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马帅莎)针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发射数万颗“星链”卫星，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表示，轨道和频率资源如今是稀缺资源，各国都在竞争，必须要有国际组织进行协调。他也就太空治理问题，提交了太空治理现代化的提案。

吴伟仁表示，太空轨道资源是有限的，特别是对于距离地面约36000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国际上曾规定间隔2度布置一颗卫星，现在是1度布置1颗卫星，总共可以布置360颗，随着技术发展，这个距离还会缩小。当卫星发射越来越多，轨道资源也越发重要。另外，无线电频率资源在国际上也是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则。

吴伟仁强调，轨道资源和频率资源如今是稀缺资源，各国都在竞争，必须要有国际组织进行协调。如今近万颗卫星在地球轨道上飞行，国际组织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正提出重新规划相关工作，但还未完全实施。

“对于轨道和频率资源的利用，目前一些国家也正在呼吁加紧制定相关规则和法律，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吴伟仁说，“这也涉及太空治理的问题，我还提交了一个太空治理现代化的提案。这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必须全世界尤其是主要国家协力才能解决。”

随着卫星发射数量增加，太空碎片问题也引发关注。吴伟仁表示，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了对空间碎片的研究。“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能够找到空间碎片。中国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出太空碎片的位置，对其进行编目，但我们对微小碎片的观测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

针对如何应对空间碎片，吴伟仁举例说，在航天发射中，可以通过观察发射窗口的某一高度、某个时间点是否会和太空碎片相撞，调整发射时间进行规避，这是一种被动方式。

“现在国际上也在开展空间碎片清除技术试验。”吴伟仁说，这个任务很繁重，因为碎片越来越多，目前已编目的10厘米以上的太空碎片大概有几万个，随着后续发射越来越多，空间飞行器增加，太空碎片的总数也将变多，清除难度也加大了。

“但是我想人类还是有办法解决太空碎片问题，目前多个国家，特别是航天大国，都在这方面投入精力、人力和经费。”吴伟仁说。(完)

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记者夏宾)“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这项重大改革任务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及。

今年，A股将全面迎来注册制时代，实行条件的基础如何？改革还要啃下哪些“硬骨头”？

“总体看，注册制试点改革进展符合预期，发行上市周期大幅缩短，信息披露更加严格充分，发行定价市场化机制基本形成，中介机构责任进一步压实，市场平稳运行，注册制试点改革取得了预期成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刘新华说。

三年多以来，注册制在科创板“破冰”，从试点探索到逐步铺开，北京证券交易所更是在成立时就实行注册制，在此过程中一大批科创型企业登陆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股权融资规模显著提升。据统计，2021年沪深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上市A股481只，筹资5351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加609亿元人民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直言，自科创板、创业板先后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试点以来，注册制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市场各方应对注册制股票发行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资本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已具备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条件。

但改革仍是进行时，而且每项系统性改革往往越进行到后期、越触及深处，就越是要啃下“硬骨头”。

“全面实施注册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主板改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指出，沪深主板不同于科创板与创业板，涉及众多的存量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这些上市公司的规模相对要大一些，业务经营处于相对成熟的阶段，从行业分布看不少还属于传统行业。

肖钢进一步称，因此，在主板实施注册制，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既要体现注册制的要求，又要符合主板的特点。同样是主板改革，沪深两个交易所的相关制度也不尽相同，在制定改革方案中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保改革平稳落地。

全国政协委员、国泰君安国际董事长阎峰说，注册制改革总体遵循发行上市条件做“减法”、上市公司与中介机构归位尽责做“加法”的大方向、大原则。在此背景下，如何促进市场各方归位尽责、构建资本市场生态的良性循环，需要作出更进一步的明确规定。

“注册制改革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是涉及监管理念、监管体制、监管方式的一场深刻变革，需要社会各界的齐心协力，合力支持。”刘新华指出，当前注册制改革仍存在不到位、不完善的问题，特别是发行与注册职责有待进一步理清，证监会与交易所监管边界尚需更加清晰，发行监管转型仍在进程之中，注册制的配套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等。

刘新华建议，下一步注册制改革需要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继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促进信息披露更加简明清晰、通俗易懂。

二是压实中介机构责任，研究制定中介机构尽职调查工作准则，明晰并落实各方责任。

三是规范注册制申请、判断、审核标准，量化审核注册的全过程和各环节。

四是建立适合中国资本市场实际的市场化退市机制，实现退市的常态化，使上市公司的“壳价值”趋于归零。

刘新华称，要通过构建高效完备的制度体系，扎实稳妥做好全市场注册制改革的各项工作，确保这项重大改革行稳致远。(完)

