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赵文君）“坚持创业带动就业”“营造更优双创发展生态”“强化创业创新政策激励”，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十四五”时期纵深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三方面举措，更大激发市场活力促发展、扩就业、惠民生。

会议提出，培育更多充满活力、持续稳定经营的市场主体，特别是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多渠道创业就业，增强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能力。

今年1至4月，全国净增加个体工商户292.9万户，带动就业水平更加明显。统计部门调查显示，目前个体工商户户均带动就业2至3人，预计个体工商户以及各类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总数2亿左右。

会议还提出，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公正监管，保护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法权益。

据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推出多项举措，做好对个体工商户帮扶工作。一是聚焦就业导向，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增加经营场所资源供给，为个体工商户提供租金低廉的经营场所；二是持续严厉整治各种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行为，坚决制止加重个体工商户负担的各类违法行为。督促引导相关的平台企业，降低过高的不合理收费和抽成，提高各项收费标准、规则和抽成比例的公开透明度；三是推动个体工商户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保，加大对个体工商户的金融支持力度，完善创业辅导和职业培训服务。鼓励就业服务机构、创业孵化机构为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多的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和就业服务，缓解个体工商户招工难问题，同时为个体工商户提供线上的职业培训、灵活就业的供需对接等就业服务，帮助个体工商户提升素质和抗风险能力。

这是4月20日在比利时南部城市沙勒罗瓦拍摄的沙勒罗瓦劳动大学建筑。新华社记者郑焕松摄


新华社布鲁塞尔5月14日电通讯：踏访比利时小城中的第一代旅欧共产党人足迹


新华社记者潘革平


2021年“五四青年节”期间，新华社记者一行陪同欧洲华侨华人青年联合总会创会会长傅旭海及该会10余名会员，来到比利时南部沙勒罗瓦劳动大学，踏访革命先辈足迹，重温第一代旅欧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始创于1903年的沙勒罗瓦劳动大学校园宽阔，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曾经是欧洲著名的工业技术学校之一。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不同，沙勒罗瓦劳动大学的办学目的是让工人享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20世纪20年代，这里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早年在欧洲的重要活动中心之一，聂荣臻、刘伯坚、何长工等革命先辈曾在该校勤工俭学。


劳动大学主校区内几幢外表斑驳的红砖大楼见证了当年中国学子的勤工俭学生涯。在劳动大学图书馆的一间纪念室里，该校图书馆管理员、历史学家维利·普塞尔向我们展示了学校保留的一些中国留学生的珍贵资料，详细介绍了他们远渡重洋、寻找革命真理的历程。





这是4月20日在比利时南部城市沙勒罗瓦拍摄的沙勒罗瓦劳动大学图书馆。新华社记者郑焕松摄


经与时任劳动大学校长詹姆斯·耶尔诺商定，按中法大学模式于1924年建立了中比大学，但在此前几年，学校就已开始接受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普塞尔介绍说，在当年这批留学生中，最著名的当属聂荣臻。1919年底，聂荣臻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辗转来到比利时的聂荣臻考入沙勒罗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


在比留学期间，聂荣臻经历着人生中重要转变。在劳动大学的图书馆里，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等著作，还经常阅读从国内传到欧洲的共产主义刊物。


经过反复的学习思考，他感到“实业救国”的愿望是非常不现实的。要想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


1922年8月，聂荣臻在沙勒罗瓦劳动大学加入了中国留欧学生在法国成立的共产主义政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从此开始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





这是4月20日在比利时南部城市沙勒罗瓦拍摄的沙勒罗瓦劳动大学图书馆。新华社记者郑焕松摄


一同参观的傅旭海说：“希望国家进步、民族振兴是当时勤工俭学同学们发自肺腑的豪言，也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心声。中国共产党成立于民族危亡之时，担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努力，中国任人宰割的屈辱和悲惨才得以结束，中国才有了今天的发展成就和国际地位。”


当天驱车3个多小时专程赶来的荷兰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董丽莉在接受采访时说：“作为一名曾经的留学生，今天的活动是向第一代旅欧共产党人的致敬。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我们都应当贡献自己的力量，使祖（籍）国变得更加强大。”





