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业岸（右）在指导学生练习舞蹈动作。新华社资料片


这几天，颜业岸教出来的又一批村里娃，陆续在大城市迎来了新学期。


今年高考，海南省琼海市嘉积中学舞蹈团全团16名高三学子，全部通过艺考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


对于校艺术中心主任、男子舞蹈团团长颜业岸来说，这属于“再创佳绩”——自2000年组建嘉积中学男子舞蹈团以来，他通过舞蹈美育，带领300多名农村学子“舞”进国内各大知名艺术院校。


当年那个带着孩子们在阳台上赤脚跳舞的高考落榜生没想到：有朝一日，他和他教出来的学生，会成为海南基层舞蹈教育领域的一段“传奇”。


一份初心，为农村孩子打开艺术之门


30年前，颜业岸与舞蹈名师“不沾边”。


他1991年高考落榜，次年到琼海市上埇中学担任美术代课老师。那是一所农村初级中学，全校学生不足150人。有舞蹈基础的颜业岸，常利用课余时间教孩子们跳舞。孩子们光着脚，在教学楼的阳台压腿，排练的地方是晒得发烫的楼顶……


一年后，颜业岸一举成名：1993年底的全市中学生文艺汇演，上埇中学的舞蹈《难忘的历程》竟然拿了一等奖。


取得了成绩，颜业岸却“老是感觉自己这点水准不够教学”。1995年，他靠自学通过成人高考，考取了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史论专业。之后通过函授学习，拿到了大专文凭。1999年，颜业岸进入嘉积中学，不久转为公办教师。


2000年，嘉积中学男子舞蹈团成立，老师只有他一人，学校每年也只给他一个招生名额。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排练厅就是一个铁皮棚，不遮阳不避雨。白天太阳暴晒之后，连地板都是热的，学生在这种环境下训练，几分钟衣服就会湿透。下雨天屋顶哗哗漏水，训练把杆是废弃水管加工的，地板也不符合标准，播放音乐用的是老掉牙的卡式录音机……


可是再艰苦的环境，也没能阻挡颜业岸的热情。他深知，农村学校因为长期师资不足，音乐、美术等美育类学科的教学一直是短板，但孩子们对于这些科目其实是十分渴望的。


不仅如此，他更惊喜地发现，舞蹈除了能带给学生快乐，还能帮一些孩子实现大学梦。因此，他更是一心扑在舞蹈教学上，常常训练到深夜；他对每个学生的特点了如指掌，精心为他们选定艺考剧目，最大程度挖潜，以期学生们在高考中获得最佳表现……


“能够用舞蹈帮助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点燃他们的梦想，让他们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和幸福的事情。”颜业岸说。



一种热爱，舞出人生最美风采


今年，嘉积中学艺术中心门口摆上了两块展板，一块是16名学子考上大学的喜报，另一块是参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的海报。


他们是受邀参演的唯一一个县级中学舞蹈团。一见到记者，颜业岸就指着《伟大征程》海报说：“这次经历，最是让我自豪和难忘，舞蹈团全员登台，这是一名舞者的至高荣誉。”


“我们不仅仅是在绽放自己，更是在用肢体语言诠释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这是值得终身自豪的经历。”舞蹈团成员周以职说。


“教育贵在育人、育心，舞蹈教育同样如此，需要启发和引领，需要思考和创新，老师所教的技术若干年后会过时，但怎么学习，怎么做人，才是永远的。”颜业岸说。


这些年，他编排并指导学生们表演的《边关沉月》《一片羽毛》《南海潮》《甲午海魂》等舞蹈作品，70多次荣获国内外舞蹈比赛一等奖或金奖。来自农村的孩子跳着舞，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也一路“舞”进了人民大会堂、联合国总部、维也纳金色大厅……


颜业岸的起点不高，是个非专业舞蹈老师；他的世界也很小，近30年坚守县中教学一线，为300多名农村娃浇灌出灿烂的梦想之花。


总结近30年的教学经历，他认为自己是“始于热爱，终于付出”。从业前10年，他没有机会去专业院校学习，就买来各种舞蹈书籍、录像带，反复观看、琢磨、领悟，再将一个个舞蹈动作分解并画出图样，根据初中生的身体特点重新改编、设计动作……


慢慢地，自学成为他的习惯。“时代在发展，人们对美的需求也在不断地提高、改变，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满足时代和观众的需求。”颜业岸说。


多年来，颜业岸坚持在教中学、学中教，他没有节假日，没时间也不敢考驾照，害怕开车时脑子里还想着舞蹈动作。


舞蹈教育早已成为颜业岸生命的一部分。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美育，颜业岸又给自己增加了新任务。他开始将教学对象延伸到基层舞蹈教师，力争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让更多中小学生接受高水平的舞蹈艺术教育。


有人说他是传奇，他却说传奇背后，是一日复一日的心血与付出。“几十年就专心干一件事情，要是还干不好的话，就对不起自己了。”

新华网北京9月17日电17日，2021年中国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全国总决赛开幕式在清华大学举办。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工业和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中国工程院一局相关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大赛举办方教育部工程训练教学指导委员会、大赛承办校清华大学代表以及教育部理工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在京高校及参加总决赛的师生代表现场参加开幕式。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中国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是加强新工科人才培养、推动工程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大赛聚焦育人、育才、创新三大核心要素。坚持立德树人，在工程“训练”的基础上，突出“实践”和“创新”，增强工科学生的使命担当，引导学生爱国爱民、实学实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覆盖广高校参赛规模创新高


据介绍，本届大赛共有来自全国690所高校、1.9万个团队的6.6万名大学生参赛，其中267所高校、601个团队的2404名学生进入全国总决赛。





赛题真构建基于工程实际的赛项体系


大赛按照“大工程基础→学科综合创新→跨学科交叉创新”的构架，以“需求驱动”和“技术应用场景创新设置”为导向，紧贴国家工程领域发展前沿，融入工程伦理、工程文化与国际化元素，设置了工程基础、“智能+”、虚拟仿真等3个赛道、11个赛项，涵盖基础工程设计、人工智能赋能的机电综合系统设计、重大装备设计、工程管理与决策、数字化新媒体、工程文化知识等领域，贯穿从基础工程素养到综合创新能力的多层次教育场景。





形式新线上线下、课内课外相结合


大赛首创竞赛社区模式，参赛团队以市场主体的角色进入竞赛社区，借助竞赛社区提供的各类资源，完成在线学习、工程任务的系统设计、材料采购、加工制造、技术协作、知识产权保护、公益服务等活动。在规定的时间内，学生完成决赛作品的设计、制作与调试，并设置竞赛社区。大赛推动各高校探索将“竞赛社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运用于课内外学习实践过程，形成“开放分享、注重协作”的师生协同众创实践教学新模式。通过信息化技术全面记录学生课内外实践过程数据，结合教学目标与工程实践环节的对应关系，系统研究以“立德树人、促进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成绩评价与持续改进体系。


成果实工程实践与创新教育获实效


大赛立足现场实践、突出工程特色，比赛时均需学生现场调试、现场运行、现场实物展示，学生不仅要“想出来”，更要“做出来”。多年来，大赛培育了一大批重基础、敢创新、强实践、有担当的“实干青年”，涉及智能制造、重大装备、航空航天、智慧出行等国计民生相关领域，磨砺了青年学子的综合能力。


据悉，本届大赛以“守德崇劳，工程创新求卓越；服务社会，智造强国勇担当”为主题。大赛全国总决赛开创性运用信息技术打造全国26个赛点实时同步的“分布式云竞赛”，将决出500余项金、银、铜奖和单项奖。