中新网北京3月9日电(记者张尼王世博)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早前的数据，中国每年猝死人数高达55万，医院外发生猝死的救治成功率仅有1%左右。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杨杰孚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猝死的发生正在年轻化，AED的推广普及十分必要，同时要让普通民众会用、敢用。

全国两会期间，健康领域话题一直备受关注。身为心内科专家的杨杰孚对于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年轻人猝死案例十分关注。

杨杰孚在采访中说，在中国，心血管疾病是死亡的“头号杀手”。猝死90%由心血管病引起，发生机制中，大约90%是恶性室性心律失常。另外，他强调，目前中国的猝死发生正在年轻化。

杨杰孚说，猝死年轻化主要是两方面因素引起：一是目前冠心病正在年轻化，因为冠心病是猝死最常见的心脏病；二是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人们的压力大、精神紧张，尤其是有些人会熬夜，这些是诱发因素。另外，有心脏病或潜在心脏病的患者，剧烈运动可能诱发运动性猝死。

“有些人有潜在的冠心病或遗传性离子通道疾病，但是由于没有症状，因此没有检查，当精神过度紧张、神经功能失调、经常熬夜、长期焦虑等就会成为猝死的诱发因素。对这类疾病的预防十分重要。”

杨杰孚告诉记者，猝死指发病一小时之内的死亡，其中心脏骤停的前4分钟是黄金抢救时间。

由于绝大多数心脏骤停都发生在院外，第一目击者通常不是医生，而是是家属、同事等，在来不及将病人送到医院的情况下就要求就地抢救，进行有效除颤，当猝死发生在公共场所，就需要AED(自动体外除颤器)进行除颤。

“我们国家的很多大城市，在很多公共场所，包括机场、地铁、运动场馆等都已经配备了AED，但遗憾的是它的知晓率低，大家不知道AED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怎么操作。”

事实上，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杨杰孚就曾在提案中强调大力推广AED。同时他强调，在立法层面，要建立健全法律保障，解决老百姓担忧的“施救会担责”问题。

“对于心脏骤停，就算立刻抢救，死亡率也高达50%或以上，就算是医务工作者施救，死亡率也很高，何况是非医务工作者？”他表示，要有一个法律依据，让大家放心大胆实施救治，一旦不成功，也不会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此外，杨杰孚强调，简单的心肺复苏、AED的使用应当普及到家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家中的保姆，因为他们可能是患者发病时最先发现的人。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心脏功能较好，发病时如果能有一个正规的急救方案，尤其AED设备，救治成功率应该很高。”他说。(完)

中新网北京3月9日电(任靖)从挤破头到“差生聚集地”，职业教育怎么了？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发展后，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职业教育应该何去何从？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给出了建议。

曾经“普高招不满，职校是热门”

1985年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指出，要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就业需求大，就业市场广，中职一度受到追捧，甚至出现“普高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门”的情况，山东、北京、上海等地率先试点，将普高改为职高或在普高里办职高班。

但随着经济社会以及教育行业的发展、变迁，职业学校的境遇也在不断改变。

如今“普通本科、职业本科招生差距百倍”

据教育部日前发布的《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2021年全国普通本科招生444.60万人，职业本科招生4.14万人；普通本科在校生1893.10万人，职业本科在校生12.93万人，两者出现了百倍的差距。

“以前上学的时候家里人都不让我跟中专的人玩，说他们都是差生。”晨曦(化名)告诉中新网。而持有这种认知或观念的人并不是少数，以致很多家长宁愿花高价也要把孩子送进普高。

有声音认为，“普职分流政策”(即高中阶段教育实施普职分流，且坚持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招生比例大体相当的政策)正面临挑战：职业教育上升通道不畅通，导致学生失去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而以升学为导向，使中等职业教育偏离了以就业为导向的定位。

建议普职“刚性分流”转向“柔性分流”

民进中央认为，“普职分流政策”比例不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自身发展实际。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而言，中职教育的发展重点已不再是规模扩充，而是质量提升和层级上移。

对此，民进中央建议，应从“刚性分流”转向“柔性分流”。各地应从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从人民群众对职业教育的接受度出发，在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招生比例方面不搞一刀切。有条件的省市可开展高中后“普职”分流，将分流的重心上移，将高等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作为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主体。

全国政协委员卢晓光则建议，在高二全部基础学科已经结业并会考之后，分流为普通班和职业班，按不同教育方案，充分发掘培养孩子的潜能和一技之长。

他认为，初中毕业即分流到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基础学科教育不足，较难进一步提高技能，也不利于青春期孩子的成长发展。职业教育分流延至高中以后，更有利于培养高质量技术工人。

“普职融通，让中职也可以考清华等学校”

