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国家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作为其中重要举措之一，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了为期半年的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套牌侵权、制售假劣等违法行为，目前取得初步成效。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行政等多种手段，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关键季节，强化全链条全流程监管，截至目前，全国已查办种业违法案件4000多件。


针对小麦“三无”种子等违法线索，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实地督导检查。同时将查处“三无”种子作为秋季市场检查重点内容，扩展到全国范围。安徽省启动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全省已排查发现“三无”种子违法线索24条，立案调查21件，移交公安7件，行政拘留5人。


针对套牌侵权案件，各地严格执法，重拳打击。浙江省侦破“甬优”系列水稻品种侵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涉案金额157万元；甘肃张掖农业执法部门组织销毁侵权在田制种玉米50余亩和违法转移玉米种子10余吨；海南省农业农村、公安部门联合开展西甜瓜种子专项执法，立案6起，查扣涉案种子16000余袋，价值300余万元；河北省破获特大生产销售伪劣种子案，涉案金额2000余万元；河南省破获玉米假种子案，涉案金额300万元。同时，新疆、内蒙古等地，针对哈密瓜品种侵权、玉米非法制种等案件线索，正在进行严格核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严惩。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要继续扎实推进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整治，强化全链条、全流程监管，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健全区域联动响应和案件联查联办机制，推动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对套牌侵权、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重拳出击，加强转基因非法种植监管，全面净化种业市场，为种业振兴营造良好环境。

日前，国务院发布批复称，原则同意《“十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将健全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支持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区、老工业城市等特殊类型地区更好解决自身困难，更好发挥支撑功能，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开拓振兴发展新局面。


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是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区域经济布局的关键一环。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区、老工业城市等特殊类型地区，虽然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差异明显，但大多承担着传承红色基因、保障能源安全、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生态屏障和稳固边境边疆等特殊支撑功能，是“重中之重”亦是“难中之难”，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成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在政策、项目、资金等多方面支持下，特殊类型地区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但是，受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基础等各种因素影响，对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仍然面临基础设施薄弱、要素资源紧缺、开放程度偏低等共性矛盾。比如，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经济总量不大，人均水平依然偏低；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层次不高；城市辐射带动力和县域经济不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社会治理等领域仍有不少短板。


支持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亟须打好红与绿“组合拳”。以红促绿、以绿带红，将弘扬传承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创新闯出一条生态环境优美、经济发展繁荣、居民生活幸福、社会和谐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擦亮红色基因底色，关键在于红色资源的活化利用。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规划编制“红色文化+”发展战略，加快推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立法，建立完善红色资源数据库进行数字化保护，打造一批红色文化地标和红色文化名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创新策划系列红色主题精品展陈，开发推出党史学习教育精品课程与研学线路，建成一批集红色遗址、文物展示、红色旅游、休闲运动为一体的红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特殊类型地区逐步从“革命之红”转变为“发展之红”。


与此同时，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在产业发展、平台建设、支持政策中始终坚持发挥资源和生态优势，探索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创建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加快落实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实施近零碳排放示范工程，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链，培育集群龙头骨干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强特殊类型地区与创新资源富集地区合作，因地制宜探索研发在外、生产在内合作发展新模式，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及创新平台，鼓励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当地企业设立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等。


红绿融合总相宜，渐成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的主打色。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交通强国建设，一个个超级工程让世人赞叹。同时，在我们身边还有一个“不起眼”的超级工程，这就是农村公路。一条条农村公路连接十里八乡，成为农民群众的“脱贫路”“致富路”“幸福路”，为广大农村地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


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农村公路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管理养护存在短板、客货运输服务水平不高，农村公路效能并未完全发挥。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继续加大建设力度，另一方面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


继续建好农村公路是增强民生福祉的应有之义。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补上欠账，同时提升农村公路等级标准，加快构建广泛覆盖的农村公路网络体系，让骨干网更壮实、毛细网更密集。惟有如此，才能让广大农民更好地享受到国家发展的成果，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管好、护好农村公路是把好事办好的基本保障。路修好了并不意味着就能发挥作用。路需要养，车需要管，钱需要筹，解决这些问题要健全长效稳定的管养保障体系。在管的方面，要全面实施农村公路县、乡、村三级“路长制”，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严厉打击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加强路产路权保护；在护的方面，要定期维护道路，及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为此，要落实管理养护资金投入，通过市场化手段提升道路养护专业化、机械化水平。同时，还可以开发并规范管理“四好农村路”各类公益性岗位，拓宽农村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渠道。


运营好农村公路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我国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目标已全面实现，基本形成了遍布农村、连接城乡的公路网络。但一些地方通车、通邮情况并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公路效用的发挥，也影响了后续管护，需要通过落实相应补贴政策、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等方式，确保农村客运“开得通、留得住、服务好”。同时，要努力挖潜，将农村公路与农村物流、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村公路路衍资源开发利用

2019年11月16日，赵某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某物流公司大货车超载，122报警台接12345热线转报后指派民警与赵某联系，后交管部门对超载货车进行了处罚。时隔一日，赵某以将举报该物流公司存在扬尘、超载等问题为要挟，向该公司运输活动负责人李某等人索要1万元。李某等人因惧怕赵某继续举报、影响经营，故按赵某要求经汪某之手将钱款交给赵某。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被告人赵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万元，追缴赵某违法所得1万元发还被害人。一审宣判后，赵某以其未拿到钱款构成敲诈勒索未遂为由提起上诉。


北京三中院二审认为，上诉人赵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应予以惩处。对于上诉人赵某所提其系犯罪未遂的上诉理由，法院查证后认为，该案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被告人赵某以继续举报物流公司存在扬尘、超载等为要挟，通过他人转达的方式向被害人李某等人索要钱款，导致李某等人产生恐惧心理，进而将1万元钱款交付给赵某指定的收款人汪某，最终由汪某交付给赵某，故赵某所提相关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据此，北京三中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主审法官表示，本案中，赵某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举报车辆超载的行为，有利于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运输管理秩序，本应得到鼓励和提倡，但赵某在该车辆已经被交管部门处罚后，出于强行索要财物的目的，以继续举报为要挟，从而达到非法索要财物的目的，这种行为不但与法律赋予公民举报权的初衷相悖，也侵犯了李某等人的财产权。赵某在得知对方存在违法行为时以告发相威胁，即使告发行为本身是合法的，但若以此为要挟索取不正当经济利益，便属于超出必要限度行使举报权，应当承担敲诈勒索罪的刑事责任。

