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期通过互联网监测发现14款移动应用存在隐私不合规行为，违反《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涉嫌超范围采集个人隐私信息。


1、未向用户明示申请的全部隐私权限，涉嫌隐私不合规。涉及12款App如下：


《E充站》（版本3.4.8，PC6安卓网）、《腾讯清理大师》（版本10.4.3，PC6安卓网）、《二战风云2》（版本1.0.32，安智市场）、《团油》（版本7.0.4，安智市场）、《朗读者》（版本1.2.6，安智市场）、《车享家》（版本6.0.2，乐商店）、《SPACE》（版本3.1.0，乐商店）、《腾讯手游加速器》（版本6.1.1，魅族应用商店）、《游伴伴》（版本2.9.1，魅族应用商店）、《京东读书》（版本3.21.1，搜狗手机助手）、《欧尚Style》（版本2.3.8，豌豆荚）、《F6智慧门店》（版本2.8.2，豌豆荚）。


2、App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未做匿名化处理，涉嫌隐私不合规。涉及2款App如下：


《亲子周末》（版本2.8.2，乐商店）、《32号》（版本3.8.0，魅族应用商店）。


3、App在征得用户同意前就开始收集个人信息，涉嫌隐私不合规。涉及3款App如下：


《二战风云2》（版本1.0.32，安智市场）、《车享家》（版本6.0.2，乐商店）、《欧尚Style》（版本2.3.8，豌豆荚）。


4、未提供有效的更正、删除个人信息及注销用户账号功能，或注销用户账号设置不合理条件，涉嫌隐私不合规。涉及4款App如下：


《E充站》（版本3.4.8，PC6安卓网）、《二战风云2》（版本1.0.32，安智市场）、《京东读书》（版本3.21.1，搜狗手机助手）、《F6智慧门店》（版本2.8.2，豌豆荚）。


5、未建立并公布个人信息安全投诉、举报渠道，或超过承诺处理回复时限，涉嫌隐私不合规。涉及3款App如下：


《E充站》（版本3.4.8，PC6安卓网）、《SPACE》（版本3.1.0，乐商店）、《游伴伴》（版本2.9.1，魅族应用商店）。


针对上述情况，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提醒广大手机用户首先谨慎下载使用以上违法、违规移动App，同时要注意认真阅读App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说明，不随意开放和同意不必要的隐私权限，不随意输入个人隐私信息，定期维护和清理相关数据，避免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

硬件升级，软件跟上，农村搭上互联网快车


“每天收200多件快递，都是网上的订单！”一大早，山东省梁山县馆驿镇徐楼村的超市里，王金果带着店员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按手机尾号分区摆好，乡亲们取件就不费事了。”


去年，村里要建快递服务站，王金果第一个报了名。为啥“跨界”收快递？王金果做过一番调查：现在乡亲们热衷于网上购物，大到家用电器，小到油盐酱醋。然而，不少村民白天外出干活，快递老是不能及时签送。“快递服务站开进超市，我们专人看管，来往人气还能带火超市生意，一举两得啊！”王金果说。


现在，王金果的超市不光收发快递，还能网上代购电器、农资，代缴水电费。


在梁山县，这样的农村快递服务站还有很多。目前县里信息入户工程基本完成，覆盖各个行政村，实现了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电子商务和培训体验等服务不出村。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许多农村搭上了互联网快车。”郑州大学农学院教授黄进勇说。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97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59.2%，行政村通光纤和4G的比例均超过了99%，农村和城市实现同网同速。


“村里上网用上百兆宽带，快得很。”王金果坦言，村里建了网络基站，光纤网络和移动信号全覆盖。


网络硬件升级，新课题随之而来。“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对新技术有点跟不上趟。”热心的王金果张罗起了培训——教村里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


“孩子过年回来，给俺买了个智能手机，可俺咋也不会用。”王成连老人的儿子在外打工，他总想跟孩子打视频电话，“不敢用，就怕弄坏了！”培训现场，王成连的一句话道出不少老人的心声。


“手机不光给咱安上了‘千里眼’，还能买菜购物呢！”王金果边讲边演示，当场给王成连的儿子拨通了视频电话。


“补短板、优服务，才能放大互联网优势。”黄进勇说，越来越多的农民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和实惠，同时，信息化与乡村治理日益深度融合，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增添了乡村发展活力。


徐楼村变身为“掌上村庄”。“县里开通了为民服务平台，网上反映问题，第一时间回复办理，方便得很！”日前，代办员王成明接到一条自来水管漏水的信息，“工作人员马上上门，不到1小时就排除了故障！”梁山县为民服务平台开通以来，累计受理解决群众问题12.7万多件，办复率达100%。


“顺应乡村振兴发展需要，县里正在推动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应用，打造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多场景应用，持续为乡亲们造福。”梁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申正国说。


一手拿锄头，一手点鼠标，农产品插上电商翅膀


这几天，江西省安远县鹤子镇半迳村的红蜜薯喜获丰收，乡亲们在地头翻土、脱泥、装箱，一派忙碌景象。“刚挖出来的蜜薯，绿色无污染……”魏韶珍站在田头，架起支架开始了直播。


不一会，魏韶珍的手机屏幕上弹幕滚动，“点赞”“下单”不停刷屏，“好货不愁卖，前不久的一场直播就卖了1000多斤。”表达流利、操作熟练，很难想象眼前这位致富带头人以前是个贫困户。


半迳村的红蜜薯、脐橙品质不错，然而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过去优质农产品走不出去。“这几年，村里通上柏油路，快递物流进村，还覆盖了5G网络，条件越来越好了。”看到家乡的变化，魏韶珍决定返乡种水果。


“流量成为新农资，手机变成新农具！”为了让水果卖得好，魏韶珍瞄上了直播带货，参加了县里组织的电商培训，每天骑着摩托去学习。“学会视频拍摄、带货技巧，我顺势注册了网店，粉丝量翻番涨，好果子卖到了全国各地。”魏韶珍说，现在他直播间里每天观看量有上万人次。


魏韶珍“火了”后，带动乡亲们一起发展。每次网上接单后，他都会根据订单需求，到乡亲们家里收购农特产品。“既解决了货源，也带动周边村民增收。”魏韶珍说，目前脐橙还在生长期，他就提前预定了10多户村民的果园。


“互联网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杨穗说，大量的特色农产品“插上电商翅膀”俏销全国，接下来还要推动农业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


