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学前教育关系亿万儿童健康成长，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和谐，关系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学前教育，大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连续实施行动计划，使教育资源总量快速增加，普及水平大幅提高。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印发，这是以党中央的名义出台的第一份学前教育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学前教育公益普惠的基本方向，提出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的重大政策举措。这十年，学前教育立足国情、勇于创新，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学前教育普及水平

大幅提高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围绕破解“入园难”，我国不断扩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确保“有园上”，实现“幼有所教”。

数据显示，十年来，学前教育资源总量迅速增加，2021年全国幼儿园数达到29.5万所，比2011年增加12.8万所，增长了76.8%，有力保障了不断增加的适龄儿童入园需求。毛入园率持续快速提高，2021年全国幼儿园在园幼儿数达到4805.2万人，比2011年增加1380.8万人，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由2011年的62.3%提高到2021年的88.1%，增长了25.8个百分点，学前教育实现了基本普及。

其中，中西部和农村发展最快，全国新增的幼儿园，80%左右集中在中西部地区，60%左右分布在农村。十年间，毛入园率增长幅度超过30%的13个省份都集中在中西部省份。原深度贫困地区入园率显著提高，比如，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从15.8%增长到95.5%、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从25.6%增长到90.01%。“学前教育在区域、城乡差距明显缩小。”吕玉刚说。

“事实上，‘入园难’是‘入公办园难’，各地公办教育资源短缺；‘入园贵’是‘入优质民办园贵’。”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看来，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治本之策，是坚持学前教育公益普惠的发展方向，加快发展公益普惠性学前教育。

围绕破解“入园贵”，我国着力构建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办园体系，实现“上得起”。

学前教育资源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21年，全国普惠性幼儿园（包括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达到24.5万所，占幼儿园总量的83%，比2011年增长了149.7%。普惠水平大幅提升，2021年全国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7.8%，比2016年增长20.5个百分点。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网络逐步完善。2021年农村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0.6%，每个乡镇基本都办有一所公办中心园，大村独立办园、小村联合办园；适应城镇化进程，不断扩大城镇普惠性资源，特别是全面开展了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共治理2万多所幼儿园，增加普惠性学位416万个。城乡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满足了老百姓让孩子在家门口的入园愿望。

教师学历结构

进一步优化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我国学前教育教师培养规模不断扩大。2021年，全国开设学前教育专业的本专科高校有1095所，毕业生达到26.5万人，分别比2011年增加591所、23.1万人，分别增长1.2倍、6.7倍，为持续补充幼儿园师资提供了有力支撑。

教师配备基本达标。2021年，全国幼儿园园长和专任教师总数超过350万人，比2011年增加200万人，增长了1.3倍；生师比从2011年的26∶1下降到2021年的15∶1，基本达到“两教一保”的配备标准，师资短缺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教师素质学历结构进一步优化。2021年专科以上学历的园长和专任教师比例达到了87.8%，比2011年提高24个百分点。连续实施幼儿园教师“国培计划”，2012—2020年累计投入43亿元，培训幼儿园教师超过243万人次，教师专业水平得到不断提升。

学前教育经费的财政投入力度在十年间持续加大。2020年，全国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为2532亿元，比2011年的416亿元增长5倍。中央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10年累计投入超过1700亿元，有效拉动了地方财政投入的快速增长，为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成本分担机制基本建立，各省份均出台了公办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或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普惠性民办园补助标准，并根据事业发展需要不断完善。同时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和办园成本等因素，动态调整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确定普惠性民办园最高收费限价，有效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行。”据吕玉刚介绍，2012-2021年各级财政累计投入752亿元，共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6232万人次，有效保障了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公平享有学前教育的权利。

开展科学评估

稳步提高办园质量

不仅需要“有园上”，更要“上好园”，如何进一步推动学前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做好幼儿园质量评估备受关注。

围绕破解“小学化”，全国坚持学前教育内涵建设与事业发展同步推进，力保“上好园”。教育部先后印发《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指导体系，为科学保教提供了强有力的专业引领。

事实上，《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简称《评估指南》）在今年2月正式发布时，一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一级巡视员姜瑾看来，《评估指南》落实得好不好，主要看能否真正扭转过去质量评估过程中存在的“重外评轻内评、重结果轻过程、重硬件轻内涵”的非科学和功利化导向。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各地作外部评估比较多，自我评估相对薄弱。因此，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要把自我评估做扎实，建立自评机制。结合本地实际，对怎样开展幼儿园自我评估、怎样提高自评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等问题，开展深入细致的实践探索和研究，引导幼儿园从被动的受评者变为主动的评估者，真正达到‘以评促建’的目的。”姜瑾说。

近日，中央文明办等4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网站平台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严格落实实名制要求，禁止为未成年人提供现金充值、“礼物”购买、在线支付等各类打赏服务，同时提出优化升级“青少年模式”、规范重点功能应用、加强网络素养教育等举措。






随着网络直播的出现，直播打赏成为一些未成年人支持偶像艺人、网红主播的方式。诸如“小学生打赏主播花掉家长多年积蓄”等事件，不断引发社会关注。未成年人打赏在加剧网络沉迷的同时，还可能滋生拜金、虚荣等心理，扭曲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固然有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自控力较差、父母教育缺位等因素，一些网络平台存在的漏洞和诱导行为也是重要原因。当仅凭借短信验证即可完成资金支付，“打赏榜单”“直播PK”等成为吸引打赏的重要手段，屏幕前的一些未成年人容易被诱导，盲目参与直播打赏。







从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网络保护”专章，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多次征求公众意见，再到设置青少年防沉迷模式等措施，一张未成年人保护网正越织越大、越织越密。作为网络直播领域首次提出的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专项意见，此次发布的《意见》彰显了从严规范网络直播打赏的决心。《意见》不仅从禁止以打赏额度为标准对用户进行排名、严控未成年人从事主播等方面提出硬性要求，而且强调要加强新技术新应用上线的安全评估、严格内容审核把关流程，为未成年人筑起全链条、全方位的网络保护屏障。







保障未成年人合法、安全、健康使用互联网，需要更多务实行动。《意见》要求增加适合未成年人的直播内容供给、建立未成年人专属客服团队，督促直播行业多为孩子着想、为孩子服务。“用户为本，科技向善”不该被平台简化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进一步说，尊重未成年人的成长规律，在保护他们免受网络负面影响的基础上，提供丰富的网络资源与充分的发展机会，真正让家长放心、孩子满意、社会认可。这应该成为相关平台的目标和任务。







期待相关平台、职能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建立长效监管工作机制，切实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清朗的网络天空。

中小学生要学煮饭炖汤、种菜养禽、维修家电……教育部近日印发《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从2022年秋季学期起，多种劳动技能将纳入课程，引发社会不小关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让中小学生学习劳动技能，社会普遍认同，但对于课该怎么上、如何进行评价、怎么让劳动课不流于形式看法不一。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劳动所占课时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独立出来，是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的一大变化。新劳动课的课程内容和形式更加与时俱进、丰富多样。