漫画/高岳


打着康体养生的名义，大肆非法挖山采石；政府文件禁止“大开大挖”，企业偏偏对着干；山体开挖形成多处陡坡和矿坑，现场满目疮痍……


在湖北省长阳县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一路绿灯下，由长阳花香水岸康养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香水岸公司）投资建设的清江花香水岸康体养生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变形走样，规划的康养项目基本没有进展，而花香水岸公司却以排险及场平名义非法挖山采石。


今年9月，中央第三生态环保督察组（以下简称督察组）在对湖北省进行第二轮督察时发现，由于花香水岸公司“大开大挖”，该项目今年4月和5月曾两次引起周边山体严重滑坡和开裂，人为造成地质灾害。面对花香水岸公司违法挖山采石等问题，长阳县调查处理不严不实。


康养项目严重变形走样


长阳县地处鄂西南山区、长江重要支流清江中下游，属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范畴。几年前，长阳县政府决定在该县丹水新区龙舟坪镇黄家坪村丹水岸边建设清江花香水岸康体养生项目。通过政府招商引资，花香水岸公司成为这一项目的投资建设企业。


督察组介绍，清江花香水岸康体养生项目作为长阳县重点招商项目，功能定位为生态保护治理、文化休闲旅游、休闲农业观光、康体养生度假。然而，经督察发现，花香水岸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变形走样，规划的康养项目基本没有进展，而花香水岸公司却以排险及场平名义非法挖山采石。


2017年2月，长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委托编制的《长阳丹水大房坪地块地质调查报告》（以下简称地质调查报告）明确提出，花香水岸项目所在区域场地工程建设适应性差，建设工程布置应“依山就势”，避免“大开大挖”，防止造成地质灾害。


督察组调查发现，从2017年6月开始，花香水岸公司在未办理采矿许可证和用地手续不全的情况下，不顾地质调查结论，以应急排险为名，对黄家坪村所在山体进行“大开大挖”，非法采石。截至今年5月，企业共非法开采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矿600余万吨，外售592万吨。


9月13日，督察组使用无人机拍摄发现，花香水岸项目超量挖山采石，导致山体坡度陡直，并形成多处低洼矿坑。


“由于企业‘大开大挖’，今年4月和5月两次引起周边山体严重滑坡和开裂，人为造成地质灾害。即便如此，在长阳县政府要求企业进行应急排险后，花香水岸公司故伎重施，不按应急排险方案施工，超量超限挖山采石。”督察组介绍，截至今年9月13日，该项目实际开挖量约97万立方米，远超方案设计的31万立方米。


开挖山体紧靠村民房屋


督察组介绍，2018年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今年9月督察组进驻湖北期间，均有群众投诉花香水岸公司违法挖山采石，严重破坏自然生态问题。


“花香水岸公司在挖山采石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要求，扬尘、噪音严重影响周边村民生活。”督察组指出，今年3月，挖山采石活动导致村庄道路中断，至9月督察时，村民仍不能正常出行，群众反映十分强烈。


9月13日，督察组现场督察时看到，长阳县龙舟坪镇黄家坪村开挖的山体紧靠村民房屋，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介绍，面对花香水岸公司违法挖山采石等问题，长阳县调查处理不严不实。“针对群众反映的‘黄家坪村丹水边有家采石场，严重破坏山体’问题，长阳县回复称，现场实施的是花香水岸项目排险及场平工程，否认有采石场和破坏山体行为。”督察组透露，“甚至接到本轮督察信访转办件后，长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上报的调查报告中仍称花香水岸项目不存在非法开采行为”。


实际上，长阳县原国土资源局早在2017年就曾两次针对花香水岸公司非法挖山采石行为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并在2019年将案件移交公安部门。“但调查处理不了了之，企业违法行为长期得不到纠正。”督察组说。


当地政府不作为乱作为


在花香水岸公司违法挖山的背后，是当地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督察组指出，进一步调查发现，为给花香水岸公司创造条件，当地政府违法改变河道。


2014年，为获得更多建设用地，长阳县计划改变清江支流丹水河道，为使改道工程符合规划，在城乡总体规划未变更的情况下，长阳县违反城乡规划法擅自调整长阳县丹水新区控规，并根据调整后的规划，未经地质调查等科学论证，就以应急抢险工程为名实施丹水河道改道工程，2015年完工。但因对地质条件考虑不全，新河道沟谷陡峭，工程完成后仅一年，河道右岸沿河山体即因重力作用出现滑坡和开裂。


“直至此时，长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才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地质调查报告。”督察组指出，但并未按照地质调查报告建议开展科学治理，反而为加快推进花香水岸项目建设，要求企业进行排险和场平，在签订排险工程建设协议时，没有规定排险结束时间，为花香水岸公司以排险为名非法挖山采石开了口子。


今年9月13日，督察组现场督察发现，花香水岸项目所谓“应急排险”工程违规开挖，导致山林被毁，山体坡度陡直，引发新的隐患。


督察组表示，在企业以排险为名非法挖山采石期间，长阳县仍然多次召开会议为项目提供保障服务，积极为项目补办用地占林等手续，长阳县有关部门在明知企业存在违法行为情况下也听之任之，长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甚至还致函原国土资源等部门，请其支持企业排险工作。


对此，督察组指出，长阳县政府对三峡库区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认识不足，发展观错位，没有把保护生态放在重要位置，为推进项目建设放任企业长期以排险为名非法挖山采石，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

退票时间段、机票折扣和客票舱位不同，产生的退票手续费都不一样


“机票退票费高得离谱了，要是说我提前一两天退，这么高的退票费还勉强可以接受，但我是提前10天退票的。”近日，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向《工人日报》记者投诉称，他在9月预订了10月8日的机票，价格为1738元，但9月28日想要退票时，却发现需要扣除1182元退票费。


