786.87亿元，游戏用户数量达6.65亿人。《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当前使用互联网的未成年人中有62.5%会经常在网上玩游戏。一段时间内，有些游戏企业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对未成年人消费监管不严。对于游戏企业对未成年人身份审核不严格的问题，家长投诉数量较多。近期，针对游戏租号绕开防沉迷系统问题，一些游戏交易平台相继发布声明，称已采取严格措施禁止任何未成年人利用游戏交易平台买卖和租赁游戏账号。应当明确的是，游戏企业是防沉迷工作的主体，必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负责，切实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引导未成年人适度使用网络游戏，是监管部门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为了防止未成年人游戏沉迷，相关的实名认证系统在2007年就已投入使用并在全国推行，起到了积极效果。今年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开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新篇章。前不久，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要求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网络游戏服务。相关政策的落地见效，必将有利于推动防沉迷工作取得更好社会效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同时，对于租卖游戏账号乱象，也应强化监管、着重治理，及时堵住防沉迷的漏洞。


让未成年人远离网游沉迷，还需家庭、学校等各方面积极行动起来，切实承担好监护守护职责，共同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特别是对家长而言，应当切实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责任，严格执行相关要求，引导孩子形成良好用网习惯。生活中，有的未成年人使用家长身份信息注册游戏账号，使得时段时长限制无法发挥作用，显示出加强家庭监护的重要性。此外，改善亲子关系是预防孩子沉迷游戏的有效途径。家长不妨多和孩子一起进行户外活动、体育运动等，引导他们远离网络游戏沉迷的泥淖。


网络游戏沉迷是一个社会问题，防沉迷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社会各有关方面重视起来、行动起来，不断完善制度，及时封堵漏洞，加强有效监管，才能凝聚合力、破解难题，携手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第一次翻开小学高年级读本，我就被生动鲜活的故事和设计精美的页面深深地吸引。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形象的画面，把孩子的心牢牢抓住了！”今年秋季学期一开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在全国各地中小学投入使用。一拿到读本，华东师大闵行永德实验小学丁丽莉老师就兴奋地与其他老师分享感受。


2020年7月，《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印发。“自此，学校在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方面有了更为具体的指导和依据。”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校长刘可钦说。


2019年12月，《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印发。“一规划、四办法，对于切实提高教材建设水平至关重要。”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教材局局长田慧生说。


…………


“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教材建设。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相关各方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健全教材建设工作体系，完善教材制度规范，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材建设，全面提升教材育人功能，教材建设工作发生了格局性变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把好方向，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每一讲的开头都有一个故事，很吸引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这些话好熟悉，我在电视和广播里经常听到！”……


为增强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性、针对性、实效性，教育部组织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作为大中小学学生的重要必修内容。《读本》全套共5册，小学三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级、高中一年级、大学各1册。2021年秋季学期，中小学《读本》已在全国投入使用。《读本》图文并茂、生动活泼，将知识学习、情感体验和价值引导融为一体，受到了广大学生和教师的欢迎。


“牢牢把握教材建设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全面体现到课程教材中，是全体教材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和历史责任。”田慧生介绍。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教材工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颁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编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有机融入各学段、各学科课程教材。出台《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加强大中小学思政课程教材一体化建设，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好思政课。


近年来，“马工程”重点教材的课程覆盖率和教材使用率逐年提升，2020年课程平均覆盖率达到85.35%，教材平均使用率达到77.27%。大中小学课程教材体系构建步伐加快，重大主题教育持续深化。


“我们深刻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思政理论课教育教学、关于‘大思政课’提出的新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做好中长期规划。在教材编写过程中，特别注意处理好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严肃性和教材的生动性、可读性之间的关系，做到教材内容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学生思想实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秦宣说。


提升质量，帮助广大青少年从小打好中国底色


打开教育部一年级语文统编教材，16开大小的书页上，“天地人”“你我他”6个字格外醒目。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新学期的第一节语文识字课，从学习这6个汉字开始。