学什么：炒菜打扫、种植养殖、公益劳动等

其实，很多人对劳动课并不陌生。“60后”捡粮食、“70后”扫操场、“80后”“90后”做手工......劳动课是不少人学生时代的独特记忆。

从学工学农到将劳动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再到明确劳动课为必修课程，尽管形态、名称有所变化，但劳动课一直存在于我国中小学课程体系之中。

据了解，新的劳动课程标准针对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教育“重学习、轻劳动；重成绩、轻动手”的问题。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将劳动课从原有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独立出来，是为了更好地实施劳动教育。通过劳动课这一重要途径，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使其成为懂劳动、会劳动、爱劳动的时代新人。

按照新课标，课程共设置十个任务群，分为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三大类。

其中，日常生活劳动包括清洁与卫生、整理与收纳、烹饪与营养、家用器具使用与维护四个任务群。生产劳动包括农业生产劳动、传统工艺制作、工业生产劳动、新技术体验与应用四个任务群。服务性劳动包括现代服务业劳动、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两个任务群。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室副主任姚轶洁认为，这一次的新课标十分全面，不仅涵盖了各类生活场景，还提供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劳动实践。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新课标中的劳动课将技巧、技能、科技实践活动等内容结合起来，劳动的概念更加完整。

记者查阅劳动课程标准发现，课程安排是渐进式的，随学段晋升，项目难度逐渐增加，逐步提升技能。比如，一二年级要能择菜洗菜，三四年级煮鸡蛋煮饺子，五六年级煎鸡蛋炖汤，初中设计三餐食谱。

怎么上课：内容不一刀切搭建多样化教育平台和实践基地

“养个金鱼家里还能满足，鸡鸭等家禽楼房怎么养？”“谁来教？怎么教？学校有条件和场地吗？”“让孩子学习劳动技能是好事，但能不能在学校完成，别弄回家让家长管还要拍视频？”......

新课标发布后，很多家长在社交平台留言，表示支持孩子学习掌握劳动技能，但对课该怎么上还有疑问。

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组组长顾建军表示，劳动课作为一门课程，由学校发挥主导作用，家庭发挥基础作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推进。

对于讨论热烈的种菜养禽等内容，顾建军表示，项目的选择与确定，课程资源和场所建设都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有条件的学校可建设符合教育要求、安全可靠的劳动园地和场所，同时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力量，搭建多样化教育平台和实践基地。

事实上，多地中小学校已经开展了各有特色的劳动课程探索。

重庆市两江新区星湖学校将6000多平方米的教学楼楼顶开辟为种植园，种植了1万余株向日葵，学生自己动手除草、浇水、收获。在广西贵港覃塘区的乡村中小学，“校校有基地、班班有块地”，农科专业技术人员、种养能手等劳动教育校外辅导员深受学生欢迎。

“劳动课不能简单说教，否则容易流于形式，成为‘摆拍式’劳动教育。”重庆市政协委员程德安表示，大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南方和北方的学校，自然环境和条件不同，应该因地制宜，让课程有可操作性，给学生提供真正的劳动机会。

由谁来上劳动课？尤其是，一些需要专业技能的课程师资如何解决？记者采访的不少学校教师对此都很关注。

教育部此前要求，高等学校要加强劳动教育师资培养，有条件的院校开设劳动教育相关专业；开展劳动教育教师培训。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建议，各地应保障对学校劳动教育的投入，加强劳动课专任师资建设；加强与职校、社会机构合作联动，盘活校内外资源，聘请不同行业的优秀工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经验丰富的农民、技术工人等担任指导教师。

如何评价：未纳入考试项目劳动素养评价作为高一级学校录取参考

新课标公布后，不少家长问：“劳动课怎么打分?”“劳动课会有考试吗？”“劳动课会和升学挂钩吗？”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提出，把劳动素养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学生全面发展情况的重要内容，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和毕业依据，作为高一级学校录取的重要参考或依据。

储朝晖表示，目前的课程标准和政策要求并没有将劳动教育纳入中考。

“劳动教育作为一种过程性的综合素质评价，重点是考查学生劳动实践的过程和表现，不能简单地像语文、数学一样用考试来评价。”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范涌峰认为，应关注每个学生的获得与成长，比如劳动技能的提升和劳动习惯的养成。

在已经推行劳动教育的广州番禺区市桥沙墟二小学，学校采取学生自评、互评、教师评价和家长评价组成的多元评价方式评选校园“种植十佳小能手”“劳动课积极分子”“小农田积极分子”“家务劳动小能手”等。校长李敏宁表示，多方参与共同评价，既认可了学生的劳动成果，也能提升学生劳动积极性。

“劳动教育还需要家长配合。”顾建军认为，家长需要转变观念，重视劳动与生活技能对未成年人成长的价值，让劳动融入日常生活。“比如孩子在学校学会西红柿炒鸡蛋，回家后家长要尽可能给学生实践的机会。要让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做，家长需要放手让孩子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

“可以形成学校教——家里实践——学校评比的循环，真正让学生养成劳动习惯。”广州市文德路小学校长黄丽芳说。（记者宋佳、柯高阳、郑天虹、胡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高校是科技伦理管理的重要主体，也是科技伦理教育的重要阵地，肩负着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科技伦理意识、完善科技伦理人才培养机制、培养高素质与专业化科技伦理人才队伍的重要使命。



近些年来，我国科技实力迅速提升，创新指数排名连续9年稳步上升，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二，实现了在世界科技舞台上由“跟跑”到“并跑”乃至在部分领域“领跑”的转变。但同时，中国学者论文撤稿事件、生物医学的争议性实验等科技伦理事件也时有发生。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不仅科技硬实力竞争更加激烈，科技伦理治理的“软实力”也愈加成为国家科技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国亟须补齐科技伦理这一短板，增强“科技伦理竞争力”。其中关键的一环是加强科技伦理教育，实现科技共同体乃至更大范围社会面的科技伦理素养的本质提升。

欧美国家较早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科技伦理难题，也较早开展科技伦理教育探索。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核心是将伦理责任融入科学工作者的创新研究过程及专业能力之中，而课程是实现这一过程的有效载体，高水平科技伦理人才队伍是有效保障。

世界一流大学大都在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中，以及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教育中开设了伦理思辨类课程和科技伦理必修课、专业课，普遍设立了“伦理通识+专业学科+应用伦理”的课程。还有部分高校尝试在专业课程已有内容的基础上，增添伦理的维度，将伦理内容融入专业课程，如在“导论”课程中增加相关伦理内容，并与后续专题课程中的伦理内容相互呼应。此外，国外还出现了将科学、技术、政策、伦理等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混合课程”，成为国外开展科技伦理教育的一类重要形式。这类课程更多地依靠高校内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中心，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心开设了“生命伦理、法律与生命科学”“伦理、生物技术与人类未来”等课程，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心的“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社会研究”课程，伦敦大学学院也针对本科生开设有“科学与伦理”课程。

在师资力量方面，世界一流高校中将科学与法律、哲学、社会学等结合的交叉学科机构为高校伦理教育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这些教师往往是兼具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背景，对于当代前沿科学技术中的伦理维度具有较为准确的感知与深刻的理解，能够引导学生针对具体场景展开思辨讨论，在研讨科技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帮助提升学生在面对科技伦理抉择时的能力。