安远脐橙朝着数字化华丽转身。走进半迳村的“数字果园”，绿油油的脐橙挂满枝头。魏韶珍会定期把脐橙的大小、颜色等信息上传到大数据平台。“每个果子都有成长档案。什么时间段，施多少水肥，全程有专家指导。”魏韶珍说，“靠着数字化，实时质量可追溯，果子一斤能多卖3块钱呢！”


走进安远县脐橙大数据中心，大屏幕上的数据不断跳动。“这里是脐橙产业发展指挥部。”县果业发展中心主任高卫东说，中心提供订单化指导，推动标准化生产，可实时调配1500多个农户、近200家物流企业和120多个农批市场的信息，有效实现产销对接。


为推动电商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安远县建起电商产业园和物流园，推出近70期电商进农村培训，培育更多懂网络、会直播、能线上销售的农民。“一手拿锄头，一手点鼠标，安远县有近2万名农民从事电商产业，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变成‘网红’商品。”高卫东说。


数据多跑路，乡亲少跑腿，优质公共服务加速向乡村延伸覆盖


“有了大数据，太安心了。”前不久，河南省卢氏县官坡镇兰东村谢润层老人一测血压，高压144，低压96，“当时头有点晕，还没来得及去医院，家庭医生曲会文就打来电话，不到半小时就上门救治。”


谢润层患有高血压，每次在家量完血压，数据都会自动上传到县里的“健康云平台”，签约家庭医生会第一时间收到信息，根据病情提出指导意见或上门诊疗。


谢润层老人的获得感，得益于县里2019年4月起建设的智慧医疗平台。兰东村地处偏僻，离县城60多公里，离镇上8公里多。“数据多跑路，乡亲们就能少跑腿！”卢氏县卫健委主任段怀成说，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智慧医疗平台，目前全县已有99.32%居民建立了电子健康档案，纳入了“健康云平台”管理。


走进兰东村卫生室，村医曲会文正通过电脑显示器和微型摄像头，与百里外的县人民医院内科专家邓元龙视频连线，为村民贾君生进行远程会诊。通过线上病例传送，邓元龙现场开药方，为贾君生量身打造治疗方案。“在村卫生室，就能请大医院的专家看病，省钱又方便！”贾君生满意地说。


“医疗体检、诊疗数据全县共享，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段怀成介绍，县里的智慧医疗系统已实现320家村卫生所、20家乡镇卫生院、4家县级公立医院全覆盖，还与三门峡市医院建立了医共体，给群众提供远程会诊、远程问诊等线上医疗服务。


“一根网线连城乡，加速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黄进勇说，互联网畅通信息流动，优质的医疗服务、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加快向农村延伸覆盖。在全国，远程医疗服务覆盖脱贫县和边远地区，通过网络课堂、在线教育，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向偏远乡村学校汇聚。


走进兰东村小学，悦耳的旋律飘进耳朵。教室里，校长贾润波正带着17名孩子上视频课，县直东城小学的老师赵珊珊弹钢琴、教节拍，与城里孩子同上一节音乐课。“好老师就在身边，你瞧，孩子们唱得多带劲呀！”贾润波说。


“借助互联网，城乡师生同上一堂课已成为现实。”卢氏县委书记王清华说，自2016年以来，县里累计投入上亿元用于教育信息化建设，越来越多的“同步课堂”，补上音乐、美术等学科教学资源不足、师资匮乏的短板，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下一步还要持续加大投入，发挥好互联网优势，推动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学校倾斜。”王清华说。

2004年，姚期智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来到清华大学开启全新学术探索和育人之路。他的回归被认为“填补了中国计算机学科的空白”，他在清华一待就是17年。


此前，姚期智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多所世界名校任教，并于2000年荣获世界计算机科学领域最高奖项“图灵奖”。至今，他仍是唯一获得该奖的华人学者。


回国时，他曾说“人生为一大事而来”，这件大事，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引领中国‘图灵’之路”。


几个月前，年过七旬的姚期智宣布，即将开启培养“量子人才”的新举措——量子信息班。这是他继计算机科学实验班、人工智能班之后，在清华创办的第三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


以学科发展为根基，引进战略性人才


记者从清华大学了解到，近年来，学校锚定发展目标，把学科建设作为发展根基，大力引进战略性人才，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工程、景观学、天文学、药学等新建学科的快速发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凸显了发展公共卫生与健康学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学校主动担当，决定成立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


结合相关学科发展，该学院吸引了一支“梦之队”。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女士接受学校邀请，担任首任院长。


陈冯富珍表示，学院定位高层次的人才培养、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最前沿的科学研究、高层次的国际合作和产业合作。“同时具备高起点和大局观，未来还将在智库建设、国家政策体系和干部培养体系建设方面为国家作贡献，助力国家公共卫生制度体系和国家整体治理水平的提升，推动人类公共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


重视青年，为国家发展“育好苗、选好材”


青年教师处于人生最有活力、最富创造力的阶段。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如何留住、培养好一群优秀的青年人才显得至关重要。


据了解，清华大学打破博导制度，给予青年教师同等学术待遇，助理教授、副教授与教授一样可以独立指导博士生。支持青年教师牵头组建团队、申请国家重点课题。


2009年，汪玉毕业后留校成为助理研究员。2011年晋升副研究员，2016年被聘为长聘副教授，2018年被聘为长聘教授，2020年任电子系主任。10年许，汪玉就成为在教学、科研、管理上全方位成长的杰出人才。


“我刚留校时，学校的助理研究员不招硕士和博士。后来学校人事制度改革，年轻人慢慢有了独立指导学生的权利。我认为这非常关键，给了年轻人更大的成长空间。青年时期其实是一个科研工作者最有活力的时候，在这时让他和同学们一起做一些有意思的研究，是非常好的。”汪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最近，汪玉在组建新的研究团队。“我原来是做面向智能的电路与系统的，最近找了几位青年教师，他们都是对通信、多个智能体协作理论、定位、算法感兴趣的。我们准备成立一个团队，一块往‘协同智能’方向努力，一起来解决学术问题。”在汪玉看来，不同研究方向的青年教师既能互补，又能形成合力，突破一些学术上的空白。


此外，清华大学近年来大幅提高科研启动经费支持，2020年新入职青年教师人均科研启动经费比5年前增加近10倍。此外，2019年清华大学启动面向海内外的“水木学者”计划，为处于学术生涯初期的青年提供一流的学术环境和良好的生活待遇，让青年学者潜心学术研究、厚积学术底蕴。


育人为本，让大学生成为未来的“领跑者”