总决赛同期举办了高校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教育成果展，来自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数十所院校的四十余项大学生工程创新成果进行了现场展示和演示，涉及波浪发电机、基于5G的远程驾驶平台、立方卫星等项目，展现了当代工科学生实学实干、创新创造、服务国家的精神风貌。

吴明珠（右二）在瓜地里。（新疆农业科学院哈密瓜研究中心供图）


“中国人能自由吃瓜离不开这位奶奶”。


前段时间，这一热搜话题引起广泛共鸣。在感念“奶奶”吴明珠为国家西甜瓜育种科技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人们也为她自强不息、忘我奉献的精神深深感动。


20世纪50年代主动请缨、远赴新疆，直至80岁高龄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吴明珠用了半个多世纪，穷尽一生心血选育瓜种，构建起我国领先的西甜瓜育种技术平台，使优质的西甜瓜“家族”不断扩大，并在全国“开枝散叶”，实现国人“吃瓜自由”。


今年，中国西甜瓜育种事业开创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珠91岁了。2010年，因患阿尔茨海默病，吴明珠离开耕耘一生的育瓜事业，从此淡出公众视野。


“从梳着两条辫子的大姑娘开始，我在新疆的戈壁滩上培育西瓜和哈密瓜……直到今天已是年近古稀的老太太。一年四季瓜棚就是我的家。如今，丈夫病逝，儿女远离，我一个人依然留在新疆，继续摆弄瓜。人们说，我心里只有瓜，瓜是我的孩子……是啊，瓜是我的生命，我的人生就是想结几个瓜，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1999年，吴明珠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年，她作为“全国十大杰出技术人才”之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了感人肺腑的发言。


到艰苦的地方去


1930年，吴明珠出生于湖北武汉一个教育世家。抗日战争时期，她随家人迁居重庆，读完小学、中学。1953年，她从西南农学院园艺系果蔬专业毕业，与“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同级校友。


大学受到的教育，为青年时期的吴明珠指明了人生方向。


此前从没和土地打过交道的她，“学一行爱一行”。从没摸过锄头的吴明珠第一堂实习课就是装锄头把子和挖地，凭着要强劲头，硬是在一块长20米、宽1.5米的地里深挖出一条沟。


第二堂实习课上，老师要求每人做一个小温床，填马粪发热。挑大粪、播番茄种，做好田间管理……繁重的农活，吴明珠踏踏实实自己干。


在校期间，学校组织学生到农村参加社会实践。老干部们经常给学生讲打仗的故事和英雄人物事迹。他们说，先烈为建立新中国，流血牺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学好自己的专业，建设新中国，为人民服务。这些话，吴明珠牢记在心。


21岁生日那天，她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创造出来的一切都能为人民服务。”


大学最后一学期，同学们收到在新疆工作的园艺系学哥学姐来信，他们表示新疆很缺乏园艺人才，希望大家踊跃到新疆工作。“瓜果之乡”新疆在吴明珠心里生了根。


毕业后，先是服从分配到西南农林局，之后作为培养对象，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地点从武汉换到北京，平台越来越高，但吴明珠想的还是到边疆去，到广阔基层去。


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吴明珠认准时机，提出希望到新疆工作的申请，得到组织批准。当年冬天，吴明珠坐着大卡车，走了半个月，终于抵达乌鲁木齐。


但是，乌鲁木齐没有想象中无边无际的瓜田。吴明珠多方考察，认定吐哈盆地是培育瓜种的好地方。1956年8月，她又向组织打报告，申请调到距乌鲁木齐近300公里的鄯善县农业技术推广站。从此，她迈开了培育瓜种的第一步，并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50多年。


心血凝成果实


新疆的西瓜、甜瓜香甜可口，名不虚传。但吴明珠却发现，当地主要依靠传统种植技术，产量、品质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火焰山下，夏日高温难熬，土地滚烫得能烤熟鸡蛋，当地人戏称毛驴都不愿出门。


为了搜集种质资源，吴明珠和同事花了3年时间，走遍当地300多个生产队，一块瓜地一块瓜地调查，最后收集了100多份资料，整理成44个品种，成为后来育种的基本材料。


白天下瓜地，晚上要点灯研读资料。但高温天气让蜡烛直不起腰，吴明珠用脸盆从坎儿井打来水，先将蜡烛底部粘在瓷碗碗底上，再把碗扣在盆里，让清凉的水淹没半截蜡烛，起到降温效果，蜡烛就站起来了。


吴明珠的育种事业赢得当地乡亲支持。她和瓜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会了割麦子、锄棉花、赶毛驴车。“无论我要在哪块地上搞实验，乡亲们都支持我。当时哪有什么科研经费，用的是老乡的地、老乡的种子、老乡的肥料，全靠老乡支持！”吴明珠说。


渐渐地，老乡们发现，跟着吴明珠种瓜，瓜又大又甜又脆，产量越来越高。


通过采用多亲复合杂交、回交及辐射育种等技术，吴明珠创造了一批新的种质资源，比如“皇后”甜瓜、“火州一号”西瓜等，这些新品种的抗病性、适应性、果实品质、耐运性等比原品种有了大幅提高，带动了瓜农增收。


业内专家说，要培育一个优良品种，可能需要8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有的育种专家一生可能只育成一个，能育成两个已经很了不起。


吴明珠在育种领域取得的成就成了“特例”。据统计，由吴明珠主持选育并经过省级审定的有29个品种，其中，西瓜早、中、晚熟配套品种10个，甜瓜品种19个。


可以说，吴明珠让全国百姓吃到新鲜、优质的西甜瓜成为现实。她选育的“早佳8428”西瓜，质地细、松、脆，口感极佳，深受消费者喜爱，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已从我国华东地区推广到全国各地，创造了西甜瓜优质品种长盛不衰30多年的“瓜界传奇”。


同时，借助吴明珠建立的脆肉型甜瓜无土栽培技术体系，原本适合新疆种植的哈密瓜，也走出家乡，走向全国。“黄皮9818”哈密瓜还实现在美国商业化生产，成为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国外种植成功的哈密瓜品种。


甘做基石


“吴明珠、杨其祐是一代建设新疆的知识分子代表，是我们共和国的基石。他们是那样坚硬，那样朴实，不图名，不图利，踏踏实实地把自己压在最底层。”这是《科技日报》记者郭梅尼，1998年7月在关于吴明珠的新闻报道《基石》中写下的一段话。


杨其祐是吴明珠的大学同学，同年级不同专业。吴明珠毕业时，杨其祐考上原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攻读作物遗传学。但爱情的力量，将两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是一个物种宝库，一定可以选育出优良新种。”坚信自己在天山脚下广袤瓜田里找到了人生方向的吴明珠，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远在北京的杨其祐。为支持她的事业，1957年9月，研究生毕业的杨其祐主动申请来到新疆。第二年，两人结婚，从此相伴近30年。


因为经常下乡，长期守在瓜田里，吴明珠常常无法顾及家人。儿子杨夏和女儿杨准从小由吴明珠父母帮忙带大。


好在杨其祐一直都在身边支持她的育种事业。“他看到学术刊物上有关的资料就给我抄录下来，翻译出来。他帮我出点子，买有关的书。有时，我因为一些事分不开身，就让他帮我去授粉、做杂交，有时要跑七八十里，他也二话不说。”多年后，吴明珠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但是，这样宝贵的精神支柱却坍塌了。1986年，57岁的杨其祐因病去世，吴明珠伤心地写道：“生活上、物质上再苦，我也能忍受，让我最伤心的，是我丈夫杨其祐，得癌症病逝了。都怪我老是下乡，没有照顾好他……”