这是4月20日在比利时南部城市沙勒罗瓦拍摄的沙勒罗瓦劳动大学图书馆。新华社记者郑焕松摄


参加当天活动的比利时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朱旭林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谋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今天的踏访活动将进一步凝聚和焕发当代华侨华人青年的青春斗志和热血激情，践行五四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新华社巴黎5月17日电特稿：在法兰西探寻民族复兴梦的中国青年


新华社记者唐霁


春日的一个下午，法国蒙达尔纪杉松中学放学了，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陆续走出学校。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尔纪纪念馆馆长王培文介绍说，这里曾是蒙达尔纪女子公学，1920年起，向警予、蔡畅等中国勤工俭学青年中的女学生曾在这里学习生活。


100多年前，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中华大地兴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上千名中国青年远渡重洋来到法国，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寻找救国图强之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记者探访法国部分城市，回望中国青年在这里探寻民族复兴梦的青春岁月。


觉醒


走进蒙达尔纪独吉公园，假山水池旁矗立的告示牌上一张黑白照片引人注目，照片中是一群英姿勃发的中国青年。1920年7月，蔡和森和向警予在这里召集留法学生会议，做了关于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专题演讲。





拼版照片中上图为1920年7月，蔡和森、向警予等旅法青年在蒙达尔纪独吉公园召开留法学生会议的资料照片，下图为如今的独吉公园（拍摄于2021年5月7日）。1920年7月，蔡和森和向警予在这里召集留法学生会议，做了关于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专题演讲。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向警予等人曾请求女子公学校长的儿子勒内·迪蒙带她们去买大米。法国人没有吃米饭的习惯，他们找了很久才在到一家种子店里找到米。迪蒙看到这些平时省吃俭用的中国姑娘居然把米全都买下了，非常吃惊。这些姑娘告诉他，中国南方人习惯吃米饭。迪蒙对此印象深刻。他后来成为法国著名的农学家、环保学者。





拼版照片显示的是（左）中国旅法勤工俭学的女学生在蒙达尔纪女子公学合影留念（拍摄日期为1920至1921年间）；（右）2021年5月7日拍摄的法国蒙达尔纪杉松中学。杉松中学曾是蒙达尔纪女子公学，1920年起，向警予、蔡畅等中国勤工俭学青年中的女学生曾在这里学习生活。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拼版照片显示的是法国蒙达尔纪男子公学。其中左上为男子公学资料照片，左下为男子公学现状（摄于2021年5月7日），右为男子公学（现为蒙达尔纪市政厅）及门前的“伟大的足迹”中法双语指示牌（摄于2021年4月8日）。1913至1925年间，几百名中国青年学生在此住宿和学习，蔡和森、陈毅等曾在此就读。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蔡和森和向警予在蒙达尔纪共同学习生活中结成革命伴侣。蔡和森“猛看猛译”多部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除了学习，他们还在这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学生和华工运动。


法国共产党全国执委会委员萨马巴克斯评价说：“思想先进的中国青年，通过与法国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和工会的联系以及对报刊的刻苦阅读，发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思想。”


成长


记者驱车来到位于蒙达尔纪城郊的哈金森橡胶厂，这里还保留着当年厂房的外观。从1920年至1927年，数百名中国青年曾在这个工厂工作过，其中包括邓小平。





这张拼版照片中左图为19世纪20年代“玉青松”橡胶制品厂的制鞋车间的资料照片，右上图为原“玉青松”橡胶制品厂建筑外景（摄于2011年6月18日），右下图为原“玉青松”橡胶制品厂建筑内景（摄于2011年6月18日）。从1920年至1927年，数百名中国青年曾在这个工厂工作过，其中包括邓小平。新华社记者唐霁摄


蒙达尔纪森林中学学生莱亚·佩雷拉和同学们不久前观看了有关中国青年旅法勤工俭学的纪录片。佩雷拉告诉记者，诸多细节令她印象深刻：18岁的邓小平和工友住在简陋工棚里，每天工作10小时，周六还要工作半天，但学徒期时薪仅有一法郎……





这是3月22日在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尔纪纪念馆拍摄的邓小平当年在法国的居留登记卡和工作档案卡。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长期研究蒙达尔纪的法国历史学者让-路易·里佐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法国20世纪初处在激烈的时代变革和政治斗争中，各地罢工浪潮汹涌，这极大影响了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他们生活条件艰苦，工资很低，了解法国工人阶级的困苦，在政治上变得非常敏锐。他们很快从工作实践上升到对政治的分析，被马克思主义深深吸引。”