2017年9月起，全国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初始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3个科目启用国家统编教材。2019年，“统编本”覆盖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与此同时，普通高中三科统编教材于2019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2021年已覆盖26个省份。


“三科统编教材更加突出育人导向，既遵循学科规律又贴近学生实际，思想性、科学性、趣味性和实践性做到了有机结合。”义务教育历史统编教材分册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叶小兵表示。


教材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是育人育才的重要载体，教育思想和理念、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等，都集中体现在教材中。为此，弘扬正确价值导向，发挥教材在人才培养环节中的统领作用，帮助广大青少年学生从小打好中国底色、植入红色基因，成为每一位教材编审工作者的矢志追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材建设扎实推进，体系门类逐步健全，质量水平不断提升。初步统计，目前我国正在使用、版权页标注为“教材”字样的各类学历教育教材数量达到20.34万种，其中，基础教育类教材1.08万种，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教材8.47万种，高等教育类教材10.79万种。教材体系日益完善，结构不断优化，品种类型更加丰富，内容质量持续提升，育人功能显著增强，时代特征愈发凸显，中国特色更加鲜明，涌现出一大批引领教育教学改革、支撑创新人才培养的优秀教材。


与此同时，制定（修订）课程和教学质量标准工作也在稳步推进。国家各级各类教育课程标准、教学标准、质量标准不断完善，构建起全面覆盖各学段教材编写、教学实施、学业评价的标准体系。同时，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和“党的领导”相关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劳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国防教育、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课程教材系列指南和纲要的颁布，大中小学课程教材落实重大主题教育要求有了详细规划蓝图。


“建设教育强国，提升人才国际竞争力，必须牢固树立教材精品意识，全面提升教材质量，用一流的教材支撑一流教育。”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一级巡视员宋毅说。


优化管理，拧紧教材进入学校课堂、学生书包的安全阀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材工作的一个重大变化，是领导体制和工作体系的调整完善，加强了党对教材工作的领导，初步建立起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国家、地方、学校分层负责、上下联动的工作体系。


2017年7月，国务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在中央教育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国家教材委负责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教材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重要规划、重要政策文件、国家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都须经国家教材委审核审议后才能发布。


同时，北京、上海、新疆、内蒙古、西藏等9个省份已成立省级教材委员会，浙江、上海、陕西、新疆、内蒙古、西藏等11个省份教育部门已成立教材处或教材办，中央部委所属高校普遍成立了教材建设管理委员会、教材工作领导小组或教材审查选用委员会，明确了教材工作部门。教材建设专业支撑力量也在日益强化，着力打造了一批服务教材建设的高水平专业智库。


近年来，教材把关工作全面加强，持续拧紧教材进入学校课堂、学生书包的安全阀。把好教材编写关，严格各级各类教材编写要求、人员条件等，规范“谁来编、怎么编”。把好教材审核关，健全教材审核机构，严格审核标准和程序，规范“谁来审、怎么审”，对各级各类教材教辅进行全面“体检”和净化。把好选用关，明确教材选用主体、原则、程序，规范“谁来选、怎么选”，确保选出最适合当地教情学情的教材。把好使用关，定期组织编写组入校听课、座谈，建立意见征集反馈平台，为广大师生准确理解和把握教材使用要求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十四五’时期，教材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用这一思想为学生培根铸魂。同时，深化课程改革，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等。”田慧生介绍了教材工作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教材工作正在为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有力支撑！

王纵横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凭借技能留校任教，成为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首位00后实训教师。“职业教育不仅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2020年12月，20岁的王纵横还是一名在校学生，他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获得木工项目的金牌，也是黑龙江代表团在此次大赛上获得的唯一一块金牌。


“王纵横这个孩子不仅技术水平高、肯吃苦，指导队友时也很认真负责，特别适合做实训老师。”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家居工程学院院长张志刚通过对王纵横一段时间的观察，在比赛后开始动员王纵横留校任教。在今年6月王纵横毕业后，正式成为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实训指导教师。


