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陈子元:以身许农是一辈子的事

    他在中国核农学领域创造了多个第一:组织创建我国农业院校第一个同位素实验室,主持制定中国第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科学咨询委员会第一位中国科学家,中国核农学第一位院士……他也是当时他所在高校的第一个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


    手捧沉甸甸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97岁高龄的我国著名核农学家、教育家陈子元动情地说:“以身许农是我一辈子的事!个人任何成绩的取得,都是党和人民培养、时代造就、集体奋斗的结果。”


    陈子元1924年10月出生于上海,祖籍宁波鄞县。1944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化学系,先后在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苏南蚕丝专科学校任教。1953年,他来到浙江农学院,任副教授兼化学教研组主任。1956年2月,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不久,陈子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浙江农学院第一位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从此,他的人生志向更加明确:争当一名先进科学家。而1958年的一个特殊使命,给了他梦想成真的机会。


    1956年,在我国制定的第一个“12年科学发展规划”中,原子能和平利用被列为重点发展项目之首。按照中苏协定,1958年11月,我国在上海首次举办为期一个月的“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讲习班”,全国各地组织精兵强将投入学习。陈子元“受命”入列。浙江学员20多人,来自四所学校,被分配在10个专业组进行学习培训。陈子元参加“同位素在农业上应用组”,同时担任组长。


    为了“边学边干”,迅速推动我国相关领域研究,为生产实际服务,当年12月,陈子元就受命组建了我国农业高等院校第一个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浙江农学院同位素实验室(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大学原子核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前身)。就这样,他从化学研究转向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与核农学结下不解之缘。


    1959年3月,在同位素实验室“厂房”建成后,陈子元和其他开创者们克服缺乏实验仪器、防护设施和放射源等困难,很快走上了正轨。放射源从北京运来,陈子元亲自上阵,克服半衰期抓紧进行实验。他们同时举办了“同位素农业应用培训班”,全校师生热情投入核技术农业应用研究,生物物理学(农)学科逐步创建起来。1960年,浙江农学院更名为浙江农业大学,并新建了核农学系——农业物理系,核农科技人才培养升至“系”的规模,领先于国内其他高校。


    但好景不长,中苏关系突然恶化,国内发生自然灾害,国内核农学早期探索的实用意义不大,核农学研究“遇冷”,亟待突破。冷静思考后,陈子元走出实验室,开始下乡寻找对促进农业生产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在广袤的农田上,他锁定新目标——农药残留研究。获取农药残留信息,需要借助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农药,当时国内没有现成品,全部需要进口,价格昂贵且采购周期长。为了加快研究进度,陈子元和同事孙锦荷、张勤争、徐寅良等人先后用多种放射性核素,自主合成有机磷、有机氯、有机氮、有机砷等15种同位素标记农药,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为研究工作创造了物质条件。


    依托自主合成的标记农药,陈子元和研究人员们大举进军农药残留研究领域。1963年到1964年,陈子元发表了中国最早的一篇核素示踪研究农药残留的代表性学术论文,他也成为我国最早把同位素应用于农药残留研究的专家之一。


    无独有偶。此时,在大洋彼岸,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也开始关注环境污染问题。卡逊在文中提出的问题,陈子元当时已经在通过科学研究尝试解决。


    上世纪70年代,工农业污染造成的“公害”,已经成为全球通病。农药污染导致鸡、蛋等农畜出口产品农药残留检测超标,出口创汇损失严重。在空前的安全与发展压力下,国家农林部和农药小组动议研制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并“看中”了农药残留研究起步较早的浙农大。


    农林部“全国农药残留和农药安全使用标准”重点研究项目课题于1974年正式下达,陈子元担任项目第一主持人。这是当时浙农大承担的唯一的国家课题,学校创造条件全力保障,除了陈子元,植保系农药专家樊德方教授和化学教研组的专家学者一起参与。


    陈子元牵头组织全国22个省(区、市)43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200名科技人员,组成农药残留科研协作组,开展联合攻关。项目组历经6年的全国大协作,最终编制出29种农药与19种作物组合的69项《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该标准通过1979年部级鉴定,由农业部颁布试行,1984年被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批准为国家标准,沿用至今。




    在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陈子元荣获“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他所主持的“农药残留研究”协作项目和“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农药的合成研究”,分别获得全国科学大会优秀成果奖。


    此间,陈子元的脚步也开始迈出国门。1976年10月,受农林部派遣,他带队援助阿尔巴尼亚半年多;1980年4月、5月间,他作为国家农业部组织的中国农业环境保护考察团副团长出访联邦德国;1980年9月,受农业部派遣,陈子元赴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与该校放射中心主任汪志馨教授、中国学者徐步进等开展为期一年的合作研究。


    1980年至1984年,他主持完成国务院环保办和农业部门“农药对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及其防治”研究任务以及“农药对农业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重点课题。研究工作中,首次运用了示踪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