从那以后，吴明珠更加发奋工作，每年搞三季育种，新疆、海南两头跑。“我觉得，我一个人应该做我们两个人的工作，才对得起他，对得起热爱我们的新疆人民。”吴明珠写道。


“我们现在当然能够理解她当时的付出，是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他们那一代很多人都为事业奉献一生，工作、家庭不能兼顾的情况经常会有。”杨夏说，“正是有千千万万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甘于奉献、甘做基石，我们国家才有了今天的发展。”


2010年，因患阿尔茨海默病，80岁的吴明珠离开科研一线，杨夏将她接到重庆家中，自此母子终得团聚。


育桃育李育春风


坐落在乌鲁木齐市区的新疆农业科学院哈密瓜研究中心，由吴明珠一手创办，已从最初寥寥数人壮大到如今20人，是全国最大的哈密瓜作物科研专业机构。


吴明珠的学生、新疆农业科学院哈密瓜研究中心主任伊鸿平，早在新疆农业大学（原新疆八一农学院）读园艺专业时，就听说过吴明珠的事迹。


“很多学生视吴老师为偶像。”他说，临近毕业时，学校组织他们实习，地点是当时吴明珠所在的吐鲁番实验基地。有机会跟偶像共事，大家很兴奋，但住了第一晚后，很多人就受不了了。


“蚊子太多，咬得人睡不好，基地条件也艰苦，吃住条件都有限。”伊鸿平说，那次实习，看到年过半百的吴老师在瓜地里自己铺地膜，搞田间管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毕业后，伊鸿平被分配到新疆农业科学院，成为吴明珠的助手。此后30多年，直到2010年吴明珠因病退出科研一线，伊鸿平一直跟随她进行育种研究。


一次选育需要一个生长季，春种夏收，一年就只有一次选育机会。1973年，吴明珠与队友在海南开辟“南繁北育”基地，春天新疆可以种两代瓜，冬天到海南可以种四代，选育瓜种的机会大大增多。不管在哪里，吴明珠最常待的是瓜地。


吴明珠的学生、已从新疆农业科学院哈密瓜研究中心退休的科研人员冯炯鑫回忆说，吴老师天天都待在瓜地里，从选种、播种、打埂、铺地膜、授粉，到烤种、鉴定样品、测糖度，每道工序都亲力亲为，而且是绝对的行家里手。


伊鸿平说：“吴老师工作上对我们严格要求，还经常督促我们学习，尤其要我们学好外语，不允许我们打牌、打麻将。有时候，吴老师真像母亲，我们就跟她的孩子一样。”


学生们看到，吴明珠工作之余总在学习。她学了农业院校的新课本，自学无土栽培技术，买来“随身听”学习外语，操作计算机、高端技术先进仪器毫无障碍……


吴明珠曾说：“如果我育瓜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早成富翁了。只为个人而奋斗，不会走得太远。一个人的追求，只有和国家、人民的利益一致时，才会得到大家的支持，也才会有动力。”


新疆农业科学院哈密瓜研究中心科研人员张红曾担任吴明珠秘书。她说，吴老师声音清甜、悦耳，为人乐观，工作热情饱满，80岁时还和年轻人一起坐长途车从海南到广西出差。每到一地，就去瓜地，亲自授粉。年轻人从她那里不仅能获取知识，更能汲取力量。


新疆农业科学院哈密瓜研究中心“90后”科研人员凌悦铭说：“作为我国西甜瓜产业体系第一任首席科学家，吴老师很了不起，在这个科研团队追随吴老师的事业，我感到很荣幸。吴老师是榜样，希望自己在这个领域也能做出成绩。”


近些年来，学生们去看望吴明珠时，很多人她都认不出了，但大家相聚时总是在聊瓜。伊鸿平说，吴老师虽然叫不出他的名字，但见面总会拥抱在一起。前些年每次见到他后，吴老师还会收拾行李，要跟他回乌鲁木齐。


杨夏说，病休后好多年，妈妈还会经常突然说起“要去瓜地”“瓜要授粉了”这样的话。


最近，杨夏代母亲收下了“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同样让他感到欣慰的是，母亲不忘初心、忠心报国的精神得到传承。“现在我明显感觉到，身边有奉献精神的年轻人很多，爱国、讲奉献、愿意付出的氛围越来越浓。”如今已从西南大学教师岗位上退休的杨夏说。

郭文安


1952年，郭文安成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教育系第一届学生，与华师结缘。从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到2021年在桂子山上迎来他九十华诞，屈指算来，老人已经在这里工作生活了69年。69年间，他甘为人梯，辛勤培育学生；他脚踏实地，认真做好科研；他笔耕不辍，一生精心编撰《教育学》教材。


一部优秀的教材就是一座学术的丰碑。由王道俊领衔主编的《教育学》持续畅销近40年、共编印了7版、累计发行近800万册，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编写最早、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为深远、堪称经典的教育学教材。该教材先后荣获过第二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国家级优秀教材奖、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也许很少人知道，从上世纪60年代起，郭文安就开始参与《教育学》教材的编写与统稿工作。1956年，郭文安毕业留校，成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的一名教师，主要从事教育学、教育学原理方面的研究。教育学作为师范院校、尤其是教育系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重要性不言而喻。上世纪50年代末，在时任学校副教务长、教育系主任邵达成的发动与组织下，教育系成立了《教育学》教材编写组，开始推进编写工作。编写组克服了诸多困难，人员与分工也几经变动，最终在新任教育系主任常春元的领导下，于1962年出版。彼时还是青年教师的郭文安撰写了该书总论部分的两章内容。


“据说那个时候，我国有五所师范院校同时编写《教育学》教材，号称‘五朵金花’。不过，这‘五朵金花’只开了两朵。一朵我们学校的，一朵是华东师大主编的。”郭文安回忆道，“如今看来，尽管这本教材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却为我校教育系今后编写教育学相关教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培养并锻炼了编写人才。”


1978年，郭文安与王道俊、董祥智一起，参与编写由河南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前身）、甘肃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大学前身）、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等五所院校合编的《教育学》教材，俗称五院校《教育学》。“我开始的分工是撰写‘德育’这一章。后来，王道俊老师还专门叫我到北京参加该书的统稿工作。”


1980年，五院校《教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反响良好，几经修改，数次再版。彼时，我国教育学开始在反思基础上进行恢复与建设，大量有关教育的著作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先进经验和教育科研成果纷呈，关于教育学的探索与思考日渐丰盈。


郭文安记得，在五院校《教育学》出版后不久，大约是1982年下半年，学校又启动了《教育学》教材的新的编写工作。此次编写不是“小修小补”，而是随着教育学科的与时俱进，力争在教材质量上有显著提高。


谈起这次编写，即便时隔多年，郭文安依然如数家珍。“刚开始要求我写‘德育（上、下）’与‘班主任’，共三章，大约一年多的时间，我就完成了任务。稿子交上去后，编委会又把‘教学（上、中、下）’三章交给我编写。这是一个比较复杂难写的章节，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因为对修订的要求很高，我也很想交出有质量的稿子，于是找了很多和教育相关的书来看，包括西方的一些教育学著作。看了之后，我有了新的感触与启发，除了理论上的充实与更新之外，希望在这本教材的理论阐释中恰到好处地融入相关的教学案例，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升教材的科学性、实用性与可读性，算是这本教材的特色之一。”


郭文安笑言，“因为我边提炼理论边筛选案例，再加上还有日常教学工作，所以写作进度有点儿慢。王道俊老师看我拖了两年迟迟没有交稿，放心不下，还专门跑到我家里，问我写得如何。我就把自己写好的稿子给他看。王老师看了之后，就说你不要赶时间，继续安心写吧。王老师给我吃了颗定心丸。接下来我继续很认真地写。不光是我，其实王老师承担的‘教育目的’一章，写得比我还认真。书稿交上去以后，很快就通过了，负责的编辑说基本上找不到什么问题。”