姚期智在清华实施的人才培养项目都是面向本科生，他表示：“我们要让学生在本科阶段就感觉在世界上是最好的、有无限的可能性，能做一些创新的研究工作，这样他们就有可能成为世界‘领跑者’。”在姚期智创立的计算机科学实验班，他亲自执教6门课程。


“我国大学人才培养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是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能力不足。”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告诉记者，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最重要的也是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大学最让人敬重的就是对育人的执着坚守和对卓越的持续追求。”清华大学明确，教研系列教师至少40%的工作量用于课堂教学等育人工作。


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目的是要让人才发挥出真正的作用。近年来，清华大学成立高等研究院、数学科学中心、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脑与智能实验室等平台，汇聚和支持人才开展基础和前沿研究；深入推进有组织科研，推动学科“大交叉”、承担国家“大项目”、打造攻坚“大团队”，充分发挥人才协同效应。


清华大学核研院组建了150余人的团队，承担的重大科技专项高温气冷堆商业示范核电站建成在即，从中走出了张作义等一批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实践表明，在一个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中，在核能、芯片、航空发动机等重大战略性领域，布局重大集成创新平台，可以支撑高校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一支战略性力量。它的作用一是充当变革性技术创新的力量，帮助避免在大型企业主导的领域出现创新不足的现象；二是成为多学科协同攻坚的平台，发挥高校院系多学科创新人才的作用；三是作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接力培养输送优秀人才的桥梁。”清华大学核研院院长的张作义说。

训练中的女航天员王亚平


10月16日，“神舟十三号”飞船把3名航天员送入我国“天宫”空间站的“天和”核心舱，其中包括女航天员王亚平。他们将在核心舱驻留6个月。这不仅将刷新我国航天员连续在轨驻留的最长时间纪录，也是我国空间站迎来的首位女航天员。王亚平还将出舱作业，成为中国第一位太空行走的女性。那么，男女航天员的选拔和培养有什么不同？女航天员要克服哪些困难，在太空又有什么优势呢？


1女航天员需要克服更多困难


由于载人航天活动具有任务艰巨、技能复杂、环境特殊、危险性大等特点，需克服失重、超重、缺氧、孤独、震动、噪声等一系列艰难险阻，所以对航天员的生理条件、心理素质要求很高，否则难以完成航天任务，女航天员也不例外。目前男女航天员的选拔、训练标准基本一样，没有专门针对女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标准。只不过对参加航天员选拔的女性申请者比男航天员多了一项妇科检查，并在进行所有放射性检查之前验测妊娠，已怀孕的不能参加选拔。


但在早期航天活动中，因为受政治、技术等因素的影响，美苏在女航天员的选拔要求上有明显的不同。例如，为了获得世界“太空第一”，苏联第一批女航天员的选拔没有完全采用男航天员的选拔标准。1963年成为世界太空第一位女航天员的捷列什科娃是从跳伞运动员中选出来的，而不是从飞行员中选出来的。


根据工作特点，职业航天员可分为飞行专家、任务专家。飞行专家都是从战斗机飞行员中选拔，而任务专家不一定。至今，全世界一共选拔出100多名女航天员，其数量只占航天员总数的10%，而且大多是任务专家，担当飞行专家的很少。这是由于男女航天员在生理和心理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女性脂肪多，血红蛋白质量少，平均身高矮，平均体重轻，有氧运动能力低。女性进入太空飞行困难更多，特别是要解决一些特殊问题。例如，从卫生角度考虑，女航天员用水要多一些，要带一些卫生用品。


2太空第一位女航天员来自苏联


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是苏联的捷列什科娃，她于1963年6月16日驾驶“东方6号”上天。捷列什科娃没有驾驶过飞机的飞行经验，在刚上天时不太适应高速飞行。她在这次飞行中完成了生物医学和科技考察计划，并证明了女性也能在太空正常生活和工作。


然而，捷列什科娃上天后19年内，苏联没有再派女航天员上天，直到1982年8月19日，苏联又把第二个女航天员——萨维茨卡娅送上太空，目的是使她在后来的飞行中成为世界太空行走的第一位女性。萨维茨卡娅也出色地完成了她的使命，在1984年7月25日，萨维茨卡娅在她的最后一次太空飞行中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在太空行走的女性。她在担任“联盟T-12号”上的随机工程师期间前往“礼炮7号”太空站，完成金属的切割、焊接工作。这一成功表明，女性不仅能在载人空间站上工作和生活，而且也能在舱外有效地从事各种作业活动。


1995年3月22日，俄罗斯女航天员康达科娃乘“联盟TM-20号”飞船从太空归来，她在“和平”空间站上生活了169天，创造了当时女性在太空连续逗留的世界新纪录。这次飞行的目的就是研究女性能否很快适应失重环境，长期太空飞行对女性有多大影响。因为此前女性在太空停留的时间最长不到15天，而康达科娃在太空生活和工作了近半年。


2014年，谢洛娃成为第一个登上“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女航天员，这是俄罗斯女性时隔将近20年后重返太空。谢洛娃在“国际空间站”停留了6个月。



3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美国最多


虽然在竞争世界太空第一位女航天员和世界太空行走第一位女航天员方面，美国都输给了苏联，不过比起苏俄至今只有四位女航天员上太空，美国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数量却更多，已达近50名。


首位太空飞行的母亲是美国的菲希尔，她于1984年11月8日乘“发现号”航天飞机上天。已婚生育的女航天员上太空，要挑选自然分娩而不是剖腹产生育的，目的是避免疤痕破裂。在太空飞行过程中，有时会遇低压情况，此时由于人体自身压力大，容易造成疤痕绽开。


首位航天飞机女驾驶员和女指令长是柯林斯，她于1995年2月3日首次作为驾驶员乘“发现号”航天飞机进入太空，1999年7月23日首次作为指令长乘“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进入太空。


单次舱外活动持续时间最长的女航天员是美国的赫尔姆斯，她于2001年3月11日与一位男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历时8小时56分，目前这仍是世界纪录。


首位“国际空间站”女指令长是惠特森，她于2007年10月12日成为“国际空间站”第一任女指令长。惠特森也是累计太空飞行时间最长的女航天员，达到665天17小时22分。她还保持了女子太空行走10次的世界纪录，累计60小时21分。


美国女航天员威廉姆斯于2007年4月16日在“国际空间站”内首次“跑”了一个马拉松。2012年9月16日，46岁的威廉姆斯在“国际空间站”完成了铁人三项运动，成为在太空中完成这项运动的第一人。她利用“国际空间站”上的阻力运动器械、健身自行车和跑步机，完成了“游泳”、自行车和跑步项目，用时1小时48分43秒。