    1985年至1988年,国际原子能机构聘任陈子元为该机构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任期3年。这届科学咨询委员会,由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16名科学顾问组成,届满时变革建制,解散为多个专业委员会或小组。他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科学咨询委员会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中国科学家。


    时任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参赞傅济熙曾评价说:“陈教授在该委员会的最后一届任期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我们国家赢得了荣誉,也成为他的一段可引为骄傲的人生经历。”


    1979年3月,陈子元出任浙江农业大学副校长。1983年10月,他升任校长。治校期间,他致力于把浙江农业大学办成国内一流的农业大学。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校学科实力已稳居全国农业院校第三位。这对于一所普通的地方农业院校来说,实属不易。


    上世纪80年代,他所在的生物物理学科和核农学研究平台也取得了长足进步。1981年和1984年,“生物物理学科”先后获批硕士学位授予点和全国高等农业院校该领域唯一的博士学位授予点,作为导师,陈子元指导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这一时期,为了夯实中国核农学学术基础,他抽出时间开展专著编写工作,撰写发表了一大批专论文章,开拓、引导学科走向。


    核农学即原子核科学技术在农业上应用,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被视作“核工业中的轻工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1983年,陈子元与温贤芳、胡国辉共同主编出版专著《核技术及其在农业科学中的应用》;1984年,又与谢学民等合编《简明核农学应用手册》,并首次公开使用“核农学”这一概念。


    1991年11月,陈子元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同时,我国学科门类上第一次正式出现了一个新学科——核农学。另一位中国核农学泰斗、长他10岁的徐冠仁院士写来贺信说:“尤其令人鼓舞的是,您的专长为核农学,这在所有学部委员的专业中是唯一的由我国兴起的学科,它将载入中国的科学发展史。”


    2018年年底,在建所60周年之际,浙江大学核农所“转战”紫金港校区西区,有了一片新天地。“核农所这个集体,所长已经六七任了,真是不容易!”老所长陈子元希望新时代浙大核农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我国农业强国建设贡献一流的农业教育、农业科技和农业人才。“虽然我老了,却心向往之。我愿意为此继续努力!”他说。

    2021-10-09
  • 郭文安:一本教科书,一生教育情

    郭文安


    1952年,郭文安成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教育系第一届学生,与华师结缘。从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到2021年在桂子山上迎来他九十华诞,屈指算来,老人已经在这里工作生活了69年。69年间,他甘为人梯,辛勤培育学生;他脚踏实地,认真做好科研;他笔耕不辍,一生精心编撰《教育学》教材。


    一部优秀的教材就是一座学术的丰碑。由王道俊领衔主编的《教育学》持续畅销近40年、共编印了7版、累计发行近800万册,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编写最早、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为深远、堪称经典的教育学教材。该教材先后荣获过第二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国家级优秀教材奖、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也许很少人知道,从上世纪60年代起,郭文安就开始参与《教育学》教材的编写与统稿工作。1956年,郭文安毕业留校,成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的一名教师,主要从事教育学、教育学原理方面的研究。教育学作为师范院校、尤其是教育系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重要性不言而喻。上世纪50年代末,在时任学校副教务长、教育系主任邵达成的发动与组织下,教育系成立了《教育学》教材编写组,开始推进编写工作。编写组克服了诸多困难,人员与分工也几经变动,最终在新任教育系主任常春元的领导下,于1962年出版。彼时还是青年教师的郭文安撰写了该书总论部分的两章内容。


    “据说那个时候,我国有五所师范院校同时编写《教育学》教材,号称‘五朵金花’。不过,这‘五朵金花’只开了两朵。一朵我们学校的,一朵是华东师大主编的。”郭文安回忆道,“如今看来,尽管这本教材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却为我校教育系今后编写教育学相关教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培养并锻炼了编写人才。”


    1978年,郭文安与王道俊、董祥智一起,参与编写由河南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前身)、甘肃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大学前身)、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等五所院校合编的《教育学》教材,俗称五院校《教育学》。“我开始的分工是撰写‘德育’这一章。后来,王道俊老师还专门叫我到北京参加该书的统稿工作。”


    1980年,五院校《教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反响良好,几经修改,数次再版。彼时,我国教育学开始在反思基础上进行恢复与建设,大量有关教育的著作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先进经验和教育科研成果纷呈,关于教育学的探索与思考日渐丰盈。


    郭文安记得,在五院校《教育学》出版后不久,大约是1982年下半年,学校又启动了《教育学》教材的新的编写工作。此次编写不是“小修小补”,而是随着教育学科的与时俱进,力争在教材质量上有显著提高。