1989年，《教育学》出版，因为编写方式与内容较之以往有较大的改进，这本教材也被称为新编本，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从1989年的新编本到2016年的第七版，数十年间，郭文安一直把这本教材的修订放在心上，他与王道俊团队一起，不断在修订中更新学科进展，力求反映教育发展与变革的时代特征与新需求。其间花费的心血和精力可想而知。


与学者个人著书立说相比，或许编写教材并不能算作“重量级”成果。对此，郭文安并不是不知道。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常常有人议论，花那么多精力去编教材，还不如多搞一些科研，写点文章、专著实在些……教材的编写要依据学科的教学任务以及学生的特点和水平，其选编的内容有比较基础、成熟、精要、容易取得共识等不成文的严格要求，在编写格式上又讲究严格的规范，作为高校教材还必须反映最新科研成果、学科发展前沿与时代精神，这样就使教材编写有其特殊的复杂性与难度。说实话，要东拼西凑编一本讲义性教材也许比较容易，但要编撰出一本反映学科发展精粹和前沿，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自己特色的教育学教材实在是一件极其折磨人的艰难困苦之事。”


即便觉得“极其折磨人”，郭文安依然愿意花很多功夫做好这件事情。他坦言，之所以投入这么多精力，是因为他觉得一本好的教材对于培养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给《教育学》这本教材定义了两个功能，一是打基础，二是引入门。不少学生都跟我说过，郭老师，我是读你们编的《教育学》这本书入门的。我觉得这个定位很准确。教育学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但是最基本的概念和理论是必须掌握的，只要把基础打牢了，学科根基稳了，才能更好地开展研究，进一步地提高、发展与创新。”


郭文安不仅对《教育学》这本教材编写倾注了大量心血，身为教师的他也非常尽责。“我对学生是比较热情的。有时候他们拿着写好的文章来找我，请我帮着看看，我都会答应，不管是不是我的学生，我都会全心全意地提出些建议，告诉学生怎么修改。我性格比较温和，学生们还是挺愿意找我的。”当被问及这样是否会比较辛苦时，他坦然一笑：“当你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就不会计较那么多了。而且，跟学生之间的良好互动，实际上也是教学相长。”


2021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70周年之际，郭文安获评为该出版社70位功勋作者之一，肯定了他为我国教育科学事业高校课程教材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也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再度合作，启动了《教育学》教材第八版修订工作，这本发行超800万册的经典著作即将焕发新生。已至耄耋之年的郭文安又开始为《教育学（第八版）》修订而忙碌。“这一次我是主编。只要身体允许，我会想方设法继续把这件事情认真地做下去。”（郝日虹）

张钹近影





张钹（左一）在实验室与博士生讨论。（1995年）





参与清华大学智能机器人实验室建设的科研人员合影。左一为张钹。（1985年）





科学家寄语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构全球创新版图。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战略重点之一，近年来获得长足进步，给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表现亮眼，已成为世界人工智能主要创新中心之一。根据《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20》，在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数量和专利申请量等关键指标上，中国位居世界前列。这亮眼表现的背后离不开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钹等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作出的奠基性、开创性贡献。


早在40多年前，张钹就开始投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发表了中国第一篇人工智能领域的学术论文、获得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个国际重要奖项、领衔成立国内首个智能机器人实验室、培养了本土第一位人工智能领域博士毕业生，组建中国第一个人工智能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些“第一”树立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个里程碑，推动中国在此领域大踏步前进。


从不被看好到刮目相看


中年成功转型研究人工智能


今天，“人工智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热词，但是在40多年前，中国科技界对该词汇还很陌生，科技领域的专业人士对该领域也知之甚少。1978年，已从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20年的张钹由于所在系调整而改变专业方向，进入一个全新研究领域——人工智能。


张钹时年43岁，中年转型不仅知识结构上面临很大挑战，而且对人工智能领域国内知之甚少，求教无门。张钹回忆说：“当时国内科研人员对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认识很有限，甚至相关资料也非常少。”当时，国际上人工智能已经有了约20年发展历程。随着国门打开，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兴起，张钹获得了与国际同行交往的机会。


1980年初，张钹赴美访学。然而，抵达美国后，他就在与外国同行交流中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尴尬和郁闷。“你们是从中国来的？知道什么是人工智能吗？”有外国研究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张钹很受刺激，立志让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赢得外国同行的尊敬。


在访学过程中，张钹率先发现数学与人工智能结合的广阔前景。张钹说：“当时，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深入发展下去，提高算法效率，必须要很好利用数学这个工具。”于是，他选择跟数学出身当时尚在安徽大学任教的张铃教授合作，一起推进人工智能研究。


由于跨国电话资费昂贵，两人只能通过邮寄书信的方式进行沟通。对当年与张铃中美飞鸿、合作科研的往事，张钹介绍说：“当时，中美间一封航空信大概要人民币8角钱，寄给对方约10天才能收到，一来一回就要约20天。我们计算过，一封信如果超过5张纸，就会超重，须多付邮资。为了省钱，我们特意挑相对薄的纸，写非常小的字。”


就这样，张钹跟张铃开始了一场跨越大洋的人工智能合作研究。约1年后，他们联手完成了一篇人工智能领域的论文，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科学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成功发表于人工智能领域顶级国际期刊《IEEE模式分析与机器智能汇刊》，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这让张钹等中国学人颇为扬眉吐气，也增强了他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信心和决心。



从少年郎到白发翁


水木清华育人六十余载


1982年初，张钹结束访学回国，着手进一步开拓人工智能研究。为了解产业界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需求，更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张钹与其他科研人员一起深入从西南到东北的很多工厂调研，形成了基本判断：机器人将来会成为国内一项重大需求。


根据上述判断，张钹领衔组建了清华大学智能机器人实验室并着手购置重要试验装备。为此，张钹与同事们多方奔走、筹措经费，联系国内外相关厂家，进行洽谈协商。在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助下，清华大学智能机器人实验室成功添置了中国第一台进口机械臂。


机械臂是高精度、高度非线性、强耦合的复杂系统，是人工智能的工业智能化应用的典型。对于清华大学智能机器人实验室而言，引入这款机械臂对于科研和教学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张钹对此非常期待并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回忆说：“当我知道机器臂已经装上飞机，正在飞往北京时，那种兴奋真的难以言表。”机械臂运抵北京后，张钹亲自跟车到机场“迎接”，直到搬运、装车、运抵清华园，他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关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张钹曾这样概括说：“我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读书，另一件就是在清华大学教书育人。”


从毕业留校至今，张钹在清华大学的三尺讲台上坚守了超过一甲子。从不满24岁初登讲台的青涩年华到耄耋之年，他可谓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输送一批高科技专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据统计，他培养的博士研究生近九十名。


万事开头难。人工智能作为当时中国的新兴学科，科研和教学的条件都很艰苦。张钹介绍说，那时候，虽然他们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但是软硬件条件与国际同行相比，差距很大，研究资料也不足，特别是专业、权威资料匮乏，更多是靠自力更生摸索。在那样的环境下，想留住优秀人才着实不易。面对徘徊在出国或留校读博士并向他请教的学生，张钹语重心长地说：“国外知名导师的科研、教学水平比我高，培养条件也比我这里好。你们选择出国深造和科研，我非常支持。但是如果你选择留下来，我会全心全意地培养你，绝不辜负。”肺腑之言感人至深，与他交谈的学生大部分选择了留下来，与他并肩奋战在人工智能领域并成长为行业的佼佼者。