这些进步青年，在繁忙工作间隙交流思想、分享各自对国家未来的思考，他们中的一些人自此走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道路。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的布洛涅森林空地上，周恩来、赵世炎等18名青年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邓小平也加入这一组织。


斗争





这是4月11日在法国巴黎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上的“海王星旅馆”拍摄的周恩来留法期间居住过的房间。1920年，22岁的周恩来从上海启程赴法。他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曾住在这家小旅馆。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这是4月11日在法国巴黎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上的“海王星旅馆”拍摄的周恩来留法期间居住过的房间。1920年，22岁的周恩来从上海启程赴法。他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曾住在这家小旅馆。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这是4月25日在法国巴黎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上的“海王星旅馆”。1920年，22岁的周恩来从上海启程赴法。他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曾住在这家小旅馆。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这是4月11日在法国巴黎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上的“海王星旅馆”外拍摄的周恩来头像的青铜纪念牌。1920年，22岁的周恩来从上海启程赴法。他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曾住在这家小旅馆。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巴黎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有家不起眼的“海王星旅馆”，这里见证了青年周恩来旅法期间的革命生活。2001年，旅法多年的李建乐、杨艳春夫妇克服重重困难，买下这家旅馆。李建乐带记者参观了周恩来住过的房间，当时这个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大，更无独立卫浴，除了一床一桌一椅，再无空间摆放他物。





这是2011年4月27日在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拍摄的《少年》杂志的珍贵原刊。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这是2011年4月27日在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拍摄的《赤光》杂志的珍贵原刊。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1920年，22岁的周恩来从上海启程赴法。他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曾住在这家小旅馆。在此期间，他白天勤工俭学，晚上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法通讯，并发起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开展党团活动，编辑革命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邓小平、聂荣臻、陈毅、李富春等都曾在这间斗室共同工作过。





这是2019年3月5日拍摄的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旧址。新华社记者唐霁摄





这是2019年3月5日拍摄的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旧址。新华社记者唐霁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勤工俭学学生纷纷失业失学、陷于困境。1921年，法国当局停止发放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维持费”。与此同时，里昂中法大学的中方负责人违背承诺，将留法的勤工俭学学生拒之门外。





拼版照片显示的周恩来旅法期间在旅馆前留影的资料照片（左）和拍照地点现状（拍摄于2021年4月25日）。1920年，22岁的周恩来从上海启程赴法。他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曾住在这家小旅馆。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人的领导下，开展了“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但在法国当局的镇压下，运动最终失败。留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人，领导勤工俭学学生继续开展斗争，被迫回国的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人积极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之中。





这张拼版照片显示的是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旧址（左图，摄于2011年4月26日）和旅法中国学生在里昂中法大学内合影的资料照片（右图）。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在蒙达尔纪独吉公园，一棵中法友谊树枝繁叶茂。向警予回国后，在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坚持斗争，1928年被捕后英勇就义，年仅33岁。1931年，蔡和森因叛徒出卖在香港被捕，后在广州遇害，时年36岁。2005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在独吉公园栽下这棵中法友谊树，深切缅怀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先烈。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索尼娅·布雷斯莱对记者说：“旅法勤工俭学这一次遥远的旅程，让中国进步青年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形成了救国图强的新思想，而这段历史也成为法中友谊的历史纽带。”（参与记者：刘芳、徐永春、陈晨、肖亚卓、胡雪）





拼版照片显示的是今昔法国蒙达尔纪火车站（上，资料照片；下，拍摄于2021年5月7日）。蒙达尔纪火车站于1860年通车。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3月22日，长期研究蒙达尔纪的法国历史学者让-路易·里佐在法国蒙达尔纪火车站前的邓小平广场上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工信部副部长刘烈宏17日在2021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上表示，截至目前，我国行政村通光纤和4G的比例均超过了99%，农村和城市“同网同速”，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据全球移动通信协会监测，我国移动通信用户月均支出为5.94美元，低于全球11.36美元的平均水平；根据国际测速机构3月份数据，我国移动网络速率在全球排名第4位，固定宽带速率在全球排名第16位。（记者高亢）

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后，多国航天官员、航天机构和有关专家纷纷表示祝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5月17日说，宇宙承载着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的向往，从神舟到嫦娥，玉兔再到天宫、天问，中国人民把对遥远星空和未知宇宙的无尽憧憬寄托在这些美好的名字之中。