    谈起这次编写,即便时隔多年,郭文安依然如数家珍。“刚开始要求我写‘德育(上、下)’与‘班主任’,共三章,大约一年多的时间,我就完成了任务。稿子交上去后,编委会又把‘教学(上、中、下)’三章交给我编写。这是一个比较复杂难写的章节,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因为对修订的要求很高,我也很想交出有质量的稿子,于是找了很多和教育相关的书来看,包括西方的一些教育学著作。看了之后,我有了新的感触与启发,除了理论上的充实与更新之外,希望在这本教材的理论阐释中恰到好处地融入相关的教学案例,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升教材的科学性、实用性与可读性,算是这本教材的特色之一。”


    郭文安笑言,“因为我边提炼理论边筛选案例,再加上还有日常教学工作,所以写作进度有点儿慢。王道俊老师看我拖了两年迟迟没有交稿,放心不下,还专门跑到我家里,问我写得如何。我就把自己写好的稿子给他看。王老师看了之后,就说你不要赶时间,继续安心写吧。王老师给我吃了颗定心丸。接下来我继续很认真地写。不光是我,其实王老师承担的‘教育目的’一章,写得比我还认真。书稿交上去以后,很快就通过了,负责的编辑说基本上找不到什么问题。”


    1989年,《教育学》出版,因为编写方式与内容较之以往有较大的改进,这本教材也被称为新编本,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从1989年的新编本到2016年的第七版,数十年间,郭文安一直把这本教材的修订放在心上,他与王道俊团队一起,不断在修订中更新学科进展,力求反映教育发展与变革的时代特征与新需求。其间花费的心血和精力可想而知。


    与学者个人著书立说相比,或许编写教材并不能算作“重量级”成果。对此,郭文安并不是不知道。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常常有人议论,花那么多精力去编教材,还不如多搞一些科研,写点文章、专著实在些……教材的编写要依据学科的教学任务以及学生的特点和水平,其选编的内容有比较基础、成熟、精要、容易取得共识等不成文的严格要求,在编写格式上又讲究严格的规范,作为高校教材还必须反映最新科研成果、学科发展前沿与时代精神,这样就使教材编写有其特殊的复杂性与难度。说实话,要东拼西凑编一本讲义性教材也许比较容易,但要编撰出一本反映学科发展精粹和前沿,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自己特色的教育学教材实在是一件极其折磨人的艰难困苦之事。”


    即便觉得“极其折磨人”,郭文安依然愿意花很多功夫做好这件事情。他坦言,之所以投入这么多精力,是因为他觉得一本好的教材对于培养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给《教育学》这本教材定义了两个功能,一是打基础,二是引入门。不少学生都跟我说过,郭老师,我是读你们编的《教育学》这本书入门的。我觉得这个定位很准确。教育学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但是最基本的概念和理论是必须掌握的,只要把基础打牢了,学科根基稳了,才能更好地开展研究,进一步地提高、发展与创新。”


    郭文安不仅对《教育学》这本教材编写倾注了大量心血,身为教师的他也非常尽责。“我对学生是比较热情的。有时候他们拿着写好的文章来找我,请我帮着看看,我都会答应,不管是不是我的学生,我都会全心全意地提出些建议,告诉学生怎么修改。我性格比较温和,学生们还是挺愿意找我的。”当被问及这样是否会比较辛苦时,他坦然一笑:“当你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就不会计较那么多了。而且,跟学生之间的良好互动,实际上也是教学相长。”


    2021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70周年之际,郭文安获评为该出版社70位功勋作者之一,肯定了他为我国教育科学事业高校课程教材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也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再度合作,启动了《教育学》教材第八版修订工作,这本发行超800万册的经典著作即将焕发新生。已至耄耋之年的郭文安又开始为《教育学(第八版)》修订而忙碌。“这一次我是主编。只要身体允许,我会想方设法继续把这件事情认真地做下去。”

    2021-10-09
  • 银保监会:保障煤电、煤炭等生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为维护煤电行业和商品市场正常秩序,助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严防利用银行保险资金囤积居奇、哄抬价格,银保监会10月5日对外发布通知,要求保障煤电、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生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图片来源:新华社发


    《关于服务煤电行业正常生产和商品市场有序流通保障经济平稳运行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全力做好今冬明春能源电力保供金融服务工作,满足能源电力供应合理资金需求,积极支持煤炭主产区和重点煤炭企业增加电煤供应,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对短期偿付压力较大但符合支持条件的企业或项目,在风险可控、自主协商的基础上,可予以贷款展期、续贷。


    通知强调,要严防银行保险资金影响商品市场正常秩序。严禁利用银行保险资金违规参与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投机炒作。严禁挪用各种贷款包括经营贷、消费贷投机炒作茅台酒、名贵普洱茶等高端消费品,严禁银行保险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债市、期市,严禁对符合支持条件的煤电、煤炭等企业和项目违规抽贷、断贷。


    通知要求,积极推动消费信贷规范健康发展。不得诱导金融消费者盲目借贷、过度超前消费,不得通过诱导信用卡“过度分期”等方式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不得提供显著高于市场利率的消费信贷产品,不得开发违反公序良俗、助长社会陋习和不良风气的消费信贷产品。