总的来看，顶尖高校中科技伦理教育的课程设置较为完善、课程种类多样、教学资源积累丰厚，并探索出“模块化”“基于叙事”等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又有体系化的师资人才队伍加以保障，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体系相对完整。

我国虽已在高校科技伦理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方面做出一些有益探索，但远未形成适合国情和科技发展需要的科技伦理教育体系。为此，加快推进高校科技伦理教育，需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高校中科技伦理教育课程设置零散化，往往根据学校或者院系自身特点设置，且课程属性以选修居多，无法涵盖所有相关专业学科的学生；二是缺乏适合国情的、高标准、成体系的可用教材，教授内容仍以介绍西方理论为主，与中国科技发展结合度不够，表现出的伦理思想和立场也较为散乱；三是缺乏高素质专业人才，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师资队伍组成因校而异，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缺少稳定的学术研究支撑，授课内容受任课教师影响较大。

加快推进高校科技伦理教育，首先要尽快明确高校科技伦理课程定位。目前“工程伦理”课程已经正式纳入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课，科技伦理相关课程也应明确必修属性，使之成为相关专业学生乃至所有高校学生的“必修课”，达到“学完伦理再毕业”的教学要求，逐步探索将科技伦理课程纳入思政课程体系。其次，要加快形成一批精品教材等教学资源，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专项工作组正在组织相关院校专家学者开展教材编写工作。在课程教学之外，有必要针对新兴前沿科技的伦理问题在高校中组织专题研讨会，采用多样化教学方式，形成经典案例教学材料，丰富教学形式。再次，要成批次、高质量地开展教师培训，加强科技伦理师资队伍建设，并以加强科技伦理专题研究为契机，建立科技伦理专门人才培养机制。

本着急用先建的原则，“十四五”期间，高校要在抓紧建设科技伦理学主课程的基础上，抓紧建设针对本科生、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以及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科技伦理课程。要发挥课程思政优势，让深刻蕴含着立德树人、科技向善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的科技伦理教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亮色。

五月最青春，五月正芬芳。中央宣传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2022年“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先进事迹。

到基层锤炼，到一线奋斗，一代代青年肩负责任使命，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芳华。

在基层磨练本领、成就精彩

瘦小、白净，如果不是一身警服，很难看出不满29岁的戴贝贝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刑警。

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戴贝贝进入湖南常德市鼎城区斗姆湖派出所工作。6年来，以她为主勘查现场333起，利用指纹比中32起、提取DNA比中49起、利用足迹等痕迹物证串并案件30余起，协助破获两起数十年前的命案积案。

回想28岁第一次下乡给鸡采血，赵剑至今记忆犹新。一针下去，鸡翅静脉立刻鼓包，养殖户心疼得一直念叨。可赵剑坚持留在山西太原市尖草坪区动物疫病防控一线。经过多年打磨，成为实操高技能人员的她，获得了众多专业奖项。

基层天地广阔，青年大有可为。

历时5年，“90后”史晓刚创办的北京枭龙科技有限公司，取得AR核心专利110余项，已成为全球极少数掌握衍射光栅波导工艺的公司之一；

在一线摸爬滚打，32岁的苏州长风航空电子有限公司工艺员陈玮，成为精通工艺与加工操作的复合型人员，每年为公司节省费用数十万元；

甘肃兰州市红古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高承龙，9年来办结各类法律援助案件近2000件，累计为群众挽回损失3000余万元……

扎根基层、砥砺奋斗，他们用热情和实干书写精彩的人生篇章。

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28岁的张可主动请缨，先后担任陕西汉中市南郑区佛头山村和沙坝村驻村第一书记。“我生长在汉中农村，家境贫寒，靠着乡亲们帮衬才走出大山。”张可说。

7年来，他冲在一线，带领村民建茶厂、种猕猴桃。村民们走上了脱贫致富路，张可也收获了最美的青春。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是吴书香践行的人生方向。2008年，23岁的吴书香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她扎根辽宁沈阳苏家屯区官立堡村十余年，带领村民创办专业合作社、实行标准化生产，实现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

面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历史重任，青年一辈敢攀最高的山、勇走最险的路。

1989年出生的魏静，将福建南平市政和县念山村梯田、茶山资源活化利用，让贫困山村变身旅游景区；

安徽濉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郭慧慧，发挥专业所长，帮扶14000余名贫困劳动者就业；

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职员刘攀飞，带领贫困村创办首个村集体经济公司，实现“一年摘帽，两年提质”。

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在偏远乡村、大山深处，一群年轻人正在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用爱与才干倾情奉献、造福人民

2012年，南京大学毕业的袁辉放弃了城里的工作机会，只身来到湖北巴东县清太坪镇姜家湾教学点支教。

在课上，他让孩子们学在其中、乐在其中。课外，他将自己微薄的补助用到最需要的孩子身上；坚持6年，每周三次翻山越岭十多公里，为特殊孩子送教上门……

心中有爱，眼中有光。2009年从四川省泸州医学院毕业后，沈富琼奔赴甘孜藏族自治州麻邛乡。

这里海拔约4000米，取水要到河沟、晚上要点蜡烛、下村要走路骑马，更谈不上信号和网络。但面对牧民群众期盼的眼神，沈富琼将所有困难抛之脑后。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在山东烟台，因见义勇为右腿高位截肢的龚钰犇在艰苦创业、自立自强的同时，积极帮助自闭症儿童走出困境；

在河南西华县孙庄村，驻村第一书记、海归硕士秦倩抓支部、建工厂、惠民生，带领贫困村彻底变模样；

河北张家口市太平庄中心学校的特岗教师杨晓帅走遍太平庄乡的每个村庄，确保“控辍保学”不落一人……

无数新时代的青年人将“小我”融入“大我”，用爱与才干倾情奉献、造福人民。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对于西藏拉萨市尼木县吞巴镇人民政府主任科员王海洋来说，高原是他挥洒青春、奉献自我的地方。

2009年，王海洋响应号召成为一名大学生士兵。在部队中表现优异的他，被选中奔赴藏区完成艰巨的维稳任务。2016年大学毕业后，王海洋决定去拉萨尼木县做一名扶贫干部。

学习藏语、藏族文化和扶贫知识，搞温室种植、发展藏香产业、利用电商平台抓销售……王海洋义无反顾带动贫困户实现增收致富。

同样选择投身偏远地区的，还有广东湛江吴川市兰石中学教师林文婕，她潜心教学，多年奔走在支教路上。

从广东清远市的阳山县阳山中学、连州市山塘中心小学，到西藏林芝市的巴宜区中学、八一中学……她克服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忍受着艰苦的自然环境，用爱为这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们铺就一条高质量教育之路。