在太空连续逗留时间最长的女航天员是美国的科赫，她于2020年在太空创下连续逗留时间328天的女子世界纪录。


4我国为女航天员定制舱外航天服


我国首批两名女航天员是从已婚未孕的运输机飞行员中挑选出来的，当时我国还没有女战斗机飞行员。我国航天员都是已婚的，这样一是身体和心理素质更成熟；二是有飞行经验，飞行时间达标。


2012年6月16日，“神舟九号”载人飞船将我国第一位女航天员刘洋送上了太空。上天后，刘洋考察了女性在太空环境中的生理和心理变化，收集相关医学的第一手数据，加强了乘组的心理建设，为目前我国空间站长期考察组的人选组成提供了重要参考信息。刘洋在这次任务中完成了15项空间医学实验。


为了保障我国首位女航天员在太空的生活条件，科技人员对“神舟九号”飞船进行了改进，对她所使用的舱内航天服、座椅等也做了修改，增加了女航天员专用的舱内服装备件包，包内配备了1套供女航天员专用的舱内压力服，还有女性专用卫生用品包。女性的手纤细，原来的手套显得笨重，所以针对女航天员的手形专门制模，研制了女性专用手套。据悉，考虑女航天员上天的需要，大小便收集器的高度和相对位置也进行了局部修改，有女性专用设备，如适配器。还为女航天员准备了巧克力、甜食和补血食品等。


王亚平与刘洋一样，是中国第7批女飞行员，1980年1月出生，2013年乘“神舟十号”飞船上天，在“天宫一号”里面工作了12天。她除了常规的飞行器状态监视、设备操控和空间实验外，主要负责太空授课和乘组生活照料，成为中国第一个太空教师。


在这次“神舟十三号”飞船任务中，针对女航天员对飞船和空间站进行了更完善的准备。此前发射“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就有针对女性的服装类货物，包括适合女航天员的舱外航天服和其他更换的衣服。另外，还有卫生用品、化妆品等，都是给女航天员特地准备的。


从总体设计上说，“天舟三号”送去的女性专用舱外航天服和其他第二代“飞天”舱外航天服的性能一样，但尺寸大小是按照王亚平身材专门设计的，因此比较合身，出舱灵活，可减少体力消耗，提高工作效率。国外女航天员出舱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没有女性专用舱外航天服。


按计划，这次将让王亚平执行我国首次女性太空行走任务，从而诞生中国太空行走第一位女航天员，以探索女性太空行走的经验。女航天员身材小巧，在太空行走时容易控制身体的移动，可更灵活地完成一些细致的作业。


5女航天员在太空有独特优势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实践，人们发现，女航天员在航天活动中的作用与男航天员有所不同，女航天员在太空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例如：


从生理构造、心理素质来讲，女航天员对航天环境的适应能力更持久，耐寂寞能力较强，心理素质稳定；


女航天员在某些方面感觉更加敏锐，心思更加细腻，考虑问题更加周全，处理问题更注意方式方法，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也比较强；


女航天员可为乘组带来活力，男女一起工作可使双方配合顺畅，积极主动，工作效率高，错误率少；


因为女性在太空失重环境中雌激素和镁的代谢方面优于男性，体内铁的含量和产生的废物也较低，所以不易出现血栓、铁中毒、血管痉挛、心律紊乱等问题，更适合长期载人航天；


女性上天也有利于全面开展医学研究，没有女性参与载人航天，空间生命科学研究成果是不完整的。


实践表明，在航天飞行中，女航天员的月经没有异常。另一方面，在月经期间如果进行出舱活动易患减压病，这是由于全身血容量减少造成的，所以女航天员在月经期间不适宜进行太空行走。


未来，人类将登陆火星。由于去火星路途遥远，所以无论从生理上说，还是从心理上讲，火星乘组最好能配备一名女航天员。

推进“双减”又有新动作：10月19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三审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落实中央有关文件对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明确要求，回应了有关家庭教育焦虑的问题，拟从家庭教育角度作出相关规定，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


“双减”是一项系统工程，家长的理解配合直接关乎其能否真正落地。教育焦虑是当下中国社会一大顽疾，家长习惯了被裹挟着“奔跑”之后，突然来个“急刹车”，一时之间要想让观念彻底转变过来殊为不易。


这样的担忧并非多余。前不久，上海建平中学西校的一位家长举报学校：要求取消“月考”和“分班”，落实国家“双减”教育政策。可很快就被另一名家长写信“怒怼”，质疑“减负”让学生变“学渣”，最终耽误大家前程。


教育是这个世界最复杂的事情之一。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教育都有着各自的理解。由于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和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难免存在不同的理念。如何帮助家长缓解过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引导家长尊重教育规律，是一道难题。


孩子身上出现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父母教育不当的结果。比如，学业负担重等青少年成长中的难题，就与不当的家庭教育方式有关系。伴随着激烈的社会竞争，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普遍过高，尤其是对分数和升学的过度追求，令孩子们“压力山大”。


在不少家长心目中，家庭教育基本上等同于陪伴督促孩子学习。其实不然。家庭教育要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有监护能力的家庭成员通过言传身教和生活实践，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引导，施加积极影响。家庭教育法草案三次审议稿提出，在家庭教育内容上，要强调立德树人，引导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更多关注未成年子女品德、科学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培养，以及良好学习习惯、行为习惯、生活习惯的培养。在家庭教育方法上，要引导父母树立正确家庭教育理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家庭环境。


草案三次审议稿的规定，与教育部推进“双减”落地的举措相互呼应。“双减”出台之初，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学校应规范设立家长学校，以线上线下等形式，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咨询和辅导，引导家长掌握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通过引导家长了解教育的本质和教育规律，解开家长的心结，从而达到给学生减负的目的。


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地球的手，做父母的爱自己的孩子，从来不是有意愿就够了，还需要能力和技巧。将“双减”相关要求落实到家庭教育促进法中，不只是彰显了一种态度，更要求家长们切实付诸行动。父母的焦虑得以有效缓解了，才能真正“解放”孩子。

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19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草案健全完善立体化、多层次、精细化的民事诉讼程序体系，提升人民法院纠纷化解能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作关于草案的说明时介绍，201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为期2年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围绕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等五个方面开展试点探索。草案全面总结试点经验，对于经试点证明行之有效的规则，进一步提炼完善后，推动上升为立法。