事实上，王纵横并不是该校第一个毕业即留校任教的学生，早在2017年学校就提出把特殊的技能人才留在学校。当时获得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优胜奖的95后青年徐颜正是第一个凭借自身实力留校任教的毕业生，也成为日后王纵横的实训指导老师。


“像徐颜、王纵横这样优秀的、有经验的技能型人才，我们要打破学历的‘门槛’，把他们留在黑龙江，培养更多的大国工匠。”张志刚表示，学校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给予学生、职业教育工作者以及青年技能人才信心，提升对专业和职业教育的自豪感、荣誉感。


传承大国工匠的精神


2017年10月，徐颜站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克服了环境、气候、场地等困难，顺利完成了赛题的识图、放样，按照大赛主办方提供的图纸，在22小时以内完美地制作出了2.7米高、1.4米长、1.4米宽的欧式凉亭，夺得了木工项目比赛优胜奖，成为中国角逐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获优胜奖的第一人。同年，徐颜被人社部评为“全国技术能手”、被黑龙江省人社厅评为“龙江大工匠”，并被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破格录用为实训教师。


作为徐颜的学生，王纵横在入学后就暗暗下定决心向老师学习，立志到学校的世界技能大赛基地训练。王纵横的太爷爷和爷爷都是木匠，从小他就对木工这一行充满了兴趣。但当真正开始学习时，王纵横发现专业课与他从前接触的木工并不同。“传统的木工对于数据的要求并不是那么严格，而到了专业的赛场上缝隙尺寸不能差一丝一毫。”王纵横说。


“每一个步骤都必须精准，否则出现一点误差就会造成非常大的累积误差。”王纵横告诉记者，为了提高自己的识图能力，他要求自己每天第一个到实训基地训练，最后一个离开。有时回到宿舍还会利用空闲时间抓紧研究白天没搞懂的图纸，夜里两三点睡觉都是常事，甚至会因为突然来了灵感，兴奋地睡不着觉。一年下来，王纵横的体重从最初的110公斤减到了80公斤。


由于王纵横表现优异，2020年12月他被学校选中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功夫不负有心人，王纵横的尺寸和缝隙分数基本都是满分，误差范围控制在一根头发丝的宽度，最终拿到了金牌。今年，他被授予了“全国技术能手”称号，未来他将继续钻研这项技艺，把自己所掌握的技能知识教给学生，把大国工匠的精神传承下去。


打破“学历”门槛留下人才


自从王纵横留校任教的消息传出后，他的很多学弟学妹都表示不可思议。“老师竟然只比我大两岁”“00后老师与他的00后学生同框”等声音不时出现……


而对于王纵横而言，只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我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高学历的研究生成为同事，但是作为实训指导老师我必须更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帮助学生走上技能成长成才的道路。”王纵横告诉记者。


据了解，黑龙江职业林业技术学院近年来为了留下优秀的技能人才，特别出台了一整套特殊人才的引进标准，放宽了以往对于学历的要求，全力支持在校学生参加技能比赛，并动员入选过世赛国家队的学生留校任教，充实学校的教师队伍。


“我们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也在全方位的考察学生，从技能水平、个人性格等多方面综合考量，最终为优秀的技能人才开辟一条绿色人才通道。”但同时，张志刚也坦言，像徐颜、王纵横这样的学生，留校成为教师在过去是很难实现的。“在以往的招聘过程中，学校的门槛都设在硕士学历及以上，并且必须专业对口，通过一系列学校组织的笔试、面试，才能进入学校。”


据悉，在得知王纵横获奖后，学校为他准备了10万元奖金以资鼓励，目的就是为了给学生起一个导向性的作用，让更多学生通过技能道路成长成才，实现技能报国。“情感留人固然可取，但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更为重要。”张志刚说。


近年来，黑龙江省也多次出台政策，让技能人才的钱包“鼓起来”。早在2018年，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要提高技术工人经济待遇、社会待遇、政治待遇，促进技术工人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并健全技术工人评价使用激励机制。