张先生表示，9月25日，他通过某OTA（在线旅游）平台APP预订了天津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去程价格为1818元，返程价格为1738元。


9月28日，张先生发现同一家航空公司，乌鲁木齐至天津的机票价格最低降至800元。“比我预订的价格低了900多元，我就想着把我那张机票退了，重新预订。”他说。


但令张先生没想到的是，他在旅游平台APP退票时发现，1738元的机票（含50元机建费，机票票面价1688元），需要按照机票票面价扣除70%的退票费，也就是1182元。





“本想着省一些钱，没想到退票再预订，还要多花钱。”张先生对记者表示，“我觉得这个收费太不合理，于是就给航空公司打电话，但航空公司表示，我这个票只需要扣除20%的退票费。”


张先生随后找旅游平台工作人员交涉。后来，旅游平台工作人员表示，机票代理商将张先生的机票舱位搞错了。也就是说，本来张先生返程预订的机票是E舱，而代理商给弄成了P舱。两个舱位虽然都是经济舱，但购票时折扣不同。


航空公司客服人员表示，P舱的退票费为：离站时间前72小时（含）至336小时（不含）每次收取各舱位对应票价的70%。而E舱同时段的退票费为对应票价的20%。


同是经济舱，为何退票费差距这么大呢？业内人士指出，退票时间段、机票折扣和客票舱位不同，产生的退票手续费都不一样。


尽管平台最终按照20%的标准给退了票，但在张先生看来，自己去程的机票是P舱，如果也要退改的话，在离站时间前72小时（含）至336小时（不含）收取70%的退票费还是太高。


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上，有不少消费者投诉机票退改问题，涉及旅游平台与航空公司的退票费相差很大；收取的退改手续费过高；航空公司允许退票，但旅游平台却不给退等。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建议，OTA平台应加大对代理商违规问题的处理力度，及时清退违规代理商。航空公司、OTA平台也应在订票页面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退改签收费标准。同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退票费过高问题，相关部门应进行核查、处理，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记者杨召奎）

房子结不结实、抗震能力多强，家家户户都关心。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是中国首个相关领域的专门法规，从立法层面完善了建设工程抗震管理相关制度设计，对于提升建设工程抗震设防水平和抵御地震灾害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是一个地震多发频发的国家，大约58%以上的国土、55%的人口处于7度以上地震高烈度区。在地震灾害中，相当部分的人员伤亡主要是由于建筑物倒塌造成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张小宏介绍，目前中国已基本形成覆盖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施工图审查、竣工验收、工程质量安全检查等环节的建设工程抗震管理体系，在降低地震灾害风险、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一些保障措施及监督管理还存在薄弱环节；城镇老旧建设工程、农村建设工程抗震设防措施不够、抗御地震灾害的能力不足等。要破解这些难题，就要从立法层面完善相关制度设计。”


今后，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在抗震方面有哪些要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司长曲琦介绍说，依据《条例》，新建扩建改建的建设工程应当符合国家现行的工程建设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等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依法对建设工程抗震负责；对于位于地震高烈度设防地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重大建设工程，应当编制抗震设防专篇；对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应急指挥中心等单位和机构的重要建筑，都应该进行重点设防，这主要是基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在抗震救灾中所发挥作用的考虑。此外，对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制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相比城镇建筑，农村地区的房屋建设往往缺乏有效监管，抗震设防性能不足，发生地震时遭受的损失也最大。那么，如何系统解决农村建设工程抗震设防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我们认真总结梳理了近年来农村建设工程抗震设防工作的经验做法，进行了制度化提升。”曲琦说。《条例》明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强对农村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的管理；对经鉴定抗震能力不足的农村村民住宅和乡村公共设施的抗震加固要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在实施农村危房改造、移民搬迁、灾后恢复重建时，应保证建设工程达到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同时，政府要编制发放适用于农村的抗震技术图集，做好指导服务、技术培训、示范推广等工作。


设立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制度是此次《条例》重点之一。据了解，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往往体量大、结构体系复杂、人员比较集中，在设计建造过程中，如果不能确保其有足够的抗震能力，一旦发生破坏性地震，势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条例》规定，工程项目的初步设计阶段实施事前管控，由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经验丰富的工程抗震专家，对建设单位报送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设计文件进行严格审查，对采取的抗震设防措施合理可行的予以批准。”曲琦说。此外，《条例》还规定了对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建设单位未经审批不得施工；设计单位不按审批意见进行设计的，将视情节予以处罚，包括罚款、停业整顿、降低资质、吊销资质等。造成损失的，还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些规定的目的，就是要切实保障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抗震安全。”


有了法规，还要实施好。司法部立法四局局长黄祎介绍，《条例》设定了非常严格的法律责任，如加大对建设工程抗震相关主体的处罚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建设单位及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力度；综合运用各种处罚措施，责令停止施工、罚款、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吊销执业资格证书、终身禁止从事相关业务等；明确重罚出具虚假报告的违法行为。

很多人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刚和朋友聊天提起某款商品，打开手机购物App后，首页随即出现同类产品的推送广告；刚和家人商量休假打算去某地旅游，某旅游App马上“奉上”该地最佳旅游攻略……


李莹（化名）的手机上安装了许多生活服务类软件，每次安装新软件时，同意开麦克风权限只是为了使用语音搜索功能更加方便。前几天，她和朋友聚会时偶然提起最近脱发特别严重，很苦恼，没想到晚上到家打开手机里的某款购物App，首页就出现了很多护发产品的推送广告，“真是无奈，这种‘怪事’已不止一次了。”


如今，这种“聊啥来啥”的现象让人们在接受“贴心”服务的同时越发感到疑惑：“怎么就这么准？难道是App在‘偷听’我们聊天？”2021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正式启动。个人信息保护再次成为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程祥表示，“从技术层面来讲，只要App获得了访问麦克风的权限，它就可以在后台运行并监听用户语音信息，且在出现某些特定的关键词时，进行记录并上传至自己的服务器，服务器再根据关键词给用户推送相关内容。”但程祥认为这种方式对商家来说风险很大，一旦涉及违规使用用户信息，App开发商将承担严重的后果。