两会期间，针对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不少代表委员指出，要推动“普职融通”。

全国政协委员马光瑜认为，普职融通，实现共享与互动，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学生学习、实践和创新能力，满足人才终身发展的需求，满足社会人才多样发展需要，是当今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

全国政协委员胡卫指出，职业教育被长期污名化，被认为是“失败者教育”。职业教育必须摆脱相对狭窄的困境，一是要横向融通，要实现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和学术教育的融合发展，二是要纵向畅通，畅通技能人才的上升通道。应该建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成为本科职业专科招生渠道，不排除像清华、交大这样的名校的技术技能专业也可以通过职教高考遴选学生。

民进中央甚至建议，淡化普职的区别，模糊分流的概念，为高中阶段所有学生提供学习普通课程和职业技能课程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实现中职与普通高中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学籍互转、双向流动的人才培养模式，让学生能在中职和普高之间及时调整转换。鼓励普通高校将职业应用类课程学习纳入招生要求。

胡卫还表示，我国要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很重要的是要使职教毕业生在就业、落户、薪酬待遇等方面能够享受和普通学校毕业生同等的待遇，以此来扭转我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缓解家长的焦虑。(完)

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记者马佳佳)“对一些父母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为孩子订‘娃娃亲’等行为进行训诫，发出家庭教育令，让‘依法带娃’成为家长必修课。”“家庭教育促进法今年起施行，更利促进‘甩手家长’‘依法带娃’。”

8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最高法工作报告和最高检工作报告，再次从国家层面就家庭教育发声，其中促进“甩手家长”“依法带娃”的提法引发关注。

事实上，在“带娃”这件“家事”上升为法律意义上的“国事”背后，是对未成年人提供司法保护的国家意志。这其中是促进家庭教育向好的引导力，也是从家庭层面筑牢法律防线的约束力。民有所呼，法有所应，背后更有着立法推动“善治”的暖意。

关乎民意的呼与应

“两高”报告中提到的“依法带娃”这个词，是伴随着今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而火起来的。“带娃”不再仅仅是关乎个人和家庭的“家事”，而是依法成为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社会团体、学校、家长、社会多方合力共同做好的“国事”。

这部法律的出台，可谓恰逢其时。长时间以来，一些家庭中“教而不当”的事例不断涌现，从过度溺爱，培养出众多“小公主”“小皇帝”，到管教过于严苛，“虎妈”“狼爸”式教育涌现，再到利用幼童直播牟利，这些令人唏嘘的现象背后，隐藏着家庭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让养娃、带娃从“无师自通”变为有法可依，让“依法带娃”成为家长必修课，体现了立法对民意关切的回应。

为“家教”指引赋能

重家教、讲家风，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传统美德。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开端，关乎未成年人的健康，关乎家庭的幸福安宁。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意图，是为“促进”家庭教育进行“指引”和“赋能”。

该部法律，不仅明确了家庭教育的定义，明确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责任，通过大量细致的规定条款，为广大父母提出了5个要求、6条指引以及9种家庭教育方法。引导家长按照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教育孩子，并在家长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提供来自公共体系的帮助渠道。相关法律条文的背后，透露出不仅对“娃”，还有对“娃爹娃妈”的关怀暖意。

教育不当的责与罚

家庭教育促进法不仅有针对性地列举了众多涉及孩子教育的具体内容和教育方式，解决家长“教什么”“怎么教”的困惑，还明晰了哪些“教而不当”行为，会受到国家层面的出手干预。

2022年1月6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抚养权变更纠纷案，并针对监护人监护失职的情况，向监护人发出了家庭教育令，责令其多关注被监护人的生活状况。这是家庭教育促进法生效后全国第一例家庭教育令。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家庭教育令是“长牙齿”的。收到家庭教育令后，如果不按照相关规定去做，可能会受到罚款、拘留，甚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从法律层面，为家庭教育划定底线标准，对长期以来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养而不教、教而不当现象出手，是更大范围地对未成年人权益进行保护，也是从家庭层面上，扎紧未成年人犯罪“防护网”，为孩子上好人生第一课进行司法护航。(完)

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记者宋捷)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8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两份报告均提到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司法保护问题。

从指纹解锁到人脸识别，近年来，基于个人生物特征信息的身份识别被广泛应用，为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相关数据安全事故亦带来新的挑战。一方面，“刷脸”可以避免身体物理接触和病毒传播，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一旦个人信息被泄露和非法使用，将对信息主体的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等基本权利造成严重损害。