赵立坚说，宇宙也寄托着全人类共同的梦想。中国一贯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积极开展有关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享航天发展成果。中国将继续本着为全人类谋福祉的精神，以开放包容姿态推进国际合作，为探索宇宙奥秘、促进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记者温馨、董雪）

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1至4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437万人。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3月份下降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0.9个百分点。（记者魏玉坤、邹多为）

4月29日，中国空间站核心舱“天和”号发射升空，并顺利入轨，中国空间站建设的大幕就此开启。《面对面》栏目专访了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天和核心舱责任总设计师杨宏。


中国空间站工程今明两年要“11连发”


中国空间站工程在今明两年将接续实施11次飞行任务，包括3次空间站舱段发射、4次货运飞船发射以及4次载人飞船发射，并依次围绕核心舱完成组装建造工作。这样高密度任务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中从未有过。11次任务环环相扣，一系列关键技术需要在天上验证，并进行分段评估，才能进行下一阶段建造工作，进而决定“下一步走向”，可谓是“步步惊心”。





杨宏：这次天和核心舱4月29日发射以后，大家经常说的就是开启了中国空间站的时代，但是我想说的是，天和核心舱发射只是我们新的开始，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天和核心舱要在轨进行关键技术的多项验证，验证过后还要在轨评估才能进行组装建造，组装建造完成后还要开启十年的长寿命，通过航天员的维修、维护、延寿还要更长的时间，后面任重而道远，这只能说是一个开始。


运补给、加燃料、收废物天舟货运飞船功能有多强？





核心舱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舱段，是整个空间站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整个空间站的控制功能核心，除此以外，还配置全套生命维持装置和一定规模试验设施，支持航天员长期驻留以及科研所需的全部物质条件，可以说从居住区、工作区到科研区一应俱全。


核心舱发射升空并顺利入轨后，接下来的第二步就是发射天舟货运飞船。


杨宏：天舟二号运上来的是航天员生活补给，我们的维修备件还有科学实验设备，运送上来的货物进到里面以后，由航天员安装到位或者做科学实验。





天舟货运飞船对接上来以后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给空间站补加燃料，带着推进剂带着燃料对上以后就像空中加油一样，这个过程是自动完成的，接上以后管路就自动连通了，源源不断地给空间站进行燃料补给才能使空间站长期稳定在轨运行。


空间站中产生的废弃物也要存放到货运飞船当中去。当货运飞船的任务和使命完成后要脱离空间站的时候并不返回地面，而是带着空间站的垃圾返回到预定的海域，进入大气层当中烧毁。


等天舟二号货运飞船把粮草供给和燃料运达空间站后，接下来要发射的，是载人的神舟十二号飞船。据了解，3名航天员组成的飞行乘组将成为天和核心舱的首批“入住人员”，在轨驻留3个月。


被国际空间站拒之门外“倒逼我们自主创新”


1992年9月21日，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921工程。工程确定了三步走战略，而建设中国自己的空间站是战略的终极目标。也就是在这一年，29岁，刚刚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获得硕士学位的杨宏被调入中国载人飞船总体室从事飞船研制工作。


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的过程中，距离地球400公里近地轨道上的“国际空间站”于2010年开始全面使用。这是一项国际太空合作的计划，以俄罗斯和美国为主导建设，曾经有19国的宇航员乘坐美俄两国的飞船造访过国际空间站。但201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沃尔夫条款”冻结了中美官方航天合作，中国被国际空间站拒之门外。





杨宏：其实就是说国外的长期封锁反倒倒逼了我们的自主创新。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我们不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跑，甚至说我们想跟着别人后面跑人家也不带我们玩儿，所以必须要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立足于我们中国的力量来自主进行研发。


往大了说，我们整个载人航天工程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要举一国之力，也就发挥我们国家新型举国体制，全国大协作，集中力量办大事。往小了说，我们航天的一整套的体系可以指导我们航天系统内外乃至全国各个领域齐心协力，按照同一套标准同一套规范，来完成我们空间站的这个工程任务。





空间站项目启动之初就提前布局避免“卡脖子”