程祥分析，用户有这种“被偷听”的感觉，也可能是由于互联网公司通过收集用户位置信息，对用户进行“画像”造成的。即使用户本人没有搜索行为，App也有可能通过用户在平台里好友搜索的内容，关联至用户本人，从而向其推送广告；或者恰好在某段时间某一类商品特别受追捧，也会向用户推送相关广告。


无论是“偷听”还是基于大数据的“用户画像”，一些手机软件已经在不断触碰用户隐私保护的底线。


仅今年1-7月，工信部就先后公布了6批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名单。其中多涉及“私自收集个人信息”“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私自共享给第三方”“强制、频繁、过度索取权限”等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个人信息安全严重受到威胁。


如何防止个人信息“裸奔”？技术与法律需共同发力。


在技术层面上，程祥建议，手机系统开发商应该为用户建立起防止隐私权限任意被使用的“第一道防火墙”。比如，开发友好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工具，让用户更加便捷地了解手机中各个App的行为以及权限使用情况并根据个人需要作出相应设置；在操作系统中新增“主动防御”功能，以监控并记录所有App的上传、下载、权限访问等行为，并对其进行分析，一旦发现可疑行为即弹窗提醒用户。


就App开发商而言，目前许多软件尤其是社交类App通常都会分析用户的“关注”“收藏”“评论”“转发”“点赞”“分享”等操作记录，用于提供个性化内容。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个人隐私保护要求较高的用户其实并不希望自己在软件中的所有操作记录被App收集并利用，甚至有时对推送的广告并不感兴趣。


对此，程祥建议，除手机操作系统中已有的“电话”“位置信息”“通讯录”“麦克风”“相机”等隐私权限设置，“关注”“收藏”“评论”“转发”“点赞”“分享”等这些App里具体的功能，用户也应有自己的管理权限。App想获取用户的这类操作记录，也须征得用户同意。


近年来，我国针对个人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今年11月1日，个人信息保护法即将施行。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玥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不同类型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规范，将从源头上防止个人信息数据被过度收集和利用现象的发生。但完成立法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从具体事实和场景出发，制定配套法规等，才能将法规落到实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徐玖玖建议，对于App过度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行为，用户可以收集和固定相关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或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进行投诉举报，涉及违法犯罪行为应向公安机关报警。此外，用户在安装和使用App时，应对其申请位置信息、摄像头、麦克风、通讯录、相机等权限谨慎开启，对于不需要的授权申请予以拒绝，以保护自身隐私信息安全。

截至10月10日，黑龙江省已收获水稻、大豆、玉米等农作物超1.23亿亩，占应收面积50%以上，秋整地面积近2000万亩。


黑龙江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秋收生产，压实秋收生产责任，科学安排收获顺序，统筹抓好秋季整地，组织科学晾晒保管，搞好产销精准对接，使秋收工作有序进行，实现了适时抢收快收、应收尽收。为了抢抓晴好天气加快秋收进度，黑龙江省提出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分类收获，具体做到“五先五后”：一是先收倒伏作物，后收正常作物；二是先收成熟作物，后收晚熟作物；三是先收经济作物，后收粮食作物；四是先收种子田，后收一般大田；五是先收岗川地，后收低洼地。就具体作物来说，先收获水稻和大豆，玉米适时延后收获。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10月14日是重阳节，也是我国第9个法定“老年节”。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他们中，有的为支持儿女事业、照料孙辈，“候鸟式”离家漂泊至陌生城市；有的因子女外出务工导致家庭“空巢化”，加之乡土情结重，留守村庄；也有的因各种原因没有子女成为孤寡老人……他们的生存状态怎样，面临哪些困难，如何实现“让所有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就上述问题深入一线采访，从今天起在法治经纬版推出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老人在家庭中往往承担“带孩子，做家务”的重任。其中，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流动加速，越来越多的老人为了照顾孩子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走进陌生的环境


●老人们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当一个随迁老人面临被“连根拔起”的新生活时，家庭成员间的摩擦和冲突很可能加剧


●除了整天忙着带孩子、做家务之外，语言不通、智能鸿沟、孤独、异地就医报销难、担心自己体力精力不够成家庭负担等，也是“老漂族”无时无刻面临的问题


□本报记者赵丽


□本报实习生杨轶男


两口子专心挣钱奔前程，姥姥在家照顾好孩子。这样的分工，在王燕(化名)心里原本是完美的，但最近“梦碎了”——姥姥和孩子琪琪都出现了一定的心理问题，“当听到心理咨询师的诊断时，我崩溃了”。


琪琪出生4个月时，王燕返回工作岗位，姥姥千里迢迢从老家赶到北京，开始扛起了贴身照顾琪琪、料理家务的重任。而看似平衡的背后，是姥姥心理的失衡——感觉被“困”在这个家里的焦虑，加上不能尽孝床前来自自己母亲的电话责备，让姥姥对琪琪“又爱又恨”，用心理咨询师的话来讲，“琪琪成了姥姥实现价值的工具”，6岁的孩子不再允许犯任何错误，失去了哭泣的权利。


虽然王燕家的情况有些特殊，但为了照顾孩子从老家赶到城里，全职带孙辈的“老漂族”，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64岁的吴爱芳(化名)是湖南人，儿子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北京工作。两年前，为了照顾年幼的孙女，吴爱芳在儿子的邀请下来到河北廊坊燕郊(紧邻北京)与儿子儿媳同住，照顾一家人的起居生活。“年纪大了，干不了别的，也只能看看孙子，做点家务，都是为了孩子们能幸福。”吴爱芳说，但幸福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2.6亿，占比18.7%。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这些老人在家庭中往往承担“带孩子，做家务”的重任。其中，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流动加速，越来越多的老人为了照顾孩子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走进陌生的环境。