最高法工作报告显示，2021年，严惩窃取倒卖身份证、通讯录、快递单等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审结相关案件4098件，同比上升60.2%；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2021年，从严追诉网络诽谤、侮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侵犯公民权利犯罪，起诉3436人。办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2000余件。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共同构成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框架。随着人脸识别等技术在速度和准确性上大幅提升，如何扣牢个人信息的“法治安全锁”，使公民安心享受“刷脸”时代的便利，成为当前中国司法领域的新课题。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梁斌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指出，法律层面上，可从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其一，确保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存储和调用相分离。目前，苹果、华为等品牌的一些机型已基本做到将人脸和指纹信息存储在设备本地，而无法上网。第三方应用从设备本地调用人脸或指纹信息时，将无法看到人脸和指纹的具体内容。

其二，确保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记录的知情权。当记录人脸、指纹、走路姿态等信息时，应使当事人知情，且当事人有权拒绝被记录；此外，应使当事人明确知悉生物识别信息的适用范围，当信息移交第三方时，第三方有义务告知当事人这些信息会被用到哪些方面。

其三，应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记录方和使用信息的第三方设立信息“保存期”。目前，绝大多数互联网平台在搜集个人信息后是永久保存的，且当事人无法亲自删除。相关企业在记录公民个人信息时，应向有关部门进行备案，说明信息的使用方向和期限。

“总体来看，应逐渐形成一套能平衡好各方利益的框架，使公众权益得到保护的同时，企业可以利用人脸识别等技术提升生产力，同时又不会形成垄断。”梁斌向记者表示，“去年国家开始加强对互联网企业的反垄断措施，加上近年来中国算法监管技术的进步，使现在成为构建这一框架的好时机”。

今年两会期间，多位委员就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提出了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第五空间信息科技研究院院长、上海市信息安全行业协会名誉会长谈剑锋指出，尽快设立国家“数据银行”，优先收储分散在各金融机构、互联网公司等企业中的生物特征数据，最大程度保障关键数据安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则认为，应由政府授权组建行业协会，进行人脸信息保护的微观管理。

对此，梁斌表示，中国一直以来鼓励企业在合规前提下进行自主创新，可待互联网公司、手机设备商、金融机构等行业内部形成统一规范后，再行实施国家层面的统一管理。(完)

中新经纬3月10日电(徐世明)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事实上，这是政府工作报告连续第4年提到“数字经济”，从“壮大数字经济”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经济”连续4年被提及

早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壮大数字经济”，紧接着2020年和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直接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数字经济也在抗疫和产业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则连续第4次提及“数字经济”，不仅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更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从壮大到打造新优势，再到促进发展、完善治理，数字经济正加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

此前，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数字经济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7.8%。同时，该规划还明确目标：到2025年，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

5G实际连接用户超5亿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个体的广泛参与。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国内市场手机总体出货量累计3.51亿部，同比增长13.9%；其中5G手机出货量2.66亿部，同比增长63.5%，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75.9%。2022年1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3302.2万部，5G手机有2632.4万部，占比达到79.7%。

5G基站方面。3月8日，工信部部长肖亚庆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142.5万座5G基站，实际连接的用户超5亿，今年力争超过200万座5G基站，打好网络基础。

“应用方面，也鼓励更多的应用案例、应用场景、应用软件、应用实践不断涌现，我们将做好推广和引领示范，使5G的应用更广泛地涌现出来。”肖亚庆指出。

肖亚庆表示，5G发展过程中，各行各业要形成合力、相互融通，使得5G的发展在技术上保持领先，更多创新。在发展5G的同时，考虑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演进方向、演进技术路线，为下一代通信技术6G的发展提前谋划，提前做好部署，这也是5G发展的成果，也是5G未来发展的延续。

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有望扩围

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人民币也早已被安排上日程。2019年末，数字人民币开始试点。目前，数字人民币已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上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大连及北京2022年冬奥会场景等“10+1”地区开展试点工作。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当天，在国家体育场的冬奥会特许商品售卖店，不少观众已使用数字人民币购买“冰墩墩”。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全国第三批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即将亮相，天津市、杭州市、福州市等地区有望入选。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超过808.51万个，累计开立个人钱包2.61亿个，交易金额875.6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表示，“试点有效验证了数字人民币业务技术设计及系统稳定性、产品易用性和场景适用性，增进了社会公众对数字人民币设计理念的理解。”

围绕数字人民币的后续工作，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表示，建议结合数字人民币研发试点进程，修订人民币管理条例等制度相关内容并作相应细化。在明确数字人民币法偿性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数字人民币的接受过程和技术要求，就数字人民币的法偿性方面作出例外或豁免规定，并就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程、反洗钱、反假币、个人信息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题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此外，数字人民币普及后，现实生活中会取代人民币吗？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局长罗锐曾表示，“中国作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多民族融合、区域发展差异大的国家，社会环境以及居民的支付习惯、年龄结构、安全性需求等因素决定了实物人民币具有其他支付手段不可替代的特性。实物人民币将与数字人民币长期并存。”(中新经纬APP)