2006年，天宫一号正式立项，其目标是在太空建立中国的第一个太空实验室，杨宏担任天宫一号的总设计师。


2011年，天宫一号成功发射。杨宏开始担任中国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如何实现从“空间实验室”到“载人空间站”的迭代和升级，成为杨宏和他的团队重点思考的问题。





杨宏：空间站设计之初我们就做好了受国外封锁或者“卡脖子”这样一个准备，比如像元器件、原材料，我们在项目启动之初就提前做了布局，去规避一些技术上的风险。比如我们空间站要有高速的科学实验数据要传输，那就要用到高端的宇航级的高速处理的芯片，那这些芯片我们就提前布局，立足于我国的力量自主研发，等我们提前布局研发出来以后，我们就彻底打破了美国的封锁。


记者：这种宇航级别的高传输功能的芯片如果要想买的话，买得来吗？


杨宏：应该说我们是买不来的，所以开始抱定了我们就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干。无论是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行业，再到一个企业，还是到一个个人，都应该靠实力来说话，只有有了实力才会有话语权


中国空间站不如国际空间站重如何理解？


未来建设完成的中国空间站的总重要比现在正在运行的国际空间站轻，在拿中国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做比较时，很多人都关注到了这一重量上的不同。





杨宏：从规模上来讲，我们不如国际空间站。但是我们不跟国际空间站比规模、比效益，我们发展空间站的目的是支持大规模的开展空间的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比如在重量占比上来讲，我们科学实验所用到的设备重量比起整站重量的占比，我们相对来讲是比较优的。那么我们在供电整个发电功率当中，用于科学实验的供电支持也相对是比较高的。与国际空间站相比，我们中国空间站是处于后发。很多技术在发展，所以我们的建造周期是可以大大压缩，吸取之前国外空间站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我们组装、建造和运营的成本，最大程度去支持科学实验。





中国空间站预计于2022年建成并投入运营，设计寿命10年。在未来空间站任务中，中国载人航天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开展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早在2016年3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就与联合国外空司签署了《利用中国空间站开展国际合作谅解备忘录》，商定利用中国空间站为各国提供科学实验机会，并在未来为他国航天员或载荷专家提供在轨飞行机会，为全人类的宇宙探索事业服务。（记者董倩）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日前，中央军委印发《关于表彰全军战略规划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对10个全军战略规划工作先进单位和18名全军战略规划工作先进个人予以表彰。


通报指出，近年来，全军各级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坚持瞄准强敌、聚焦实战，坚持系统谋划、顶层统筹，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聚力攻坚克难、锐意改革创新，全力推进新时代强军战略设计，全力推进“十三五”规划任务落实，全力推进战略管理改革，规划理念加快更新、规划模式加快转型、规划能力加快提升，涌现出一大批战略规划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通报要求，全军各级要以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为榜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聚焦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创新战略设计、战略实施、战略评估，不断提高战略谋划和宏观管理水平，努力推动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新华社联合国5月16日电（记者尚绪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日在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表讲话，敦促巴以冲突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古特雷斯说，巴以间最近的冲突是近年来最严重的升级。正在发生的敌对行动“骇人听闻”，新一轮暴力只会延续死亡、破坏、绝望之循环，使共处与和平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指出，冲突必须立即停止。


古特雷斯说，冲突可能将巴以拖入暴力的恶性循环，给双方人民和整个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宗教圣地的现状必须得到维护和尊重。


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仍然坚定致力于与巴以双方，以及包括中东问题四方（联合国、欧盟、美国、俄罗斯）在内的国际和区域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以实现持久和公正的和平。


古特雷斯强调，重回谈判是唯一出路。只有通过协商达成可持续的政治解决方案才能彻底终止这一毁灭性的暴力循环，为巴以双方带来和平。


联合国安理会16日召开紧急公开会，首次公开讨论近期巴以紧张局势。此前，安理会分别于10日和12日就巴以局势举行两轮闭门磋商。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16日主持联合国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巴勒斯坦、约旦、埃及、突尼斯、挪威、爱尔兰、阿尔及利亚外长，俄罗斯副外长，阿盟代表，以色列、美国、爱沙尼亚、越南、墨西哥、肯尼亚、英国、印度、尼日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出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文内斯兰向会议作了通报。


王毅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不断升级，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人员伤亡，形势十分危急严峻，停火止暴刻不容缓。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全力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全力防止地区再陷动荡，全力维护当地人民生命安全。