    银保监会表示,将保持监管高压态势,严查银行保险资金被挪用于投机炒作、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

    2021-10-08
  • 专硕学制“2变3”, 给人才培养多点时间

    视觉中国供图


    3年的专硕基本上跟学硕达到了同样的培养周期,多一年时间进行学习与实践,实践型人才就可以更好地确定未来工作方向,科研型人才也可以选择继续深造。如果是二年制专硕,想要达到这种效果很难。


    近日,河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相继发布公告,明确延长部分专业的专硕(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年限,学制从2年变为3年。查阅部分高校近年来的招生简章,科技日报记者发现,学制“悄悄”从2年变为3年的专硕还不少。


    截至目前,华中科技大学、郑州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都将一些专硕专业原本2年的培养年限,调整为3年。为什么要让专硕学生多读一年?这一年里,专硕学生能学到什么新的东西?从2年变3年,专硕培养能否上一个台阶?


    不少高校都开始为专硕“加时”


    相关资料显示,通常为人熟知的专硕2年、学硕3年,事实上是其各自的最短学制,也就是最短修业年限。而各专业的修业年限,一般由学院或学校自行决定并向其主管部门报备。从学制来说,全日制专硕修业年限一般为2—3年;而全日制学硕修业年限一般为3—5年。


    通常,除了医学、法学等专业的专硕要读3年,其他专业的专硕大多读2年。有高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表示,三年制的专硕将是大势所趋。


    高校调整学制的方式主要有3种:


    一是批量调整,如河北师范大学今年8月下旬在官网发布公告称,2022年起该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类别下的小学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7个专业(领域)学制拟调整为3年。


    二是少量微调。如郑州大学2019年招生简章中,图书情报专硕学制为2年,2020年起调整为3年;2020年新闻与传播专硕学制2年,2021年起变为3年。


    三是全面调整。如中南大学收紧了专硕毕业年限的“弹性”。该校2019年之前硕士研究生实行三年制弹性学制,优秀硕士生可申请提前毕业。2020年起,硕士研究生学制3年,优秀硕士研究生可以提前半年申请毕业。


    延长培养周期有助于人才“达标”


    济南大学教授李金屏表示,上世纪末中国高校扩招。得益于此,许多原来上不了大学的人有机会进入高校,改变了人生命运。但大学生数量的增多,也对研究生人才培养提出了挑战。


    “人很多,人才很少,想招到能用的学生非常困难。”这十多年,李金屏在与企业合作过程中,总能听到不少中小企业在招聘人才时发出这样的感叹。


    在人才培养达不到人才需求的标准时,专硕二年制的培养周期就显得太短了。“技术含量稍高的项目,2年时间都不够用,大的项目几乎不可能交给这类学生,他们只能做那种短平快的小项目,但是这种项目对学生的经验要求又特别高……”李金屏表示,专硕学制调整为3年,可以较为完整地做完一个项目,对学生能力的提升不可小觑。


    对此,就职于某考研培训机构的徐经理也表示,3年的专硕基本上跟学硕达到了同样的培养周期,多一年时间进行学习与实践,实践型人才就可以更好地确定未来工作方向,科研型人才也可以选择继续深造,“如果是二年制专硕,想要达到这种效果很难。”他说。


    李金屏告诉记者,多年的实践发现,二年制专硕的培养质量不能令人满意。部分导师不愿意指导二年制专硕,怕给他们的项目无法在期限内完成。


    2年,对于许多专硕学生来说“太赶了”,能力还没培养出来就将毕业。李金屏说,他所教授的计算机技术专硕为二年制,第一个学期学习理论课,上课密度非常高,每天都在往前赶。第二个学期就要开题和开始做研究,仅有6个月的有效科研时间,许多学生的项目做得比较粗浅。第三个学期刚过一半学生就开始忙着找工作、考博士、写毕业论文。这一系列仓促的学习实践,导致学生上岗后难以达到用人单位的要求。


    徐经理也对记者表示,以应用心理学专硕为例,第一年在校内教学,第二年就出去实习,如此短的培养周期,导致就业单位对专硕毕业生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没有足够的信心。徐经理称,由于上述情况较为普遍,目前国内大多数院校已将应用心理学专硕,从原来的二年制改成三年制。


    除了部分文史类专硕,济南大学自2016年起,就开始把二年制的理工科专硕逐步改为三年制。经过几年实践,李金屏明显感受到,学生能学到更多,知识更成体系,有效科研时间更多,能力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提升。仅从他所在的电子信息专业来说,“这种三年制的专硕,不但实践能力普遍提高,还对生产企业一线情况更加了解,能够与企业有效交流,解决他们的技术难题。”李金屏很自豪,现在学校的专硕不仅进入企业待遇高,因科研能力强而读博士的也不少。