中新网北京3月9日电(记者黄慧)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任重而道远。2022年是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全面铺开的第二年。

如何找准关键方向，把握好步骤节奏，稳步完成“双碳”目标？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聚焦发展短板指出有效路径，为实现“双碳”之路建言支招。

借力创新精准“解题”少走弯路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各地已陆续启动相关工作。然而摸着石头过河，基层落实中也出现了精准化、精细化控能不足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浙江省委会副主委王坚表示，部分地区控能对象略显片面，控能减排工作也未从产业链保供角度进行周全考虑。

为此，王坚建议科学部署设计“精准控能”机制，建设现代化智慧电网推进数字控能，加快搭建符合产业升级、生产需要的“双控”体系，强化全产业链主体用能保障，扎实推进碳达峰工作。

如在“建设现代化智慧电网推进数字控能”方面，王坚建议，建设一体化电网运行智能系统，以数据模型算法赋能电力供应，驱动企业的风能、屋顶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协同优化调度，实现区域清洁能源基本全额消纳，同时大力实施“5G+智能电网”建设，实现电网海量终端设备的“全程控”。

此外，王坚还建议强化全产业链主体用能保障，如围绕重点产业集群，排摸产业链龙头及上下游配套企业情况，制定“一企一策”“一链一策”的控能计划。

“双碳”目标下，企业如何主动拥抱低碳发展？

将目光聚焦印染助剂行业，全国人大代表、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表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纺织印染助剂市场需求持续增加，使用的包装桶数量也日益增多，但目前包装桶不能有效地实现循环利用，造成了资源浪费。

他以一组数据进行介绍：据统计，印染助剂包装桶使用量每年达到1000万只，且复合年均增长率到达5%，但目前行业内仅有40%的包装桶作为周转桶循环使用，循环使用率低。

立足行业实际，徐冠巨认为可对现有回收模式和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和危险废物豁免管理的理念拓展应用于印染助剂行业包装桶管理，实现行业内供应链与循环链的无缝衔接，建立起“销一收一”模式，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行业内符合循环利用条件的包装桶在收集、贮存、运输、清洗等环节进行危险废物豁免管理。

聚焦碳排放“大户”发力拥抱“绿色”

汽车尾气是公认的碳排放“大户”。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认为，以新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交通工具可实现零排放，是绿色出行、低碳生活的最好选择。

为此，张天任建议从国家层面明确动力能源转型规划，让更多汽车企业、能源企业发展的方向更加明确、路径更加清晰。同时，他认为应完善交通领域新能源应用环境，研究出台新能源应用配套政策措施。如，在公共交通方面使用新能源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在个人出行方面实行道路通行、停车费用减免等优惠政策，引导全社会绿色低碳出行。

张天任还建议包容支持新型动力能源发展，不能限制铅蓄动力电池发展，让低速电动车技术路线由市场和消费者决定。

“甲醇已经成为全球业界公认的一种新型清洁绿色能源，是构建未来绿色能源的重要选择。”全国人大代表、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表示，推广应用甲醇汽车是实现交通领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最为现实有效的路径。

李书福建议，将甲醇汽车纳入新能源汽车发展体系和管理范畴，给予甲醇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同样的政策支持，带动更多的企业投入甲醇汽车的研发，加快实现交通领域碳中和。

关注数字新基建减排降耗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浙江移动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郑杰看来，数字新基建的能耗和碳排放量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近年来，中国数字新基建的能效水平在不断提高。据悉，国内超大型数据中心的平均电能利用率(PUE)为1.46，部分优秀绿色数据中心已经全球领先，PUE可达1.2到1.3。5G基站的单站能耗相比2019年5G开始建设时的能耗，也下降了25%。

但随着数字化业务呈倍数级增长，新基建的能耗和碳排放量的总体规模仍呈现上升趋势。

郑杰认为，要有序推动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高效推进数字新基建领域节能降碳工作，包括加快数字新基建的能耗评价和碳排放标准建设，加强针对数字新基建的碳排放制度供给，进一步优化“双碳”监管治理体系。

例如，他认为要将数字新基建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用能权交易市场，加强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的统筹衔接，前端与末端治理协同应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