“打破横在高技能人才和用工单位之间的壁垒，从提高技能人才收入水平着手，积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黑龙江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黑龙江省将与时俱进，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政策措施，为技能人才创新优化良好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争取让更多的“大国工匠”留在黑龙江。

陶行知先生曾说：“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


在衢州，就有这么一位老师，为了提升课堂教学质量，11年从教生涯里，自学考取了11个本科文凭！


近日，他的故事火上了微博热搜榜，网友们纷纷点赞。


昨天，钱报记者联系到了这位老师——衢州市衢江区莲花镇初中教师孙有军。


缺什么学什么


老师要有更多的知识储备


谈起自己的第一个本科文凭，孙有军坦言，当时其实抱有一点“功利心”，“我从小的愿望就是当老师，可我高考成绩只够得上当地一所专科学校。为实现教书育人的梦想，我从入学开始，就自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知识，后来通过自考考试，成功拿到了本科文凭。”


毕业后，孙有军如愿成为了一名老师。


由于不是科班出身，孙有军时常会觉得自己知识储备不足，于是，他再次萌生了参加自学考试的想法，“自考其实非常严格。我想通过考试的方式来检验自己有没有学到位，是不是‘半桶水’。”


孙有军告诉记者，多年的教学经验让他明白，想让学生喜欢自己，不能只想着做一名“严师”，而是要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去打动他们，“我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因为现在的00后非常喜欢新鲜事物，老师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学生才会对你的课堂感兴趣，学得更扎实。”


在学校，孙有军教《人文地理》《历史》《道德与法治》三门课，“这几门课都属于综合文科，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比如在《道德与法治》这门课中，就会涉及到心理学和法学的知识，为了能更好地为学生们讲解，我就自学心理学和法学。”


于是，从教11年里，孙有军拿到了思想政治教育学、行政管理学、教育学、教育管理学、心理健康学、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教育学、新闻学、法学、学前教育、历史学11个专业的本科文凭——其中，有5个来自浙江大学，“缺什么就学什么，要想给学生一杯水，老师自己首先就要有一桶水。”





教学相长


学习已成为一种乐趣


孙有军是一个15个月大孩子的奶爸，“每天晚上和爱人一起管孩子。给孩子泡完奶粉、洗完奶瓶，等他睡着了，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通常会学到十一点多。”


想过放弃吗？孙有军坚定地说：从来没有，“很多人肯定都会觉得累，但对我来说，学习新知识已经成为了一种乐趣，能够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坚持下去，也是一种幸福。”


孙有军说，自考这几年，遇到过不少志同道合的人，给了自己莫大的鼓励，“考法学的时候，我遇到了很多同龄人，他们的职业也是五花八门，有做推销的，有做外贸的。我问他们，为什么做推销的也来考法学？人家告诉我，就是想提升自己，拓宽自己的职业渠道。最励志的还是一位义乌的朋友，不仅参加了自考，后来还通过了司法考试。”


孙有军的自学之路也受到了不少质疑，有人认为他在作秀，耽误了正常的教学，但孙有军不以为然，“我认为教和学并不矛盾，反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用《礼记·学记》中的一个词来说，就是‘教学相长’。我所学到的知识，能让我更充分地备课，学生们学得更扎实。为了解答学生们的疑惑，也促使我学习更多新鲜事物，我们两方都在这中间不断成长。”


前不久，孙有军入选浙江省中小学教坛新秀。课堂教学能力突出的他，还曾获衢州市初中社会学科优质课评比一等奖，一师一优课被评为市级优课。曾连续两次参与中考命题工作。撰写的论文有7篇获得市一等奖，在省级期刊上发表11篇。孙有军说，他将继续提升专业素养，“努力去坚守那一份挚爱的教育事业！”

●目前，许多商场和中小学门口的文具店中都有各式各样的文具盲盒出售，价格通常几元至几十元不等。其中，部分文具盲盒存在商家涉嫌虚假宣传、到手商品与宣传不符、消费纠纷难以解决等问题