从一片空白到创新中心


中国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张钹和志同道合者正视差距、风雨兼程，一路追赶着国际人工智能发展前沿，取得了丰硕成果。


1983年是张钹人工智能科研的丰收年。当年，国际人工智能大会在德国召开，张钹和张铃一起成为率先在国际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论文的中国科学家。1984年，他和张铃摘得一项欧洲人工智能奖项，成为首次获得该领域国际重要奖项的中国人。1985年，他领衔成立了中国首个智能机器人实验室。1987年，他培养的中国第一位人工智能领域的博士生毕业。1990年，他和同事一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人工智能国家重点实验室——“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1987-1994年，张钹出任国家“863计划”即高技术计划智能机器人主题专家组专家，承担国家重点攻关课题。2018年，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成立，张钹出任研究院院长。


作为中国人工智能主要奠基者和发展推动者，40多年来，张钹矢志不渝致力于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发表或共同发表了数百篇学术论文，出版系列专著。他获得了诸多奖项，其中包括ICL欧洲人工智能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二等奖、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及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推动中国人工智能研究和产业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创新应用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人工智能发明专利授权总量全球排名第一，核心产业规模持续增长。


“在第三代人工智能发展上，中国科学家今天与国际同行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已经摸索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道路，正在向新的科技高峰继续攀登，我们有能力为造福国家和民族、造福全人类作出更多、更大贡献。”张钹表示。


虽已经86岁高龄，但是张钹仍担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名誉院长，活跃在科研创新领域。科技创新永无止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永远在路上，矢志不移、创新不止的科学家永远年轻。这是张钹的写照。（贺迎春丁亦鑫）

有不少家长反映新学期中小学上课时间问题，目前要求小学不早于8:20，中学不早于8:00，可能有些家长送完孩子上班就来不及了，这方面学校有没有一些弹性的安排，如果家长想早点送孩子到校可以吗？


李奕：


这一次的整体“双减”改革措施，实际上是一次系统变革的工程，校内、校外都有相应的系统变化。尽管有前期的制度设计和整体安排，但在运行过程中一定还会发现新的问题，特别是对我们北京这种特大型的城市，拥有不同类型的家庭，所以确实有部分家长遇到一些困难。针对这个问题我想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北京市按照教育部的总体要求，适度调整上课时间，其实最终目的是要保证孩子的睡眠，尽可能让孩子早晨别太慌忙。但部分家长仍得提前一点把孩子送到学校，否则无法兼顾送孩子和自己上班的时间。


作为学校要尽最大可能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服务支撑，这其中包括解决家庭送孩子的实际困难。所以我们强调的是，严格落实教育部要求的上课时间的同时，各校将按照往常的时间敞开校门，为家长送孩子提供便利。


如果确有需要在学校开门前送孩子到校，一定要和学校、班主任及时沟通，做好交接，而不是直接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如果班主任不能及时接学生，也要委托学校的其他老师或门卫做好学生入校工作，保障学生安全。


第二，在这项改革措施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多方协同努力。学校方面，要按照原来的时间点开门，同时安排好孩子送来以后到正式上课的这段时间，为孩子合理安排户外运动或户内阅读等任务。家长方面，尽可能地把上班时间调整好，让孩子晚一点起床，多睡一会儿。社会方面，希望用人单位能够理解和关怀有接送孩子需求的职工，在管理措施上体现弹性，让他们早上上班时间更宽裕。


问题二：


目前中小学每天课后服务至少开展2小时，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参加课后服务是否必须到5:30？一周五天必须每天都要参加吗？对于学生和家长在课后服务方面多元和个性化的一些需求，学校如何去做好统筹安排，家长该如何和学校做好沟通？


李奕：


我们要求学校提供覆盖周一至周五、下午3:30到5:30时段的课后服务，但家长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生理特点、年龄特点和家庭条件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并不是“一刀切”地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到5:30或者每天都要参加课后服务。


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多元需求，学校在课后服务活动供给上也力求做到多元化。比如，学校每天会提供包括学科类作业辅导、体育类、综合素质类等丰富的、个性化的课后服务内容。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选择自愿参加，不强制要求必须参加。


当然，针对不同年龄段以及学段的学生，学校安排课后服务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开学两周后，不少学校做了充分的家校沟通甚至问卷调查，发现初中学生的家长对于学科类辅导的要求非常迫切，促使学校打破原来的班级划分进行分类辅导，在课后服务时间既能帮助部分学生把当日作业完成好，也能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提高性的供给。


目前，我们看到很多学校在引进其他学校优质课程资源，包括干部教师资源方面做出巨大努力，特别是通过学区内、集团内干部教师的交流轮岗，提高课后服务的质量和吸引力。比如作为干部教师交流轮岗试点的密云区和东城区，他们让孩子见到更多老师，享受到更多综合类、学科类、体育类的课程服务。


与此同时，家长与学校保持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家长要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和学校的学科老师、班主任做充分的交流，先尝试在校内解决学科辅导需求。另一方面，希望家长借着交流机会，与老师一同细致诊断自己孩子的优势和劣势。对于哪些地方需要“扬长”，老师可以提供建议，比如该给孩子买什么样的书，参与什么样的活动，或者学校有什么适合孩子的社团；对于哪些地方需要“补短”，老师可以推荐学校哪几天有相应的课后服务，让孩子按时参加。在这个分析过程中，学校更清楚自己应该提供怎样的有质量和有吸引力的课后服务，家长也能更清楚孩子到底怎样学习最有效，参加哪些活动最有益。


问题三：


新学期参与交流轮岗的老师已经在各自的岗位上开展工作两周了，这些老师对于新岗位的适应情况如何，有没有给学校带来一些明显的变化？


李奕：


在北京促进“双减”工作落地的过程当中，干部教师“大面积、大比例、小位移”的这种学区内、集团内的交流轮岗，从一开始就备受关注。


实际上，我们对这一轮的交流轮岗更加注重的是后期的作用和效益的发挥。虽然开学刚刚两周时间，但我们在追踪的过程中已经看到，轮岗教师在教研组的活动质量和对作业的研究质量上，已经显现出可喜的效果。比如老师们在年级组的例会和教研组的活动中，积极调整教学结构，注入全新的课堂教学要素和内容。再如，老师带来的作业设计方案，运用了不同的作业素材和作业载体，让很多孩子明显感觉到作业量少了，大多在学校里就能够完成了。


同时，我们要求交流轮岗的老师把重点任务放在如何打通课内教学和课后三点半的学科辅导，使其有机地融为一体。课内作业总量少了，但难度和对能力的要求尺度可能有所提升，在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辅导学生完成作业的过程中，老师必然会发挥重要作用；还有一些变化则体现在优质教育服务的属性的流动上，这些变化抽象而细微，将随着教学不断深入让学生更加具体地感受到。


问题四：


新学期开始，很多中小学生作业确实明显“少了”，但有些家长有点“慌了”，没有作业真能行吗，怎么检验和掌握孩子的学习情况？课堂质量和效率提升靠什么来检验？有的家长甚至开始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一对一辅导了，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李奕：


在“双减”过程中，对作业的要求是“减量提质”：减去那些机械、重复、无效的“繁难偏怪”的作业，提高作业的整体质量，让所留的作业具有诊断和学情分析的功能，巩固当天所学知识。对老师来讲，可以选用新的作业素材和载体，并通过判作业环节把孩子的学习的状态“判出来”，从作业中看到学生的思维过程和学习过程。