此外，郑杰表示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双碳”协同工作机制，加强“双碳”集约化监管，推进相关部门碳数据共享、业务互通；加快推进能耗智控建设，积极鼓励能源管理领域5G、物联网等数智技术的应用，鼓励搭建满足区域性、行业性发展特征需求的管理平台，实现数智析碳、精准降碳。(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代表委员表示，要进一步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处理好发展和减排关系，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让我们生活的家园更绿更美，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四川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我们强化上游意识、担负上游责任，加快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建设，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波代表说，今年将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重点紧盯8个未达标国考断面，力争实现达标率100%，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王波代表建议，出台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激励方案，探索更多务实管用的办法，让用水多、治水差的多付生态补偿资金，省水、治水好的多受益，以更大力度保护好长江黄河上游生态环境，筑牢生态屏障。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行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福建福州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侯艳梅代表建议，常态化推进垃圾分类宣传工作，积极倡导垃圾减量、绿色消费，深入践行低碳生活、适度消费的理念。探索建立垃圾处理费按垃圾分类质效差异化征收制度。此外，要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垃圾分类联动机制，强化责任人制度，对分类成效显著的单位、住宅区、家庭等给予激励。

绿色发展，离不开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浓缩化是洗涤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目前我国浓缩洗涤产品消费比例不足4%。”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月明代表建议，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洗涤产品浓缩化发展，引导消费者使用绿色浓缩洗涤产品。健全绿色认证和标识体系，支持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同时开展浓缩洗涤产品的科普宣传，倡导绿色消费。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江西抚州市委书记夏文勇代表说：“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和具体举措。抚州作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城市，近年来在生态产品确权、核算、评估、交易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

“我们在实践中，也遇到了生态产品价值度量难、变现难、交易难等普遍存在的难题。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生态产品交易平台，生态资源的有效流通、让渡、处置、变现通道难以打通。”夏文勇代表建议，健全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机制，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交易平台，明确生态产品交易品种，制定交易规则和制度，探索开展绿化增量和清水增量等责任指标、森林覆盖率等资源权益指标交易，推动生态产品价值的发现、实现和变现。

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将极大改变我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华荣代表表示，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布局，加速应用绿色新技术，以绿色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朱华荣代表建议，推进绿色低碳产业布局，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淘汰高耗能设备，推进绿色低碳工艺技术革新，打造一批绿色智慧工厂。发挥好产业链“链长”作用，强化对产业链碳足迹的跟踪，加强对供应链碳排放的管控。

结合“双碳”目标和大湾区的区域优势，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代表提出关于加快粤港澳大湾区蓝碳发展的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和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同时具备红树林、海草床、盐沼这三大滨海蓝碳系统，海洋产业基础雄厚、互补性强，具有发展蓝碳的得天独厚优势。”马化腾代表建议，开展大湾区蓝碳生态系统基础调查与检测，制定战略规划，建立数据网络系统；加强海洋协同保护管理，开展固碳增汇技术研发，重建高生物量、高碳汇型水生生物群落，完善海洋碳循环和储碳机制；加大对蓝碳关键技术的科研投入。

加快新能源材料产业发展，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全球新能源汽车、电化学储能等行业快速发展，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及其上游原辅料材料市场需求爆发式增长，新能源材料产业竞争日趋激烈。”贵州磷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何光亮代表建议，进一步重视新一代动力电池产业化发展的战略意义，制定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做好顶层设计。同时，支持贵州省高质量发展新能源产业，建设国家级新能源材料制造业创新中心，大力布局前沿技术研发，带动产业创新升级。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进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建设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目前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尚未形成系统的碳足迹政策管理体系。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低碳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碳足迹核算体系。”小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代表建议，建立系统的碳足迹管理体系，指导新能源汽车产业低碳发展；制定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碳足迹核算标准及方法；建立新能源汽车碳足迹行业数据平台；完善碳足迹认证、评级及激励机制。

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聚焦市场主体，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一系列减负纾困新举措。

代表委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亿市场主体承载着数亿人就业创业，是中国经济韧性、潜力所在。尽管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但相信随着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一定能做到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夯实经济稳定运行、质量提升的基础。

助企纾困见实效

过去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政府坚持把减税降费作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一招，用自己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加法”和市场活力“乘法”，推动经济增长。对此，代表委员纷纷点赞。

制造业是减税降费政策支持的重点领域。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李东生表示，“国家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其中，减税降费给制造业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TCL从中受益。”

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我国经济韧性、就业韧性的重要支撑。一组数据传递出政府对这类市场主体的暖心呵护：2021年，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新增减税2951亿元，小微企业每百元销售收入缴纳税收同比下降12.4%。

“1.5亿市场主体中，绝大部分是个体工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表示，政府采取一系列支持和帮扶举措，让经济“细胞”正常运行，有利于市场主体稳定发展。