扎根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多年来，一批高校毕业生在最艰苦的地方发光发热。

他们中，有在新疆支边多年的“边疆女儿”崔久秀，有在云南怒江担任大学生村官的“村民贴心人”和倩如，有主动请缨援助湖北抗疫的护士雍朝斌……

越是艰险，越奋勇向前。新时代青年正用奋斗证言，用汗水注解，书写不负时代、不负党和人民的青春答卷。

本报北京5月8日电（人民网记者郑潇潇、李昉）为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引导新时代青年厚植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崇尚奋斗实干，“平凡英雄·青春百年”同上一堂五四精神思政大课于8日在“人民网+”客户端开播，在广大高校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本次活动由人民网、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山东省委教育工委联合主办，邀请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青年思政教师，以北京大学红楼展厅为背景，以不同年代青年的奋斗故事为脉络，对五四精神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活动还联动新浪微博开设“记录我的青春年华”互动话题，推出主题MV、盘点海报、创意短视频等融媒体产品，总阅读数已达2.6亿。

近日，教育部正式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将劳动课从原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完全独立出来，并发布《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教育部要求9月起中小学生要学煮饭”的话题迅速冲上微博热搜，不少70后80后网友直呼：多年前的劳动课，如今又回来啦！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王颖



9月起中小学生需学煮饭引热议

中小学设置十个任务群：

五六年级要学会2-3道家常菜

今秋开学起，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根据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劳动课程平均每周不少于1课时，用于活动策划、技能指导、练习实践、总结交流等。

劳动课程分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三种，内容共设置十个任务群，每个任务群由若干项目组成。日常生活劳动包括清洁与卫生、整理与收纳、烹饪与营养、家用器具使用与维护四个任务群。生产劳动包括农业生产劳动、传统工艺制作、工业生产劳动、新技术体验与应用四个任务群。服务性劳动包括现代服务业劳动、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两个任务群。

学校可结合实际，在不同学段自主选择确定任务群学习数量。

比如，在烹饪方面：第一学段(1-2年级)，要参与简单的家庭烹饪劳动，如择菜、洗菜等；第二学段(3-4年级)，学会做凉拌菜、拼盘，学会蒸、煮的方法，如加热馒头、包子，煮鸡蛋、水饺等；第三学段(5-6年级)，做2-3道家常菜，如西红柿炒鸡蛋、煎鸡蛋、炖骨头汤等，还要会设计一顿营养食谱；第四学段(7-9年级)，能设计一日三餐的食谱，独立制作午餐或晚餐中的3~4道菜等。

引发网友“忆往昔”：

初中毕业已经能做一桌饭菜！

“劳动太重要了，现在的小孩最缺乏的是劳动，我们小时候最不缺的是劳动。一年级开始就要打扫卫生，立夏时节还要给学校挖半夏(中草药)上交，三年级开始每周给学校砍柴一次，还有植树等等。在家里做饭、洗衣服、除草、插秧、割稻子，什么都要干。虽然很辛苦，但是现在想想这些劳动锻炼了生存技能，磨练了意志，养成了我吃苦耐劳的品质。”80后家长王女士表示，初中毕业同学来家里聚会，自己已经能做出一桌像样的饭菜。

劳动课程新方案也得到了不少网友的支持。“这个要求很合理。五六年级的学生，有基本的照顾自己或家人的能力，能使用大多数家电、会洗衣拖地，简单做几道菜，懂得安全用电用水用火，具备生命安全观，太有必要了。”“好事，每周一节劳动课必须上，专家说孩子爱劳动不容易抑郁，爱劳动能促进孩子感恩，珍惜生活”……

南京多个小学开展“劳动教育”

南京市力学小学：

成立“劳动实验班”，学会十项劳动

关于劳动教育，南京学校有哪些有特色的做法呢？记者了解到，去年伊始，南京市力学小学就提出劳动“十会”，分别是小米粒会收拾书包、会扫地、会倒垃圾、会洗抹布、会抹桌、会收发书本、会拖地、会擦窗、会擦黑板、会排桌椅。劳动“十会”旨在让全校每一个“小米粒”从身边的劳动做起，研究劳动方法，学习劳动技能，进而能够做好自己的事。

学校还专门在每个年级设立了两个实验班，相当于“先锋团队”，带动全校师生踏实践行“劳动十会”项目。另外，学校还成立了“劳动社团”，由力学小学和力人小学两所学校每个班级的劳动委员组成了劳动社团，开展实战演练。

南京市力学小学校长李琳表示，劳动教育是“德智体美劳”五育之一，作为学校，有责任有义务去重视和落实这项教育。劳动教育并不神秘，也并不高大上，而是一项很朴实和普适的教育。“力学的劳动教育很接地气，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第一阶段，我们从校园劳动开始，第二阶段将延伸到家庭劳动，第三阶段可能会到更广阔的天地开展一些特色兴趣劳动。我们还将劳动作为对学生的评价标准之一，不管是评选‘五育之子’还是‘美德少年’，劳动都是必备的评价项目。”

南京市瑞金路小学：

每周一天劳动日，孩子“和父母换一天岗”

南京市瑞金路小学校长周锋介绍，劳动课程非常有必要。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技能，同时也是人与人交往，走向社会、融入社会的必要载体和桥梁。“在劳动中出出汗、动动脑，让我们身心更健康，还可以磨练我们的意志。劳动课程无需另起炉灶，应该融入学校和家庭生活当中。”周校长介绍，早在3年前，瑞金路小学每周都有一天不布置家庭作业，让学生参与家庭劳动。

刚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学校给孩子们布置这样的作业：一二年级利用假期，整理自己房间内的生活物品和学习物品，将物品归类摆放；三四年级“和父母换一天岗”，亲身体验一天里父母的“行动轨迹”，尽自己所能包揽买菜/洗衣服/打扫卫生等家务活；五六年级的作业是“我是一名美食家”，用智慧和巧手在美食上“做做文章”，开展厨艺秀创意活动，亲手做家族拿手菜。

南京市武定新村小学：

联合金陵高职校，研制二十四节气美食

南京市武定新村小学校长史晖表示，武定新村小学的劳动教育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对劳动教育进行诠释和架构，引导学生热爱劳动，尊重劳动者，实现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目的。在实践形式上打通校内校外，回归生活本源，从单一走向多元。

据了解，学校因地制宜修建了“我们的田野”种植园，兴建了“巧手工坊”“创新实验室”等劳动实践基地。学校还与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合作，在五六年级启动“拾味堂”劳动教育课程。课程围绕“金陵烟火气”“中华二十四节气”等主题展开教学，研制了特色《学习单》，不仅指导学生掌握劳动技能，还带领学生围绕相关主题对金陵美食的文化进行了研究。

为了对孩子们参与劳动教育的情况进行及时而准确的评价，武定新村小学还专门在学校特有的评价载体——“小荷花币”中增设了“菊”主题的“小荷花币”。对学生的自理能力、完成劳动打卡和劳动表现情况进行评价。

孩子们可以将获得的小荷花币在学校的线上评价系统“致美银行”中进行积分累计。在劳动课程、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孩子，都有机会获得“武小劳动星”之“自理之星”“敬业之星”“奉献之星”和“巧手之星”的称号。

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举措和成功经验转化为法律规范，为培养更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打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夯实了法治基础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我们就一定能让各行各业人才荟萃、繁星璀璨