这些老人在异乡生活得习惯吗？和邻里关系融洽吗？生病就医方便吗……带着这些问题，《法治日报》记者展开了调查。


总在忙


接送孩子买菜做饭三点一线


“不说了，我得给孙子做饭了，不然就来不及了。”62岁的陈璐在河南驻马店正阳县的出租房里接受记者采访时，时不时抬头看钟表，在临近中午11点时，急匆匆地结束了采访。


陈璐是正阳县吕河乡人，以前一直生活在乡下，儿子儿媳常年在外打工。为了让孙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儿子将孩子转到了县城上学，陈璐也开始了租房陪读的生活。“家里还有田，家门前有一小片菜地，养着鸡、鸭，这些也都离不开人，所以他爷爷就留在家里。”


学校、菜市场和出租房，是陈璐在县城陪读生活中最常去的三个地方。


出租房不大，屋内只能摆放下一张床和一个衣柜。在这个逼仄的空间内，陈璐还是想办法为孩子安置了一张书桌。孩子今年读初二，从书桌上方张贴的奖状可以看出他学习成绩优异。“这些奖状也是我的军功章，也算是对得起他爸妈，对得起自己了。”陈璐颇为自豪地说道。


据房东介绍，由于位置距离正阳县第一小学和第一中学都比较近，家里的空房常年租给陈璐这种带孩子来读书的租户，大多是老人带孙辈，因为孩子的父母要外出打工赚钱，毕竟供孩子读书和老人生活也需要不小的支出。


在陈璐的手机闹钟上，只定了3个时间：早上5点、中午11点和下午4点半。这是提醒陈璐做饭的时间，“我吃得早点晚点都无所谓，主要是因为孙子要上学，一切都得按照他的时间来”。


按时做饭、准时吃饭、接送孩子，必须要牢记遵守，对吴爱芳而言也是如此。由于儿子儿媳要早起上班，吴爱芳每天必须要赶在7点之前做好早饭，等儿子儿媳吃完走后，再把孙女喊起来吃饭，“晚一步，步步晚，时间都是固定好的”。


“哪有什么闲工夫呢？吃完饭送完孩子上学，还得去买菜。买完菜回来还得洗衣拖地。只要你想，总会有各种家务等着你干。”在回答记者“空闲时做点什么”的问题时，吴爱芳看着刚洗完晾晒的全家衣服感慨道。


刚来燕郊时，吴爱芳对一切都还不熟悉，只能去楼下的超市买精品菜，后来偶然得知附近3公里处有一个大型菜市场，蔬菜新鲜价格又低，她便每天来回步行6公里去菜市场采购。


“时间到了，我得去接孙女放学了。你看，我这一上午就买了点菜，别的什么也没干。”吴爱芳有些懊恼地说。


“什么也没干成。”常常是吴爱芳对自己忙碌生活的评价。


在北京一些公园、社区走访中，记者充分感受到：老人们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当一个随迁老人面临被“连根拔起”的新生活时，家庭成员间的摩擦和冲突很可能加剧。


63岁的韩阿姨告诉记者，她对儿媳的生活习惯忍无可忍。从湖北来到北京帮忙带孙女后，平时勤俭节约的韩阿姨对儿媳的“买买买”尤为看不惯。实在忍不住了就和儿子唠叨几句，儿子劝她看开点，不要过问年轻人的事儿。她平时做家务、带孩子本来就很累，心里的委屈无处诉说，老伴又不在身边，也没有认识的朋友，从不参与社区活动，重压之下她就一直想带孙女回湖北生活。


不适应


语言不通社会隔阂各种困境


从农村来到城里，千里迢迢从老家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老人在帮助子女照看孙辈之余，往往对新的生活一时难以适应。


语言不通，是“老漂族”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我不太会说普通话，有时候出去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别人总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吴爱芳稍显尴尬。也因为这一点，已经在燕郊生活两年的她依然没有交到什么朋友。


吴爱芳偶尔会听说社区里举办文化活动，但她从来没有参加过，“不知道怎么沟通。而且太忙了，照顾孩子、做完家务也没啥时间了”。


这一问题在刘氏夫妇身上同样存在，两人今年70岁，半年前，为了照顾独自在北京租房考研的外孙女，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孩子父母都在忙工作，我们老两口在老家也没什么事儿，就来北京照顾她”。


由于语言不通，刘氏夫妇刚到北京便遇到不少难题，“我想买个猪肉三鲜包，但卖包子的人听不懂，最后我用手指着价目表，人家才弄明白”。


在老家，刘氏夫妇每天晚饭后都要去家附近的广场散步，跟大家聊天；来到北京后，两人很少出门，也不喜欢跟人来往。“人家都听不懂我讲话，自然不愿意跟我说话，与其在人堆里像个傻子，还不如待在家里不出去。”刘老爷子说，他们现在每天都围着孩子转，一直忙家务事，“小区里都是高楼，每家都独门独户，邻里见面只是打个招呼，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交流，所以也谈不上熟悉”。


吴爱芳对此也深有感触。她说：“我们都住高楼里，进了屋就关上门，邻里之间基本没有交流，人际关系比较淡。”


在王燕的母亲看来，这个社区10多栋住宅楼里住满了几千人，但都是陌生人——由于不会说普通话、不识字，在这里，她的朋友圈只有儿子、儿媳；能称得上点头之交的邻居只有一个；平均每月在社区遛弯的次数只有一次。


近两年，王燕母亲的心情越来越差，屡次想回家乡，却说不出口。用老人的话来说，自己的老母亲尚在，却不能尽孝床前，特别愧疚，但也知道女儿这边需要人手。只有面对孙女时，她才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可孩子们回家后，王燕母亲又常常感到很失落：“他们回来后，要么看电视、玩手机、逗孩子，要么还要忙工作。我理解，他们白天累了一天，不想说话很正常，但这样的生活确实令人感到煎熬，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被判了‘有期徒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刑满’回家。”


智能鸿沟，是“老漂族”遇到的第二个难题。


乘坐电梯、刷码支付，这些年轻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吴爱芳却学习了很久。吴爱芳家住在28楼，刚来燕郊时，她一直不会也不敢独自乘坐电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硬着头皮也得学，慢慢地也就学会了”。