减税降费是助企纾困直接有效的办法，实际上也是“放水养鱼”，让企业更有底气提升竞争力。“这几年公司一直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此外还享受到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这让我们在新项目和研发方面有了更大空间。”全国人大代表、中海化学暨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化肥二部副总经理刘平说。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联主席磨长英认为，政府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完善减负纾困等政策，激发了市场活力，使企业投资、研发动力更强劲，更有信心走好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道路。

政策礼包更给力

当前，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政策支持如何再加把劲？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政策举措备受关注。

“今年政策礼包更给力！将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预计全年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元，其中留抵退税约1.5万亿元，退税资金全部直达企业。相较以往的减税降费政策，这不是简单延续，而是递进升级，更坚定了我们创新发展、打造世界级优秀企业的决心。”全国人大代表、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立忠说。

减税降费规模更大，发力更加精准。今年，制造业等6个行业的退税减税规模将达1万亿元，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受益规模将超1万亿元。

在王一鸣看来，今年政策在一些具体领域加大了支持力度，如“对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100万元至300万元部分，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等，这些措施将能帮助市场主体顶住压力。

“国家提出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力度，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75%提高到100%，完善设备器具加速折旧、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进一步对企业创新给予税收支持，必将激励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培育壮大新动能。”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金后盾塑胶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彦平说。

“减税降费力度只增不减，靶向性更强，对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增加现金流，效果立竿见影。”磨长英说，“希望广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不要错过这场政策‘及时雨’，充分发扬企业家精神，从危机和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坚定未来发展信心！”

协调联动增动能

如何更好发挥政策实施效果？代表委员表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同时，也要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

“宏观政策协同发力，能产生‘1+1>2’的效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如果没有货币政策配合支持，财政政策的效果可能就会打折扣。

戴立忠表示，通过增加融资渠道等方式，不仅能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能够实现从“放水养鱼”到“水多鱼多”“水大鱼大”，进一步释放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他认为，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精准支持小微民营企业、制造业以及重点新兴领域，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推动内需恢复，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减负纾困政策之外，政府工作报告在营商环境方面的部署引起代表委员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自贡市委书记范波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等举措，抓住了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的“牛鼻子”。“自贡市坚持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程，聚焦市场主体办事创业痛点堵点难点，当好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范波说。

全国政协委员、网易公司首席执行官丁磊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助企纾困、改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实实在在举措令他感到振奋，“作为数字经济从业者，我们将牢牢抓住新机遇，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助推中国文化IP走出去。”

2022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一年。5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抓好农业生产，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完善和强化农业支持政策，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如何更好保障14亿多人“到点开饭”？如何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乡村振兴如何发力？代表委员在全国两会上积极建言献策。

保障粮食安全：守底线还要有成色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

习近平总书记6日下午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指出。

尽管去年我国粮食生产第十八年丰收，为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但还面临不少挑战，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端牢中国人的饭碗不容任何闪失。

针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政府工作报告作出一系列部署：“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切实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新建1亿亩高标准农田”……一系列有力举措和明确要求彰显端稳饭碗的决心。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东北林业大学教授赵雨森委员说，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不能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粮田必须是良田。

藏粮于地还要藏粮于技。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加快推进种业振兴，加强农业科技攻关和推广应用”等系列举措，依靠科技提高粮食生产的质量和效益。

安徽农业大学校长夏涛委员说，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为农业注入科技新动能，从高度依赖化肥、农药等投入追求高产到依靠科技强农，提高粮食生产质量和效益。

政府工作报告紧盯“种粮人”和“抓粮人”，明确提出发放农资补贴，适当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等，落实“米袋子”“菜篮子”的责任。多位代表委员认为，当前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让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保证粮食年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巩固脱贫成果：兜底要牢产业要旺

3月，春风已到乌蒙山。看着家里的一箱箱蜜蜂，从脱贫不稳定户中“销号”的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坪上镇脱贫户徐正明笑开了花，“去年我家蜂蜜就卖了4万多元！”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落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徐正明家所在的昭通市是全国脱贫人口最多的地级市。去年以来，昭通精准动态识别“三类对象”，以产业帮扶、兜底保障等举措及时有效化解返贫致贫风险。

昭通市委书记郭大进代表说，下一步要通过线上受理和线下排查“双线并行”，健全常态化监测预警帮扶机制，坚持做到不漏1户不漏1人，分类采取帮扶措施，彻底消除风险隐患。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

安徽省六安市委书记叶露中代表说，产业兴旺关键是延长农业产业链，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产业+人才+园区+市场+龙头企业”持续做实农业产业。

乡村产业体系越健全，农民增收渠道就越通畅。“脱贫地区面临一个共性问题就是特色农产品的出路在哪里，提高特色农产品的商品率、加工转化率，必须加快现代经营主体的培育和经营体系的构建。”云南省农科院院长李学林委员建议。