●盲盒中奖率或其他对购买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应当在盲盒介绍和宣传中明示。市场监管部门应当进一步规范盲盒的市场经营秩序，打击违法经营文具盲盒行为。对于浑水摸鱼的盲盒所带来的售后难题，相关部门、消保维权组织应主动介入、积极作为


●家长在为孩子挑选文具盲盒时应当谨慎，注意查看商品上是否标明产地、成分、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并且保留好消费凭证，以便后续出现质量问题时追责。对于学生而言，应当明确文具并非玩具，购买文具应以满足学习实用为主，不和同学攀比


开学一个月以来，北京市海淀区的家长张戒发觉，自己刚上初二的孩子变得越来越“爱学习”了——向家长要了好几次零花钱买文具。张戒后来才知道，孩子买的是现在流行的文具盲盒，周边不少学生都在购买和收集。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走访调查发现，许多商场和中小学门口的文具店中都有各式各样的文具盲盒出售，它们有些是印有各种图案的盲盒笔单品，有些是以本子、尺子、笔袋等不同文具组合起来的文具盲盒袋，价格通常几元至几十元不等。


在采访过程中，有不少店主告诉记者，盲袋中单品加起来的价格要比自己去一一购买便宜得多。但也有家长反映，里面的东西根本不值所售价格，有的是“三无”产品质量很差，而且重复率高，买来完全是浪费钱。对于文具盲盒的态度，社会上也是褒贬不一。


文具盲盒到底是惊喜还是陷阱？


为隐藏款重复购买


价格未必物超所值


“我买了好多次，这个系列都还没有集齐”“老板，我要第五行最后一支笔，这回一定能抽到隐藏款”“我还要右下角那一支，之前买已经抽中两次隐藏款了”……9月29日，在天津市河西区越秀路上的一家文具店里，几名刚放学的学生正在热烈讨论着。


记者发现，这里的文具店门口都在显眼位置摆上了琳琅满目的文具盲盒，名侦探柯南、航海王、奥特曼等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动漫角色，被印在了文具盲盒的包装上。此外，上面还印着大大小小的问号和“拆开有惊喜”等字样。1支盲盒笔的价格为5元至10元，1个文具盲袋的价格为10元至35元。


“当然卖得好啦，卖得不好谁会进那么多货。”在问及文具盲盒销量时，一家文具店店主王女士告诉记者，“每天来店里的学生络绎不绝，一盒36支装的盲盒笔拆开后立马就卖完了。30元的盲袋就剩下1个，你要的话我25元卖给你。”


除了校门口，大大小小的商店和网店中也不乏文具盲盒的身影。记者在某购物平台上以“文具盲盒”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平台显示多家店铺月销量都已经过千。同时，社交平台上也有许多博主的文具盲盒开箱视频。各处的盲盒价格差别不大，也有大几十元至100元以上的“高价”文具盲袋。


凭借着不高的价格、热门IP图案，文具盲盒一跃成为今年开学季的新宠。这些盲盒真像许多店家宣传的那样“物超所值”吗？记者购买了一款30元的盲袋，拆开后里面有1个笔袋、1本笔记本、1份套尺、2份便利贴和小玩具，而这些产品如果在店里以非盲盒的形式分别购买，实际上只要20元左右。


安徽宿州初一年级学生家长王女士向记者抱怨，她的孩子知道买一整盒盲盒笔一定能凑齐一整套后，开学一个月不到已经买了两整盒共50支笔，根本用不完，而且说等商家出新款后还要接着买。王女士不得不对孩子的零花钱严格管控。


在江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杜乐其看来，文具盲盒吸引孩子并不是因为其价格低廉，更何况它们的价格往往还虚高。孩子们购买盲盒笔也不是单纯地为了使用，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为了凑齐一整套，很多孩子往往会多次重复购买同一种文具盲盒，从而出现不理性消费的情况。