    培养年限一样也要避免同质化


    从考研培训讲师到区域经理,徐经理的感受是,2014年之前,二年制专硕常被外界视为“速成”“培养质量不如学硕”;2014年之后,专硕开始成为更多本科毕业生的选择方向。


    这几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呼声高涨,在国家政策倾向于加大专硕人才培养的背景下,专硕成了报考热门。李金屏透露,他所在的济南大学信息学院这2年学硕和专硕招生人数之比约为1∶2。


    延长专硕培养年限,也有让专硕与学硕看起来“更加相似”、同质化现象突出的隐患。几位受访者一致认为,当前国内专硕与学硕的整体培养过程本质上一样,这有利有弊。“2年变3年,会加速人才培养的同质化。”徐经理坦陈,当前学硕、专硕整体培养方案没有太大差异,常见的是一位导师每年带四五个硕士,专硕和学硕一起开展常规学习,导师以相同的标准要求他们。


    李金屏直言,专硕进行学术训练是必要的。“学术和实践二者相辅相成,专硕没有理论基础,做不好实践,更难以解决好实际问题。学硕如果完全不接触实际情况,也不可能把理论推上新的高度。”他表示,只不过两者有所侧重,绝对不应完全一致。


    不过,各个高校也可以依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培养方式,来避免学硕、专硕同质化问题。记者了解到,拥有顶尖生源、博士点多、全国排名前30位的高校,大多数仍旧保留二年制专硕。在李金屏看来,这些高校2年改3年的需求并不迫切,因为适合做科研的苗子可以选择直博,这就能解决二年制专硕学生能力培养和项目跟进不够充分的问题,还能避免学硕、专硕培养同质化。

    2021-10-08
  • “双减”组合拳如何直击减负难点

    “97.5%的家长对学校新学期减负提质各项措施和成效表示满意,其中六成以上表示非常满意。”中办、国办“双减”文件出台两个月,落实成效如何?根据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的直报信息,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晒”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学生学习回归了校园,在家写作业时间短了,课后生活更丰富了……一系列政策带来的改变让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满足感。“双减”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如何协同发力,让惠民政策进一步落地、见长效、久久为功?教育部近日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介绍了相关情况。


    创新监管、规范管理,治理培训机构收费乱象


    在上海,今后不少中小学生家长可能会收到一份特殊的“家长告知书”。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倪闽景介绍,针对校外培训机构收费“监管难”问题,上海市积极探索“银行定期划扣”等新型资金监管机制。消费者预付的培训资金由开设在商业银行的专用账户收取,并可以按照合同约定随时要求银行申请停止划扣培训资金,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目前,上海借助行业协会等力量,积极推广商业银行和培训机构“双承诺”机制,并通过“家长告知书”等形式鼓励家长优先选择已实施“银行定期划扣”等有效保障预付资金安全机制的培训机构。


    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周期长、乱收费、“卷款跑路”等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弊病。北京市出台《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在重申3个月或60课时收费上限基础上提出,如周期和课时收费并存,机构只能选择收费时段较短的方式,防止通过调整课时变相“长收费”。天津市出台《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将培训机构预收费全部纳入监管范围,做好重点管控,对部分大型培训机构委托第三方会计事务所进行经济鉴证。浙江金华市打造了校外机构管理服务平台,联合银行开发培训费第三方托管,开设培训机构资金专户,采用“一周一付”形式支付,防止“卷款跑路”情况发生。


    教育部校外培训监管司负责人表示,通过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坚决防止培训机构过度逐利行为;通过推动学科类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性,让校外培训回归公益属性。下一步将继续完善配套措施,加强培训机构的预收费监管。


    科学审核、强化协同,抵制隐形变异违规培训


    “9月7日,金华市婺城区在全省首次开展培训项目鉴定工作,专家组对‘雏英教育’培训机构申请的2个不明确项目进行现场鉴定,其中1项当场被确定为非学科类,1项由市专家组确定为学科类;近期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一民房内开展违规培训,根据举报内容,我们及时联合行政执法、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现场检查。联合执法机制使行政执法部门提前介入,避免出现因标准不同重新取证情况。”浙江省金华市教育局局长楼伟民提到“双减”工作落实的两个“小细节”。


    据悉,金华市对学科类培训机构,由教育、民政、市场监管三部门联合制定“营转非”方案,为转登工作开设便捷通道;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实施分类管理,严格学科类别鉴定。成立市级学科鉴定工作委员会,分别组建市县学科鉴定专家组,负责学科鉴定工作,并强化职能部门联动检查,综合执法联动衔接,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


    如何引导校外培训机构合理有序转型,抵制“挂羊头卖狗肉”?“教育部出台的‘营转非’文件根据目前培训机构实际情况,区分线下非营利性学科类培训机构、线下营利性学科类培训机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以及终止培训机构等4类不同情况,分别明确不同办理办法;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文件从正反两个方面划清合规培训行为与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行为的界限,为各地有效查处提供了依据。”教育部校外培训监管司负责人说。