年纪更大的刘氏夫妇至今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更不懂什么叫刷码支付，出门购物仍选择现金支付。“外孙女教过我很多次，但是我总是记不住，教来教去还不如直接使用现金。”说着，刘老爷子拿出来一个盒子打开，里面放着各种零钱硬币，“你看，这些都是我平时攒下来的，为了买东西方便”。


孤独，是这些老人遇到的第三个难题。


与吴爱芳一样，陈璐在县城也同样没有什么朋友。虽然陈璐不存在语言不通的问题，但平时也很少与人来往。除了认识房东外，谁都不认识，偶尔跟同样租房的邻居打声招呼便关上了房门。唯一与外部联系的渠道便是自己的手机。


“孤独是肯定的，孙子回来还能跟我说句话，平时屋里就我一个人，连个声响都没有。”为了节约话费，陈璐甚至连电话也不会轻易打。


在北京生活的刘氏夫妇同样深感孤独，“只希望外孙女今年能顺利考上研究生，我们老两口也能赶快回家，这里一个熟人都没有，谁也不认识”。


心难安


担心体力精力不足成负担


“害怕”“担忧”，是记者采访这些老人时，经常听到的字眼。虽然为家庭、为晚辈付出了很多，但老人们还是处处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担心自己的体力、精力不济，没有帮上忙，反倒成了孩子们的负担。


为了让父母打发时间，女儿特意为他们买了一个平板电脑，下载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电视剧。但为了不打扰外孙女学习，刘老爷子从不敢放出声音，只看画面，“我们只看到晚上8点，怕第二天起不来耽误做早饭”。


吴爱芳的儿媳是东北人，为照顾儿媳口味，她会闲暇时看一些做饭的短视频。由于担心年幼的孙女玩手机，她从来都是躲着孙女看手机，还不敢看太长时间，“等把孙女哄睡着，我才能看一小会儿，一方面担心把孙女吵醒，另一方面睡得太晚，第二天没精神做家务”。


一些老人坦言，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看孩子的“脸色”。原本住在河南农村的杨庆国(化名)在老伴去世后，便搬到驻马店城里与女儿一起生活。在接送孩子、干完家务之余，杨老爷子的唯一爱好便是打麻将。“我女儿不喜欢我打麻将，一听到我打麻将就会不高兴，久而久之我也就不去了。”无处可去的杨老爷子闲暇时只能坐在家里发呆。


每次跟儿子汇报孙子的近况时，陈璐总会有些紧张。“要是孙子这次考得很好，我就会底气足一点，否则总感觉我有责任，没有把孙子带好。”


对老人们而言，更害怕自己成为拖累。


杨庆国的身体不太好，今年年初突然中风，卧床休息了近一个月。为了不给女儿添麻烦，杨老爷子刚能下床活动便立即去附近超市买菜做饭，“人老了，就不中用了。不说帮子女做点什么，只要不成为累赘就知足了”。


陈璐同样感慨：“得亏我身体硬朗，不然没人照顾孙子不说，还得有人照顾我，儿子儿媳生活就更难了。”


在外地时间长了，有的老人很想家，而现实却很无奈。


“和孩子的父母相比，肯定是我陪孩子的时间更长。不过孩子现在上学了，白天都在学校里。”谈到儿子和媳妇每天忙工作，没有时间陪孩子，当下的日子还要持续很久，吴爱芳的目光黯淡了不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伍海霞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人口迁移流动，诸多老年以亲代为寻求养老支持或帮助子女照料幼儿，在经历留守后成为“老漂族”。


伍海霞对记者说，“老漂族”的出现体现了我国当代的家庭代际支持和代际关系的变迁，即已从传统的以亲代为重心的父代权威转变为以为子代家庭投入为重心的子代权威时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幼儿托育、儿童照料等方面的缺失和为老服务的不完善。


怕生病


异地就医报销成一大难题


这些漂在异乡的老人还有一个共同的担心——怕生病。


在采访过程中，多位“老漂族”向记者反映，自己需要的一些药只能在老家医院凭医生处方开取，且每次只能开一个月的药量，老人们年纪大，在异地时间长，来回奔波不方便，医保卡购药、医药费报销成了最大的一个难题。


平时如果得了感冒等小病，吴爱芳会去社区医院看病，而如果身体有状况需要进一步检查的话，她就去大医院，偶尔也会去药店买点常用药，但不管是药店、社区医院还是大医院，门诊费用的报销都让她感到很复杂。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董磊明介绍说，随着我国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流动人口中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必须从全国层面出台政策，才能保证这些老人能够便利便捷地使用医保。实际上国家层面已经有相关政策出台，问题是如何保证全面落实，即政策执行的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告诉记者，我国医保基本是按照省份统筹的，老人异地就医相对较为困难，虽然个别地区解决了老人异地医保报销问题，但绝大多数地区仍然没有解决，随着流动人口中老年人的增加，这个问题变的更加突出。


“无论是老人出于无奈还是自愿去子女工作地生活、给予子女代际支持或获得子女的养老支持，均会出现老人异地就医难、适应异地生活、与现居住地的社会融合难等问题。其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各种慢性病、重大疾病患病率增大，老人异地就医、医药费报销更成为一大难题。”伍海霞认为，医疗保障方面，应加快国家医保网络体系建设，早日实现区域医保报销互联互通。


伍海霞说，目前国家已有一些相应举措，如为解决异地医保报销问题，规定了异地就医以就医地的医保目录为准，将在一定诊疗过程中产生的目录内的药品、诊疗项目、服务设施费用纳入报销，并以参保地的政策为准，包括报销的起付线、报销比例、最高限额等。


记者注意到，2021年9月15日国家医保局颁布了《关于开展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工作的通知》，将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5个群众需求大、各地普遍开展的门诊慢特病纳入试点范围。


伍海霞认为，基于此，未来需加快省份间医保报销网络体系建设，明晰省份间医保报销制度，实现异地就医费用异地结算，在社区层面提高社区包容性，为流动老年人做好异地医疗费用报销、养老保障跨区域联网互通提供支持，争取将异地生活的老人纳入生活地社区的医疗、照料和文娱等服务体系，在医疗、养老服务等给予同当地户籍老人同等的服务和权益，为“老漂族”解决后顾之忧。