明确“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出“职业教育实行政府统筹、分级管理、地方为主、行业指导、校企合作、社会参与”，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已于5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内容从五章四十条完善至八章六十九条，增加“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职业教育的教师与受教育者”和“法律责任”三章，内容更加充实，对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促进就业创业，建设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职业教育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共有职业学校1.13万所，在校生超过3000万人。同时，职业教育发展也面临新形势、新要求。从立法层面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和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认识误区，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首次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并规定“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这有利于塑造社会共识，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同时，职业教育离不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强调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并规定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企业给予奖励、税费优惠等。这有利于深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挥其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可以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举措和成功经验转化为法律规范，为培养更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打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夯实了法治基础。

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涉及理念转变、制度创新、体系构建、政策配套等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工程。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需要法律的有力托举，也离不开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从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到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从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到上线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近年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硬招实招，促进职业教育提质培优。以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施行为契机，相关主体协同配合、同向发力，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保障制度和措施，定能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举办时强调：“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才能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在新的伟大征程上，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我们就一定能让各行各业人才荟萃、繁星璀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这几天，浙江省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振洪的心情很激动。作为一名职教战线的老兵，他见证了职业教育法的首次大修：“职业教育总是不被社会认可，但现在首次以立法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是积极而明确的信号，有利于重塑社会共识。”



2022年4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这是该法自1996年颁布施行以来的首次大修。新职业教育法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大国工匠，而培育大国工匠，离不开丰沃的土壤——高质量的职业教育。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培黎学校考察时指出，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做强实体经济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发展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国务院颁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20条”）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走上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快车道，职业教育面貌发生了格局性变化。如今，我国共有1.13万所职业院校、3088万名在校生，建成世界规模最大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

职业教育这十年：建设技能型社会培养更多大国工匠

1.从“层次”到“类型”：打破职教“天花板”

“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不是‘层次’教育，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这句话，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在多个场合都说过。现在，鲜明的政策导向得到了立法保障。类型教育的明确定位像一根红线，串起了职业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许多关键难题得到破解。

本科职教，应运而生。目前，我国职业本科教育现有32所高校，在校生12.93万人，2021年招生4.14万人。《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的规模将不低于10%。

以山东为例，山东省2012年在全国率先建立“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职教高考制度，当年安排本科招生计划2600个，报名人数3万多人。2022年，山东“职教高考”本科招生计划增加到1.8万个，报名人数达到20.9万人。

职教发展“天花板”，已经被打破。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学校目前正抓紧在硬件指标完善、专业内涵建设、治理能力提升、产教深度融合等方面下功夫，朝着职教类型特色鲜明、高水平职业技术大学的发展目标全面发力。”校长薛晓萍说。

与此同时，牵动职教改革牛鼻子的考试招生，也在改变。目前，分类考试招生成为招生主渠道。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洪渠欣喜地看到，愿意参加技能高考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录取的这类学生也在稳步增加。他说，2021年，学校1200名技能高考毕业生就业率为98.06%，其中升学人数339人，升学率为27.34%。

当前，全国高职分类考试招生超300万人，超过高职招生总数的60%，成为职业院校招生主渠道，促进了教育合理分流。

2.“组合拳”夯实基础：人才培养迈向高质量

3年前，身披国旗走上领奖台的画面，无数次在王硕脑海中闪回。2019年11月初，第三届世界技能大赛俄罗斯欧亚公开赛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办。作为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学生，王硕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一举摘得了数控车削赛项的个人银牌。“作为一名职校生，能有这样为国争光的经历，真幸运。”他说。

今年，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汇川机器人创新班学生涂福涛收到了中航工业雷华电子技术研究所、施耐德电气等多家单位的录取意向。不安于现状、喜欢挑战的他，最终没有选择进入事业单位或世界500强企业，而是决定去北京一家主营教育机器人设备的公司，成为一名嵌入式工程师。

早在2021年11月，涂福涛参加第二十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时，就被该公司看中，并抛出橄榄枝。“作为国内最早开设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高职院校，我们的毕业生就业匹配度持续走高。”涂福涛的就业指导老师、控制技术学院辅导员王丽梅介绍，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主要面向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及相关自动化系统的操作与运维等工作，近3年来平均就业率为98.43%，平均就业对口率达到80.27%。

这是王硕、涂福涛们奋斗的结果，更是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的缩影。近年来，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保持在97%以上，10%以上毕业生在国企央企、事业单位工作，近20%的毕业生成为医疗和教育战线的骨干力量。

探索、推进、改革、完善……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商贸学院，就在不断探索中找到了适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校企合作模式。“我们以工作室为载体，与数十家公司开展深度产教融合，打造‘产、学、研、培、赛’五位一体的校企双元工作室运营团队。通过‘多方共建、双元共管、资源共享、人才共育、项目共营、成果共有’机制，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校企命运共同体，既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又在生产实践、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该校校长邵庆祥说。

近年来，职业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职业学校开设1300余个专业和12万多个专业点，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各领域，有力支撑我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3.完善制度体系：服务国计民生水平日益提升

职教质量高不高，最终要用贡献说话。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教授黎冬楼，在服务国计民生方面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在当了10年船舶驾驶员和船长后，他选择入职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任海事学院院长。此后，黎冬楼积极构建与国际规则衔接的船员教育培训体系，培养了一支“上得了讲台、能维修船舶设备、开得了船”的双师型教学团队。并推动学校成为省内唯一一家拥有海船、内河、渔船、游艇等类型全部适任资格证书培训资质的单位。

近几年，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已为海南省各类航运企事业单位培训考核船员300多次，培训各级各类船员3万多人次，一定程度改变了本省航海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和涉海人员技能培训长期依靠省外的局面。

服务地方发展，还有实打实的数字支撑。2019年高职扩招116.5万人、2020年高职扩招157.4万人、2021年高职扩招139.4万人，他们中有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职扩招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同时，也有效缓解了严峻的就业形势。

“双高计划”是引领职业教育新一轮重大改革的排头兵。中央财政每年引导资金20余亿元，带动大量资源、资金向职业教育聚集。其中，立项建设的253个高水平专业群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有力支撑了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在王振洪看来，职业教育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成为职教十年发展硕果累累的关键之钥。“十三五”期间，我国建立健全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双轨”运行为标志，以纵向贯通、横向融通为核心，同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化教育改革相适应的新时代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

陈子季表示，“十四五”期间，职业教育要重点做好三方面：一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一步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加快实现纵向贯通和横向融通。二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健全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切实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三是提升职业教育服务能力，适应产业经济发展趋势，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加快形成职业教育多元化办学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总之，就是一句话，要让职业教育‘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陈子季话语坚定。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安徽省合肥市淮河路第三小学数学老师夏菁也难得追起了热播大剧《人世间》。这部追溯中国百姓50年生活史的影视作品，让年过五旬的她收获了热泪盈眶的情感共鸣。

当年师范毕业，夏菁服从分配，在合肥最偏远的村小坚守了整整9年，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农村学生，后来调入城区的名校，在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进程中，逐步成长为资深的教学名师。一路走来，夏菁身上折射出教师这一职业群体的坚韧品质与奉献精神。