提高作业质量，需要提升学校整体的教研质量。在促进干部教师交流轮岗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把一些骨干、特级教师流动到教研组的岗位上，目的就是要利用这些教师的经验去研究高质量、少而精的作业。目前，很多教师为新学校带来了新的课堂教学设计和作业设计方案，通过与教研组的交流研讨，进一步提升课后服务学科类作业辅导的效果。


学生作业“减量提质”，也离不开家校良好互动。作为家长，可以通过和科任老师充分沟通，掌握孩子学习情况，了解各科作业结构和完成时间，针对孩子的薄弱项，请老师给出专业建议，考虑是否需要调整作业类型，加强作业辅导、额外增加基础性作业等等。


当然我们也关注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可能仍然存在焦虑情绪，想给孩子单独找老师辅导或者利用周中时间上网课。对此，我们建议家长一定要慎重，要优先保证孩子在校学习状态和夜间睡眠时长。如果家长真要采用此类措施，也建议先与老师沟通，听听老师的意见。我们反对“一刀切”或者简单地把时间交给某个培训载体，这样其实效率不高，孩子也未必能够获得很好的效益。


因此，老师和家长基于孩子自身特点的沟通极为关键，这也是我们给家长提供的最重要的建议。


问题五：


现在很多孩子晚上和周末不上培训班了，前段网上还流传着小区好几个孩子一起在楼下玩游戏的照片，网友感慨有点童年的味道了。那对于家庭来说，该如何做好高质量陪伴，能否请您给家长一些建议？


李奕：


过去，我们经常看到令人痛心的场景：周末，家长匆匆接送孩子从一个补习班到另一个补习班，为了赶时间一家人挤在车里或者在路边吃快餐；而新学期开学后，大家终于看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其实“双减”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把周末和寒暑假的时间还给孩子，并且要打破以往“全民上补习班”的现象。


我们始终想强调一点：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学校、社会、家庭都是他进行教育消费的领域，尽管消费的方式不一样，但都能提供重要的教育供给。其中，有一些宝贵的教育要素是学校给不了的，需要孩子通过丰富的社会实践习得，如果孩子将校外时间全部花费在补习班上，而失去了学习真正本领的机会，无疑会对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我们建议家长合理规划周末和寒暑假时间，有意识地构建家庭教育的供给结构，比如培养健康的生活理念，周末和孩子一起健身、阅读，假期一起设计旅行路线等等，让孩子从家庭、社会中有所收获，与学校教育形成有机配合。

工作中的许隆轩








警校实习生许隆轩的日记


近日，一份警校实习生日记火了！从“分到了派出所真没意思”，到“原来师父的白头发是熬夜熬的”……派出所“师徒”二人的日常幽默又有点心酸的工作日记，反映了基层派出所民警的酸甜苦辣、平凡工作、坚守和付出，感动了许多网友。


记者了解到，写日记的这名实习生叫许隆轩，来自四川警察学院，今年8月来到四川绵阳江油市公安局实习；他日记中的“师父”名叫官熙糯，是江油市公安局太平派出所的一名民警，今年32岁。9月12日，记者联系上这对“警察师徒”。


“小许性格活泼、开朗，作为警校实习生，他比较能吃苦，对工作很有热情和爱心，一起执行任务时也很勇敢。”官熙糯如是评价徒弟。


“实习结束，就要返校准备招警考试了。我想成为像师父一样的好警察，如果有机会还想回到师父身边继续学习。”许隆轩表示。

警校实习生日记走红


记录派出所工作点滴幽默而温暖，引网友热议


“今天实习第一天来公安局报到，说是给我分到了派出所，本来想去刑警队的，真没意思。认识了带我的师父，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我说我20，他说他25，今年属虎。”


许隆轩的第一篇实习日记写于2021年8月23日，这也是他到江油市公安局太平派出所实习的第一天。


8月24日，许隆轩第一次跟官熙糯出警，调解家庭纠纷。当天的日记写得有点小幽默：“跟着师父调解纠纷，这两口子一直在吵架，我都插不上嘴，师父婚都没结，女朋友好像都没有找到，最后居然完美调解了？？？”


8月26日，实习生许隆轩发现了师父的真实年龄，而且还发现师父的群众基础很不错。


“师父今天带我下社区入户，街坊邻里的叔叔阿姨们对师父相当热情，还有几个竟然想让他当女婿，我这才发现他的年龄比我大一轮，而且25岁不属虎。”


……


后面写下的实习日记，则反映了派出所的真实工作。9月4日的日记中，许隆轩记录了他和师父熬通宵加班，白天他睡觉师父继续加班。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就说嘛，他的白头发是熬夜熬的，根本就不像他说的那样，是我气出来的。”


记者梳理发现，整份实习日记，不仅记录这对师徒之间温暖的日常，也反映了基层派出所的平凡工作、警察的坚守和付出，语言幽默又有点心酸。


网友纷纷为这对师徒点赞留言：


“太可爱了，可爱的人民警察，可爱的小徒弟。”


“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看到了基层警察的辛苦与不易，向他们致敬。”


“严谨工作中不失幽默，平凡生活中彰显伟大。”


“先是觉得好笑，笑完又心疼一线的民警。”


……


徒弟感动：


派出所实习很受触动


想成为像师父一样的好警察


谈到自己的实习日记，许隆轩直言没想到会“火”。他本来想去刑警队，因为觉得破案有挑战，“还很帅！”。但在太平派出所实习了一段时间后，他才觉得派出所的工作简单又复杂。


而一直想当刑警的许隆轩，跟了“有意思”的师父一段时间后，也觉得这里的工作变得“有意思”了：派出所工作虽然没有每天的热血炫酷，很多时候面对的是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小事”，但是老百姓对他和师父的一个微笑、一句问候都可以让他们高兴好一阵子。


后来，许隆轩了解到，师傅也是四川警察学院毕业的，学的治安学。在当警察之前，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到北京工作了两年后，辞职报考了江油市公安局。师父的家乡在千里之外的东北，警校毕业后到江油市公安局工作，几年的磨练让师父的基层派出所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由于工作繁忙，官熙糯基本上一两年才能回东北看望父母一次，很不容易。带着感动和感触，许隆轩将自己的实习日记上传网络。


对于徒弟许隆轩，官熙糯称，他一直把小许当成孩子一样照顾，但在工作出现差错的时候，也会对小许严厉批评。“小许性格活泼、开朗，作为实习生，他比较能吃苦，对工作很有热情和爱心，一起执行任务时也很勇敢。”他说。


许隆轩表示，实习结束后，他就要回学校准备招警考试了，他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像师父一样的好警察。如果有机会，他还想回到师父身边继续学习。（岳波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汤小均受访者供图）

当孩子过于依赖母亲，便会失去成长和成熟的机会，也就不能真正独立面对世界。


“妈宝男”是当下网络流行词语。根据知乎网友们的定义，“妈宝男”一般指在妈妈的溺爱下长大的男人。他们非常听妈妈的话，什么事情都要问妈妈的意见，表面看是孝顺，实际却是懦弱，没有主见，缺少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也没有责任心。


在网友列举的几种不能嫁的男人中，“妈宝男”与“出轨男”“家暴男”并列其中。由于“妈宝男”在婚姻中不会去体谅妻子，不会分担家务，不懂得规划生活，婚后仍然让妈妈干涉自己小家庭的决策，例如经济支出，育儿方式等，因而会导致婚姻关系出现严重问题。


“妈宝”的概念对于部分女性也同样适用，有些被父母宠坏了的女孩，对妈妈过于依赖，不会独立生活，没有自主思想，也被叫作“妈宝女”。


“妈宝男”是否与原生家庭教育有关？哪些不良的养育方式容易造就男生形成“妈宝”的性格特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