王毅指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东不稳，天下难安。只有全面、公正、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地区才能真正实现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针对当前紧张局势，中方主张：


第一，停火止暴是当务之急。中方强烈谴责针对平民的暴力行径，再次敦促冲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和敌对行动，停止采取包括空袭、地面进攻、发射火箭弹等恶化局势的行动。以色列尤其要保持克制。


第二，人道援助是迫切需要。我们敦促以色列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尽快全面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围困，保障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平民的安全和权利，为人道援助提供准入便利。国际社会要向巴勒斯坦提供人道援助，联合国要发挥协调作用，全力避免发生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第三，国际支持是应尽义务。安理会必须就巴以冲突采取有力行动，重申对“两国方案”的坚定支持，推动局势尽快降温。由于一个国家阻拦，安理会至今未能发出一致声音。我们呼吁美国承担应尽责任，采取公正立场，支持安理会为缓解局势、重建信任、政治解决发挥应有作用。我们也支持联合国、阿盟、伊斯兰合作组织和其他对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发挥更加积极作用，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促和努力。


第四，“两国方案”是根本出路。巴以问题归根结底要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寻求长期解决。正义已经迟到，但不能永远缺席。中方支持巴以双方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尽快重启和谈，早日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从根本上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共存，实现阿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的和谐相处，实现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


王毅强调，中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真诚朋友。当前形势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提出中方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更具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以来，把应对当前中东紧张局势作为重中之重，推动安理会多次审议巴勒斯坦问题。我们将继续加大劝和促谈力度，履行好安理会主席的职责。我们重申对巴以双方和平人士来华开展对话的邀请，也欢迎巴以双方谈判代表在华举行直接谈判。


王毅最后表示，联合国和安理会能否有所作为，世界人民在看，历史也在记录。我们应该也必须团结一致，站在和平正义一边，站在公道良知一边，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的解决。


与会代表感谢中方主持召开此次紧急公开会，普遍呼吁以巴双方立即停火止暴，遵守有关安理会决议和国际法，推动局势降温。各方认为安理会成员和国际社会应发出一致声音，公正推进巴以和谈进程，努力推动巴以两国实现和平共处。

记者日前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自清理整治网络销售和宣传“特供”“专供”标识商品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监测网站、网店超过350万个（次），商品和广告信息1.4亿条，共发现涉嫌违规商品信息2087条，涉嫌违规广告信息2447条，共查处案件130件，罚没款339万元。

近年来，部分商家在电商平台上利用“特供”“专供”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有密切关联的特定地点名称和标志性建筑物名称，以及国宴、国宾等形式，销售和宣传商品，欺骗消费者。甚至使用拼音缩写、汉字谐音等“暗语”方式逃避监管，违法行为和手法愈发隐蔽。

从去年9月开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主要涉事电商平台企业进行行政约谈，随后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特供”“专供”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将网络监测范围从电商平台扩大到门户网站、移动客户端、直播平台、微信和小程序等，并加强网络交易监管、广告监管、信用监管、食品安全、反不正当竞争和执法稽查等不同业务条线协同配合。

日前，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称有不法商户打着“特供”“专供”名义，利用微信销售涉嫌假冒茅台酒。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根据线索，查获了一批带有“飞天茅台”标识的白酒。“该批‘茅台’酒瓶采用木质礼盒包装，盒身印有‘××接待用酒’以及带有‘八一’字样的红色五角星图案，瓶身还印有茅台特有的注册商标飞天图案。经茅台集团工作人员现场鉴定，这批酒属于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假冒商品。”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告诉记者，现场共有400瓶假冒茅台酒，涉案款额达60万元。目前，该案已通过“两法行刑衔接”程序，移送至公安机关。

针对网络“特供”“专供”违法行为愈发复杂和隐蔽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建立国家网络交易监管平台，进一步加强监管执法力度，选取具有代表性、影响较恶劣的典型案例向社会公布，持续震慑违规违法行为。

“我们对此次专项行动全程跟进监督，推动形成监管执法行刑衔接典型案例，为督促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提升网络交易监测监管能力和水平，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氛围提供了有力抓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市场监管总局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人说。（侯颗）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题：谈35岁焦虑，我们在担忧什么？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舒静