《人世间》也被视作一部改革史，在其中能真切感受到改革给个体带来的洗礼与阵痛。不仅是对夏菁这样临近退休的老教师来说，包括新入职的95后教师，“双减”无疑是教师群体必须面对的职业生涯“拐点”。减少了作业和考试，这书到底该怎么教，才能确保减负增效？这是他们终将面对的一道时代考题。

离开了大量的作业和考试，是不是真的不会教书了？

“双减”政策出台倒逼着教育教学改革加快进程、走向纵深，作为改革的关键实践者，教师只有自我变革，才能突破职业发展的瓶颈，顺利转型。

正如采访中一位教师所言：“双减”的焦点不仅在学生身上，也在教师身上。

2021年9月，95后童玉顺利通过合肥市“入编”考试，成为公办学校的一名语文教师，在此之前她有过两年的代课教师经历。对她来说，“双减”是正式的职业生涯起点，也是教育观形成的“拐点”。

“过去，大量的作业、考试就像一条‘隐形’的鞭子，老师就是这么教的，我们也是这么学过来的，都习以为常了。”童玉坦言，“入职学习双减政策的那一刻，真的懵了，猛然意识到，考试排名、留堂之类的做法已经不能再用了。”

童玉原以为，两年的代课经验会让她轻车熟路地走上职业轨道，现在她意识到，“要想站稳讲台，真的很难”。

在“双减”实施之初，面对身边有些茫然的同事，淮河路第三小学校长李霞这样反问：“如果离开了大量的作业和考试，我们是不是真的不会教书了？”

不少教师开始主动检视自己的教育理念与教育规律之间的差距，一时间围绕教育理论的读书分享活动骤然升温。就连夏菁也学着年轻人，在手机上收听教育名家魏书生的讲座。这一轮集体“充电”，无疑是在为接下来的改革厘定方向，也在为下一次的跃起“深蹲蓄能”。

“教师的角色已经从‘传输者’向‘引导者’‘陪伴者’转变，如果还停留在‘包办’学生学习的观念上，只能无路可走。”李霞说，大家逐渐形成共识，过去的教法已经行不通了，“双减”就是要减去知识的重复灌输与枯燥练习，在有效的课堂教学和作业中，聚焦学生学习的兴趣以及核心素养与自主学习能力的培育。

在童玉看来，现在想着职称、评奖之类的事还有些远，首要之务就是把新的部编语文教材吃透，把书教好。她想尽办法创新教学手段，在课堂上引入视频材料，激发学生的兴趣，早上带着学生一起晨读，抽查字词，巩固知识。

教研不再是个别名师的“单打独斗”，必须集体作战

“学科类培训机构大幅度缩减，对学生的考试成绩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此外，过去我们的教研、备课，多数研究的是教材、教法，指向是如何教，而现在的备课要尽快转向研究学情、学法，重点关注学生如何学，尤其是学情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合肥当地一位教育界人士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分析。

在合肥市庐阳中学校长汪晓军看来，离开教研水平的提升，“双减”难以贯彻落实。当前形势下，教研不再是个别名师的“单打独斗”，必须开展集体教研，实现整体提升。

为此，该校加大了“大单元集体备课”的力度，除了每周的例行备课外，各学科每月都要开放3次备课展示，每次中层以上行政人员参与集体备课，并在教研群中逐个点评。在汪晓军看来，这一“刚性”要求让教研活动更加规范化，也让很多新入职的年轻教师有了快速成长的学习路径。

另外从教师减负的角度来看，作为集体备课的成果，多媒体课件可以在同学科教师之间分享，再结合各自班级学情进行完善，从而提高了备课效率，也为教师减负。

这学期在淮河路第三小学，安徽省特级教师李霞牵头的“故事语文”课改全面铺开。其实早在8年前，她和团队成员就认识到：教学方式僵化、内容固化，导致学生对语文学习无趣，阅读视野狭窄，难以整体提升语文素养。学科素养单一化，难以形成适合未来发展的跨学科综合素养。

为此，团队持续探索利用故事资源重构课堂新样态，横向打通学科壁垒，强化故事语文与其他学科的整合，纵向打通学段，贯通小学六年学习生活，实现持续和深度学习。同时改变传统纸质作业形式，在听说、读写、思辨中达到“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教育目标。

现在，在学习二年级课文《雾在哪里》时，教师摒弃传统教学的讲读模式，在多媒体图片创设故事情境后，聚焦“雾孩子”的三句话，组织学生个别读、同桌合作读、师生对读、学生戴头饰表演读，让学生内化故事语言，在情境中识字，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项持续8年探索的研究成果就在去年荣获合肥市首届基础教育成果奖一等奖。在“双减”全面实施之际，以李霞为代表的青年骨干教师的提前“试水”，为课改提供了理论支撑。

为了帮助年轻教师走出教育教学的适应期，童玉所在的学校正在开展“青蓝结对”工程，担任师傅的都是市区级骨干教师，与年轻教师捆绑教研，陪伴成长。此外，每日阅读打卡、每周粉笔字打卡等一系列教学基本功训练，促使这些年轻教师勤练内功、夯实基础。就在年初，学校还举办了“吐槽大会”，青年教师吐槽工作中的难题，“经验型”教师支招，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

“年轻教师的可塑性更强，他们的创新意识和信息化技术优势不久就会显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双减’为教师职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采访当天，庐阳中学校长汪晓军刚刚结束与庐阳中学新入职教师的座谈会，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学生作业的创新设计对教师提出更高要求

对于基础教育教学改革来说，学生作业的创新设计既是突破点、切入点，又是难点、关键点，对于教师的教研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看似平常的这项工作，往往要借助团队的力量，经历一轮轮的头脑风暴和反复打磨。

对此，李霞深有感触。去年寒假之前，她向教师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一改之前学科各自布置假期作业的传统模式，各个学科共同布置一个“融合性”作业。

“用了一周多时间，交到我手上的时候，已经是第三稿的方案了，看起来五花八门，可能大家在理解上还是有偏差。”为此，她熬夜加班改出了最终方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对4年级学生来说，这项凝结集体智慧结晶的假期作业，在实物呈现上就是一个纸质转盘。每个学生将自己制作的转盘划分为不同区域，将每天的学习内容标注在上面，每天早上随机旋转指针，按照指示内容完成学习任务。有趣的是，如果指向“免作业”，当天还能休息。

“学生可以在扇形区域标志各科内容，根据自己的情况，设计不同大小的区域，安排学生任务。”一位教师分析，这项作业既锻炼了手工能力，也诠释了五年级将学到的数学“可能性”概念。“有的孩子故意放大‘免作业’的扇形区域，看来是真的理解了‘可能性’。”她笑着说。

在淮河路第三小学，集体教研充分发挥出老中青教师的各自优势，七巧板拼图、种子生长纪实、阅读思维导图等全学科“趣”作业的开发，让人耳目一新，在夯实学科知识基础上，鼓励学生动手动脑，培养创新意识。