    坚持合规性原则,防范“名实不符”;坚持独立性原则,确保提供鉴定服务的专家与专业机构不受外界干扰,保证鉴定工作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坚持专业性原则,发挥专家在教育理论、法律法规方面专业优势,为分类管理提供依据。上海市教委研究制定了《校外培训服务类别鉴定指引》和《鉴定指标》,指导校外培训机构准确区分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培训服务、落实主体责任,防范假借非学科类培训项目实际开展学科类培训服务等逃避监管的行为。


    该教育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要继续完善配套政策,完善“营改非”流程,进一步明确过程中的公示期限、资产确权等政策。研究起草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在组织机构、从业人员、培训场所、培训内容等方面对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机构同步作出规定。加快校外培训管理条例立法进度,对非学科类机构管理一并纳入。强化监督检查,加大对“一对一”“高端家政”“众筹私教”“住家教师”等隐形变异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提质增效,拓展资源,确保学生校内“吃得饱”


    课外学科类补习压减了,学生的学习需求如何得以满足?吕玉刚表示,“双减”工作实施以来,督促各地各校“一校一案”完善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校校开展全覆盖、保障时间“5+2”、丰富内容上水平、吸引学生广参与、经费落实要到位。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22日,全国有10.8万所义务教育学校(不含寄宿制学校和村小学)已填报课后服务信息,其中96.3%的学校提供了课后服务;有7743.1万名学生参加了课后服务,学生参加率85%,其中有71.2%的学生每周5天全程参加;534.5万名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工作,占这些学校教师数的86.2%,另聘请了20.6万名校外专业人员参与课后服务工作。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及各专委会分学科、分领域加强调研指导。各地各校高度重视课堂教学,强化教研、精心备课,补齐教学短板,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普遍建立学习困难学生帮扶制度,监测平台数据显示,98.6%的学校建立了学习困难学生的帮扶制度。此外,我们充分发挥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和电视‘空中课堂’作用,向中小学生免费提供各年级、各学科全覆盖的优质课程资源。9月1日至22日,云平台浏览次数达到7.02亿,访问人次3.06亿。”吕玉刚表示。


    对于作业管理,教育部督促各地各校制订完善作业管理办法;加强年级组学科组作业统筹,有效控制作业量和时长;广泛推广提升作业设计质量的国家级教学成果,探索分层作业、个性化作业、有效作业等实施途径。根据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直报信息,截至9月22日,有16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填报了有关信息,其中98.2%的学校出台了作业管理办法,92.1%的学校建立了校内作业公示制度,64.3%的学校绝大部分学生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监测平台以二维码形式邀请家长无记名通过网络直接填写调查问卷,共收到5737.7万份家长问卷,99.6%的学生家长反映,本学期老师没有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吕玉刚表示,下一步仍要将校内减负提质作为“双减”工作的治本之策,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减负”和“提质”两手抓,提高作业管理水平、提高课后服务水平、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做到教师应教尽教、学生学足学好;严格均衡分班、严格教学要求、严格作业调控、严格考试管理,有效解决家长急难愁盼问题,努力缓解教育焦虑。

    2021-10-08
  • 丰收中国 最美画卷

    金秋时节,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禄峒镇平江村金黄的稻田与民居、云朵、喀斯特地貌相映成景。何华文摄(影像中国)





    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普满乡板贝村,金色稻田美丽如画。黄春涛摄(人民视觉)





    国庆假期天气晴好,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16万亩中稻进入收获高峰期,当地农民抢抓农时收割稻谷。记者朱磊摄


    “加把劲哦,酿新酒呦!”劳动号子喊起来,村民们干得更起劲。


    国庆假期,浙江省开化县大溪边乡上安村的500亩高粱喜获丰收。整整一上午,村支书余雄富穿梭在田间,和村民们一起收割、脱粒、晾晒。微风吹过,热气消散,笑容洋溢在每个人脸上。


    “今年全村红高粱产量达40万斤,质量也好,能酿10多万斤好酒!”余雄富熟练地摘下一穗高粱,放在手中捻了捻,仔细端详品相,“这几年我们的高粱产业越做越大,村民有了致富路,上安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发展红高粱产业,日子越过越幸福。”


    行走广袤乡野,一曲曲丰收之歌正在田间地头唱响。


    机声隆隆,稻香阵阵,在黑龙江省兰西县长江乡聚宝村,刚收获的水稻堆成座座小山,在阳光照射下金黄耀眼。光辉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邹晓辉喜上眉梢,“今年水稻长势喜人,比去年增产约15%,亩产超1100斤不在话下!”