高层变动令38岁的互联网公司职员Tony不得不离职。在求职的两个月里，他几次遭拒终于发现：社会热议的“35岁”门槛，隐形而坚硬地矗立着。

据统计，目前至少有2亿人口正处于35岁前后。如果他们真的焦虑，对于整个社会将意味着什么？

职场“年龄红线”真的存在吗？

“开始我没在意，但10个有意向的岗位里，有大概3到5个被猎头反馈说‘年龄不行’。有公司HR态度很直接，‘我们不需要这么资深的人’。后来我就直接问猎头卡不卡年龄，卡的话就不聊了。”

与Tony有同感的人不在少数。智联招聘的一项调查显示：80.1%的中高龄求职者认为，找工作最大的困难是年龄限制。

一位互联网业内人士说，企业大都不会公开对年龄设限，但“35岁以上的简历根本不会看”。这并非仅针对基层员工，部分公司的管理岗甚至也要求低于35岁。

智联招聘2019年数据显示，明确要求求职者35岁以下的岗位比例，与两年前相比上涨2个百分点，35岁职场人面临的境遇或将更难。


疫情以来，更多35岁以上求职者感受到了冲击。一份《中高龄求职者就业问题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2月至9月，在智联平台投递简历的35岁及以上求职者同比增长14.9%。中高龄求职者投递简历总次数比去年同期增长4.3%，远高于35岁以下求职者同期增速。










4月24日，在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精英天下”中高级人才招聘会上，应聘者在查看企业名录。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人员年轻化的特点在互联网行业尤为突出。

Tony2010年进入互联网行业时，公司员工大都在25岁至28岁之间。十几年过去了，目前行业主力依然是24岁至28岁的人。他回忆，2017年，公司游戏中心有70多人，34岁以上的大概有两三人，主要集中于研发。目前，周围200多名员工中没有一个比他“老”。

在一家互联网医药公司的简妮说，公司35岁以上员工约占20%至30%。在某游戏公司，35岁以上人群占四分之一以下。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老板说，公司管理层大都在30岁至35岁之间，一线员工中“90后”居多。

3月30日，脉脉发布的《互联网人才流动报告2020》显示，19家互联网头部企业的人才平均年龄为29.6岁。其中字节跳动和拼多多的人才平均年龄仅为27岁。19家公司中员工平均年龄最高的是滴滴出行，为33岁。

35岁以上的人都去哪儿了？Tony发现，有些转去传统行业，有人创业或选择自由职业，有人做微商，还有人在专职炒股。

一家知名互联网企业的员工说：“在互联网行业，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未来。昨天一旦过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35岁焦虑从何而来？

对于很多中产阶级来说，35岁的危机感不仅来源于求职“天花板”，更有“上不去下不来”的发展困境和“上有老下有小”的生存压力。

“危险”，简妮用这个词形容35岁前没升到管理层，一直做“大头兵”的人。她说，这样的职场人可替代性强、易被辞退；同时因精力不足、技能老化，往往跳槽也很难。

知乎大V、职业生涯规划师陈思炜说，在晋升方面，极少有企业会设定严格的年龄门槛，但对于未能在30岁以上获得足够晋升的员工，会通过各种形式变相降薪或淘汰裁员。

IT行业里也流传着这样的说法：34岁之前要晋升到中级，45岁之前晋升到高管，否则强制退休会成为惯例。“35岁以上留下来的基本都在管理层，但比例约为10:1至20:1，还是少数。”一位互联网人士说。

被负面定性，成为焦虑的一大来源。“35岁前一直未能晋升，一定说明职业能力存在某些问题。”一家互联网企业的HR副总裁直言。“35岁前还做不出什么成绩，会被定义为事业上不太成功。”在香港某猎头公司任职总监的Christy也说。

“长江后浪推前浪”进一步加剧了压力。“一茬一茬毕业生接踵而来，技术更新、更能加班吃苦、也更便宜。”简妮说。

“35岁后体能、精神大不如前，连续几年都没有晋升过，看着后边的年轻人不断被提拔，心里很着急。”某国有企业员工小A说。

不少人认为，互联网技术迭代快，企业年轻化有合理性。“毕竟这是个主要服务于年轻人的行业，尤其是内容消费方面，年纪大会有代沟。”一位互联网从业者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卓贤也认为，不少企业对新技术的需求和传统知识体系间存在断层，35岁群体学习成本也相应较高。