据悉，草案完善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和方式，进一步降低小额诉讼程序适用门槛。将适用案件类型限定为“金钱给付”案件，适用标的额从原来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提升到“百分之五十以下”，新增当事人合意选择适用模式。


草案简化小额诉讼案件审理方式，在充分保障当事人权利基础上，将小额诉讼案件的答辩期、举证期限从15日缩短至7日。审理方式上可以简化起诉、答辩、传唤、送达、庭审和裁判文书，一般应当一次开庭审结并当庭宣判。审理期限从原来的3个月缩短为2个月。


此外，草案合理扩大司法确认程序适用范围，优化司法确认案件管辖规则。在完善简易程序方面，草案调整适用条件，推动简易程序适用更加聚焦于案件本身的繁简和难易程度。草案同时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建立独任制普通程序审理模式和二审独任制审理模式，加强对独任制适用的制约监督。


对于在线诉讼及送达规则，草案明确在线诉讼与线下诉讼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遵循当事人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加大电子送达适用力度，拓展电子送达适用范围。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将公告送达期限从60天缩短为30天，进一步缩短审理周期，降低诉讼成本、防止诉讼拖延。最高法将建立统一、权威、规范的公告送达平台，大力推进电子公告。

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并发表致辞。新华社记者殷博古摄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18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并发表致辞。


韩正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年来，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热情参与，各领域合作全面展开，取得了丰硕成果。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能源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中国愿同各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能源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维护全球能源安全。近年来，我们积极构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韩正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大背景下，要抓住机遇，凝聚共识，携手推动“一带一路”国家能源供给向高效、清洁、多元化方向发展，迈向更加绿色、包容的能源未来。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深化核电、新能源发电、智慧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二是共同推动能源技术创新，联合开展节能降碳、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等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应用，通过技术进步解决能源资源约束问题。三是共同推动能源可持续发展，加强能源可及性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能源保障能力和水平。四是共同推动能源包容发展，尊重各国自主选择能源发展战略的权利。


第二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由国家能源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主题是“携手迈向更加绿色、包容的能源未来”。

庆祝中央民族大学建校70周年大会在丰台校区体育场举办。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党组书记陈小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侍俊，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边巴扎西，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夏林茂等嘉宾参会。


陈小江表示，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中央民族大学的建设发展。中央民族大学要进一步提高建设和发展水平，努力在服务党和国家战略、服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方面走在前列。


陈小江强调，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学校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大力培养造就一批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广大青年学生要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谱写出壮丽的青春之歌，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奋斗中焕发出绚丽的青春光彩。


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夏林茂表示，站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希望中央民族大学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当标杆，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创一流，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求突破，在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上作表率。祝愿学校在建设特色鲜明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在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的伟大征程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实践中，书写更加绚丽多彩的历史篇章。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张京泽表示，中央民族大学的奋进之路，始终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同向同行，是一代代民大人应国家之所需、勇担时代使命的奋斗之路，更是一条符合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符合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需要的创新发展之路。“全校各族师生要坚定自强自信，创一流大学，要增强教育自觉，育一流人才，要强化使命担当，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的拥护者、宣传者、践行者、引领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再创新的辉煌。”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表示，中央民族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都从延安走来，比邻而居、情深意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共同的家国情怀。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两校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形成了多层面、深层次、高层级的交流合作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创办民族高等教育的先河，谱写了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生动篇章，成为国家民族高等教育“模范生”“示范者”“排头兵”，希望两校与各兄弟院校一起携手奋斗、共同进步，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作出新贡献。

程开甲在打字机上撰写论文。资料照片


【道德模范光明礼赞】


1964年10月16日15时，那一声让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东方巨响”响彻天际，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圆满成功。


为了这一声“东方巨响”，无数科学家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便是其中一员。2014年1月，程开甲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习近平总书记为程开甲颁发奖励证书。


隐姓埋名，为国铸盾。从首次踏入“死亡之海”罗布泊，程开甲一生中最好的20多年都留在了大漠戈壁。


2018年11月17日，程开甲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程开甲生前说过：“常有人问我对自身价值和人生追求的看法，我说，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是我的信念，正因为这样的信念，我才能将全部精力用于我从事的科研事业上。”


“从那一天起，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祖父程敬斋早早为程家未来的长孙取名“开甲”，意为“登科及第”。程开甲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1931年，他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在这所以爱国爱校爱科学为校训，培养了包括陈省身、李政道在内的10位院士的学校，他接受了6年“中西合璧”的教育和训练，立志成为科学家。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然而，那时的中国正遭受日寇蹂躏，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学校整体西迁。他们不断地搬迁，最后抵达贵州湄潭，持续时间1年多、行程2600多公里。


泱泱中华之大，却没有一张供学生安心读书的课桌！这让程开甲深深明白——落后是中国挨打的原因。那时起，“科学救国”的信念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946年，程开甲被英国文化委员会科学史大师李约瑟博士推荐留学英国，幸运地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爱丁堡大学教授玻恩的学生。


1949年的一天，在苏格兰出差的程开甲，看到电视播出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在长江游弋阻扰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遭解放军数十枚炮弹击伤、举起了投降的白旗。那一刻，程开甲腰杆挺得笔直。“我当时真是高兴啊！我就知道，我们有一天能够这样子的！”90多岁时，程开甲还时常提及此事，他说：“就是从那一天起，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新中国一成立，程开甲就决定回国。不少外国同学劝他留下，对他说，“中国穷，中国落后”，等等。他当即回答：“不看今天，我们看今后！”


主持制定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塔爆”方案


有人说，程开甲可能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公开发表学术成果最少的一位，有一个数字可佐证——他献身核武器事业的20多年间，公开发表论文数为零。


可在这20多年里，程开甲在技术上研究、决策、主持了包括我国首次原子弹、首次氢弹、首次两弹结合、首次地下平洞方式和首次地下竖井方式等6个首次在内的30多次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科学地规划筹建了多学科、高水平的核试验技术研究所，这个研究所获得2000多项科技成果奖，许多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


时间回拨至1960年夏，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递给程开甲一张纸条，说：“北京有重要任务需要你去，明天就去报到。”按照纸条上写的地址，程开甲第二天就赶到了北京。


从此，“程开甲”这个名字进入了国家绝密档案，他毫不犹豫地服从这一重大转变，成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队伍中的一员，任核武器研究所技术副所长，负责原子弹爆轰条件和状态方程的研究。当他采用粗估法估算出爆轰条件，负责原子弹弹体结构设计的郭永怀高兴地说：“老程，你的高压状态方程可帮了我们的大忙。”