改革总是让有准备的人脱颖而出。对合肥市庐阳中学70后的数学名师匡浩来说，“双减”的到来并没有给他平添多少“束手无策”的焦虑感。

早在一年前，匡浩就启动了“每日一题”的课堂实验，以学习小组为单位，每天优选一道初中数学题，共同研讨解题方法，学生进行讲解，教师对此点评。“这就好比每个人都有一把解题钥匙，讨论完善之后，发现了更多的钥匙，提升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也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他总结道。

他用手机把学生在讲台上讲解的过程录制成短视频，每周在自己的微信公号和班级的QQ群里进行发布，累计已有200多期。在他看来，视频的发布激发了学习兴趣，带动了学习氛围的形成。通过教师“少而精”的精选练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切实减轻了课业负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庐阳中学的一楼看到，每个班级的每天作业情况整齐地张贴在公示栏上。该校还新近出台了“作业熔断机制”，切实为不能及时完成作业的学生减负。

据庐阳中学校长汪晓军介绍，在刚刚过去的寒假，该校组织教师集体编写了校本寒假作业。“这样的作业更加符合自己学生的学情，我们希望实现‘一课一辅’，把孩子从课后辅导资料中解放出来，为他们减负。”

就在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到访庐阳中学的当晚，合肥市教育局在官方微信公号发布了“加强初中校内减负工作15条”，挥出重拳，直击“在校时间长、作业时间长、考试次数多、占课情况多、睡眠时间少”等痛点、难点。

“中考只有3个月了，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这条政策的出台足以显示教育部门的决心，必须为初中生减负！”一位合肥教育界人士向记者分析，学校和教师都已认识到，这场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回退，必须让教育回归本原。

不少“功成名就”的骨干教师积极性再次被激发

双减之后，小学一二年级不能布置书面作业，课后社团活动时间增多，如何确保接受能力存在差异的学生都能掌握应会的知识点，这是一道亟待攻克的难题。为此，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夏菁从高年级调到了一年级。

“过去有作业进行强化，还能把个别学生留下来，有针对性地辅导，拾遗补缺，现在都不行了，只能向40分钟的课堂要效益！”作为一个临近退休的教师，夏菁在校内率先尝试使用信息化教学手段，这让同事颇感意外。

儿子前往美国读博士之前，夏菁特意让他协助自己做好了一到六年级的数学教学软件。“PPT演示起来更直观，当然要用起来，不过传统的方式也不能丢！”

曾在农村学校任教的这段经历让她深深意识到，不能放弃一个落后学生，否则就是教师的失职。让这位同事和家长眼中的“严师”津津乐道的是，自己带过的一个来自农村的“学困生”，后来考上高职，成为一家餐饮企业的管理者。

她所谓的“传统的方式”就是“见缝插针”，整合学生在校期间的碎片化时间，对他们的接受情况进行检查，及时了解学情，动态调整教学策略。每天她都会雷打不动地提前20分钟出现在教室，看见学生就会“逮”在身边，逐个抽查上节课的知识。

“上课铃一响，我就会立马‘冲’上讲台，生怕浪费了一分钟时间。”她解释道，现在每天只有一到两节语文、数学课，绝不能占用其它时间，教师普遍感到，如果上课不抓紧，教学任务都难以保证。

课堂的节奏明显变快了。作为夏菁的同事，方华梅也有这种紧迫感。尽管教了30多年的数学，现在每天上课前，她都会把书上的题目重新做一遍——就是要站在学生的角度，感受一下哪些环节存在难点。“过去，我们可以通过作业的反馈来了解学情，现在则需要提前预判，对可能出现的难点进行重点讲解。”

在方华梅看来，对低年级学生来说，对于数学运算，从“陌生”到“理解”再到“熟练”，这是一个必须依靠多次练习才能实现的过程。既然课后不能留作业，课上必须补起来。为此，她会在一张A4纸上列出重点的题目，发给学生随堂检测。

她统计过，一堂课下来，在讲台下至少要巡视30多圈，检查学生的正确率，当场批改。对这个年纪的教师来说，体力和精力都是一个考验。

匡浩近来发现，“双减”之后，身边80后、70后教师的教研积极性又一次得到激发。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学校鼓励“功成名就”的骨干教师再次走上比赛舞台，继续在交流中学习、提升，同时在校内发挥引领示范效应。在不久前庐阳区初中数学命题大赛中，匡浩与同事徐烈虎获特等奖，另外3名教师分获一二等奖。

在淮河路第三小学校长李霞看来，面对“双减”，不少中年教师丝毫没有“躺平”的念头，对于课堂教学抓得更紧更严。“他们中不少都是教学名师，有过辉煌的成绩，出于职业责任感和荣誉感，积极融入到这场改革中来，这也为青年教师作出了表率。”

就在当天与新入职教师座谈时，庐阳中学校长汪晓军这位教育界的老兵还是激情满怀地与在座的师范毕业生谈起了当初的教育理想。

“当初我们为什么要当老师，我们在大学里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思想，我们究竟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教育……”汪晓军感慨，“埋头行走太远，总要仰望星空，我们这些教育人，理想主义情怀不能熄灭，对教育规律的追求不能止步。”

湖北省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医生惠燕有过一次尴尬的讲课经历——在一所初级中学的大礼堂，作为主讲人，惠燕所讲的主题是中学生性教育，400多名不同年级的学生及其家长、教师全都坐在台下一起听。

“最后在尴尬中收场。”那天的情景让惠燕印象深刻。她曾提出面向不同年级的学生分别授课，并且让男生和女生分开听课等，不过这些建议并没被采纳。惠燕说：“现场人又多又杂，我也不好讲得太深太细，导致低年级的学生听得很懵懂，特别是女生又感到很害羞，最终效果非常不好。”这堂课结束后，有家长向学校反映，认为不应在大庭广众下讲这些难以启齿的事。

在不少中小学校，也存在着这样的尴尬。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如何在校园中开展性教育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性教育必须从孩子抓起，性教育课程要走进中小学课堂。现在问题来了，这堂讲给孩子听的性教育课，到底该怎么上？

“被发现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于欣伟多年来一直关注儿童安全教育及防性侵教育的问题。近年来，她每年都围绕相关主题提交多项提案，呼吁更多人关注青少年成长中这个“隐秘的角落”。

2014年，于欣伟曾随妇联、民政等相关部门，到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中调研孩子们的性安全问题。“一个个活生生的事例令人感到震惊和心痛。”于欣伟说，调研后才知道，被发现的问题，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2015年，民革广东省委会向广东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交了《关于“保护未成年人权利，加强农村留守未成年人性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建议》。提案认为，当前社会体系在保护未成年人性安全方面面临困境，如家长无力监护或长期不尽监护职责，学校防范性侵犯教育缺失，基层村居社区综治工作不到位，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取证难、定性难，对受侵害未成年人保护难、救济难、赔偿难等。

2019年全国两会，于欣伟提交了提案：《关于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议》，呼吁尽快出台权威专业的防性侵教程，普及防性侵常识，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列入小学必修课。

很多代表委员有着同样的心声。全国人大代表刘丽也建议将防性侵课程纳入九年义务教育，列入中小学必修课。她认为，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远远不足。