    农家小院儿干净整洁,金黄的玉米挂满墙壁。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东吴村,村民党佩佩今年种了500多亩玉米。“亩产1000多斤,比去年增加了200斤呢。这都得益于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我们才有这大丰收。”党佩佩说。


    一句句朴实的话语,道出农民的心声。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各类惠农政策,精心培育现代农业,助力广大农民再迎丰收年。


    在山东省平度市白沙河街道孙家荒村,近万亩秋梨挂满枝头。51岁的孙书祥开着三轮车,从梨园深处驶来。“种了9亩梨园,这一季就收入近10万元。”盘算今年的收成,老孙喜上眉梢。


    孙家荒村,曾是名副其实的“荒村”。“多亏了党支部选了好产业,领着我们种梨树,还开办技术培训指导班。”孙书祥笑着说,“现在俺们村的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不少村民还在城区买了房。”


    10月5日,四川省中江县永太镇多宝村雨后初晴。迎着阳光,10余台收割机穿梭在田间,将粒粒饱满的稻谷倾泻到一旁的卡车里。近年来,中江县大力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开展“菜单式”服务,提升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水稻种植户刘书林说:“机械化收割真是好,收来还能卖个好价钱。”


    在湖南省沅江市新湾镇莲花村,一簇簇金秋砂糖橘挂满枝头。柑橘一直是当地主打产业,但以前由于品种老化,往年丰产却不增收,橘子卖不出去的情况时有发生。2018年,当地对症施策,引进新品种,鼓励橘农“品改”。村民张荣国直言,大家都尝到了甜头,“一棵树可以挂果150斤,丰产又增收。”


    唱起动听的歌,跳起欢快的舞,迎来丰收的农民,尽情地抒发着内心的喜悦之情。


    这几天,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在岳村片区百里道香新乡村示范带举行“庆祝农民丰收节——‘百里道香’稻田乡村马拉松”活动。众多参赛者和游客还参与割稻子、抓禾鱼、打橄榄等活动,共享丰收喜悦。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禄峒镇平江村,一场别开生面的田间歌舞秀热闹上演。近200名群众身着五彩民族服装,以稻田为舞台,割稻穗、唱红歌、拍视频,引得过往的游客、路人纷纷驻足留影。“在丰收的稻田里唱歌,很骄傲很开心。”村民黄文科擦完汗,转身又加入了欢乐的人群。

    2021-10-06
  • “空军蓝”致敬“中国红”——战鹰用航迹为祖国庆生

    10月1日,中国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进行飞行表演。新华社记者琚振华摄


    10月1日是第13届中国航展首个公众日,也恰逢祖国72周年华诞。中国空军两支飞行表演队在珠海上空拉出红、黄、蓝三色彩烟,向祖国致敬!当天在珠海举行的“战鹰向祖国报告”空军专场新闻发布会上,空军新闻发言人表示,在空军官兵的心目中,“中国红”是使命,“中国红”是荣耀,“中国红”是传承。飞行员代表用自己的航迹,向祖国表白,为祖国庆生。


    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用彩色航迹为伟大祖国送上祝福


    这是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第二次在中国航展进行飞行表演,此前他们执行过2019年国庆阅兵任务和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空中梯队飞行庆祝表演任务。


    在讲述执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空中梯队飞行庆祝表演任务的经历时,飞行员金皓介绍说:“那是我们首次以10机队形执行任务,创下了一次性升空编队数量最多的纪录,我们感到无上光荣。”


    “红鹰”飞行表演队以“飞出惊险、飞出极限、飞出震撼”而著称,表演队的飞行员都是飞行教官,全部来自空军航空大学。“无论是飞行表演还是飞行教学、实战化训练,都需要我们平时苦练实练,这样才能打赢未来战争。”金皓说。


    空军航空大学是人民空军追梦空天的起点,也是空天战斗英雄的摇篮,先后涌现出王海、张积慧、刘玉堤、杜凤瑞等一大批战斗英雄,激励着一批批后辈飞行学员逐梦蓝天、追求卓越,肩负起建设世界一流空军的重任。





    10月1日,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进行飞行表演。新华社记者琚振华摄


    运-20飞行员: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我们的战略投送能力就延伸到哪里


    “运-20的航迹飞越了崇山峻岭,飞越了广阔大洋,出现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我为它自豪。”空军运-20飞行员李扬说,“作为运-20飞行员,我跟战友们飞过祖国大好河山,也走出国门展现过大国空军良好形象,感受到大家的厚爱和鼓励,倍感自豪。”


    入役5年来,运-20的航迹不断延展:上高原,出远海,阅兵式上接受检阅,积极参与国际救助,空投空降重型装备,承担多项军事运输任务,作为专机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我们将继续提高战斗力,坚决做到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我们的战略投送能力就延伸到哪里,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厚爱、重托,用行动向祖国和人民献礼。”李扬说。





    10月1日,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进行飞行表演。新华社发(余红春摄)