1962年夏，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提上了日程。程开甲被任命为原子弹爆炸靶场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挑起难度极大的重担。面对理论和技术上的一片空白，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程开甲主持制定了《关于第一种试验性产品国家试验的研究工作纲要》及《急需安排的研究课题》，制定了第一颗原子弹装置在百米高铁塔上爆炸的方案。后来，当朱光亚院士回忆“塔爆”时说：“它不但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时间提前了，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试验项目，用来监测原子弹动作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其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从这一天起，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炎黄子孙扬眉吐气。


美苏英为遏制我国原子弹技术的发展，图谋签订“全面禁止大气层核试验条约”。早在我国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紧张准备的1963年，程开甲便已开始准备地下核试验。


1969年9月23日，我国首次地下平洞方式核试验成功；1976年10月14日，首次地下竖井方式核试验成功。这些试验的成功，打破了美苏英的遏制，为我国核试验的发展赢得了主动，对核武器的研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


程开甲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他为“核司令”。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


在大漠戈壁的20多年，程开甲历任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同时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院副院长。在他主持的一次次试验成功的背后，是严谨科学、周密细致和万无一失的安全保障，是程开甲的创新拼搏和舍己奉献精神。


安全问题是核试验的头等大事，对此程开甲任何时候都没有懈怠过。当时，由于地下方式核爆产生的辐射对产品重要测量的干扰问题十分严重，王乃彦院士说：“是程开甲研究出办法，在任务中攻克这一难关。我们九院、九所一致认为这次任务测量全面过关。”


为了解地下核试验的设计和爆炸产生的效应，程开甲提出1年半后进行开挖。开挖后，地下核辐射很强、温度高达40摄氏度以上，岩体存在破碎坍塌的危险，但他坚持进现场实地察看，这在世界试验史上还没有先例。他还多次进入主坑道、测试廊道和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室，只为做到心中有数。


我国首次地下竖井方式核试验前，程开甲坚持要坐吊篮下井。因风险大，没人同意他坐如此简陋的吊篮下去，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孙洪文实在拗不过他，只得说：“最多下到100米，多1米都不行。”这次“百米探底”的冒险，为程开甲改进竖井核试验设计方案，提供了难得的直观认识。上来后，他说：“看到实际情形，心中就踏实了。”而当核爆炸“零时”一过，他又立即赶到爆心地表勘察现场。尽管地表的强辐射让随身剂量笔尖叫不止，但他仍坚持巡察一周。他说：“那也是我的生命，你说我能不去吗？”正是程开甲和战友的付出，我国取得了地下核试验现象学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我国核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程开甲带领科技人员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他还指导、开创了核爆炸效应的研究领域，领导并推进了我国核试验体系的建立和科学发展，满足了不断提高的核试验需求，支持了我国核武器设计改进和运用。


87岁时，程开甲亲笔写下：“科学技术研究，创新探索未知，坚韧不拔耕耘，勇于攀登高峰，无私奉献精神。”这正是他一生所坚持和奉行的，也是他科学人生的真实写照。

15日晚，“建行杯”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冠军争夺赛在南昌大学前湖校区白帆运动场举行。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比拼，最终南昌大学的“中科光芯——硅基无荧光粉发光芯片产业化应用”项目以1380分领先，斩获大赛冠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中发天信——万米高空无人守护者”项目获得亚军，斯坦福大学的“非夕科技——新一代自适应机器人定义者”项目、浙江大学的“Goprint——多功能智能打印机先行者”项目、牛津大学的“面向未来可再生能源存储的绿色氨技术”项目、哥伦比亚大学的“呼吸氧疗新力量”项目获得季军。





冠军争夺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以赛为主、以演为辅、赛演一体的方式，国际项目全程线上参赛。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中外学生团队线上线下互联竞技，激情阐述各自的项目，特邀嘉宾点评精准、妙语连珠，共同营造了一个全球青年创新创业头脑风暴的海洋，让大赛真正成为广大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梦萌芽的起点。





主题表演环节融入了青花瓷、中国古典民族器乐和民族音乐等元素，舞美造型突出天圆地方的寓意，圆弧形的主屏幕是地球的造型，进一步提升国际化，两侧绵延的群山造型，象征着双创高峰，体现出“我敢闯·我会创”的大赛精神。


教育部为中国建设银行、南昌市人民政府颁发感谢状。同时，为南昌大学颁发“特别贡献奖”，表彰这个为创客追梦保驾护航、搭建璀璨舞台的团队。争夺赛最后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据了解，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将于明年在重庆大学举办。


教育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乡村振兴局、共青团中央、江西省人民政府、南昌大学、南昌市有关部门领导，以及大赛专家委员会与监督委员会成员，各省（区、市）教育厅（教委）、各有关高校负责人，企业家和投资人，支持、参与大赛的各有关方面代表，以及各参赛高校的师生和来自全国的各大媒体参加冠军争夺赛，见证青春盛典。

“双减”政策落地实施一个月，北京的小学生过得怎么样？近日，记者走进北京市朝阳区的几所小学，零距离体验“双减”后的校园生活：陈经纶中学帝景分校开发了“慧玩”系列兴趣课程，学生依兴趣爱好选课；呼家楼中心小学每周开设125个课后特色课程，覆盖劳动、艺术、科技等门类。据悉，北京市朝阳区整合了100余家社会大课堂单位，首批供给近200项课后活动资源，变单一课后服务供给为集团、区域多元供给，让孩子们高效学习、快乐成长。


整合百家单位，提供近200项课后活动资源


下午5时许，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帝景分校的操场上，哨声、欢呼声、训练口令声此起彼伏。放学后，同学们依照自己的兴趣，可以选择篮球、足球、轮滑、健美操、绘画、舞蹈等活动，以丰富课后生活。


推动“双减”工作落地见效，学校提供丰富的课后服务必不可少。为此，朝阳区将“走出校园”与“走进校园”相结合，加强与辖区内高校、体育场馆、博物馆、文化馆等社会资源的联动。目前已整合了区内青少年活动中心、教辅中心和100余家社会大课堂单位，首批供给近200项活动资源，实行送课程菜单、送项目指南、送课后服务指导员，为每一所学校配足资源。