据新华社报道，针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政府近年从国家层面到各省市都出台了不少实施办法。相关条款从政务服务、交通出行、卫生保健、商业服务等方面，细化了不同年龄阶段老人可享受的优待事项，政策很好，但存在实际落地情况不好，有些政策成了“空头支票”。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老漂族’想要享受本地优质的公共服务，需要一定成本作支撑，毕竟每个地方都不愿意担负额外的成本。”董磊明说，对来城市照顾孩子的老人，应该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因为他们来城市的社会性意义就是解放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子女，释放他们的劳动力，以便他们能更好投入到城市生产建设中，实际上这也是这些老人在间接地为当地发展作贡献。


董磊明说，中国的代际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年轻人能轻装上阵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父母的到来、支持，因为父母把年轻人养育下一代的担子接了过去，老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十分辛劳，还作出了很大的牺牲。


对于一些老人因医保手续“迁也迁不过来”“续也续不上”，日常就医、买药都成为麻烦的问题，陆杰华分析：“之前我国医保的统筹是按照地市来，现在基本达到了省级统筹，但医保还没有实现全国统筹。一方面可能存在技术层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不同省份的医保水平不同，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差距较大，城乡差距更大，这是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所在。”


“靠一个市一个省的力量难以突破，如果流动人口相对较多的省份能逐渐与其他省份联手，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这个问题。如果能达到全国统筹，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但也要考虑体制、技术等各方面的因素。”陆杰华说。


迷茫感


很多人没考虑过未来生活


在问到未来生活的打算时，接受采访的“老漂族”颇为迷茫。


“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吴爱芳边择菜边说，等到孙女再大点，不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她就回老家。


由于自己没工作，没有退休金，基本生活支出全靠儿子，在谈到回老家时，吴爱芳坦言，老家生活成本较低，还可以帮儿子减少经济压力。


“其实我对现在的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团团圆圆的，比老家的那些常年见不到孩子的老人已经幸福很多了。”吴爱芳说，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常年不回家，很多老人也想进城帮子女做点事情，都没有机会，“我应该知足了”。


刘老爷子年轻时是国企干部，基本生活有一定保障，但面对未来生活，他同样没有过高期待。“吃饱饭，穿暖衣就行了，还能怎么样呢？”刘老爷子说，只要不给子女添麻烦，能照顾好自己和老伴，就满足了。


有过中风史的杨庆国谈到未来时显得较为焦虑，坦言非常担心自己的身体，只希望以后身体能好一点，趁着自己还能干，多给孩子做点事儿。


“自我价值感是啥意思？我不懂，我们不讲那些的。我就想着，只要儿子一家幸福就可以了。”陈璐说。


问及打算在外“漂”多久时，王燕的母亲说：“孩子才上小学二年级，现在没人管，怎么也得待几年。”不过她已经有了计划，等到孙女上了初中，不再需要人经常照看了就回老家，她觉得自己不能适应北京的生活方式，“这边的生活节奏太快，习惯不了”。


在伍海霞看来，“老漂族”问题的产生源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化不足。目前，不同省区、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存在明显的户籍分割现象，不同户籍身份群体可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权益存在差别。老年人流动到子女生活地后受户籍限制难以被纳入流入地的医疗、老年人福利体系，不能全面享受流入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政策和省份之间的联动与支持。


“近年来，‘老漂族’数量不断增多，但整体对待老龄工作的理念和体制还是只关注本地老年人，导致外地老年人难以享受本地优惠政策。因此应当改变工作理念，对老年人一视同仁，让老年人老有所为。”陆杰华建议，各部门应当开展自查自纠工作，要考虑相关老龄优待政策是否真正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每年全国和各地制定的与老年人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少，但并不是所有老年人对此都有所了解、都能享受到，所以有关部门应该采取多种举措来解决这一问题。


“‘老漂族’漂得安心需要国家、社会、社区、家庭和老年人个体共同努力。”伍海霞说，比如国家需要加强户籍管理、医疗保障、幼儿托育等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调整和实施。


她建议说，在户籍管理方面，进一步推进居住证登记制度，放宽或简化直系血亲的入户政策，保障投奔子女老年人的福利和权益。


在幼儿托育方面，适应于三孩政策需求，出台公共托育体系相关政策，加快公共托育体系的建设和监管，为有需求家庭提供相应的幼儿托育服务，降低子代家庭对老年亲代的幼儿照料依靠，降低老年亲代的负担，降低“老漂族”的规模和数量。在社会层面为发展幼儿托育体系营造良好环境。相关部门需要为幼儿托育机构的选址、建设提供支持；注重幼儿托育服务从业人员的培养与培训，保障服务质量。


构建有利于老年人社会融入的制度和文化，提高社会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包容性，降低老年人异地生活的精神压力。

2021年10月10日，在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主办的“第二十一届中国方便食品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教授代表学会发布了“2020-2021年度中国方便食品行业九大创新趋势”。


趋势一：技术孵化加速，提升行业整体水平


2020-2021年，方便食品行业的科技创新步伐明显加速。比如，应用冻干技术锁住营养、以油汤融合技术熬制醇正高汤、用栅栏技术确保保质期、全杂粮挤压挂面技术加强营养成分等。从原料、配料、工艺、包装等全方位的创新，使产品营养更均衡、风味更鲜美、颜值更靓丽。创新技术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成熟，科技在差异化竞争中的影响力日益凸显，方便食品行业进入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期。


趋势二：营养健康升级，助力产品迭代更新


在产品创新中践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融入“三减三健”健康理念。诸多创新产品在食材的选择上更加用心，按照科学配比添加丰富的食材，如海胆、羊肚菌、黑松露等高端食材，杂粮、豆类、蔬菜等多样食材，在保留食材营养素和风味的同时，主配料营养搭配更加合理，可作为完整的一餐呈现，满足了消费者对营养均衡、健康膳食的迫切需求。