采取盲盒营销形式


三无文具滥竽充数


抽中隐藏款，需要购买多少盲盒？对于这个问题，不仅经常购买盲盒的人说不清，连卖家自己也并不清楚。


记者在网上咨询某品牌文具盲盒的客服得知，一般来说，如果购买一整盒的话，一定能够集齐一套，但有没有隐藏款要靠运气，有些顾客买了几支就抽中了隐藏款，有的顾客买3盒都不一定能抽中。而记者咨询的这款盲盒笔，网上折后价为24支150多元。


那么，文具盲盒应该公布凑齐一套或抽出隐藏款的概率吗？


杜乐其认为，当前商家采取的盲盒营销形式虽然以保密性为卖点，但文具盲盒、宠物盲盒、玩具盲盒等本质上还是商品。因此，经营者采用盲盒这一抽奖式有奖销售手段销售商品的，应当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及《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中有关有奖销售规定，公布相应抽中的概率。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认为，盲盒的销售应当被认定为有奖销售，参考有奖销售规范。“去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明确，有奖销售是指经营者以销售商品或者获取竞争优势为目的，向消费者提供奖金、物品或者其他利益的行为，包括抽奖式和附赠式等有奖销售。抽奖式有奖销售是指经营者以抽签、摇号、游戏等带有偶然性或者不确定性的方法，决定消费者是否中奖的有奖销售行为，盲盒销售的方式与之相似。”任超说。


任超认为，以套装形式售卖的文具盲盒，应当遵守上述文件及相关法律法规中的促销、销售行为规范，包括但不限于真实准确地告知消费者盲盒玩偶的材质信息，标准款和隐藏款的种类、数量或者概率，不得存在欺骗性销售行为等。


在天津市河东区向阳楼街道的一家文具店内，记者看到有一款盲袋上面只印有“盲盒文具”四个字。


“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摸起来好像有1个笔袋、1本线圈本，剩下还有什么就靠运气了。”文具店老板告诉记者，这些东西都是他从正规渠道进来的，至于上面为什么没有其他标识他也不清楚。


当记者在该店购买了两支10元的盲盒笔后，老板说：“10元的盲盒笔质量不错。之前我给孩子拆了两个5元的盲盒笔根本没法用，写了半天就坏了。”


但就是这种被店家称为质量好的盲盒笔，记者在拆开后发现，其中一支上面印的动漫图案和包装上的完全不符，原本可爱的动漫人物因印刷问题面目全非。


任超说，隐藏于盲盒内的“三无”文具既没有厂家名称，也没有标注材料成分，消费者选购时根本无法辨别产品中所含成分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这些产品里更容易出现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情况。此外，文具盲盒还存在商家涉嫌虚假宣传、到手商品与宣传不符、消费纠纷难以解决等问题。


杜乐其说，消费者在购买时无法获知盲盒内商品具体情况，这给生产经营者留下了暗箱操作的空间，比如用盲盒来清库存、处理残次品等。


“尽管盲盒销售中关于产品款式等存在一定的保密性，但关系产品质量和服务的信息，如产地、成分、生产日期、保质期、使用存储条件、安全警示等，生产经营者均应充分告知，保证真实全面，不得作出虚假、夸大或引人误解的宣传。”杜乐其说，滥竽充数的做法不仅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法定义务，也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此外，经营者通过盲盒销售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文具，还可能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


亟须规范市场秩序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为了进一步规范盲盒的市场经营秩序，打击违法经营文具盲盒行为，维护未成年人消费群体的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自今年秋季开学以来，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开展了文具盲盒专项整治活动。


广州市场监管部门对广州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周边销售文具盲盒开展专项整治。广州市场监管部门与相关销售者签订《销售文具盲盒承诺书》，进一步规范文具盲盒经营行为。承诺书中提到，商家将对购买“文具盲盒”的孩子进行消费提醒，引导孩子购买正常文具。


9月7日，河北省邯郸市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开展文具盲盒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半个月的文具盲盒市场专项检查，进一步规范文具盲盒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违法生产销售文具盲盒行为，并建立联合惩戒机制，从多角度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宣传教育，及时发布文具盲盒消费风险。