在陈经纶中学帝景分校，学校与冰雪场地机构合作，每周两次带领学生到专业冰场，由专业冰球教练带领学生训练，在学校内掀起了“冰雪热”。学校从学生的爱好兴趣出发，开发出“慧玩”系列兴趣课程，如“慧唱课程”以音乐为主，“慧画课程”以美术为主，“慧创课程”聚焦科技创新，“慧动课程”注重强身健体，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我校学生人数多，校园场地小。为此学校引进了经验丰富、场地宽阔的社会资源，在他们的助力下开设一些课程，让有兴趣的学生学得更精、更专业。”陈经纶中学帝景分校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针对孩子的兴趣特点，呼家楼中心小学每周开设了125个课后特色课程，还成立了多个学生社团，如“舌战群儒辩论社”“小小艺术传承人”“名著说”“舞动校园”等社团，成了学校的“热门”。学校还把旱地冰球、旱地冰壶和雪垒三个项目引进校园，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竞争意识，孩子们不仅获取了知识，更收获了友谊，提升了能力。


让学生在课堂“吃得饱、吃得好”，让作业“活起来”


课堂是学生获得知识的主要场所。如何让学生在课堂上“学会、学足、学好”，是“双减”取得实效的关键。


为了减去“过重的作业负担、过长的作业时长、过多的无效作业”，朝阳区教育系统成立了专题研究小组，分学段、分学科研究基础作业、分层作业、个性作业，确定不同作业的意图、内容、形式和时长，形成指导意见，并通过学科研训课程对全区教师进行培训。


“如何让学生在学校课堂上‘吃得饱、吃得好’，关键是要提高常态课堂的教学质量，减少在外面‘吃零食’的机会，学业与家庭经济负担自然也就减小了。”呼家楼中心小学教育集团校长马骏道出了自己对“双减”的认识。


针对学校的实际情况，朝阳区实施了学校课程方案和教学计划备案制度，全区同年级教学进度统一、周课时总量统一、命题难度统一。同时，朝阳区还开发完成了一万余节课的线上课程资源包，覆盖中小学所有年级、所有学科，系统规范的课程为全区学校教学教研和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学校有效落实“双减”工作提供了科学的专业路径。


不少学校在作业布置方面有自己的实招。呼家楼中心小学实施作业三级监控，行政组长和班主任负责统筹作业总量、关注作业总量的时长，学校开辟了“作业公示”专区，将学生一日作业内容、平均所用时间进行公示，还通过随堂听课后检查、学生访谈等形式进行监管。在陈经纶中学帝景分校，每天15:30至16:30，学校安排语、数、英老师对学生进行作业辅导，做到一、二年级学生百分百在校完成作业，三至六年级绝大多数学生能在校完成作业。


建立家长学校，家校共助孩子成长


“双减”工作要想取得成效，家长的配合必不可缺。目前朝阳区各中小学全部建立了家长学校，每学期至少开设2次以上的家庭教育课程，制作上线近300期家庭教育视频，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理念。


呼家楼中心小学开设的家长特色课程，请家长走进学校，走上讲台，既发挥了家长的专业优势，也增进了与孩子们的交流和沟通。“小技能大财富”“素描”“艺术中的美”“两弹一星的奋斗史”“应急预防与救援”等家长特色课，深受老师和孩子们的欢迎。如“小技能大财富”课程，采用模拟沙盘、课堂教学和项目实践的方法，培养孩子在财务方面的正确认知，促进孩子和家中的交流与互相理解。


陈经纶中学帝景分校学生家长苏媛媛介绍，自己为同学们带来过职业认知等偏社会学的课程，“来之前担心同学们会听不懂，没想到三年级的孩子都听懂了”。她表示，丰富多样的家长课堂让自己的孩子开阔了视野，学习到更多平日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许多家长看到老师们高强度的忙碌身影，不禁感叹和倡议其他家长与学校、老师们默契配合，互相理解，共同陪伴学生的成长。


朝阳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朝阳区将持续完善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方案，拓宽服务渠道、引入校外教育资源。同时大力推进集团化办学和学区制改革，完善工作机制，推动优秀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努力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孩子们高效学习、快乐成长。

“停，停下！”当王全有（化名）的盲杖敲到一个杆状物品时，一个声音大声呵斥道。原来，盲杖碰到的是卖早点摊位支油锅的架子。摊主急了，说要是碰翻了油锅烫伤顾客王全有要负全责。


此刻，北京市丰台区的王全有正站在一条盲道上。“我一个盲人在盲道上正常行走，怎么能知道盲道上支着一口油锅呢？！”


王全有的遭遇并非个例。《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走访调查北京、天津、山西等地10条（段）盲道发现，每一条盲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包括盲道不连贯、有障碍物、触感圆点被磨平以及砖块损毁等。多位盲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反映盲道被占致出行难问题。


盲道，为何不帮“盲”？


盲道经常被占盲人难以出行


盲道，是在人行道上或其他场所铺设一种固定形态的地面砖，使视觉障碍者产生盲杖触觉及脚感，引导视觉障碍者向前行走和辨认方向以到达目的地的通道。


然而，记者走访调查的10条盲道，各种障碍物阻碍盲人出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道，一条盲道因紧邻公交站台，上下班高峰期经常停满共享单车；在天津市河东区晨阳道，因路旁商铺较多，面包车、三轮车等纷纷停靠在盲道上，且这条盲道已有多处破损；在山西省运城市购物中心大厦前，盲道上停满了汽车和共享电动车，且紧邻电线杆和路缘障碍物……


在多地走访观察盲道期间，记者未发现有盲人使用盲道。


“没有盲人使用盲道”成为一些市民占用盲道的“理由”。10月8日上午9时许，记者在北京市一公交站台观察发现，不少市民直接将共享单车停靠在盲道上，并表示“大家都这样，没人说不让停”。


其中一名受访女士称：“附近也没别的地方停，难道停在大马路上吗？而且我从来没见过这条路上有盲人经过，盲道空着也是空着。”


盲道出行难，视觉障碍者深有体会。


今年31岁的周彤，先天性眼底发育不良，眼部仅有微弱光感，目前在北京一家专为盲人制作手游的公司担任新媒体运营。


“我以前一个人出行的时候，对路况不熟悉，必须依靠盲道。但有的盲道凸起不够明显，我感应不到；有的没避开障碍物，走着走着就撞上了；还有的上面停着各种车辆，得绕着走，一不小心就绕到大马路上了。”周彤告诉记者。


走盲道时，周彤磕过腿、碰过头、撞过墙，还摔过不少跟头，于是后来她不愿意再走盲道，“领养导盲犬、寻求路人或者志愿者的帮助，虽然麻烦点，但好过走盲道”。


王全有说，他也在盲道上遇到过各种问题。除了差点碰到油锅，有一次，他还碰到一辆汽车的车轮。当他用盲杖敲击车轮辨别物品时，司机冲他喊道：“别碰我的车。”“明明是你的车挡在盲道上，怎么好像我变成了找麻烦的人呢？”王全有无奈地说道。