“妈宝男”与儿童成长


陈祉妍说，“妈宝”的性格特点可以从儿童成长中找到原因。儿童会在成长中逐渐走出自我中心，越来越能够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要，也越来越能够理解各种社会规范。


然而，心理的成长需要恰当的养育环境。健康的家庭结构与秩序是保护儿童心理健康成长的要素。其中不可忽视的是父母之间亲密的感情联系。如果夫妻关系出现严重问题，女性可能会把对丈夫的情感投射到孩子身上，会把在丈夫那里得不到满足的情感需求转向孩子。于是孩子被母亲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而丈夫则位居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仿佛拥有了特权，缺乏管教和引导，进而对社会规则的遵从和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都会出现偏差，成长也会出现问题。


陈祉妍解释说，一个人在成长中，需要意识到自己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一个综合体，是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人，才能完成走向成熟的过程。但是迈向心理成熟的这一步，对于“妈宝男”来说会很困难。在家庭这个小环境里，因为有母亲的呵护，“妈宝男”会感觉如鱼得水；但是当他步入社会时，就会感到困难重重。


什么样的家庭容易培养出“妈宝男”


“妈宝男”的形成与原生家庭有很大关系。最常见的情况是，夫妻感情存在问题，女方在工作、爱情、精神生活和孩子的关系之间出现失衡，把生活中的很大权重放在孩子身上，孩子成了全部寄托。母亲的角色压过了女性的其他角色，女性的愿望和感情不是通过自己的生活，而是通过孩子去实现和满足。


此外，还有部分女性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把所有情感和期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对孩子缺乏全面的认识，对孩子的发展干预过多。这类母亲在潜意识里或多或少都会希望孩子永远依赖自己，因为她们依赖于从孩子和自己的亲密关系中获得满足，会跟孩子在情感上有着强劲的绑定。当孩子过于依赖母亲，便会失去成长和成熟的机会，也就不能够真正独立地去面对世界。


陈祉妍指出，家长对孩子寄予积极的期望，在很多方面给予孩子关心和帮助，重视与孩子有深厚的情感，这些都是正常的行为。但家长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不能因为孩子而失衡。生活里不能只有孩子，还需要有其他重要的人，比如自己的父母、亲密的朋友等。即使是单亲家庭，家长也应该意识到，孩子不是自己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人。


此外，家长还需要把自己的人生问题与孩子区分开来，不要用孩子取得的成就去弥补自己的人生遗憾，也不要用自己与孩子的关系，去弥补自己人生中的情感缺失。“比如，当婚姻关系出现问题时，家长需要做的是处理婚姻关系，或是修补自己的婚姻，或是结束一个不幸的婚姻，追求另外一段感情，而不是把自己没有被满足的情感需要转嫁到孩子身上。家长需要首先认识到自己的人生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去面对和处理这些问题。即使没有找到好的处理方式，也要清楚地认识到是哪部分出现了问题，不要假装看不见，回避这些问题，然后试图用孩子的成长以及自己和孩子的关系去填补自己人生其他方面的缺憾。”陈祉妍说。


溺爱的背后是恐惧


好的养育方式，是家长给予孩子健康的爱。


什么是健康的爱呢？陈祉妍说，健康的爱就是爱和管教兼顾，对孩子既有关怀和照顾，也有管教和引导，两方面缺一不可。


然而在现实中，有些家长难以平衡爱和管教的关系，或是对孩子过分溺爱，或是管教过于严厉。陈祉妍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家长对孩子过于溺爱，只满足孩子的需要，而对孩子没有管束和控制，其行为根源并非是对孩子爱得过分，而是出自某种恐惧。“比如，孩子小时候生过重病或者面临过生命危险，于是家长降低了养育期望，觉得只要孩子活着就好，开心就好，这其实是因为家长对过去的恐惧还没有消化；还有的家长担心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家长，出于内疚，或是对自己的怀疑，不敢做任何让孩子不高兴的事。”陈祉妍说，“出于类似的种种原因，我们有时会看到家长对孩子溺爱的表象，看到孩子很能折腾，一旦要求不被满足，就会大发脾气，而父母却会容忍孩子乱发脾气。这其实是因为父母内心感到恐惧，他们对自己的家长身份不自信，对自己能否教育好孩子有着担忧和怀疑。”


与溺爱孩子的父母相反，还有一些父母对孩子管教过分严厉。陈祉妍分析，这些家长有的是自己的情绪控制有问题，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让有些家长产生了挫败感和愤怒感，而他们会通过管教孩子去释放自己的这种负面情绪。有些父母则是因为内心对孩子怀有嫉妒、愤怒等负面情绪，但又不能直接表达出来，也不能自己消化掉，于是会借管教之名发泄出来。陈祉妍指出，嫉妒孩子，是父母经常会有的正常的心理现象，因为孩子拥有很多父母不曾拥有也不可能再拥有的东西，比如很多父母让孩子学钢琴而孩子不够用功时，他们会批评孩子：“我小时候想学钢琴，但没有条件，你现在有条件还不好好珍惜。”这其实就是家长内心嫉妒孩子的情绪。


“所有的亲密关系里都有各种复杂的情绪，包括各种消极的情绪，这些都是正常现象。”陈祉妍说。


陈祉妍指出，爱和管教兼顾，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非常重要。过分溺爱会让孩子变得自私，以自我为中心，没有爱别人的能力；而对孩子管教过于严厉，完全不允许孩子有自己的判断和意愿，孩子在长大之后很可能变得没有主见，缺乏责任心。


每个人都需要迈出独立的一步


在现实生活中，“妈宝男”可能并不会用这个词语来形容自己，但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亲密关系和人际关系有问题，或者自己在某些方面过于幼稚。然而，只要与母亲保持紧密的关系，“妈宝男”就不会主动迈出独立的一步。


在陈祉妍看来，“妈宝男”的成长需要几个关键因素：首先是由于生活的变化而与妈妈的关系拉远，这是“妈宝男”迈出独立的重要一步；其次是“妈宝男”要开始承担责任，要自己面对和处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且能够去反思自己行为的后果，而不是情绪化地去处理问题，不加思考就做出反应；第三是保护性的因素，“妈宝男”在经历挫折时，需要有家人和朋友的关心、支持和引导，为他提供情感支持，帮助他反思自己的行为，为他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让他不至于在挫败面前怀疑自我。


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关于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世界，会经过很多层的蜕变。陈祉妍说，“妈宝男”保留着原生家庭中妈妈灌输给他的世界观，他对自己、家庭和世界的看法都是妈妈的版本。而当妈妈的版本远离他，不再能影响他，他用妈妈的版本解释不通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会寻找新的版本。


其实这个过程不只是“妈宝男”需要经历的，陈祉妍指出，每个人在青年时期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每个人最初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是透过父母的眼睛，都带有主观偏差。而当一个人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力量，心理真正成熟之后，他便不再认同父母灌输给自己的一切，他会有自己不同的想法，会发现新的看待世界的角度，会逐渐形成自己的人生观，这就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


“妈宝男”需要摆脱的是母亲的影响，但其实每个人都会受到自己原生家庭的影响。“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迈出独立的一步，学会尊重事实，调整看待世界的角度，就会成为一个成熟的人。”陈祉妍说。

从事医学影像专业教学工作的35年里，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放射学院副院长鲁雯被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视作有故事、会聆听的“知心朋友”。


课堂上，她口授的专业知识从不枯燥。以医学影像设备中的关键部件X射线管为例，她从早年主要依赖国外进口的艰难，讲到近几年国产品牌的创新崛起，以此为学生树立对国产医疗设备的信心。课堂外，她策划系列讲座，将专家、优秀校友“请进门”，授课内容涵盖论文撰写、心理健康、医疗器械技术进展等方面。