杜乐其说，盲盒实质上是商品的新营销方式，有关部门监管重点应是内置商品的生产、安全等产品质量信息的标示，监督盲盒经营者以及网络交易平台依法合规经营。盲盒中奖率或其他对购买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应当在盲盒介绍和宣传中明示，公布盲盒中奖率的最低标准。行业协会与监管部门应共同治理，对于浑水摸鱼的盲盒所带来的售后难题，相关部门、消保维权组织应主动介入、积极作为。


和一些家长对盲盒的态度不同，上海市浦东区家长崔辉对于自己孩子喜欢文具盲盒并不感到头疼。“这就和小时候收集小浣熊卡片一样，只不过换了个形式。我和孩子约定好，当她完成了一项学习任务，或者帮父母做家务后可以换取买文具盲盒的机会，但不能多买。孩子也知道文具盲盒卖的就是包装和样式，用起来和普通文具没什么区别。孩子的妈妈平时也比较喜欢盲盒娃娃，她们娘俩对此都能够理性对待，还增进了彼此的关系。”


购买盲盒应如何挑选，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今年6月1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儿童用盲盒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勿盲目跟风购买。家长在为孩子挑选文具盲盒时应当谨慎，注意查看商品上是否标明产地、成分、生产日期、保质期、使用存储条件、安全警示、价格、“三包”等关键信息，并且保留好消费凭证，以便后续出现质量问题时维权。对于学生而言，应当明确文具并非玩具，购买文具应当以满足学习实用为主，不和同学攀比。


杜乐其说，不可否认的是，文具盲盒和其他盲盒一样，已经形成了热潮。解决文具盲盒所带来的问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除了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须强化监管外，家长的教育和引导也尤为重要。

在京各高校近日陆续发布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记者梳理发现，多所高校明确进一步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部分高校对考生英语水平设置门槛，并在招生专业、奖助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高校都明确提出扩大招生规模，2022年计划招生人数相较于上年均有超100人的增长。


部分高校报考门槛有所提高。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要求考生英语水平达国家四级。法律硕士招生条件也发生重大变化，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均在法律硕士(法学)报考条件中新增“获得法学第二学士学位可报考法律(法学)专业学位”。


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相关专业，如北京工商大学新增5个招生专业，分别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技术、材料工程、大数据技术与工程和网络与信息安全。


为支持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部分高校还完善了奖助措施。中国农业大学提出，在国家助学金、学校助学金等方面对非在职全日制研究生实现100%覆盖。目前，2022年考研报名通道已开启，考生可登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报名。

在昆明市所辖安宁市太平学校，学生们带着自备的餐具在食堂就餐。


从“鸡蛋牛奶加餐”到“校校有食堂”，我国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10年来，惠及4000万学生。如今，这一政策正由让学生“吃得饱”向“吃得营养”迈进。有基层教育人士表示，营养改善是一种补充性计划，不少学校在探索“4+X”模式，外来务工者忙于生计，学校也在探索“家庭不足学校补”工程。


听到上二年级的儿子在学校能吃上鸡腿、牛排，还有紫菜汤、白菜汤，宋得春脸上挂满了笑容。现在，儿子的身高已经接近1.4米，在班里算是高个子。


从老家云南昭通到昆明打工的宋得春是一名外卖骑手，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一大早要把掺着玉米面的米先煮熟，再用烤锅把饭炒好，用罐头装着带去学校。


让宋得春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日子在2011年画上了句号。这一年，我国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下简称“营养改善计划”)，下决心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促进教育公平。


10年来，29个省1762个县的4060.82万名学生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餐盘中的菜品越来越丰盛，学生从“吃得饱”向“吃得营养”迈进。


9月30日，财政部会同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造计划的通知》，进一步提高学生营养膳食补助国家基础标准，明确自2021年秋季学期起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膳食补助标准由每生每天4元提高至5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跟踪监测表明，2019年，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地区男、女生各年龄段平均身高比2012年分别提高1.54厘米和1.69厘米，平均体重分别增加1.06公斤和1.18公斤，高于全国农村学生平均增长速度。学生营养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身体素质得到明显提升。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