搬迁群众是防止规模性返贫的特殊群体。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做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郭大进认为，要重点做好就学、就医、就业保障和产业支撑，做实精细化管理服务，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启动乡村建设：补短板还要提“颜值”

“要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抓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五大振兴”中生态振兴的载体。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启动乡村建设行动，加强水电路气信邮等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和污水垃圾处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应从源头端着手。”牧原集团董事长秦英林代表注意到，报告的部署直击当前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也为农业类市场主体参与乡村建设指明方向，“我们探索推广‘养殖—粪肥—生态农业’的种养结合模式，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经历脱贫攻坚，环境美化了、产业发展了、收入增加了、乡风和谐了。”来自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的陈飘代表最大的心愿是带领村民抓住乡村振兴的契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将美丽环境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

代表委员认为，在开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新征程中，要进一步破解技术支撑不足、农民参与不充分、长效机制不健全等瓶颈。对此，陈飘建议，乡村建设要坚持问需于民、突出农民主体，激发自觉参与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今年他们将通过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让美丽乡村有“颜值”更有“气质”。

强化基层党建：扎实稳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乡村振兴不能只盯着经济发展，还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基层党组织是推进乡村振兴的“主心骨”。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贾寨镇耿店新村党委书记耿遵珠代表说，脱贫攻坚取得伟大胜利的“密码”之一就是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坚强战斗堡垒作用，形成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向改革要动力。开展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县试点；深化供销社、集体产权、集体林权、国有林区林场、农垦等改革；深入开展文明村镇建设……政府工作报告对扎实稳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部署。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天山堡村党支部书记冉慧代表认为，乡村振兴阶段，推进农村改革，释放生产要素活力，更需要党组织引领和带动。

对基层党员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去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回信。

殷殷嘱托汇聚起实干苦干的磅礴力量。来自临沧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姜建萍带来好消息：沧源以边境村为重点积极谋划227个项目，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发展为主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姜建萍说，在脱贫攻坚阶段探索总结的“五级书记抓扶贫”宝贵经验，要在乡村振兴工作上继续发扬光大，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机制，为乡村振兴注入不竭动力。（记者侯雪静、杨玉华、吉哲鹏、杨思琪、字强、周闻韬、邵琨、戴威）

中新社北京3月8日电(记者袁秀月张一辰)近年来，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案件屡屡发生。如何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追究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2022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就未成年人防侵害问题发声，建议从落实及完善相关制度、法律入手，为未成年人织密法治安全网，走出“隐秘的角落”。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一直存在发现难、发现晚问题。有机构每年对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例进行统计，数据显示，受害人普遍年龄较小，熟人作案的比例较高，使得对此类犯罪的打击难度加大。

2020年5月，最高检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推动解决这两大难题。

“强制报告制度的出台，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提供了破题之策。”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女法律工作者协会会长、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对中新社记者表示，但在实践中，她发现还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强制报告的主体不够明确，对于违反强制报告义务的责任追究面临规范缺失困境等。

更关键的是，由于对报告主体的信息保护和安全保护措施没有明确规定，一些具有强制报告义务的报告人仍心存顾虑，害怕被打击报复。再加上传统观念和责任意识原因，强制报告制度在现实中的落实还存有短板。

对此，方燕建议，落实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强制报告制度，进一步明确强制报告义务人的主体范围，对强制报告义务人进行隐私和安全保护，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刚性约束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济南市人民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刘英才也建议，将强制报告线索发现职责纳入辖区网格化管理体系，广泛发动民众，借助网格员管理制度实现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线索的积极发现、及时处置和妥善管理，助推强制报告制度全方位实施。

另一方面，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机会增多，利用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呈高发态势。

“网络暴力看似离我们很遥远，但在未成年人未形成较为成熟的思考能力、判别能力前，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受到网络言论的侵害，导致悲剧发生。”方燕表示，通过网络社交工具来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比如网暴未成年人、非接触性的“网络隔空”猥亵行为等，也是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建议将此类案件也纳入强制报告行列。

“学校、家长和社会各界有强制报告义务，同时面对新科技时代的新犯罪，网络平台也应当负有保护的责任和义务。”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刘红宇表示。

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点出2021年未成年人保护的几组关键数字——

通过强制报告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1657件，对未履行报告义务促整改、追责459件。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749万人次、解聘2900名有前科劣迹人员。从严追诉性侵、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6.1万人，同比上升5.7%。

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正为未成年人撑起又一把保护伞。而让更多具有强制报告义务的主体放心大胆地履行义务，减少或避免对未成年人的侵害，把“大灰狼”挡在门外，则成为多位代表、委员的共同期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