杨青风是“金盲杖”视障人自主生活培训导师，主要负责培训视障人士独立出行、科技辅助、厨艺等生活技能。“我教会他们如何使用盲道出行，但在现实中，盲道却在把他们往回推。”杨青风告诉记者，他曾多次耳闻目睹自己的学员因盲道上存在障碍物而受伤，甚至有学员称“自己不愿意出门”，这让他感到难过。


“盲道可以算是最基础的盲人出行设施，盲道问题这么多年被反复提及，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给盲人出行造成了很大困扰。”杨青风说。


盲道问题普遍监管没有跟上


王全有曾向有关部门反映过盲道被占用问题，但结果并不理想。“我曾经打过12345热线电话，也向有关部门电话反映过，但通常都是反映后路况会好几天，不久就故态复萌了。”王全有说。


更让王全有受伤的是，他曾经向盲道占用者提出质疑，有的人非但不理解，还直接说出“残疾人少出门”“盲道就你能用，我们不能用啊”等伤人话语。


“盲道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视障人士享有的无障碍出行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自由。”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权益保障专业委员会主任张万洪说，出行难进而导致视障人士在接受教育、社会交往、实现就业等其他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排斥与个人发展障碍的恶性循环。这对于激发个人潜能、发挥经济活力、维护平等自由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形成社会团结等，都造成了不利影响。


中国盲人协会主席李庆忠说，盲道问题比较普遍，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盲道被占用、盲道破损、铺设不规范等。


受访专家指出，盲道问题背后折射出的，是无障碍设施法律供给不足、社会公众意识缺乏、后续监管不力等多方面原因。


对此，李庆忠分析说，比如盲道管理链条长，涉及规划、设计、施工、日常维护、监管等，每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导致障碍的产生；管理主体多，不同区域的盲道属于不同的部门管理；盲道被占用等行为缺乏明确的处罚规定和标准，监管力度不够。


“现代社会，大城市人口密集、城市空间有限、治理难度大，也是导致上述问题的客观原因。”李庆忠说。


在张万洪看来，盲道被占用等现象一直存在却未能得到有效治理，一方面在于与盲道相关的无障碍建设法律规范的实施细则和执法主体都存在缺位。另一方面在于残障群体自身的监督力量不足，社会公众意识淡薄，出现“法不责众”困境。


根据残疾人保障法的规定，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应当符合残疾人的实际需要。新建、改建和扩建建筑物、道路、交通设施等，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规定，逐步推进已建成设施的改造，优先推进与残疾人日常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的改造。对无障碍设施应当及时维修和保护。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也明确，无障碍设施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对无障碍设施未进行保护或者及时维修，导致无法正常使用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维修；造成使用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无障碍设施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研室主任赵理智告诉记者，我国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最早发起国之一，早在2008年6月就已正式批准该公约，加上残疾人保障法等一系列国内法律法规的出台，说明我国非常重视残疾人权利问题。但从实践中盲道存在的问题来看，在贯彻作为残疾人权利保障基本原则之一的无障碍原则这个问题上还有不足。


赵理智举例称，根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规定，盲道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者没有及时对盲道进行保护或维修时，有关主管部门应该责令限期维修。“但问题在于，实践中缺乏执行细则，也难以明确相关部门的具体责任。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有规定，但是规定怎么操作、由谁来操作还是空白。”


赵理智还提及，我国《无障碍设计规范》对于盲道的规定其实是比较细致的，但是目前缺乏对实施情况的监测。


“盲道被占用也好，设计不合理也好，都和监管没跟上分不开，而关于监管的具体规定，在目前的法律中存在缺失。”赵理智说。


在张万洪看来，对于盲道建设乃至更普遍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即便法律规定得更加详细严格，如果仅从管理角度落实，而缺少“用户视角”，特别是缺乏让残障人士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表达需求、反馈体验、救济损害，具备主张和实现平等交通权利的可行能力，难免还是会出现各种漏洞。


发挥监督作用纳入政绩考核


面对问题重重的盲道，该如何治理以保障盲人的出行权利？


从法治建设角度，赵理智认为，可以加强《无障碍设计规范》和《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之间的联动，比方说可以考虑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中明确规定，本条例所依据的其他法律文书应包括《无障碍设计规范》。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无障碍环境条例》当中规定的追责问题无法可依的情况。


李庆忠建议，应该将现有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升格为法律，依法明确各环节的责任主体，加大相关条款的强制力。比如，建筑、公共设施从设计到验收各环节，增加包括盲道在内的无障碍验收一票否决机制；完善无障碍服务相关规范；对于典型事件启动无障碍公益诉讼，发挥警示作用。


张万洪的建议是，加强无障碍领域的专门立法，明确实施细则，压实责任主体，设定奖惩规则，提升相关规范的约束力。


从实际工作角度，张万洪呼吁加强各级残疾人工作委员会的协调作用，更好发挥政府职能部门在盲道建设中的合力，充分发挥残疾人社会组织的监督、服务作用。对于盲道设计、施工、验收或改造，要充分听取当地视障者及其代表组织的建议；对于盲道的占用、损毁，可以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发挥监督作用；对于盲道的维护、管理，可以尝试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予以保障和落实。


赵理智认为，盲道背后反映的是包括盲人在内的残疾人面临的无障碍问题，应当对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定期开展保障残疾人权利的培训，特别是盲道等无障碍公共设施的维护，应当纳入政府有关部门的日常政绩考核中。


从具体操作角度，张万洪认为，在盲道等无障碍设施尚未建成或完善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其他手段进行补充，确保提供平等、包容的公共交通服务。特别是在公交站点和其他公共服务场所内，要提供足够的、专业的人工导引。


“要以视障人士的平等参与为核心，从完善出行链的角度，系统解决视障人士出行难的问题。盲道只是视障人士出行某个环节中的一部分无障碍设施，我们应该建设环环相扣的无障碍环境，如红绿灯路口处设置提示音，公交车站、地铁站语音播报楼层、站台、到站等信息。”张万洪建议。


从信息技术角度，李庆忠建议，积极利用现代科技，利用5G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导盲机器人等智能导盲产品，以有效解决盲人出行问题。


“盲道并不能解决所有出行问题，比如对周边环境的识别、过马路、换乘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准确找到目的地等，而信息科技的发展有望系统解决这些问题，将来‘智能盲道’或许会取代有形的盲道。”李庆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