“互联网行业工作强度大，对体力要求高。”Christy说。对此Tony也感同身受：连续一两周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一周上6天，考验的是体力。

此外，35岁职场人的家庭负担明显加重。

在小A看来，35岁焦虑“是工作生活、内外一起作用的结果”。就在接受采访的同时，她正一边写文件，一边打电话指挥阿姨带老二打疫苗，跟老大的老师沟通情况，还要给小时工指挥做家务。“一天就24个小时，精力有限，各种家务也导致自我提升时间减少，应对工作更吃力。”

《中高龄求职者就业问题研究报告》显示，子女教育支出、日常生活基本支出与偿还房贷被列为中高龄求职者的主要负担。

“说实话，35岁后经济状况好了很多，但反而更焦虑：在单位怕被淘汰，在家支出变大，挣得多花得更多。”另一位职场妈妈坦言。


陈思炜用“三条线”来解释这种焦虑。蓝线代表职业发展速度；绿线代表体力/脑力/活力；橙线代表家庭事务/责任。“大部分人进入职场后遭遇的趋势是：蓝线向下，绿线向下，橙线向上。三线汇聚的时刻，便是职场危机的到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警惕收割“青春红利”不利于社会长远发展

一方面是人的寿命不断提高，一方面是职业生命在被压缩。

伦敦商学院教授琳达·格拉顿在《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中提出，未来人类将迎来百岁人生的长寿年代，传统生产方式、教育、生活和工作模式都会发生变化。

日本也针对“人生百年时代”成立相应部门，旨在探寻使每个年龄层次的人都能健康、充满活力地生活与工作的发展战略。

一些人开始反思，制造35岁焦虑是否是收割“青春红利”的行为？是否有利于个人、企业乃至社会的长远发展？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提出，取消公务员报考的35岁门槛。她也注意到，随着疫情的发展，许多企业相应减员，正在盛年的从业人员二次就业时，又受35岁门槛限制，导致就业困难。

智联招聘报告显示，在2020年3月已离职的35岁及以上求职群体中，到9月份仍有62.9%继续在智联平台投递简历，失业时间已超半年。失业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是收入。调查显示，有近半数中高龄求职者由中高收入群体降入中低收入群体。

“一个人的失业，影响的是一个家庭。这一人为设置的门槛也会给个人观念和就业市场环境带来更深远的影响。”蒋胜男担忧。

在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看来，从企业角度看，如果“年龄歧视”文化严重，将打击员工积极性。如果始终要用年轻人来替换经验丰富的职场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产品可替代性高，不具有核心竞争力。

“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及老龄化趋势下，年轻劳动力日渐减少不可避免，35岁危机实际折射了用人理念的误区，企业可能会错失一些人才，也不利于人才长期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这样的用人导向与我国当下的就业结构相悖。”李强说。

此外，有专家认为，给人的职业生涯划定时间线，是一种固化设计。人被简化成数据指标，用业绩、KPI等数据来评价，满足社会的要求。当企业和社会更多演变为流水线，呈现出机器属性，要警惕人被更多视作“高级零件”。

卓贤建议，应进一步完善立法，避免就业市场把年龄作为“一票否决”的门槛，确保劳动力实现充分自由流动。

此外，卓贤认为，除年龄歧视的“软门槛”外，35岁以上人群更面临技能和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硬门槛”，即其专业背景及知识更新能力与企业新增岗位需求的结构性不匹配。

“当前的职业教育更多针对未成年人，培训项目不足；而德国的职业教育60%针对成年人或中高龄就业者，有助于知识技能更新和人力资本提升。”卓贤建议，以企业用工和技能岗位需求为导向，企业、教育部门、职业中介体系相结合，完善职业和终身教育，共同开辟人力资本提升通道。









2020年12月17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综合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飞机维修专业教师在给学生上课（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同时，也有人认为无需过度渲染“35岁危机”。“人到中年，本来就会面临更多复杂的需求和问题。”职场博主“职小跳”说。

35岁后选择创业的小王已获得几轮融资。“年龄不应是桎梏，年轻的时候多积累，尽量成为专精领域专家，35岁的职场人可以有更多元的选择。”她说。

刚刚走过35岁门槛的Zoe也说，自己从焦虑到不焦虑的转变，缘于更多的接纳、学习和微行动。“就算没爬上金字塔，也可以给自己搭建一座金字塔。”