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塘子街道中心学校校长施天平如今还记得，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前，他去学生家进行家访时了解到，不少农村家庭很少去街上买菜，自家田地种的蔬菜是什么就吃什么，很少能吃到新鲜肉，只有过年过节时能吃上腌制的肉，“一头猪可以吃两年。”


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后，中央财政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2014年将补助提高至每生每天4元，今年又提高至5元。


寻甸县塘子街道中心寄宿制完小食堂从每天供应2个菜变为如今提供1荤2素1汤，小炒肉、藕煮花生、番茄鸡蛋汤……住校学生的午餐不仅能吃饱，还吃得有营养。校长李飞燕介绍，财政补助用在提供荤菜上，素菜则需要学生自己支付，每餐大约需要2元，肉菜如果有结余还会在晚餐时免费提供给学生。


为了让苗族、彝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学生以及走读学生都能享受到营养改善计划的福利，塘子街道中心寄宿制完小保留了早上提供“牛奶+副食品”的套餐，并随时调整营养结构，纯奶、甜奶、酸奶，面包、鸡肉肠、牛肉肠不重样。


在太平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信息公示栏上，提供的菜品越来越多，菜谱也越来越丰富，糖醋排骨、排骨煮萝卜、红烧牛肉都有。校长王夔介绍，学校会咨询学生喜欢吃的菜品，然后成立工作组讲究菜品营养成分，理出肉类、串荤、蔬菜、汤的备选种类，根据季节筛选出学生喜欢吃又满足营养均衡的菜品优先搭配。


记者走访发现，学生营养餐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从肉量相对较少变为以肉为主，同时也随着肉价的市场波动，有时供应串荤，有时供应全肉，保证每天能吃上一种新鲜的肉菜。


寻甸县教育体育局学生资助管理科科长龙江介绍，寻甸县塘子街道中心寄宿制完小2020年学生健康检测评价报告显示，在受检的596名学生中，约81%的学生处于中等发育水平。而现时营养状况显示，营养过剩人数80人，检出率为13.4%。

《2021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近五年农、林、牧、渔业对高职毕业生的需求增长，涉农专业应届高职毕业生“学农从农”意愿也在不断增强。


2020届涉农专业高职毕业生从农（即在农、林、牧、渔业就业）比例为48.7%，比2016届（43.6%）上升了5.1个百分点。而且农村学生的从农比例更高，2020届涉农专业高职生中，农村家庭毕业生选择从农的比例为52.1%，且工作三年后77.6%依然留在涉农领域就业，为反哺农业经济贡献了更多力量。


202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指出加大涉农职业院校、涉农专业建设力度。实现乡村振兴，人才是十分关键的一环。就业蓝皮书显示，近五年农、林、牧、渔业对高职毕业生的需求增长明显，毕业生在该领域就业的比例从2016届的1.5%上升到了2020届的2.3%。


与此同时，涉农专业的高职毕业生“学农从农”意愿也在不断增强。麦可思数据显示，近五届农林牧渔大类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从2016届的56%上升到2020届的61%。


为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需要更多涉农人才深入基层、到产业发展的第一线。数据显示，来自农村地区的涉农专业毕业生，为服务地方农业经济发展贡献了更多力量。2020届涉农专业从农的高职毕业生中有75%在地级及以下城市就业，明显高于全国高职平均水平（63%）。


相较于其他家庭的涉农专业毕业生，农村家庭毕业生的从农比例更高。数据显示，2020届涉农专业高职生中，农村家庭毕业生选择从农的比例为52.1%，明显高于其他家庭毕业生（44.0%）。


涉农专业高职毕业生中从农人群的月收入近五年也在稳步增长，从2016届的3490元增长到了2020届的4272元，整体上略高于学农未从农的毕业生月收入4192元。


数据显示，在工作三年以后，从农人群月收入优势更明显，2017届“学农从农”毕业生工作三年后的月收入为6440元，相比自身毕业半年后月收入3723元，涨幅为73%，并且高于学农未从农毕业生的三年后月收入627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