《“女童保护”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超九成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对未成年儿童进行性教育、防性侵教育；96%以上的受访者认为需要将对未成年儿童的性教育、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

课堂缺乏顶层设计，没有统一教材、专业队伍

学校应是学生性教育的主阵地，然而在中小学校的教学实践中，惠燕遇到的情况非常普遍，真正让性教育走进课堂，依然存在着不少现实的问题。

天津市汇文中学校长璩静表示，基层学校遇到的普遍困惑是：性教育课到底该怎么上？性知识具体应怎么讲？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学生又该如何区分授课内容和方式等。然而，正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对性知识是有需求的。璩静说，这个年龄的孩子，容易冲动，做事不计后果，如果不加以合适的引导，很容易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殖医院副院长孙燕在门诊中遇到很多曾多次流产后导致不孕不育的年轻女性。孙燕发现，这些年轻女性基本上都是在青春期没有接受过正确的性教育，“发生性行为时没有避孕，甚至有把人流手术当作避孕方式的想法”。

孙燕建议，预防非意愿妊娠的关口必须前移至中学。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性意识萌发，“需要在这个时候告诉中学生哪些行为是健康的，如何做好保护措施等”。

对于性教育进校园的呼吁早已有之，全国政协委员、成都画院专职画家高晓笛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层面一直在出台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但这些文件要落到实处还有很多障碍。在高晓笛看来，这些障碍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性及性教育的误解，认为“性就等于性行为，而性教育就等于性教唆”，这些观念成为性教育进课堂的“老大拦”。

璩静也谈到，学校开展性教育最大的阻力往往来自家长，“有的家长担心，孩子是不是该听到那些性知识”。因为缺乏专业的指导，有的教师讲起性知识往往浅尝辄止，“总担心讲的某些内容会刺激到一些有过相关经历的孩子”。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认为，学校的性教育存在课程缺乏顶层设计，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教材，以及没有组建起专业师资队伍等问题。

“青春期教育本来一直就有，但依然远远不够。”胡卫建议，统一规划建立课程标准、培训师资、增设课程质量监测体系等。

强制报告也要保护受害人隐私，避免二次伤害

如何保护那些受侵害的孩子，也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强制报告制度是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亮点之一，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提供了破题之策。胡卫一直关注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认为这不仅是保护了被侵害的未成年人，也有利于保护其他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他同时提醒，一定要关注被侵害人的隐私，应建立相应的保密制度，避免二次伤害。同时，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曾经有性犯罪记录的犯罪分子加强监管，严格限制这些人从事某些特定的职业，例如教师、医生、保姆等。

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熟人作案”占比很高，于欣伟多次呼吁加强对“熟人作案”的监管。今年两会期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出，通过强制报告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1657件，对未履行报告义务促整改、追责459件。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749万人次、解聘2900名有前科劣迹人员。

看到这组数据，于欣伟说，近些年保护未成年人的法治环境在不断变好，同时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她认为，“问题还是不能忽视，要继续重视，继续呼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双减”后的课后服务质量的热度，从地方两会一直持续到全国两会。

早在地方两会召开期间，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省级两会代表、委员也在讨论这一话题。

比如江苏省政协委员、苏州人民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包晓健就发现，2021年9月以来，苏州市课后服务教师请假现象呈增加趋势。此外，在“课后服务中提升学生综合素养”这一需求下，学校艺术和体育教师满负荷运转，艺术、体育教师紧缺的问题凸显，难以满足学生的迫切需求。

包晓健认为，活动经费不足、课后服务质量难保证也是问题。“目前苏州每个学生每学期的课后服务经费是300元，如果按每学期20周、每周5天在校，人均一天只有3元。按每班40人计算，每班一天的课后服务费用只有120元，这样的数据，老师的积极性不高，也很难找到优质的校外资源来丰富学校的课后课程。”他建议，应制定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加大财政投入与家长适当承担双管齐下。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政协委员把关注焦点放在了“双减”后的校内课后服务上。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把《关于积极应对“双减”后教师负担大幅增加问题的提案》带上了全国两会。他罗列3项针对教师负担的调研报告——一是新教育研究院院长、全国优秀教师李镇西领衔开展的调查，收集到有效的样本数据总数为6653份，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二是一家教育媒体面向9443名教师做的调查；三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向3000多名英语教师开展的问卷调查。

前述调查均指向一个重要问题：“双减”后，教师负担大幅增加。戴立益在这份提案中指出，选择“教师评优评先考核无变化”的受访教师占比90.86%；选择“教师晋升标准无变化”的受访教师占比95.22%。全国各地的评价制度并未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及时作出调整。

他建议，“双减”应成为各地、各学校的“一号工程”。第一，建议提高教师待遇或增加教师编制；第二，广泛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课后服务，减轻教师额外负担；第三，完善教师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

“课后服务主要是安排学生完成作业、自主阅读、体育、艺术、科普活动、劳动实践，以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开展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这些安排可以与社会资源合作，包括高校、培训机构、图书馆、少年宫、美术馆等等，也可以包括一些培训企业。”戴立益说，这样做也有利于培训企业健康转型发展，构建以学校为主导的、各方力量协同育人的新格局。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章义和也关注到了相关问题。最近半年，他频繁调研了上海的各大中小学校后发现，部分学校努力加强课外资源建设，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课后服务，减负不减“质”；但更多学校的课外服务存在形式单一、内容单调的问题，难以促进学生的高素质发展。

“究其原因，一是长期以来校内的课外服务不受重视，多数学校将课外服务设置为习题课或自习课，‘双减’实施时间不长，积习一时难改；二是校本资源不足，优质社会资源的利用渠道狭窄；三是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服务引进缺乏组织指导，服务质量难以保障；四是过度依赖本校学科教师资源，不仅增加教师负担，且降低了课后服务的专业化水平。”章义和说。

为此，他也建议组织遴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校内课外服务的建设工作，并制定资质标准。

章义和认为，从北京、上海等试点城市来看，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是一个重要选项。他说，“当前各地教育局与学校引入社会机构进校服务的比例与速度远超预期，课后服务社会化即将成为一种新模式。为防止新模式所带来的风险，教育行政部门应尽快制定进校课后服务机构资质标准，组织公开申报，并遴选、公示进校课后服务机构白名单。”

章义和说，省市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应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社会机构进校课后服务的质量和满意度进行评价，对于服务质量不达标或有恶性事件发生的机构，坚决予以清退。

此外，有的民主党派也把关注点放在了“双减”后的课后服务质量上。民进中央提案建议，在安排学生集中完成作业、自主阅读、学习交流，参与体育、艺术、科普、劳动教育等活动基础上，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培养学生的特长，对有天赋的学生进行英才教育。

民盟中央提案建议，订立课后服务目录和服务准入标准，动态遴选服务项目，不断扩充课后服务资源库。建立国家义务教育线上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网络课程资源；他们还建议，构建“兼职教师库”，招募志愿者、社会公益团体、高质量非学科类“白名单”教育培训机构；民建中央建议，建立学校课后服务供给调配平台，形成区域内统一的高质量体系化的课后服务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