趋势三：“故乡情节”风靡，创新地方特色风味


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使人们对家乡的记忆愈发强烈，而一份代表故乡风味的美食，恰好能够释放心底的那一抹忧愁。传统经典、地方风味的再现与演变，成为方便食品风味创新发展的核心，咸味香精调味料行业应用现代风味辨识、剖析技术把握经典口味的关键，单一、鲜明、强烈的特征增强了产品的辨识度，迎合年轻消费群体对“新、奇、特”风味的需求，支撑了方便食品及相关产品的创新发展。


趋势四：工艺日益精湛，凸显方便和快捷


科技进步使方便食品的生产工艺日益精湛，尤其体现在产品的感官体验和消费环节。比如冷冻食品的复温方式更加多样，包括煮、蒸、煎、烤、微波等多种形式；产品皮层和馅料衔接的紧致性提升了，消费者具有更好的食材咀嚼感；挂面面体具有独特结构，易于煮制（3-5分钟），更易入味、消化和吸收；菜肴的口味更接近家庭厨房烹饪的味道。工艺的改进使方便食品更加“家庭化”和方便化。


趋势五：技术、装备同进步，“面强米弱”格局被破解


长期以来，在传统食品工业化领域，以“面”为载体的方便食品要明显多于“米”。本年度的创新产品——冲泡米饭、泡泡饭、荷香糯米鸡、低脂鸡胸藜麦饭等，让人眼前一亮，除了传统的“面食”，以“米”为载体的创新产品也呈现井喷式增长。尤其是机械设备领域更是推出了米粉智能生产线，技术和装备的同进步，使“面强米弱”格局被破解，体现了行业的健康转型与价值提升。


趋势六：品类多元化发展，打破传统餐饮壁垒


“宅经济”兴起，使食品工业与餐饮业的边界趋于模糊，亦为方便食品的创新带来新的源泉。行业在B端和C端平行发力，使许多连锁餐饮和大型酒店中的传统餐饮食品开始被方便食品所取代，早餐类、点心类、菜肴类、季节性食品等均有包括，越来越多的家庭品类崛起，风味上追求自然和谐醇厚，现场还原度高。方便食品的跨界创新使中式餐饮在完成连锁快餐业产品标准化的进程中，实现了工业化的起步。


趋势七：场景化设计增加，满足不同消费人群


消费人群的细分，使消费场景日益增多，对产品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方便食品行业围绕上班族、多口之家、单身一族、都市银发、健身人士等细分消费人群，研发适合特定场景食用的创新产品。同时为迎合不同消费场景的需求，咸味香精调味料行业强化天然、高品质原料的应用，顺应了让美味变得更健康，“简单不简约”和天然绿色的消费趋势。


趋势八：外观赏心悦目，追求环保、双碳结合


方便食品的创新更注重“内外兼修”，产品包装力求实用性、功能性和创意性的结合。国潮风的流行将文化融入美食，突出了传统方便食品包装美观、时尚的设计感；同时，注入了环保理念，应用更易回收的淀粉基餐具和包装、食品级牛皮纸等材质，追求环保和双碳结合（碳达峰、碳中和），使包装更具亲和力。


趋势九：装备创新突出，为传统食品工业化提供解决方案


不论是整线装备，还是单机装备，均实现了装备企业自主创新设计能力的突破。更快的速度、更小的占地、更低的能耗，以及远程操控功能的集成，使得装备的创新更加高效、节能、稳定。尤其是聚焦在米粉、面片、纯杂粮面的生产上，工艺的原始创新和装备的集成创新，为传统方便食品的大批量生产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长津湖》为中国电影市场注入一针强心剂，击碎了“现在大家都不爱看电影”的质疑。观众对电影的热情从未改变，内容才是关键。


过去20年，中国电影从零起步，上演了一幕“速度与激情”。201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就有人抛出如下论点：“票房即将超美国，成为‘老大’还差几件事”。如今5年过去了，国内票房总量已从400亿元跃至600亿元，这期间新增了5477家影院和3.88万块银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成为电影大国，头部内容的投入水平、票房收入、完成质量、特效工艺等因素完全可以跻身世界前列，今年上映的《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3》《长津湖》等也不输好莱坞大片，但电影人聚在论坛上关注的问题中仍不乏“何时超越美国”。


我们与好莱坞差在哪？


笔者认为，中国尚未成为电影强国，主要原因是没有完善系统的工业化流程，尽管已经有《长津湖》这样的电影，但是整个行业仍处于“作坊”模式，电影质量和流程全凭导演。这就导致“导演一言堂”的情况层出不穷，而导演的培养方式也依赖“老带新”“演员转型”。每一位成熟的导演都在积极组建下一代班底，“系统性”“规模化”成为空谈。


粗放型的产业模式导致中国电影的“贫富差距”极大，刚刚过去的国庆档以近44亿元的票房总量收官，《长津湖》一片占比高达73%。但电影工业不仅需要《长津湖》还需要源源不断的优质内容。好莱坞之所以成为世界电影的殿堂，并不是凭借一部《钢铁侠》或者《黑寡妇》。


优质内容的保障是什么？是人才、体系和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完善的工业化流程，保障内容资产的投融资系统，推进完片保险制度，落实演员工会组织以及透明的薪酬构架。这些不一定能刷新电影市场的上限，却一定能兜得住电影市场的下限。


中国电影一年上映近600余部电影，其中绝大部分却是“院线一日游”，票房从几千元到几万元都是常见的，甚至不少明星出演的电影，票房也以个位数收场。而一部电影投资成本至少在百万元以上，大量烂片充斥市场，这不仅是对资源的浪费，更是对中国电影投资信心的透支。


中国电影只有走出唯“头部流量”的怪圈，构建电影工业化系统，才能突破当下行业瓶颈，这是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必经之路。笔者认为，现在观众常以“下饭”来指代优质内容，构建电影工业化确如烹小鲜，想要菜肴美味，就需要扎实的原料、精准的火候，急于速成开大火往往容易糊。2020年，中国影院银幕数量增7.2万块，全国影视城上百家，可以说原材料已经到位，只欠“小火慢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