“作为医学院校的教师，我们肩负的责任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多是培养医学生面对生命的尊重及奉献精神。通过努力实现全员、全过程思政育人，培养学生良好的医德及人文素养，使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构建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鲁雯说。


如何在医学生繁重的课业学习中有效开展思政教育？同一张思政试卷，医学生如何写？对此，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所有课程都有德育功能”。近年来，这所医科大学深挖各门课程的思政元素，培育示范性课程，开发课程链、课程群，培养教学名师和团队，延伸思政教学阵地，打造特色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入心入脑。


从“门外汉”到有意识地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并深受同学们欢迎，该校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虹用了4年时间。在她看来，这也是教学相长的4年。


她借用中国传统保健功法八段锦的招式，将自己的思政教学经验归纳为8个特点，包括：挖掘思政元素、强调爱国精神与人生观、培养申辩思维能力、激发创新意识、鼓励学生参与等。同时，她给自己划定两条“红线”：完全脱离现场情境的思政内容不用，灌输式、说教式的教学方式不用。


出乎王虹意料的是，崭新的教学思路犹如一股新风，让课堂氛围变得分外活跃。屠呦呦事迹、我国近20年在重大新药创制项目中取得的突破性研究成果、涉及药品安全的“缬沙坦风暴”……经过精心设计的事例被穿插到《医用化学》的课堂上，背后关涉的医风医德养成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讲台下的医学生。


一份有93名学生参与的课堂调查显示，98.92%的学生认为“课程思政对大学生活必不可少、非常重要”，98.93%的学生认为在课堂上感受到“激励自己进步和学习的动力”。


除教学方式的创新外，这所高校尝试将思政教育全方位融入学生评价和实践教学环节。


该校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郭淼讲授的《医学遗传学》是临床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在她看来，“这门课作为跨医学基础和专业之间的桥梁课程，既要培养学生研究遗传病的科学素养，又要塑造遗传病诊治医师的职业精神”。


在教学中，郭淼将家国、关爱、敬业元素巧妙设计，并探索“科教产融合+科普社会实践”思政教学模式，通过创建“遗传咨询和染色体核型分析”社会服务和学生实训平台和开展科普活动，让遗传学教学对接社会需求，同时增加学生临床实践机会。


事实上，这种思政教学不仅未削弱专业知识的传授效果，反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调查显示，参加过思政教学的学生的知识掌握、科研能力和职业素养等各项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此外，该校科教产融合社会服务能力和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均得以提升。近年来，郭淼负责的遗传学课程组发现上百例异常核型，指导学生获得相关实用新型专利1项，在省级及以上大学生实验技能与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30余项。课程组近5年组织及参与系列健康科普活动40余场，直接服务约14000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校的本科教学研究项目中，课程思政被单独立项并给予一定经费支持，用于资助教师进行课程思政教学理念、方法、模式等探索与实践。此外，全校定期举办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大赛、培训等活动，促进教师间交流，提升育人效果。


在浓厚的思政育人氛围中，该校越来越多的学生从中受益。


进行有创操作时，关心、提醒病人身体不适时及时告知……这些彰显医学人文关怀的细节，给现场评委留下深刻印象。在今年5月闭幕的第十届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全国总决赛中，刚考上本校硕士研究生岳晏如和5名队友为母校捧回了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赛道金奖。


“不论在课堂上，还是在手术室里，每位课程老师和临床带教老师都无私分享多年从医的经验心得，甚至包括种种教训。我看到了真正的好医生应该如何和病人打交道，更坚定了自己救死扶伤的信念。”岳晏如感慨。


“医学技术过硬、人文素养跟得上，一直是学校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的初衷。为此，学校始终把思政教育与专业课教学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并努力构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的‘大思政’格局。”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韩金祥说。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通知要求，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前5个月，网游的负面舆情占比最高，占比达到53.49%。另据统计，2020年第一季度，江苏全省消保委系统受理未成年人网游类投诉425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60%。虽然相关部门敦促各家游戏公司、视频网站、直播平台对“青少年防沉迷系统”进行多次升级，但依旧形同虚设，孩子们有一套破解之法。家长对于现有“青少年防沉迷系统”并不满意，如何维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成为社会、厂商、家长、学校多方的关注焦点。基于此，国家新闻出版署发文要求，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4.84亿。其中，12岁到16岁的青少年是网络成瘾的高危人群。研究表明，游戏成瘾的患病率约为27.5%。这个数据，令人触目惊心。2019年12月，千名家长联名写信，强烈要求国家加强对网络游戏的监管，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设置“网络保护”专章，专治网络保护不到位等问题。


特别是，2019年11月，国务院出台《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在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方面，网络游戏相关内容被专门提及。文件中明确，要实施网络游戏总量调控，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等。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应严格执行，发挥监管作用，净化网络游戏空间，认真落实“网络保护”专章，对未成年人的线上线下全方位保护。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应针对国内游戏产业在线网络游戏严格管理，内容包括引入预防性技术措施限制在线时间、强化登录身份认证、开发有效游戏指导和管理系统等，进一步治理未成年人网游沉迷问题。


限制未成年人网游时间，迈出了网络保护的第一步。解决未成年人网游沉迷问题，需要家庭、学校、政府等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形成治理合力。家庭是预防未成年人网游沉迷的“第一道防线”，家长要以身作则，不要沉迷于网络游戏；要注重与孩子加强沟通交流，培养孩子理性的时间管理能力。


再者，学校应通过多种方式，让学生认识到网游沉迷对生活、学习的危害，引导学生正确、适度上网休闲娱乐。更重要的是，游戏企业应开发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游戏，并通过技术手段设置游戏规则，限制青少年游戏类型、时长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张西流）

近段时间，北京市不断深化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在相关政策的持续推进中，部分培训机构盲目扩张带来的深层次问题也相继浮出水面。相关从业人员面临转岗改行已成为一个躲不开、绕不过，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


据了解，北京开展教育“双减”工作以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就开始全面部署针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人员的就业服务保障工作。有关部门通过对社保参保缴费人员数据摸底发现，北京属地内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员工90%以上是“35岁及以下”人员，且80%以上有“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


目前，北京已经为需要转岗改行的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储备了充足的岗位资源，明确了教学教辅类、技术支持类、运营职能类、市场销售类四大类岗位储备方向，有针对性加强典型岗位的储备工作。


记者采访了解到，北京市、区两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经为需要转岗改行的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储备相对适宜岗位1.03万个，还将联合相关社会和企业机构优先筛选一批待遇高、福利好的优质岗位信息，促进供需有效对接。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新闻发言人陆晓播透露，随着北京教育“双减”工作的持续推进，北京还将动态监测学科类校外培训头部机构用工风险，提早对接机构开展就业服务。相关部门将主动对接重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开展用工情况摸底，组织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保障，精准推送政策和服务信息。


北京还为需要转岗改行的相关人员举办了专场招聘会，拉开持续3个月乃至半年的“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序幕。


在北京，凡是需要转岗改行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工作人员，都将获得北京市联合有关企业共同推出的“3个一”服务——一个教培人才服务季，一个人才服务专栏，一个求职服务礼包。其中，礼包内容包括职场资讯推送，薪资查询服务和5个适宜岗位的推荐。


此项政策将为有就业意愿的人员提供求职登记、专门职业指导、匹配推荐、跟踪回访等精细化公共就业服务，并对应届高校毕业生应聘校外培训机构的情况进行重点关注。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人向记者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北京市将全力做好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人员的就业服务保障工作，并将他们视为北京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本报记者董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