    轰-6K飞行员:祖国是我们共同的依靠,我们是祖国可靠的力量


    “说到‘我和我的祖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纽带。”轰-6K飞行员宋波说,“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说,领土、领空、领海就是我们和祖国之间最强韧的纽带。祖国是我们共同的依靠,我们是祖国可靠的力量。”


    近年来,轰-6K部队常态化组织岛礁巡航、远洋训练、绕岛飞行等任务,飞到了很多以前没有飞过的地方,将前辈飞行员的愿望一个个变成现实。


    “网上有句话很火,用战鹰航迹丈量祖国大好河山。”宋波表示,这需要实力支撑。随着空军装备的不断发展、训练水平的持续提高,我们飞行员丈量祖国河山、守护祖国大地的能力更强、底气更足。





    10月1日,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飞行员举国旗向观众致意。新华社记者琚振华摄


    人民空军不只爱祖国的蓝天,也爱祖国的大海。没有在空中俯瞰过我们的领海,就无法想象我们的海疆到底有多宽、到底有多美。


    宋波介绍说,每次飞远海任务,在海上连飞几个小时,看到湛蓝的海洋一望无际,听到发动机隆隆的轰鸣,那时候,才能体会到深蓝的魅力,感受到自己虽然远离大陆,但背后有强大的祖国。


    “作为空军战略铁拳,我们将不断提高打赢能力,履行好新时代革命军人职责使命,制胜空天!”宋波说。


    空军新闻发言人表示,与新中国同龄的人民空军,有了“飞得远”的新佩剑,更有了“飞出去”的主心骨。人民空军警巡东海、战巡南海、前出西太、绕岛巡航、抗疫救灾,飞了过去没有飞过的航线、到了过去没有到过的区域。


    中国航展现场,五星红旗随处可见,成为全场最鲜艳的颜色。蓝天之上,战鹰向祖国报告:空军官兵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坚决捍卫祖国统一,坚定维护世界和平。

    2021-10-02
  • 2021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10月11日至17日举行

    记者9月30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2021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10月11日至17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网络安全高峰论坛等重要活动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


    据介绍,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部门联合举办。今年活动的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据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网安周除开幕式、闭幕式以外,还包括网络安全博览会、网络安全线上主题晚会、网络安全教育云课堂、网络安全赛事等活动。


    较之以往,本届网安周有如下亮点和看点:论坛紧扣政策热点,举办青少年网络安全保护、人工智能、新型智慧城市论坛等多个分论坛;线上线下同步博览,创新设置“百年奋斗网络强国”主题展厅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五大展区;多维宣传立体呈现,包括多维发力融媒宣传、创新形式全民互动等。

    2021-10-01
  •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中国日报9月30日北京电(记者冯永斌)2021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2021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2021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2021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2021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2021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2021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2021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2021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2021-09-30
  • 今天鲜花献给英烈|祖国从未忘记他们:翻阅这份沉甸甸的纪念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
    一个值得铭记于心的日子
    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
    对英烈的缅怀
    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温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
    倡导尊崇英雄、关爱英模
    他曾说: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
    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
    不管时代怎样变化,
    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
    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
    在党和国家一系列举措下
    缅怀烈士、学习英雄
    日益成为社会共识和行动自觉
    祖国从未忘记他们
    以国家之名、褒奖英雄
    一起来翻阅这份沉甸甸的纪念

















    2021-09-30
  • 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圆满完成

    28日,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队乘坐“雪龙2”号极地科学考察船,顺利返回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圆满完成。


    本次考察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组织开展的首次北极科学考察活动。考察队于7月12日从上海起航,历时79天,航程1.4万海里。在考察期间,考察队员们围绕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北极生态环境,在北极公海区域采取走航观测、断面调查等方式,顺利完成楚科奇海大气、海洋、生态等综合观测,取得多项科研成果。


    我国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北极的自然状况及其变化,对我国的气候系统和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影响,进而关系到我国在农业、林业、渔业、海洋等领域的经济利益。


    自1999年起,我国以“雪龙”号、“雪龙2”号极地科学考察船为平台,成功进行了12次北极科学考察。2004年,我国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新奥尔松地区建成“中国北极黄河站”。借助船站平台,我国在北极地区逐步建立起海洋、冰雪、大气、生物、地质等多学科观测体系。

    2021-09-29
  • 现场洒水!AG600完成飞行投水功能演示首秀

    9月28日,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期间,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在碧海蓝天的见证下,成功完成珠海的飞行投水功能演示首秀。投水后飞机状态良好,响应特性正常,投水任务系统及飞机其他各系统工作稳定。(记者胡喆、刘大伟)

    2021-09-29

  • 首 页  上一页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下一页    尾 页  

    版权声明: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违者依法必究。
    本站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471-3130680

    蒙公网安备 15010502001696号 蒙ICP备16001043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